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历史的深度追问，有关集体记忆的有效反思，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却开始呈现出式微的状态。尤其是70后和80后出生的作家群，在面对集体记忆、面对历史与个人关系时，很多人都缺乏积极介入的姿态，缺乏深度反思的能力，对个体和当下的迷恋，以及话语的撒娇、放纵和调情，成为越来越突出的文学镜像。这里面固然有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影响，有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有大众文化对个体放纵、感官享受等精神趣味的推崇，但是，摒弃记忆，崇尚遗忘，追求现场化、快餐化、时尚化的感官消费和市场利益，仍是其核心因素。⁽¹⁾

这是洪治纲教授在论及“文学与记忆”关系时，一段有深度的评论。他批判性地指出“70后”和“80后”出生的作家对集体记忆缺乏积极介入的姿态，多是崇尚遗忘；无独有偶，文学评论家王干曾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潮流时，对“都市宠儿型”作家群体精神特征进行如下整体性描述：

以卫慧、棉棉、魏微等一批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为代表。……但一概被称为“美女作家”，而且心态是宠儿（宝贝）心态，她们是都市里新人类的代言人，……甜蜜得没有记忆的一代，她们很少去回忆（因为过去好回忆），……她们以时尚的面目、另类的装扮让90年代的文学一下子失重。⁽²⁾

王干强调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美女作家”是“没有记忆的一代”，接着他在评价卫慧的创作时讲道：

她着重写她在城市的伤痛和焦虑，而种种焦虑不像陈染、林白那样富有苦难的记忆，她的焦虑都是当下的、非意识形态的甚至是身体的。没有记忆的写作，是70年代人带给文坛新的困惑。⁽³⁾

“摒弃记忆，崇尚遗忘”，“没有记忆”，只关注和凝视当下，甚至仅仅是身体，这正是“70后”作家或“美女作家”的软肋，洪治纲和王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此类作品的虚空所在，文学的失重在此得到了明证。事实上，从“美女作家”文本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主人公对自我私人空间的严重迷恋，她们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厚重的记忆。正如魏微在《薛家巷》中描述薛家巷的居民时所说的：

对于从前，他们没有记忆，也不愿意记忆。……从这阴冷的、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⁴⁾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仅仅以此来断定“美女作家”创作时就没有记忆吗？如果说没有记忆，那最多是从文本中人物自身对人类时间即历史的遗忘、对当下现实的疯狂索取和对未来不计后果的透支几个方面还说得通。但就“美女作家”本身而言，她们在写小说过程中或结稿后，事实上可能已经从以往占有的资源中汲取了营养，而把自己经历过的“事实”展现出来了，可以说这里“记忆”依然存在，这怎么能说她们是“没有记忆的一代”呢？另外，姑且不谈作家创作行为发生的本身，就从历史角度而言，“美女作家”的记忆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即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有着她们自身的“历史”记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女作家”的记忆不是空中楼阁，相反其存在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为什么这种“记忆”会遭到评论家们的一致批判呢？这种记忆的特质是什么？它对当今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评论家们潜意识中理想的“记忆”又具有什么特质？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二、两种记忆的“博弈”

回答以上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记忆”？从洪治纲和王干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心目中文学的“记忆”应该是负载着“苦难”的沉重和对人类历史的关注以及对“他者”的关怀，而不是如“美女作家”展现的，仅仅是对“身体”轻率地挖掘和对城市缤纷的迷恋。可见，洪治纲和王干以深沉的怀旧情绪在回望他们心目中的美好记忆，并以评论家的严肃姿态呼唤真正厚重的文学记忆的回归。这种记忆承载着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公共性思虑，并以其严肃的审美理想引导着整个社会前行的方向。所以，这样的记忆是以普适性的永恒价值彰显出主流文学历久弥新的魅力，并很可能成就一部部经典。在此，笔者把这种记忆定义为“积淀性记忆”。

当然，当我们说“美女作家”仍然有记忆存在时，是把“美女作家”放置在一个大的语境中考察其“记忆”特性的。“美女作家”们大多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价值观、创作观基本定型并成熟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90年代，又深度浸染于复杂多元的世俗生态。关键是当下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推进虽然表明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多样，但是对物质的片面强调却会使人性极度异化，正如《像卫慧那样疯狂》中描述“另类”群体所秉持的生存哲学：

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⁵⁾

如此一来，市场的欲望诱惑，艺术家的主体性失落，就会导致趣味低级的媚俗之作诞生。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是后现代思潮风靡的全球化时代，人们抛弃了对文学深度探寻的韧性，一切似乎在“重估”的大旗下颠覆了曾经的宏大与崇高，从而走向了极具个人化的狭窄空间，对过去与传统慢慢淡忘了，仅仅关注着“现在时”，人们的记忆力出现了群体性衰弱。所以，在欲望浓厚、消费盛行、后现代思潮流行的语境中滋养出来的“美女作家”的记忆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异质性，即“记忆”显得是那么“轻”“浅”“尖”，有时胭脂气十足，并且具有明显的极端“个人化”趋势。这样的记忆失去了惯常意义上的“严肃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女作家”是“没有记忆的一代”，至少那样的记忆已失去了历史性的和公共性的底色。事实上，这种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具有明显消费欲望特征的记忆，也可以在中国辉煌的文学宝库，尤其是通俗类文学中找到其渊源和延续的基因。姑且不谈《金瓶梅》作为“性”欲望展示的大手笔，单纯从“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可以看到明显的都市欲望叙事，贾平凹的《废都》更是把对“欲望”的书写推向了一种“极端”，陈染和林白等的“私人化”小说也给我们呈现了诗意的个人隐私生活。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在呈现“糜烂”的生活图景中窥视到作家的无奈或困惑、焦虑或批判，但这恰恰是文学光谱中不可缺少的另外一维，是文学介入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作家“记忆”的另外一种呈现。只不过这样的欲望记忆往往以非主流的潜在方式呈现，但不管怎样仍然有其存在的历史“承继性”和逻辑“合理性”，且也会具有文学创作上有关欲望书写的传承性。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笔者认为“美女作家”的记忆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当然在如今转型时代，“美女作家”的记忆因其“尖锐”特质让那种平稳的传承曲线显得突兀了，突兀得让我们有点惶恐，继而无法接受，但我们不能依此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如果要把“美女作家”创作时呈现的这种缺乏公共集体意识、纯个人的精神现象称为“文学记忆”的话，笔者就把这种记忆命名为“消费性记忆”，即在市场消费语境下滋生出来的、仅关注纯私人空间的，并为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轻”而“浅”的记忆。

相对于“积淀性记忆”，“消费性记忆”遭到了更多的批判，但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以偏见的话语暴力对“消费性记忆”一味地“破”，也不能忽视了“消费性记忆”的客观存在。关键是我们要从这两种记忆中找到共同的特质，以此对文学本身进行反思。由此我们发现，两种记忆内部都有一股历史力量在起支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作品价值的高低正是以作家记忆中某种历史力量的彰显来评判的，所以探讨文学记忆的实质内涵就需要把握好“历史”这根绳。事实上，当我们呼唤或呵护“积淀性记忆”时，恰恰表明“积淀性记忆”的历史力量变得微弱了，相应地“消费性记忆”则以其历史含量的优势对“积淀性记忆”文学构成了威胁和挑战。此时，与那些曾经厚重的既有个人诗意情性又有对历史、对民族灵魂追寻和铸造的“积淀性记忆”相比，“消费性记忆”恰恰表征了记忆危机的存在。这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市场消费盛行所至，但归根结底则明证了文学家或作者生存的精神向度出现了危机。这样的危机带来的直接后果可能就是文学“失重了”，文学“困顿了”，艺术“终结”了。面对如此紧迫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反思和内省：当下的文学记忆怎么了？“积淀性记忆”文学消沉而“消费性记忆”文学僭越的内在逻辑在哪里？生成机制又是什么？最终，我们如何解决“消费性记忆”给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本书力图以“记忆”的视角来审视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关注当下文学状况，并在阐明“消费性记忆”的生成机制及特质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救赎已处于危机中的“消费性记忆”文学，进而从生存美学的层面上尝试对“积淀性记忆”进行理论的建构。

三、研究意义

本书的意义在于，立足当前现实语境，以中外有关“记忆”理论为参照，以当代文学作品为个案支撑，及时捕捉当代文学呈现“断裂性”记忆症候这一现象，探讨当前文学危机出现可能性的内在机制；同时，以“生存美学”为理论核心并贯穿始终，系统建构文学“记忆”的本质、媒介和功能，继而揭示出文学和记忆的关系及其蕴藏的思想观念、文化脉搏和社会气象。本书对于如何救赎文学、指导作家创作及增强群体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并能帮助我们清醒地审视当下文学的状况，理性地再创文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