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期禅匠与《华严经》

准确地说，禅有其本身的领域，以最便于其本身的方式发挥其功能；它一旦越出了这个领域，便丧失了它本有的色彩，乃至不再成为禅了。如果它企图以哲学的系统解释它的本身，它也就不再是纯朴的禅了；已被掺杂某种不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了—不论那种解释多么合理，一经解说，便被搞砸了。因此之故，禅师们一向虎视眈眈，不容许它与任何宗派的玄学混为一谈—不论那是佛教的、道教的，还是儒家的形而上学。纵然达摩曾将《四卷楞伽》传给二祖慧可，后者及其门人亦不肯为它去做任何性质的注疏或解说。虽然，六祖慧能似乎曾经依照他自己的见地说过《金刚经》。但他的后代子孙完全略而不谈，只管朝另一个方向开展他们的讲述和问答。不用说，他们经常引用各种经论，自由自在，毫无拘束，但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尽量避免陷入文字的葛藤窝中，以免使禅染上某种不伦不类的哲学色彩和观念。

虽然，禅匠们甚至早在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之前就引用《华严经》了，因为，据《楞伽师资记》所说，二祖慧可曾经广引该经的经文，借以证成他的“一遍法界”的观点，而与杜顺同代的四祖道信，亦曾从该经引过一节经文，说明“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的道理。但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禅师，都不想将禅的直观法门加以哲理的系统说明；他们只是引用一两句与他们的禅观互相调和的权威经文而已。因此之故，他们所引的东西并不限于《华严经》；他们只要发现可用的东西就拈来使用，不拘一格。譬如，《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楞伽经》《般若经》《法句经》等等，莫不有引例者。不过，就以《华严经》而言，引句所指，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局部，同时亦涉及遍布全经的整体思想。由此看来，禅师们自始就将此经视为支持禅悟经验的一部经典，其重要性可与《楞伽经》和《金刚经》不相上下。但因他们的着眼点在于高举该经的精神而非重视它的文字，故而也就没有极端到依照它的教学构合一套禅的哲学了。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免脱离事实而与观念为伍。因为，他们引用《华严经》：

“譬如贫穷人，昼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又，读者暂看，急须并却：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何异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故诸佛说，或说于不说；诸法实相中，无说无不说。解斯则举一千从。《法华经》云：“非实非虚，非如非异。①”

① 不妨顺便在此一提的是，禅者注释《华严经》，早于公元七世纪之初即有所著，据中文的“三藏目录”所载，殁于706年的神秀禅师，曾经著有《华严经》注疏三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