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
宋代金石学兴盛，宋人见到并留下记录的唐代石刻超过三千品，可惜没有人像洪适编《隶释》汇录汉碑文字那样汇录唐石文字，宋人得见的唐代石刻十之八九没有存留下来。唐石研究汇考在清后期到民国初年曾形成一个高潮，但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地转入上古先秦考古，传统金石学虽仍有所延传，但已不再居于中心位置。尽管二十世纪大规模基本建设和科学考古的展开，新发现的碑志石刻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远远超过了清人所见，但就系统研究的成绩来说，则还显得很不够。这一状况，近二十年间已有明显的转变。以下谨就所知，分三部分予以介绍。需要说明的是，石刻的出土时间千差万别，很难划出明确的时限，本文的介绍以最近二十年间新出土或新发表的为主，不少近代出土的碑石因近年发表始为世人所知，本文也略有所涉及。
一、近二十年唐代石刻的影印和整理
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代石刻的汇录，以端方《匋斋藏石记》（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本）、罗振玉编印《冢墓遗文》系列（均有罗氏自刊本）和张钫编《千唐志斋藏志》（仅以拓本流传）最为大宗，存录唐墓志两千多方。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相对来说缺乏有规模的建树，只有两种《长安城郊隋唐墓》可以一提。学者研究中要利用石刻文献，只能从几个大图书馆中翻检拓片，很不方便。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是旧辑、旧藏石刻拓本的集中汇印，先由文物出版社影印了张钫《千唐志斋藏志》，收唐志达一千二百多方；齐鲁书社又影印李根源《曲石精庐藏唐墓志》，篇幅不大，颇存精品，泉男生和王之涣二志尤受学者重视；稍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唐五代部分有二十多册，占全书约一半，收唐代各类石刻拓本超过三千种；台湾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从1985年开始出版，到1994年出齐十八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1种），采用拓本影印，附录文和考释，体例甚善。上述诸书所收，均为1949年前所出石刻，多有重出，但所据拓本不同，可以互校，毛汉光所录有几十方为他书所未见。另《石刻史料新编》一至三编的影印，将历代石学著作，包括方志中的石刻部分汇为一编，虽编辑略显粗糙，却是方便学人的无量功德之作。
1949年以后新出碑志的汇辑校录工作，到九十年代才得以系统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多达三十册，其中陕西四册大多为新出墓志，洛阳卷多达十五册，除收录了前述《千唐》《曲石》和罗录各书的拓本外，也包括了部分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出墓志，另外如山西、江苏、北京各册也颇多新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也包含了数量可观的新志，只是此书由于发行面较窄，不为一般学者所知。稍后的《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 1996年）则收录了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新见墓志，体例也更为严谨，录文和考释都颇见工力。张沛编次的《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汇聚了昭陵博物馆几十年来的工作业绩，包括了一大批唐初名臣懿戚的碑志，分量大大超过了罗振玉的《昭陵碑录》，只是该书的大碑拓本缩得太小，无法辨识，录文又未充分吸取以前学者的成绩，稍有缺憾。中国文物研究所与地方文物研究所合作编纂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出《河南》第一册（文物出版社， 1994年）和《陕西》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00年），此书按各省市、县为单元收录新出历代墓志，唐代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包括图版与录文、考释，说明出土时地，编次较为科学。此外，各种文物考古学杂志也发表了大量的唐墓发掘报告和唐石发现消息。一些稀见珍拓的发表和古籍稿本的影印，也提供了一批珍贵文献，前者如隆尧《光业寺碑》完拓的发表，为陈寅恪先生所未见，后者如上海图书馆藏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颇多清代稀见石刻的录文。
据石刻录文的著作，当首推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全书录墓志三千六百七十六方，既包括宋以来的各种传世墓志，也包含了1983年以前的各种公私藏拓和已发表的石刻录文。该书按照石刻原件录文，十分忠实，且附有很细致的人名索引，极便读者。近出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继承了前编的体例，续收墓志一千五百六十四件，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出土者。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七册（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存文约四千二百篇，几乎全取石刻，墓志约占十之九五，与上述周编颇多重复，但包含了数量可观的陕西新出石刻，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见石刻也作了很认真的校录，值得重视。唯此书体例，系取《全唐文》未收者，但随得随刊，编次无序，既不循《全唐文》旧例，又不存石刻原貌，不说明录文来源，各册自成单元，利用颇不便。近出的《全唐文新编》，主要是将《全唐文》与上述三书拼合而成，新品不多。不久可出版的拙辑《全唐文补编》，主要致力于传世典籍中唐文的采辑，石刻仅录四部典籍、佛道二藏和地方性文献中所保存的，也有一定数量。
二、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
今人利用传世石刻和新出碑志，在唐代文史研究的许多领域作出了非常杰出的研究，其范围可涉及唐代政治、社会、军事、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语言等方面，是我所没有能力作全面介绍的。以下仅就我所了解且与新出石刻有较大关系的几个方面，略作评述。
A．补订史传
这是宋、清两代学者讲得很多的话题，新出石刻以墓志和神道碑两部分最为丰富，有不少名宦碑志，可补订史传的记载极其丰富，有关碑志出土的发掘报告和研究考释，也大多从这方面着眼，在此可以不必多谈。仅举两例。《昭陵碑石》收碑志，比《昭陵碑录》多出周护、李孟常、吴黑闼和李承乾四种存文较完好的碑，另多出近四十种新出墓志，其中包括太宗的乳母、贵妃、子女十多人，陪葬名臣近二十人，还有妻从夫葬、子孙随葬的墓志十多种，都是罗振玉不及见到的，可补充史实处甚多。已出两《唐书》有传人物的碑志，已超过一百多种，其中近年新出的即有李密、杨恭仁、窦诞、唐俭、程知节、李
、李谨行、薛元超、韦承庆、倪若水、李畅、赵冬曦、元德秀、韦济、马炫、吕渭、孙简、柏元封、契苾通、白敏中、杨汉公等人墓志。应该指出的是，前人虽然讲了很多以石证史的话题，但所作研究都是就石刻本身提出的，至今未有人对两《唐书》哪些部分已为石刻证明有误作出总结。
B．文学研究
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学派，试图从唐文学的基本文献建设入手，试图弄清唐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全部真相，从作家生平交游、作品收集辨析、著作真伪流传，乃至所涉事件始末，皆求梳理清楚，再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诗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涉及大量著名或不太著名的人物，重要或不太重要的事件，众所周知或不太为人所知的制度习俗，写下有名或不太有名的作品，要将这些全部弄清，仅凭几种最重要的史书传记，显然很不够。传统的唐诗研究，多信用史传笔记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所载诗人逸事，近年的研究，则深受陈寅恪、岑仲勉治史方法的影响，追求广泛、全面地占有文献，考订中注意史料的主次源流，强调作者本人作品最为可信，史书、方志、石刻、缙绅录中的记载，常比诗话、笔记的记载更为可靠。其中利用得最充分、最有资于理清事实真相的，当首推碑志石刻。碑志石刻虽为特殊原因而作，且普遍有颂谀虚饰的倾向，但其提供了某一特殊事件或人物的详尽原始记录，只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其可信度显然高出许多源出传闻或多次转写的存世文献。新出碑志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仅墓志一体可补《全唐文》的就不下四千篇，其中包括了近千名知名和不知名作者的文章，有许多著名诗人文士，以前没有文章留存，当然会引起学者的莫大兴趣。仅有诗篇传世的作者本人的墓志，即已超过五十多篇，而大量碑志中所提供的可资考证作者世系、生平、交游和作品系年的线索，更是所在多有，值得学者作仔细的推求。八十年代初郁贤皓用北京图书馆藏石刻考证李白生平，周勋初用《千唐志斋藏石》和《芒洛冢墓遗文》所收高偘后人墓志，弄清了高适的家室世系，都是很突出的例证。以后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基本弄清了全部唐五代文学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年代，于各类石刻文献的利用极其充分。新见石刻使许多传闻和疑案得以廓清。早的如旗亭听诗的故事，因王之涣墓志的发现而可以判定为伪事；新近在陕西长安韦曲先后发现了著名诗人卢纶父母、其弟卢绶夫妇四方墓志，其中其母韦氏墓志由其父卢之翰撰书，其父墓志则由卢纶本人撰写，最近二十年争议较多的卢纶生平家世情况，大多已可作结论，四方墓志记及的卢纶世系、外家、交往及仕历情况，也有资于对其作品的深入读解。
C．姓氏录、职官录、登科录的补订
以上三类著作的笺注和编纂，因涉及大量极具体的人事史实，石刻文献历来很受重视。唐代缙绅谱系，以《元和姓纂》最重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补充前书裴、李、王、张、崔、卢、薛、郑、杨等主干部分已失传的大姓谱系，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可作少量补充，李唐宗室世系则仅《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一份谱录。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是近代史学名作，其凭记忆对唐代人事的详密稽考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工具书，但其对石刻的利用仅截止于四十年代中期，新整理本仅梳理误失，并未作新的补订。赵超集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用石刻则截止于八十年代中期，许多新材料仍未用到。《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则至今未有人着手笺证，李氏先世十五房和宗室四十一房至今还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引隆平（今河北隆尧）《光业寺碑》推测李唐当出赵郡李氏，但所据史语所藏拓和《畿辅通志》存文残缺颇甚，故仅引录数语。近年《文物》据当地善拓及方志所引，发表了近三千字的全碑，知陈引仅为仪凤中上尊号的一节，碑述贞观至开元间公私奉陵事实极详，最可注意。唐代职官录，现已形成系列，劳格、赵钺的《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太早，且罗列而别择不精，可补充的很多，岑仲勉对前书的补订远还不够充分。岑氏的翰林二考，相对较为严密，新出石刻偶有可补，数量很有限。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所考人物均极重要，已初备规模，唯当时得见的石刻尚未充分援用，新出部分可作补订的就更多了。郁贤皓《唐刺史考》在续作大量补订后，已出新版的《唐刺史考全编》，重视新出石刻的搜罗引用是其特色。他的《唐九卿考》不久可完成，另张忱石多年前已着手作右司郎官、中书舍人的稽考，至今尚未完成。徐松《登科记考》和《唐两京城坊考》二书，近年据新出石刻订补的论文和著作非常多，颇多重复，前书科举应试者和及第者在名实的甄别上看法还很不统一，误补的例子很多，后者则将新出碑志中所见坊里名一律抄录补出，不区分主次，与徐书原例已有很大不同。
D．宦官政治研究
唐代宦官干政专政，是唐史学者研究很多的课题。有关的记载虽多，出于宦官叙述或代为宦官叙述的，并不太多，石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唐前期宦官神道碑，旧传只有昭陵的张阿难碑，五十年代在陕西长安出土的李愍碑、八十年代在泰陵出土的高力士碑，补充了这一不足。高力士在玄宗朝最得宠信，是宦官干政风气变化的关键人物，其墓志近年也已面世，均值得重视。西安十多年前发现的《唐重修内侍省碑》，详细记录了昭宗乾宁三年（896）至光化二年（899）内侍省在经历战乱后重新大修的情况，其中提到内侍省的衙署设置云：“内则内园、客省、尚食、飞龙、弓箭、染房、武德留后、大盈、琼林、如京、营幕等司，并命妇院、高品、内养两院；外则太仓庄宅、左右三军、威远、教坊、鸿胪、牛羊等司，并国计库、司天台。”无疑是非常珍贵的记录，已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
今能见到的宦官及其家人墓志，初步统计有八十七方，其中清代得见的仅十二方，其他均为近代以来新出，近五十年出土者超过五十方。从时代分期来说，玄宗以前的仅见四方；玄肃时期得见十三方，以杨思勖、高力士二人最为知名；代宗至敬宗时期六十多年，存十七方，以德宗时的护军中尉杨志廉和宪宗时的内侍知省事李辅光最重要；文宗到昭宗中期，约七十多年，存志达五十二方，包括了担任各种职务的内官，其中有监军十多人，护军中尉刘弘规、梁守谦等，内枢密使吴承泌等；五代仅见张居翰一方，为后唐的重臣，情况较特殊。后期的宦官及其家人墓志，多属大志，多请名家撰文和书丹，刻石华丽，显示出宦官的富有和权势。
此外，为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将佐墓志，近年新见者也已超过二十方，时代主要集中在德宗后期至懿宗中期的七十年间，对研究神策军的建置和权势，以及宦官对其的控制非常珍贵。其中最大的一方是穆宗至文宗时掌左神策军的何文哲墓志，志文长达三千多字，所涉宦官废立内幕极可玩味。
E．河北三镇研究
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三镇，在中晚唐政治上处于相对隔绝和独立的状态，陈寅恪指出失意文士常去河北以寻求发展，史籍中保存的河北三镇的本身文件并不太多。清代学者对河北石刻的整理卓有建树，沈涛《常山贞石志》尤有名。近代以来河北出土石刻有重要价值的，当然首推房山石经，从已影印的《房山石经》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两书中，不仅可资了解当时幽州一带佛教兴盛的状况，也保留了历任节帅及其文武下属和士商民众崇佛刻经的原委，题名中有关民间结社情况的记录，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其次是《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的河北、北京两卷，所收以中晚唐墓志为多，包括各层次文武官员的生平任职经历。仅从拓片的形制来说，这两卷墓志的周遭纹饰，志文书写多用行楷，都可明显看出和中原不同的文化取向。这些墓志中的记录，对考察河北三镇的施政方式和官员构成，都很有意义。河北卷所收1973年在大名出土的咸通间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长宽均近二米，是唐志中十分罕见的大石。同年在正定出土的大中间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的墓志，稍小，也达长宽各一百五十多厘米。其实，昭陵所出唐初妃王将相墓志中最大的一方，也不超过长宽一百二十厘米，大中间宰相白敏中的墓志也仅九十八厘米见方，河北节帅的跋扈，于此可见一斑。前年在正定出土的巨大残碑，曾被称为当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最大的一块虽尚不及全碑的五分之一，但已大到高二百一十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厚九十厘米，其规模可以想见。此碑应即《册府元龟》卷八百二十所载后晋天福二年（937）安重荣任成德节度使期间，晋高祖敕准建立的由太子宾客任赞撰文的《安重荣德政碑》，几年后安重荣谋反被杀，碑也遭砸碎。
顺便提出，旧传石刻而不甚为学者注意的，可以举到影天一阁藏明《大名府志》所存公乘亿撰《罗让碑》，长达三千多字。罗让是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的父亲，此碑关于其本人生平的记载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详细记载了昭宗文德间魏博军乱，乐彦祯父子被杀，罗绍威乘乱控制军镇的过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和《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所收曲阳文庙和王子寺石刻，也保留了唐、梁之间镇定王氏父子的为政记录。
F．五代十国史研究
五代十国石刻，近年出土颇多，仅以两《五代史》有传人物来说，就有李克用、王处直、谢彦璋、戴思远、张居翰、张文宝、李德休、安重荣、孙汉韶、张虔钊、苏逢吉、梁汉颙、李重俊、冯晖、王审知等人碑志已发表，加上早年出土的孔谦、毛璋、西方邺、王廷胤、宋彦筠、赵凤、王守恩、孙汉筠等人墓志，清代已传的王镕、葛从周、冯行袭、李存进、王建立、罗周敬、相里金、史匡翰、景范、王仁裕及吴越三主碑志，五代重要人物的碑志已有近四十种，只是清代以来曾有记录的刘
、张承业、李克让等碑至今下落不明。
李克用墓志的出土对五代史研究意义极其重大。由著名诗人兼李氏父子主要辅弼卢汝弼撰文的该志，写于李克用去世后不久，最能反映当时李氏政权的实际情况。志中可资研究的线索极其丰富，不能备举，就大端说，克用先世作四代祖益度、曾祖思葛，与史不同，祖执仪，史均作执宜；其家室，作长刘氏，少陈氏，皆无子，次则为庄宗母曹室，叙述也很特别；其子嗣，则称义儿李嗣昭为“嗣王之兄”, “王之元子”，足能反映掌握昭义军权的李嗣昭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志中没有提到克用早年战死的长子落落，但列庄宗的亲弟达二十三人之多，远远超出两《五代史》的记载，且姓名次第与史书能合榫的很少。
其他五代碑志，较有价值的可举出下面几方：王处直镇定州多年、墓志对其反覆于梁唐间有所讳避，但称王郁为其长子，称王都为楚国夫人卜氏所生次子，与史籍称其为养子记载不同；张居翰是后唐著名宦官，墓志叙其天祐初出使燕王刘仁恭始末甚详，为史籍所不备；孔谦长期为庄宗的理财大臣，明宗即位后将其处死，萧希甫所撰墓志，在其未获昭雪的情况下出于激愤而作，全出直叙，不作文饰，在唐志中极其罕见，所述梁唐长期争战时期孔谦对唐军后勤供给的巨大贡献，尤堪重视；冯晖在五代后期任灵武节度使十四年，死后由其子继任直到宋初，其墓志对研究其间的朔方史事极为重要，已有人据以考证冯晖身后诸子的争夺，虽仅属推测，确值得深究。顺便还想提到《千唐志斋藏志》中的一方不太为人重视的宋铎墓志，志主仅是后梁的一名中层军将，但所附其《历任记》则记录极详细，对研究后梁军制极有用。
十国的考古发现，先前以前蜀王建永陵和南唐二主陵最为世人关注，近年则以孟知祥和陵与王审知夫妇墓志的发现最为重要。和陵发掘已完成，只是材料尚未全部发表，已发表的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墓志不仅可确定其为庄宗长姊，解决了五代史书中争议较多的一件悬案，对了解后唐政治史和后蜀开国史也很重要。孙汉韶、张虔钊都是后蜀的重要将领，已出墓志对三人平生事迹和任职经历记载极详。前蜀新出墓志以王宗偘和晋晖两志较重要。王审知及其妻任氏墓志均为闽中著名诗人翁承赞所撰，审知志中叙其兄弟三人经营闽政始末，多可补史，所叙审知十二子的次第，对了解王氏家室情况，特别是其身后诸子相残乱闽的原委尤为重要。此外，出自另一有名文士郑昌士手笔的闽嗣王王延翰妃刘华墓志，也提供了闽与南汉联姻的重要线索。
三、唐代石刻研究的展望
石刻文献数量巨大，覆盖面很宽，多涉重要史实，虽都为特定事缘或人物而作，难免有较多的讳饰和虚夸，而这一特点，正可与传世典籍互为参证，有资历史真相的了解。已有学者断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石刻研究有可能成为唐研究的新热点，我颇为赞同。如果要谈今后唐代石刻研究的走向，我认为应取传统之长，具现代眼光，从基本文献建设入手，开拓研究新局面。
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到清末达到鼎盛时期，虽然在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有许多局限，但基本规范和研究方向在现在看来还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比方清人已开始要求石刻录文应完整准确地反映原石的面貌，保留字形，注明行款，并逐种予以考证，与史册参证，说明其文献价值，又凡前人已有研究题跋者，尽量吸取，不没前人功绩，这在今人和今后的研究中，也仍然值得效仿承继。
已出版的唐代石刻影印本和校录本，已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者研究的需求，但就石刻文本研究校录方面来说，仍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应引起学者的重视。新出土墓志的校录，因原石保存完好，拓本清晰，校录主要在文字的辨识，较易做好。稍早些出土的墓志，就稍复杂一些。比如《千唐志斋藏志》，当年张氏分拓若干本分售于公私各馆，同时所拓各本就有相当差异，将文物版《千唐志斋藏志》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所收拓本逐一比对，就不难发现许多此缺彼存的情况。据郭玉堂所录的千唐藏石目录，有一些作者、书者的记载是今传本所看不到的，原因在于传拓本或周边缺拓，或拓录有精粗之分，也有因原石入壁而造成的人为覆盖。就现能见到的《唐代墓志汇编》正续集、《全唐文补遗》和毛汉光书的录文来说，都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足以信从，其中毛汉光将拓本与录文并列，最便读者。但诸书大多仅据一种拓本录文，在原石文字有残缺或不易辨识时，径以空框来标识，似不及罗振玉编《冢墓遗文》和《昭陵碑录》时残缺字和不识字均照原形摹出的稳妥。碑刻的校录就比墓志复杂得多。《昭陵碑石》可能是近年唐碑校录方面做得很好的一本书，但对前代的拓本和校录本未充分利用，仍留下很大的缺憾。以《姜遐碑》为例，此碑在明中期断折，上半截埋入土中，明清人仅得见下半截，拓本和录文极多，差别很大，罗振玉《昭陵碑录》的前后两本因所得拓本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早于罗氏的各家录文在总体上说不如罗本，但部分文字有比罗本佳胜处，比方《全唐文》，昭陵诸碑录文多数很差，有几种稍特别，《姜遐碑》是其一。埋入土中的上截碑七十年代出土，存字较完好，但较早在《考古与文物》上发表的孙迟录文和《昭陵碑石》张沛录文，下半碑录文均远未臻善。如果与敦煌遗书的校录作一比较的话，多数墓志的校录比较简单，辨识也不太难，但一批最有价值的大碑的辨识和校录，则比敦煌遗书要复杂得多。在原石漫漶、拓本多歧、校录纷乱的情况下，像昭陵诸碑要求写定使学界满意的文本，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只能做到相对较好。
其次，石刻文本太多，前人宝重古物，不加区别，一律全录，堆砌罗列，常使学者如入十里雾中，取舍为难。宋人编《琬琰集》、清人编《碑传集》，选取最重要人物的碑志以成编，最便学者采用。前述真正值得汇聚众拓、精校成编的，主要也仅限于一批名臣或有特殊研究价值的碑石。就此来说，编一部精心校勘的《唐五代碑传集》，还是现实而有意义的。
从宋代欧、赵开始，石刻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个案研究，逐篇题跋，《金石萃编》开始汇聚题跋，较便学者。二十世纪出土唐碑刻太多，个案研究是相对滞后的。毛汉光的考释基本皆限于上半世纪的出品，新志仅《昭陵碑石》《洛阳新获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等有逐篇考释，至今未有研究考释的仍占绝大部分。几种大型影印本仅有简单的交待，且有许多缺漏和失误。这一类型工作，仍希望有人来做。对已有分散的考释，也应作必要的汇编。同时，对出土石刻的出土时地，也应作系统的记录和说明。近年由各地文物考古部门发掘和征集的碑石，这方面做得较仔细，但近代由碑帖商贾传售的石本，近几十年因盗墓和文物走私而传出来的石刻，要完全弄清来源就非常困难。数年前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在台北古玩店中发现《兔园策府》作者杜嗣先的墓志，就是很突出的例子。
石刻著作和题跋的工具书，在容媛和杨殿珣以后，仅有各种馆藏和地方的编录。北京大学已着手编撰唐代墓志目录，按年代为序记载各志在各书中拓本影印和校录考释的情况。笔者在十多年前作唐文补录时，作有《唐文待访目》一稿，记录历史上曾有记载而后无文字留存的篇目，总数达数千篇，主要是宋至清末出土的未传石刻。当然仅此还很不够。今后若有条件，应对宋以来石刻研究的各类专著作详密的索引，可包括出土时地、形制、撰书者、原文全文检索及各款石刻的研究史。
由于石刻拓本和录文的大量汇录出版，石刻文献的利用对一般学者来说已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相信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系统宏通地把握石刻文献，将可以作出许多杰出的研究。从文学来说，唐人对碑版文的写作是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但今人似还很少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此作系统深入的阐释。碑志的出土数量大，分布于各时期，出土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经过人为的选择，其中最能看出唐代各时期文风的实际情况。碑志是丧葬文化的产物，其中包含了大量社会民俗、道德信仰、宗法礼仪、婚姻继承、族聚迁徙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值得作多层面的探讨。碑志所记载的唐代人事关系和科举、历官、从业、年寿方面的内容，也因其文体的特殊性而包含了大量正史中所难以备载的珍贵记录，为从事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饶的宝藏。比方唐代各大家族的谱系，已可利用石刻和《元和姓纂》等书，作新的全面的勾稽；唐五代职官的研究，也可从石刻中发现大量正史职官志缺载或误记的内容。
2002年4月11日于沪寓
（2002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唐史研究新概念学术会议论文。收入《敬畏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