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准备

第1章 名门望族
（1874年11月—1895年1月）

人们常说，但凡名人，童年往往是不幸的。对于一个孩童来说，环境的压迫，苦难的磨砺，讥讽与奚落的鞭挞，恰恰可以唤醒他身上的坚毅果敢与超凡天赋。没有这些，伟大的行动便无从谈起。

——丘吉尔：《马尔伯勒传》

一半是英国贵族，一半是美国赌徒。

——哈罗德·麦克米伦谈丘吉尔

1874年11月30日，星期一，凌晨1点半，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在一楼一间离正门最近的卧室里，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出生了。无论是这个孩子的出生，还是他母亲的分娩，都曾令人担心忧虑。先说这个婴儿，他至少早产了6周；而他的母亲，美丽的美国社交名媛珍妮·杰罗姆，则在几天前摔了一跤。在分娩的前一天，他的母亲还在马车上被狠狠颠了一下，她的阵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孩子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第七代马尔伯勒公爵的小儿子，很快就开始这样描述自己的孩子了：他“漂亮得出奇”，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头发的颜色也很深，非常健康”。（孩子的头发很快就变成了草莓金色。而从他5岁起，人们在宫殿那间曾经的产房里看到的，就是他那一头浓密的红发了。）

“温斯顿”这个名字纪念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丘吉尔的先祖，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他曾在英国内战中效忠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另一个是伦道夫勋爵的哥哥，他在4岁时就夭折了。“伦纳德”这个名字纪念的是孩子的外祖父。他是一位敢于冒险的美国金融家，同时也是一位铁路实业家。而“斯宾塞”这个名字，则从1817年起，就与丘吉尔家族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他们与富有的斯宾塞家族联姻的结果。斯宾塞家族是北安普敦郡阿尔索普的望族，当时就已经拥有桑德兰伯爵的爵位，后来成为斯宾塞家族世袭爵位。对于自己的斯宾塞先祖，丘吉尔感到非常骄傲，我们从他的签名“温斯顿·S.丘吉尔”上就能看出这一点。1942年时，丘吉尔曾经对一位美国工会会员说，他真正的名字当然就是斯宾塞-丘吉尔，比如他去参见国王时，宫廷通报中他的名字就是这样的。

孩子父亲这边的先祖之一，正是布莱尼姆宫的主人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布莱尼姆宫被誉为英国的凡尔赛宫，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纪念馆”。作为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参加了170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布莱尼姆宫的命名，就是纪念他所打的胜仗中最具荣光的那一场。宫殿的结构、挂毯、半身像、绘画和家具之恢宏，都在纪念着这场胜利。这一仗让法国的路易十四梦想破灭，欧洲也因此没有形成超级大国统治的局面，英国得救了。对于这一点，年轻的丘吉尔心里一清二楚。国王乔治三世在1786年参观布莱尼姆宫时也承认：“这场胜利无与伦比。”

“我们先打造了建筑，”温斯顿·丘吉尔后来说，“而随后，建筑会打造我们。”布莱尼姆宫可谓气势宏伟，正身高达500英尺，房屋面积达7英亩，而整个庄园占地更是高达2700英亩。尽管丘吉尔从未在布莱尼姆宫居住过，但是宫殿恢宏的气势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在很多个假日和周末，他和堂兄弟们会一起到那里去，感受这座宫殿的富丽堂皇。时至今日，那里仍然弥漫着第一代公爵的精神。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政治家，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先祖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位真正的公爵，是“公爵时代的公爵”。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来说，小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会与两个形象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第一代公爵显赫的军事声誉和他那气势恢宏的宫殿，另一个就是孩子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冒险的职业生涯。伦道夫勋爵在丘吉尔出生9个月前当选议会议员，从孩子6岁起，他就做了保守党的领袖之一。他饱受争议、机智善变、善于投机，在政治上冷酷无情。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下议院，他都是位才华横溢的演讲者。他注定是未来的首相人选——只要他能克服自己那天性中的鲁莽。在政治上，他遵循保守派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的训诫，要将海外帝国主义与国内渐进式的社会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伦道夫勋爵把他的版本称为“托利式民主”，后来，他儿子温斯顿全盘吸收了这一理念。他的口号“相信人民”，在他儿子的职业生涯中也多次被使用。

虽然伦道夫勋爵是公爵的儿子，但是他并不富裕，至少与他那个社会等级的大多数人相比是这样。在长子继承制时代，作为一个贵族的小儿子，他不能指望从父亲那里继承多少遗产，尽管他的美国妻子珍妮·杰罗姆的父亲近些年已经变得非常富有——甚至曾经被戏称为“纽约之王”——但是在1873年的美国股市崩盘时，他也遭遇了巨大的逆转。尽管如此，伦纳德·杰罗姆仍然住在一栋豪宅里，整个宅院覆盖了麦迪逊大道和第26街之间的整整一个街区。宅院里有宽敞的马厩，还有一个全尺寸的剧院。他曾经拥有今天的杰罗姆公园水库所在的全部土地，并创办了美国赛马会，还曾与人共同拥有《纽约时报》。

然而，股市崩盘一年后，到珍妮举行婚礼时，杰罗姆每年就只能为他漂亮的女儿解决2000英镑的开销。马尔伯勒公爵每年可以为儿子贡献1200英镑。再加上杰罗姆交给他们的一栋位于伦敦梅费尔高档住宅区查尔斯街48号的房屋的租赁权。如果这对夫妻不是出了名的挥霍无度，那么他们就会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儿子在二战期间回忆说：“我们并不富有。我想我们一年大概有3000英镑的收入，而花费是6000英镑。”

伦道夫勋爵是1873年8月在怀特岛的考斯赛艇会上遇见珍妮的。仅仅三天后，他就求了婚，她也接受了。1874年4月15日，在订婚7个月后，他们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结了婚。尽管马尔伯勒家族也为他们的结合发来了正式的贺电，但是家人并没有来参加婚礼，因为公爵曾派人去纽约和华盛顿查实杰罗姆的真正净资产，他觉得他们的结合并非门当户对，杰罗姆是“那种粗俗的男人”，是来自“投机阶层”的“恶棍”。

父母为爱结合让丘吉尔感到骄傲。他曾经对一本书提起诽谤诉讼，那本书把他说成是“著名的势力加美元婚姻的第一颗果实”。1937年，他曾对一个朋友说：

书中对我父母婚姻的指摘令我非常痛苦，而且你也知道，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真要说般配的话，在爱情方面他们倒是势均力敌，双方都没有多少钱。事实上，在伦敦社会里，他们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生活。如果说这桩婚姻后来出了名，那是因为我父亲——一个不为人知的贵族子弟，还有我母亲，她是大家公认的那个时代的美人之一，这一点我们从她所有的照片中都能看出来。

（最终，出版商因为诽谤罪对他进行了赔偿，包括500英镑的精神损失费和250英镑的诉讼成本，但是他最想得到的道歉始终没能获得。）

温斯顿·丘吉尔出身于上流社会家族，出生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里，他的家族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当时，这个阶层还没有受到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的困扰。丘吉尔身上那种超凡的自信和自立精神，完全来自他对自己是谁、来自哪里的本能的自信。在他的堂兄，第九代马尔伯勒公爵“桑尼”（Sunny）的讣告中，丘吉尔写道，“在英国三四百年的历史中，有三四百个家族一直在引领着国家的命运”，而“桑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丘吉尔知道自己来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那个阶层当时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太在意更低阶层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最好的朋友，保守党议员、大律师F.E.史密斯，就是后来的伯肯黑德勋爵，曾经这样写丘吉尔：“他的大脑可以屏蔽任何不自信”。事实证明，这一点对丘吉尔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后来他要多次面对的情况之一就是：别人似乎都不信任他。

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到朋友和熟人的乡村别墅去，共度“周五至周一”的加长版周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丘吉尔后来常去度周末的地方，以及与他共度周末的家庭主要有：内布沃斯庄园的利顿一家，斯图瓦特庄园他的堂兄伦敦德里一家，特林庄园的罗斯柴尔德一家，塔普洛庄园和潘尚格庄园的格伦费尔一家，达尔蒙尼庄园的罗斯伯里一家，哈特菲尔德庄园的塞西尔一家，伊顿堂庄园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也可能是到他的“飞云号”游艇上去），坎福德马诺尔庄园他的堂兄温伯恩勋爵及夫人，海韦尔庄园的约翰·阿斯特一家，以及克莱夫登庄园的华尔道夫·阿斯特一家。他还常常去拜访布莱尼姆宫，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地方。虽然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偶尔会受到社会的排斥，但是他的社交网络始终庞大无比，是可以依靠的。就是这张以友谊和亲属关系为主的贵族关系网，在他后来所经历的几个困难时期支撑他走了出来。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等级制度，自己的口音，自己的俱乐部、中小学、大学，自己的职业道路、词汇选择、荣誉准则、爱情仪式、忠诚模式，自己的传统和体育项目，还有自己的幽默感。其中有些东西相当复杂，外人几乎无法理解。年轻的丘吉尔在做副大臣时，有人给他介绍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他立刻就弄懂了。他的政治观点主要源于迪斯累里于19世纪40年代发起的“年轻英国”运动，贵族的责任感给了他永恒的优越感，同时，特权阶层必须为较低阶层承担一些责任，这也是他由衷赞赏的。对于贵族的责任，丘吉尔的解释是：他和他的阶层对国家有着深远的责任，国家有权利要求他终身为其服务。

19世纪最后25年的英国上层社会，与社会的其他阶层有些时候似乎是彻底分离的。比如德文郡公爵领地的继承人哈廷顿勋爵，他就从未听说过餐巾扣这个东西，因为他认为餐巾和桌布是每顿饭后都会洗的；政治家寇松勋爵也做过一件出名的事情，他一生中只坐过一次公共汽车，当司机拒绝载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时，他感到特别愤怒。同样，丘吉尔第一次亲自拨电话号码，是在他73岁的时候。（他还会礼貌地向为他报时的钟表道谢。）他并不觉得自己那么依赖仆人，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很自豪地对妻子说：“我应该自己做饭，我可以煮鸡蛋，我见过别人煮鸡蛋。”（不过最终他并没做。）15岁时，有一次他在信的附言中写道：“我洗澡时米尔班克为我写了这封信。” 两年之后，有一次他因为不得不坐二等舱旅行而怨声连连，他写道：“天哪！我再也不坐二等舱了。”上了年纪后，他很少在没有贴身男仆的情况下出门，甚至在布尔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也是如此。在南非的战俘营里，他还要理发师来给他刮胡子。他在萨沃伊酒店点餐时，要了不在菜单上的食物。作为首相的他，要是想拍死一只苍蝇，就会让秘书叫他的贴身男仆来“拧断那苍蝇该死的脖子”。很显然，丘吉尔是不能代表那即将到来的平民时代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贵族，他一点儿都不势利。“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反对他，这有什么意义呢？”他想问问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对待犹太人意义何在？他的好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实际上，如果说他确有偏爱的话，那就是他对新贵们情有独钟，比如他的朋友布兰登·布拉肯和玛克辛·艾略特。一位亲密的朋友写道：“虽然始终浸润在历史感极强的传统生活中，他却完全不受传统的束缚。”这一点可以从他颇为古怪的着装品位中看出来，比如他喜欢穿警笛服和拉链鞋，也可以从他那极不规律的作息中看出来。他喜欢无视等级制度，这常常会惹恼别人。“我傲慢，”他曾这样敏锐地剖析自己，“但不自负。”在现代社会，贵族的特权意识是会受到谴责的，但丘吉尔满脑子都是这种观念。这影响了他对一切事物的态度。例如，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总是乐于挥霍自己并不拥有的钱。他过着贵族的生活，即使他根本过不起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活法本身就是很贵族的。他要求提高信贷额度，他在赌场豪赌，一旦有了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那已经是他7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买赛马。

很多人在回忆录中都谴责丘吉尔，说他对他人和他人的观点不够关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像丘吉尔这样一个常常处在争议中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他必须披上的一层犀牛皮。他在写给克雷加文勋爵的信中说：“确实有那么几个人有能力做出让我敬重的判断，你就是其中之一。”克雷加文勋爵参加过布尔战争，担任过北爱尔兰总理。在1938年12月写这封信时，丘吉尔正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分别努力与德国求和的兰斯顿侯爵和塔维斯托克侯爵一样，丘吉尔体内流淌着的贵族血液，始终都在激励他完全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计后果。尽管两位求和的贵族的做法更应受到谴责。

丘吉尔早年是在都柏林度过的，他的父母住在“小官邸”，靠近凤凰公园的总督府。伦道夫勋爵在那里做总督的私人秘书。第七代公爵于1877年1月被迪斯累里任命为爱尔兰总督，而伦道夫勋爵正好不得不离开伦敦，因为他在社交领域受到威尔士亲王的排挤。为了掩盖他哥哥布兰福德侯爵的一桩丑闻，伦道夫曾经试图要挟威尔士亲王，说要把亲王的几封有损名誉的情书和他的一位已婚前情妇公之于世。他的要挟没有成功。在他短暂、动荡，却绝对是激动人心的一生中，伦道夫勋爵曾经多次陷入不那么光彩的困境，这便是其中的一次。爱记仇的亲王记性很好，伦道夫勋爵有3年多没被允许回到伦敦。

丘吉尔最早的记忆便与武力有关，他记着在1878年，祖父于凤凰公园为盎格鲁-爱尔兰帝国英雄高夫勋爵揭幕一尊雕像时，曾发表一篇演说。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他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敌人的防线。”那时丘吉尔只有3岁，但是他坚称自己听懂了这句话。祖父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并在爱尔兰履行女王的礼仪职责，这让丘吉尔对君主政体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这种崇敬将伴随他一生。丘吉尔记着的第二件事发生在1879年，也就是来年的3月。当时他正在公园里骑着驴，突然遇到一队人马，他的家庭教师担心那是爱尔兰共和军在游行，但实际上那很可能只是步兵旅在行军。他后来回忆说：“我摔了下来，摔出了脑震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爱尔兰政治！”丘吉尔的下一个记忆是关于托马斯·伯克遇刺的事，他曾经送给丘吉尔一个玩具鼓。1882年，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在凤凰公园刺杀了新上任的爱尔兰首席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和副大臣托马斯·伯克，这一消息令丘吉尔一家深感震惊。

1880年2月，丘吉尔的弟弟杰克出生了，也是早产儿，当时他们一家还在爱尔兰。同年4月，伦道夫勋爵的社交流放解除，他回到伦敦，在圣詹姆斯广场29号安了家。丘吉尔的下一个有关政治的记忆，是1881年4月迪斯累里去世，当时他6岁。他回忆说：“我每天都非常焦虑地关注着他的病情，因为每个人都在说，他若离去会给国家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格莱斯顿先生把他的恶意强加于所有人了。”在丘吉尔夫妇返回伦敦的那个月，自由党人威廉·格莱斯顿赢得大选，第二次成为首相。1883年，伦道夫勋爵创立了樱草联盟，这是保守党的一个草根政治组织，以迪斯累里最喜爱的花命名。联盟的创建主要是为了促进伦道夫的事业和托利式民主的政治计划，温斯顿12岁时加入了樱草联盟布莱顿分部。

1882年1月，丘吉尔在布莱尼姆宫写下他现存的第一封信，那时他父母刚刚在别处过了圣诞节。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希望您一切都好。我非常非常感谢您送给我这些漂亮的礼物，士兵、旗帜、城堡，真是太好了。您和亲爱的爸爸对我太好了，我向你们献出我的爱和许多个吻，你们亲爱的温斯顿。”虽然说许多男孩儿都有玩具士兵，但是丘吉尔的一位堂兄弟后来回忆说：“丘吉尔的游戏室有一张从房间一端到另一端的厚木搁板桌，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准备战斗的士兵。他会组织战争，领头的几个营被调动起来投入战斗，“豌豆营”和“鹅卵石营”遭受重大伤亡，堡垒被攻陷，骑兵冲锋，桥梁被摧毁。”他在这些战斗中投入的兴趣，“在一般的儿童游戏中是根本看不到的”。庞大的先头部队意味着父母对孩子的慷慨，那时他的祖母把他形容为“一只淘气的、满头黄棕色头发的斗牛犬”。然而，他的父母并没有和他一起过圣诞节。这就表明，他们与他在身体和情感上一直都保持着距离。在今天，这种距离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虐待。他弟弟杰克的儿子佩雷格林说的很可能是对的，他认为伯伯被父母忽视的程度，并不比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孩子高，只是伯伯敏感的天性让他在这件事情上比大多数人更加叛逆。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政治生涯，加上妻子珍妮活跃的社交生活，意味着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陪伴儿子。有一次，伦道夫勋爵在布莱顿做了一次演讲，他竟然没有顺便去温斯顿的学校看看儿子，而学校就在2英里外的霍夫。20世纪30年代末，有一次吃过晚饭后温斯顿对自己的儿子说：“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连续交谈的时间，比我父亲一辈子和我交谈的时间还长。”珍妮在日记里记录了她在1882年的头7个月里13次见到儿子们的情形，例如“觉得孩子们都很好”，或是“见到了孩子们”。她还写到购物11次，绘画25次，与朋友布兰奇·霍齐尔夫人共进午餐或一起喝茶26次，与保守党议员阿瑟·贝尔福一起喝茶10次。她晚上经常出去，所以她的日记里提到的反倒是很稀罕的没出去的那几次：“太困了，不出去聚会了。”其他时候她会去打猎，到乡村别墅参加周末聚会，与著名的纨绔子弟贝·米德尔顿上尉喝茶聊天、打情骂俏，与朋友们共进午餐、打趣嬉戏，或是弹弹钢琴，去皇家咖啡厅用餐，打打台球，到圣詹姆斯宫吃午餐，去剧院看看莎拉·伯恩哈特和莉莉·朗特里的戏，“在床上待到下午2点”，打打网球。总的说来就是过着一种大众追求的上流社会的忙碌生活。

珍妮日记中很典型的记录是这样的：“去参加索尔兹伯里家的晚会，然后去科妮莉亚的舞会。王子和公主在那里。不是特别好玩儿。”鉴于她不可能发现7岁的“小温”特别好玩儿，他就不得不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她的关注和关爱。她过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和政治家的妻子所过的生活，在社交上充满成就感，却也难免空虚。有一次，她和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康休洛一起出去给穷人“送毯子之类的东西”，为此两天前她“去采购了整整一个上午”。温斯顿后来在描写他母亲的文章中说：“她照耀着我，就像启明星。我深爱着她——只是隔着一段距离。”

丘吉尔的淘气在他所就读的各种学校都记录在案，究其根源，他似乎总是想要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于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孩童，丘吉尔一心想要别人看到他，听到他。很少有人在描述自己时，会把自己描述得没有本人聪明，但是丘吉尔在他1930年撰写的自传《我的早年生活》中就这么做了。他在学校的成绩与他自称为学术白痴的说法完全不符。1882年，就在他8岁生日前夕，他进入了位于阿斯科特的圣乔治预备学校。该校记录显示，他的学习成绩连续6个学期排在班级前一半，或前1/3。

在圣乔治学校时丘吉尔经常挨打，并不是因为他的功课——他的历史成绩总是“好”“很好”或“非常好”——而是因为校长H.W.斯尼德-金纳斯利是一个施虐狂。有个校友把他描述为一个“潜意识中的同性恋者”，他喜欢击打小男孩儿裸露的臀部，直到流血。从表面上看，丘吉尔两周挨一次打是因为表现不好，学校的描述是“非常淘气”“还是找麻烦”“特别糟糕”“非常丢脸”等等。“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让人相信他会有很好的表现，”斯尼德-金纳斯利在1884年4月写道，但是他写的下一句话却是，“他的能力很强。”

“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那些传说相当可怕，”与他几乎同期在圣乔治上学的作家莫里斯·巴林回忆道，“顽皮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他因为从食品室里私自取糖而挨了鞭打，他非但没有悔过，反而取下了校长挂在门上的那顶神圣的草帽，把它踢得粉碎。他在这所学校上学期间一直都与校方不和，孩子们似乎并不同情他，他们的观念都很传统，一个个都一本正经的。”（同时代的人过于传统、自负，让他无法获得友善的支持，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丘吉尔一生。）

由于时间已过去太久，现在我们已无法弄清，是丘吉尔的不良行为真的应该受到惩罚，还是斯尼德-金纳斯利伤害孩子的欲望才是主要原因。丘吉尔还不到10岁时，挨打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父母带他离开了圣乔治学校，把他送到了一所对学生要好得多的学校。学校位于霍夫，是汤姆逊姐妹俩开办的。

在《我的早年生活》中，丘吉尔把圣乔治称为“圣詹姆斯”。也许他是有意为之，但更有可能是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很理智地把圣乔治学校抛在了脑后。第一个发现斯尼德-金纳斯利打在这孩子身上的鞭子印的人，是丘吉尔52岁的保姆伊丽莎白·埃佛勒斯特，她是个老姑娘。丘吉尔后来回忆说：“我的保姆就是我的红颜知己，许多烦恼我都会向她倾诉。”丘吉尔给老保姆取的绰号是“娘胎”或“胎母”，对于一个在寻找代理妈妈的孩子来说，其中的心酸大概是不需要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解释的。而此时此刻，他的亲生母亲正在用她超凡的美丽、高昂的情绪和性感的魅力，让威尔士王子的马尔伯勒宫聚友们神魂颠倒。祖母经常让他住在布莱尼姆宫，姑母温伯恩夫人，伦道夫勋爵的妹妹，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也会在伯恩茅斯招待他，但是和他最亲近的那个女人依然是埃佛勒斯特夫人。不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给“我亲爱的小温”写信说：“把来自‘娘胎’的无尽的爱和亲吻送给你。”在他19岁，弟弟杰克13岁时，丘吉尔家毫无先兆地解雇了她，这令他心烦意乱，烦躁不已。不久之后，她因腹膜炎病倒，丘吉尔为她付了护理费。在她62岁临终前，丘吉尔赶到了她的病床边。他后来在谈到她的离世时写道：“她一生都过着一种为他人服务的纯真而充满爱心的生活，坚守着一种非常简单的信念，她一点儿也不害怕，似乎也不怎么在意。在我人生的前20年里，她一直是我最亲爱、最亲密的朋友。”后来他一直为她的坟墓支付维修费。在他的一生中，后来有很多亲密的朋友都比他去世得早，却很少有人比伊丽莎白·埃佛勒斯特与他更亲密。

除了臀部的伤疤，丘吉尔从圣乔治学校带走的，还有他的音像记忆。或许是为了避免被鞭打，他把自己理解不好的东西都背了下来。他在自传中说，在无法掌握拉丁语的第一个词形变化时，“有一件事我可以做：我可以背下来”。他一生都具有记忆大量散文和诗歌的能力，直到晚年，这一点令同时代的人感到十分惊讶。在许多场合，他引用的大量诗歌、歌曲或演讲，都是他半个世纪之前所学的。在他的脑海中，那些被选中保留的东西无所不包，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长篇戏剧独白，也包括许多音乐厅表演者的作品，比如玛丽·劳合、乔治·罗比、“小蒂奇”和乔治·切格温（也就是“白眼卡菲尔”）。

在霍夫时，丘吉尔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尤其是关于英雄的，特别是帝国英雄的探险史诗故事，比如《金银岛》《所罗门宝藏》，以及G.A.亨蒂的作品。1885年，他的经典作品阅读考试排名第一，法语考试排名第三，英语考试排名第四，这进一步说明，他后来说自己学习成绩很差，那并不是事实，尽管他的品行成绩是垫底或几乎垫底的。不守时这一条后来跟了他一辈子，即使是做了首相，他也会迟到，或者只留下几分钟来面见内阁和国王，与议会进行辩论。他妻子曾经非常气恼地说：“温斯顿总是喜欢给火车一个大好的机会，让它跑掉。”

丘吉尔从小就知道他的父亲很有名，他就向父亲要签名卖给同学们。有一次他被带到布莱顿看一场哑剧表演，当观众向一位扮演伦道夫勋爵的演员发出嘘声时，他哭了，并且转过头来对身后的一个男人怒吼道：“别吵了，你这个塌鼻子的激进分子！”1883年夏天，在丘吉尔8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去了巴黎。当他们开车经过协和广场时，丘吉尔注意到在那些纪念碑中，有一座上面覆盖着黑纱，他问父亲这是为什么。“这些是法国各省的纪念碑，”伦道夫勋爵回答，“但是阿尔萨斯-洛林在上一场战争（1870年—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被德国人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对这件事法国人很不高兴，他们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个地方夺回来。”丘吉尔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我希望他们有一天真能夺回来。”这是他第一次听人介绍所谓“条顿和高卢的长期不和”。1919年，《凡尔赛和约》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而丘吉尔的亲法倾向，却在此后的很多年一直未变。

霍夫的学校对学生比圣乔治要好得多，但是丘吉尔在那里发生了两次意外。第一次是在1884年12月，10岁的温斯顿被一个男孩儿用铅笔刀捅中胸部，当时他正拽着男孩儿的耳朵。所幸他只受了一些皮肉之伤。第二次是在1886年3月，他患了肺炎，体温高达104.3华氏度（约为40.2摄氏度），神志不清，病情严重到他父母决定去看望他。治疗的一部分是在口腔和直肠定期给药，药品则是大剂量的白兰地。他父亲后来告诉保守党领袖，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说：“我在布莱顿上学的儿子上周差点儿死于双肺炎症。”不过总的来说，丘吉尔在霍夫是很开心的，在那里他可以追求自己的个人爱好，主要包括学习法语、历史、骑马、游泳，还有就是背诵大量诗歌。

1885年6月，索尔兹伯里勋爵任命伦道夫·丘吉尔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个任命与其说是对他所表现出的忠诚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他在制造麻烦方面的天赋和才能的认可。作为所谓保守党议员第四党的领袖，伦道夫勋爵在下议院经常和保守党领导者唱反调，拿保守党开涮，索尔兹伯里希望一个重要的内阁岗位能够约束他。

1886年2月，伦道夫勋爵将缅甸，这个面积是英格兰5倍大的国家，并入了大英帝国（当时大英帝国的面积已经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3倍）。此前，1882年格莱斯顿轰炸亚历山大时，他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简直就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前锋”。但是仅仅4年之后，他自己所做的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1885年时他曾向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保证，他将支持爱尔兰自治，但是仅仅一年后他就出尔反尔，宣称那些北方的新教徒在加入统一的爱尔兰之前就会发动内战。他在1886年5月7日的一封公开信中挑衅道：“阿尔斯特会斗争的，斗争才是阿尔斯特正确的选择。”在公开倡导自由贸易之前，伦道夫勋爵还私下发表了支持“公平贸易”（当时帝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符号）的言论。他的原则或许弹性较大，但是他的演讲听众的数量依然十分庞大，有时多达数万人，因为他是一位令人振奋的演说家。然而，他那明显的野心和机会主义倾向，却让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保守党建制派无法信任他。

1886年夏天，温斯顿11岁的时候，伦道夫勋爵和珍妮分居了，有关他们正式分居的传言四处传播。珍妮甚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与马尔伯勒宫聚友们的聚会上，她寻求与派头十足的奥地利驻伦敦公使卡尔·金斯基王子的外遇，直到1892年，她又开始追求英俊的弗雷迪，即沃尔弗顿勋爵。与此同时，伦道夫勋爵如果不是在下议院或“卡尔顿俱乐部”，就会花大量的时间待在巴黎，人们认为他在那儿沉溺于女色。有一次他给珍妮写信提到他们的两个朋友：“告诉玛丽，不原谅比利她就太傻了，偶尔和某个厨师或女仆人有点儿关系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封信足以让我们看清他的态度，但是在给妻子的信中表达这种态度，真是太令人吃惊了。

在1886年7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和与他们一同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此后他们一起结为“联盟党”）取得了彻底胜利。鉴于伦道夫勋爵在调动全国广大听众的热情，用机智与雄辩打击格莱斯顿等方面功不可没，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索尔兹伯里比伦道夫年长20岁，而且他是上议院而不是下议院的议员。显而易见，伦道夫勋爵似乎能成为首相继承人。他所处的位置，对于促进他的政治哲学，也就是迪斯累里的托利式民主理念，也是至关重要的。1885年时，有一次一位朋友让他解释一下所谓托利式民主的意思，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认为基本上就是机会主义。”三年后，当不得不公开其明确含义时，他含糊其词地说：“托利式民主援引了那样一种政府理念……一个激荡着崇高和自由思想的理念。”

在任仅5个月后，伦道夫勋爵就威胁要从内阁辞职，因为他认为军事预算（概算报告）过高，尽管在作为反对党时他曾支持更高的国防开支。这背后的企图是从首相手中争夺内阁的权力。索尔兹伯里勋爵没有像过去几次那样做出让步，而是干脆接受了他的辞职。从此，伦道夫勋爵再未担任过公职。多年来，他一直让人感觉恃才傲物，对同事总是盛气凌人，结果没有一个内阁大臣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

在丘吉尔后来为他父亲所著的传记中，他把这次辞职与一种神秘疾病的发作联系起来，10年后伦道夫正是死于这种疾病：“他那虚弱的身体，靠着精神的力量，在过去的5年里已经达到了最高负荷。是好运在支撑着他，可是灾难、诽谤和不作为，却以压倒一切的力量突然而至，那伤害是致命的。”这个男孩儿深受他父亲这次自作孽的影响，并且从中学到了几点重要教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非做好了要走进荒野的准备，否则不要威胁辞职。如果没做好这种准备，就应该这样做出威胁：和其他几个有能力推翻政府的人一起辞职。

在试图夺权的努力化为泡影后，伦道夫勋爵在政治、精神和个人生活上都开始走下坡路。尽管丘吉尔夫妇已非正式分居，但他们仍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一家人有时还会有一些公开的集体活动，尽管这种场合越来越少。1887年8月8日，威尔士王子乔治（未来的国王乔治五世）的日记记录道，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的庆典上，“伦道夫·丘吉尔夫妇和他们的小温、杰克”登上了停泊在斯皮特海德的皇家游艇“奥斯本号”。在皇家游艇上航行，穿过由海军中将威廉·休伊特·VC爵士指挥的12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这让12岁的丘吉尔激动不已。在英国历史上，这些战舰的名字很多都是流芳千古的，其中包括“阿金库尔号”“黑王子号”和“铁公爵号”。那天晚上，他们还登上了新下水的装甲旗舰“科林伍德号”。

“你上的是哈罗公学还是伊顿公学？”1887年10月的一天，丘吉尔这样问自己的父亲。他不知道父亲上的是伊顿公学，这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但他自己注定要去哈罗公学，这主要是因为哈罗山在阳光普照的高地上，应该更有益于健康，而伊顿却是在雾蒙蒙的低地上。哈罗公学始建于1572年，是英国最伟大的公立学校之一。学校古建筑众多，同样古老的，是它为那些未来绅士们所提供的偏向古典的精英教育传统，学生以后会成为这个国家和帝国的领导者。读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2本书后，丘吉尔于1888年3月通过了入学考试。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乔克”·科尔维尔也是哈罗公学毕业生。1941年9月，丘吉尔回顾自己在哈罗公学的遭遇时对科尔维尔说：“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时光。”第二年11月，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别幻想我在这里会快乐。”尽管如此，1938年—1962年，他还是经常会回到哈罗公学。

在《我的早年生活》中，丘吉尔沾沾自喜地讲述了自己的入学考试多么糟糕。与他同时代的一位校友，杰拉尔德·伍兹渥拉斯顿爵士（后来的嘉德纹章官）回忆说：“其入学问题上的不便，有可能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儿子自己有意拒绝而造成的。”丘吉尔曾声称：“在我上学的12年里，除了字母表，没有人能让我写出拉丁文，也没有人能让我学会希腊语。”但是他的成绩报告显示，这是不真的。尽管如此，他在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时，还是说那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灰暗时光”，是“一段充满不安感、束缚感的漫无目的的枯燥日子”。1888年4月17日，他进入哈罗公学的那天，学校名单上在他前面三位的男孩儿，就是阿奇博尔德·坎贝尔-科尔克霍恩，当时住在肯特郡韦斯特汉姆的查特韦尔庄园。

尽管丘吉尔后来一再否认，但实际上他在哈罗公学的学习可以说是成功的。14岁时，他因为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1200多行的麦考利的《古罗马方位》而获奖。一位同时代的校友回忆说：“他能够整幕地引用莎士比亚戏剧，如果老师们引用错了，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纠正。”他喜欢麦考利以古代世界为背景的英雄主义故事。1946年，他对一位熟人说：“如果我非得写出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愿望与感谢，我必须承认，我对麦考利的感谢，比英国任何其他作家都多。”才华横溢的罗伯特·萨默维尔校长在哈罗公学教丘吉尔英语语法。“就这样，英国句子的基本结构深入我的骨髓，”丘吉尔写道，“这是一件高贵的事情。”他唯一一次作诗的尝试倒是没显得那么高贵，那是一首题为“流感”的颂诗，共12节，其中第4节是这样写的：

在莫斯科的集市和名镇上，

在拿破仑第一次丢了皇冠的地方，

凄惨惨它飞扑而至；

高贵者、低贱者、富人、穷人，

相同的症状席卷了人们，

灰溜溜它垂下双翅。

丘吉尔也会忙于形形色色的消遣活动，可谓兼收并蓄。他是常胜的豪斯游泳队队员，他为学校杂志《哈罗公学人》撰稿，他收集邮票、鸟蛋和各种签名，他建了一个模型剧场，他下棋、养蚕、画风景画、拉大提琴。1892年4月，在奥尔德肖特，他赢得了公立学校击剑锦标赛花剑冠军。据《哈罗公学人》报道，尽管他比其他选手年龄小、体重轻，他还是赢得了比赛，“这主要是因为他快速有力的进攻让对手措手不及”。

对丘吉尔后来的人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哈罗公学，他还磨炼出一种嬉皮笑脸地巧妙应答的本领。梅奥先生是哈罗公学的一名教师，他在课堂上煞有介事地劝诫学生们：“真不知道该拿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办！”14岁的丘吉尔反驳道：“教我们呗，先生！”之后还有一次，令人敬畏的校长韦尔登博士对他说：“丘吉尔，我很有理由生你的气。”他得到的回答虽然没那么机智，但同样勇敢：“而我，先生，也很有理由生您的气！”丘吉尔曾带着他的保姆埃佛勒斯特夫人转遍了整个哈罗公学，那时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勇气。沃拉斯顿回忆说：“让埃佛勒斯特夫人特别高兴的是，丘吉尔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在大街上挽着她的胳膊大步流星，就是要让所有愿意看的人都看到。”丘吉尔的表兄沙恩·莱斯利回忆说，丘吉尔和保姆的故事“在学校里像野火一样疯传，很遗憾，故事对他当时在学校的名声可没什么好处。当他和她一起散步时，一些朋友嘲笑他，跟着他走到了车站，他竟然勇气十足地吻了她”。丘吉尔不打算让他同龄人的势利与嘲笑破坏这个一生都珍爱他的女人的幸福。正如莱斯利所说：“他的健康，甚至他的生命，都离不开她的奉献。”

丘吉尔喜欢听关于滑铁卢战役和色当战役的讲座，在色当，德国曾先后于1870年和1940年两次对法国一剑封喉。他也喜欢听著名登山家，瑞士策马特的爱德华·温普尔关于登山的讲座，还有关于蝴蝶的自然选择的讲座，这可能就是他毕生热爱蝴蝶的原因。当被问及他的职业打算时，他回答：“当然是军队，只要能打仗就行。等仗打完了，我会尝试一下从政。”哈罗公学档案馆收藏了一份丘吉尔14岁时撰写的堪称非比寻常的文档，全文1500字，背景设定是未来英国入侵俄国，后面还附着6页的作战计划。文章主人公是第一人称的“西摩上校”，日期设定是1914年7月7日。文章通篇都是军事演习、“闪闪发光的刺刀”、“如黑云压境的哥萨克人”，还有英勇无畏的英雄和副官，他们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在指挥官之间传递着紧急命令。丘吉尔还写道：“早晨还是绿油油的田野，现在已经染上了1.7万人的鲜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5年，他已经明白，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前线已不再是骑兵的阵地”。但是与丘吉尔心中的英雄拿破仑一样，“西摩上校”却总是在马背上忙活着。“当我骑马离开去执行命令时，”他写道，“我回头望了望C将军站着的地方，这时，一颗9磅重的炮弹在离他不到三步远的地方爆炸了，而那正是我刚才站了半小时的地方。你会说：‘碰巧了！’那可不仅仅是碰巧了。”

在一次英勇的骑兵冲锋中，第17枪骑兵团和第10、第11轻骑兵团袭击了敖德萨和第聂伯兵团，英军损失了1/3的兵力，特别是在“一阵枪炮混合的轰炸声”后，英军损失惨重。文章中写了许多军令，例如“100码外准备射击，开火”“开始行动”“分散成队”，以及他从哈罗公学步枪义勇军社团学到的其他命令。西摩被敌人抓获，但在混乱的战斗中，“我看准了机会，跨上一匹失去主人的马逃脱了”。在后面的战斗中，“敌人开始缓慢而谨慎地撤退，但到了伏尔加河，他们就彻底溃败了，我们的轻骑兵和重骑兵发起了一次漂亮的冲锋，一举结束了当时的混乱状况”，显示出“约翰牛对俄国熊的优势”。这样，故事的主人公“今晚就在胜利的感染下睡着了，胜利是这世上最好的催眠曲”。丘吉尔最后写道，1914年9月21日，“试图在沃隆佐夫高地上加强防御工事时”，“西摩上校”英勇牺牲。

丘吉尔十几岁所写的少年作品似乎并不值得记录，但是在后面的日子里，他真的参加了一次第21枪骑兵团（后来与故事中的第17枪骑兵团合并）的骑兵冲锋，而且被敌人抓获，但后来逃脱了。他也真的见证了英国远征军到苏联后的命运，见证了在他不久之前刚刚站过的地方，一颗炮弹落了下来，令他差点儿丧命的过程。丘吉尔参加的这场战争，就爆发于他那篇文章所推测日期的25年之后的一个月之内。斯大林格勒就位于伏尔加河畔，1943年，德国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就是在这里爆发的。“碰巧了，你会说……”

他非凡的预见力并不只是表现在这一次。1891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晚上，教堂晚祷结束后，在韦尔登博士家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丘吉尔正在和他的朋友穆兰·埃文斯讨论他的人生计划。他告诉埃文斯：“我看到这个和平的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剧变中的动荡，可怕的争斗，无法想象的战争，我告诉你吧，伦敦将处于危险之中——伦敦将受到攻击，而我将在伦敦保卫战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比你看得更远，我可以预见未来。不知为什么，我们国家将遭受一场严重的侵略，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将指挥伦敦的保卫战，我将把伦敦和英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关于未来的梦是模糊的，但主要目标却很清楚。我再说一遍——伦敦将处于危险之中，而我将身居高位，承担起拯救首都和帝国的重任。

埃文斯后来去了陆军部，他的记忆力是可以信赖的。

丘吉尔在1952年说过这样的话：“我总是乐于学习，尽管并不总是乐意让别人教我。”在哈罗公学他还是继续挨打，因为正像与他同时代的同学后来回忆的那样：“他总是打破老师或同学们制定的几乎所有规则，相当不可救药，而且回起嘴来词汇量大极了。”例如，1891年5月25日，在学校一间废弃的厂房里，他“闯入房舍损坏财物”，屁股被鞭子（藤条）抽了7下。这倒没有使他显得特别，因为哈罗公学的惩罚簿记载，那个月有14个男孩儿被鞭打了7下。丘吉尔不顾校规，养了一只斗牛犬，还经常和镇上的一个人一起遛狗。他为学生头目纽金特·希克斯做过零活儿，希克斯因为他没有履行职责而“狂揍”了他。“我会成为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在一次遭到鞭挞时丘吉尔对希克斯说。他选择说这话的时间太早了，后来成为林肯主教的希克斯回答：“那就再给你两顿鞭子。”

没有什么能吸引他的父母到学校去看望一下他。1891年2月他写信请求道：“请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来看看我，一定要来，你们不能来的事情已经让我失望好多次了。”他们还是没有来。“最亲爱的儿子，不要这样懒，这样对写信的事情不上心。”这是珍妮写给他的信中很典型的一封：“只有当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似乎才写信来——这时你的笔就停不下来了！”她的虚伪是可以精确衡量的：从1885年到1892年的7年里，丘吉尔给父母写了76封信，而他们只给他写了6封信。丘吉尔在绝大多数的书信里，除了在字里行间寻求爱与关注，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另一方面，父母写给他的信永远是指责。1890年6月，珍妮在信中写道：“我是想过去看看你，但是下周的阿斯科特晚会有太多事情要安排，我实在忙不过来。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恐怕不会是让你高兴的话……你父亲非常生气（因为你是用打字机写的信）。”关于丘吉尔的功课，“你父亲和我都说不出有多失望……我敢说你肯定有一千个借口……你让我很不开心……你的功课是对你智力的侮辱……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粗心大意……我必须说，你没能很好地报答他的恩情”。

1891年，17岁的丘吉尔曾试图拒绝在圣诞节时被送到一个法国家庭去学法语。珍妮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信我只读了一页，我把它退回给你，因为我不喜欢这封信的风格。”“我亲爱的妈咪，”他回信说，“我永远不相信你会这么狠心。我非常痛苦……我无法形容你让我感觉多么悲惨……哦，我的妈咪！……我想你一定是太忙于聚会和圣诞节的安排了。我以此安慰自己。”在附言中他补充说：“我的难过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你亲爱的儿子，小温。”

这样的信还有很多。12月18日，他写道：“我太痛苦了。直到现在我还在哭泣。亲爱的妈妈，请善待爱你的儿子吧，别让我那封愚蠢的信再惹你生气。至少让我觉得你爱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绝望了。我真可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别生气了，我很痛苦。”珍妮甚至都懒得给儿子回一封信。她在写给她丈夫的信中说：“和温斯顿之间的麻烦我无法说清楚。当然，不能回家过圣诞节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他的反应夸张到好像要他去澳大利亚待两年……我想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令人满意了。”珍妮不想让她的儿子回到伦敦，因为那会给她与金斯基伯爵的婚外情带来不便。唯一安慰温斯顿并支持他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的人是埃佛勒斯特夫人，当然，她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

各个学院每学期都要一起演唱哈罗公学的校歌，全校师生每年也要一起演唱校歌。校歌由大师们创作，旨在鼓励学生认同学校、著名的校友和英国辉煌的过去。其中一首名为《愿幸运之神降临此地》的歌曲于1891年成为校歌，当时丘吉尔是个在校生。这首歌的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今晚我们在爱国者的合唱中，

赞美往昔，

赞美善良伟大的攀登者，

我们的先辈；

谢里丹和皮尔从这里出发，

在辉格和托利时代，

艾希礼在这里立下服务于民的宏愿，

拜伦从这里冉冉升起。

另一首歌曲《当罗利站起来的时候》将学校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雄们联系在一起。那首《巨人》则要求哈罗公学人记住：“英雄一族可能去去来来/但绝不会真正死去！我们所有人/无论是谁/都要走上前来，迎接历史上的巨人。”还有一首最著名的歌曲叫作《四十年后》，写于1872年，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失败与混战，冲锋与集结，

占领基地的尝试，拯救与胜利，

争而不怒，毫无恶意的技艺，

四十年后，你会怎么想？

到那时，你会说，我虚弱的心脏，

和颤抖的膝盖，没有一分钟，紧张过。

战斗从没有激烈过，但是在战斗中，

我们既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弱一个！

“听孩子们唱着这些我记忆犹新的歌曲，”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去学校拜访后丘吉尔对儿子说，“我仿佛看到50年之前的自己，在与他们一起歌唱着伟人和伟大事迹，畅想着我如何才能为国家做些光荣的事情。”他的儿子认为：“这些歌曲唤起的激荡人心的爱国主义伴随了他一生，是他政治行为的主要动力。”学校和这些歌曲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哈罗公学人要成为伟人，义不容辞。丘吉尔曾经把一个小个子同学利奥波德·阿莫里推进学校的游泳池（达克泳池），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阿莫里实际上已经是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了。丘吉尔在随后的道歉中说道：“我父亲，他是个伟人，也是个小个子。”

在哈罗公学学习期间，丘吉尔经历了长期的病痛和各种事故，包括牙痛、胆汁分泌过多（用Eno盐治好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造成脑震荡、“高烧”、麻疹，还有腹股沟早期疝气。1893年1月，18岁的他和堂兄弟们在温伯恩庄园里追逐嬉戏时，从一座人行桥上跳了下来，他希望下面的树枝会折断并接住他，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发生。他从近30英尺高的地方直接摔到坚硬的地面上，他的脑震荡持续了3天，卧床近3个月，肾脏破裂，腰部骨折（直到1962年的一次X光检查才发现了这次骨折）。他写道：“有一年的时间，我在生活中会加倍小心。”

在休养期间，丘吉尔参观了议会。他旁听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政要们的讲话，偶尔还有机会与他们见面。这些政要包括阿瑟·贝尔福、约瑟夫·张伯伦、罗斯伯里勋爵、赫伯特·阿斯奎斯和约翰·莫利等。“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也非常生动有趣。”他回忆说。1893年4月21日，他在旁听席目睹了也许是当时最激烈的议会辩论，讨论的是威廉·格莱斯顿向下议院提交的第二份爱尔兰自治法案。作为议会的一项重要议题，爱尔兰自治这场戏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才被丘吉尔本人出色地演完。丘吉尔的计划是在进入下议院继承他父亲的“托利式民主”遗产之前，先做一名杰出的军人。

丘吉尔从哈罗公学毕业后加入英国陆军，伦道夫勋爵同意儿子从军，温斯顿相信，是因为“父亲凭借他的经验和感觉，已经在我身上看出了军事天才的品质”。他的这一幻想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有人告诉他，他父亲实际上只是认为他不够聪明，当不了律师，更不用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帮忙了。丘吉尔回忆说：“只要我表现出一点点想与他并肩战斗的想法，他立刻就会发火。当我提出想帮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时，他的眼神几乎把我冻僵了。”他还提到1892年秋天：“我和他进行了三四次亲密的长谈，这就是全部我可以夸耀的。”他发现父亲很有魅力，尽管伦道夫勋爵是以一种完全自我陶醉的方式结束谈话的：“记住，我的事业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的每一个行动都被误判，每一句话都被曲解……所以，该让步时也要让步。”他的儿子后来后悔没有早点儿离开哈罗公学。他写道：“我应该早点儿去了解父亲，对我来说那会是一件乐事。”其实不会是这样。

1893年6月，丘吉尔参加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由于他的高等数学太差，他还专门找人进行了考前辅导。他考了三次，第三次才通过，但是在389人中排在第95名，这意味着他只能加入骑兵而不是步兵。“我亲爱的温斯顿，”他父亲在8月9日给18岁的儿子的信中说：

考试成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值得夸赞的，另一种则相反。不幸的是，你选择了后一种，并且你似乎对你的成功还非常满意。这次你最丢人的失败，首先是没能加入步兵，在这一失败中，你表现出的那种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工作作风是无可否认的，你在之前所上的学校里，全都以这种作风著称。我从未从任何一位老师或导师那里，获得你在学习上表现非常好的报告……“总是落后”“在班上从来没有进步”“学习上完全不能投入”，这些批评可谓层出不穷……凭着你所拥有的一切优势，凭着你愚蠢地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能力……你取得的伟大成绩就是成了一个二三流的、只适合去完成骑兵团任务的人……你强加给我一年大约200英镑的额外费用。别以为我还会在你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愚蠢行为后不辞辛苦地给你写长信……因为我不会再看重你对自己的造诣和成绩所做的任何评价。你千万要牢牢记住，如果你的表现和行为还是和你在其他学校时一样……那么……我对你的责任就结束了。我只能让你做一个依靠自己的人了，除了给你一些必要的帮助，使你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我确信，你如果不能终止自己在学生时代及其之后几个月所过的那种懒散无益的生活，你就会成为一个纯粹的社会渣滓，成为公学中成百上千的失败者之一，沦为一个低劣的、寡欢的、徒劳的存在。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自己将不得不为这一切不幸负责。

爱你的父亲 伦道夫·SC

那时，伦道夫勋爵的判断力已经被他的神经退化遮蔽。一种尚未确诊的疾病引起的抑郁和暴怒，使他的语言能力、听力、平衡能力和注意力都出了问题。尽管如此，37年后，丘吉尔仍能从记忆中引用那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所崇拜的那个人传达的不信任和蔑视，曾经让他痛苦万分。伦道夫勋爵也不是因为盛怒才写了那样一封信，因为他在4天前写信给他的母亲公爵夫人的信中也说了类似的话：“我经常跟你说，而你总是不相信我，他根本谈不上聪明，也谈不上有学识和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夸张和伪装方面，他表现出的本领倒不小。……毫不隐瞒地说，这让我失望透顶。”珍妮也写信说：“对于你几乎是侥幸考进军校，差了18分没能加入步兵这件事，你爸爸并不是很高兴。对于你的成绩，他并不像你看上去那样欢喜！”多年后，丘吉尔最亲密的朋友注意到，伦道夫勋爵“在一个如此非凡而有创见的孩子身上，竟然没有看出任何不同凡响、前途和希望”。

在温斯顿进入桑赫斯特学院之前的那个夏天，他和弟弟杰克在一位家庭教师的陪同下徒步游览了瑞士。在泽马特逗留期间，他们花了16小时，爬上了1.5万英尺高的蒙特罗莎山和维特霍恩山。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之后在日内瓦湖上，温斯顿又遭遇了一次死里逃生。他和一个被他描述为“同伴”的人从湖中央的一条船上下来游泳，只有他们俩，突然一阵风把船吹走了。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写道：“我相信这是死神离我最近的一次，我看到他就在我们身边的水域游着泳，在越来越大的风中不时低语着，而风继续以我们能游出的最快速度，把船一点点从我们身边吹走。附近没有人可以帮忙，而没有帮助，我们永远无法回到岸边……我开始拼命地游……我爬进船里，把船划回来搭救我的同伴，他虽然很累，但显然没有意识到，刚刚突然出现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致命的危险。”这位年轻的同伴其实就是杰克，但丘吉尔大概不希望他的读者知道，他曾经把弟弟置于如此致命的危险之中吧。

1893年9月1日，丘吉尔进入桑赫斯特学院。他身高5英尺6.5英寸，胸部测量的尺寸却只有31英寸。他皮肤娇嫩，面容英俊，淡蓝色的眼睛略微突出。在英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学院，他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尤其使他愉快的，是学习战术和防御工事，还有就是总可以骑马。他的骑术越来越高，开始参加障碍赛跑、马球比赛，偶尔还参加业余赛马。然而，与父母通信时的痛苦并未改变。9月17日，他写信告诉母亲：“父亲不赞同我信中的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写这些信让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经常会整页整页重写。如果我在信中描述一下我在这里的生活，你就会暗示我，说我太过依赖格言警句，风格太生硬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写的是一封平淡无奇、过于简单的信，就会被说成是马马虎虎糊弄事儿。我怎么做都不对。”有一次，丘吉尔一不小心，把父亲给他的一块怀表掉进河里。他太害怕承认这一损失了，于是不顾一切地展开搜索行动。他从一个步兵连调集了23人来搜寻怀表，然后雇用一个消防车在河水里打捞。最终，他通过从源头改变河流的方向，找回了那只怀表。当伦道夫勋爵从修表工人那里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时，果然不出所料，他勃然大怒，对儿子再次表现出不屑。

1894年，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脑部疾病，使伦道夫勋爵开始步入死亡的殿堂。由于这种疾病的一些症状与梅毒相同，他的医生就为他下了梅毒的诊断。伦道夫勋爵和珍妮在6月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丘吉尔后来回忆说：“我再也没见过他，眼前只闪现过他那迅速消失的身影。”后来他和父亲的医生，罗布森·鲁斯和托马斯·巴泽德聊过父亲的病情，他们把自己的诊断告诉了他。于是在1894年11月初，他给母亲写了一封提醒她注意的信，她当时在新加坡：“我问过鲁斯医生，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也给我看了诊断书。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不必说你也知道我有多担心，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爸爸病得那么重，直到现在我才相信这件事有多么严重……我亲爱的妈妈，你来信时一定要把你确切的想法告诉我。”

对于父亲的病因，丘吉尔几乎从没有说过或写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只在一个场合他提到了这一点。1951年或1952年，他告诉他的私人秘书安东尼·蒙塔古·布朗：“你知道，我父亲死于运动共济失调，是梅毒引起的。”实际上，运动共济失调是对神经紊乱的一种一般性描述，当然也不是梅毒独有的症状。丘吉尔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为父亲死于一种其实他压根儿就没得过的病而感到羞耻。然而，这并没有减少他对这样一个高傲、冷漠、不可一世的人的英雄崇拜。丘吉尔在谈到父亲时写道：“他身上蕴含着只有天才才能表现出来的力量、任性和魅力。”正如丘吉尔的挚友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娘家姓阿斯奎斯）所说：“他把他那并不熟悉的父亲奉若神明。”

当丘吉尔的父母正在世界的另一端旅行时，丘吉尔发表了他平生第一次公开演讲，而且是在一个最不可能的讲台上。那年夏天，伦敦郡议会议员奥米斯顿·钱特夫人领导了一场纯洁社会运动。她针对的是莱斯特广场帝国剧院的休闲区，就是剧院花楼座位背后的酒吧区，年轻人会在那儿喝酒，去见无年长女士陪伴的年轻女士，其中有一些是水性杨花的女人。愤怒的钱特夫人设法搭建了一些木头和帆布隔板，将男女两性隔离开来。1894年11月3日，包括丘吉尔在内的一大群人吵吵闹闹地将隔板摧毁了。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拆除了隔离他们和镇上女士们的栅栏，向暴乱者发表了讲话。之后他和一位未来的将军挥舞着战利品，开着一辆双座出租车离开了”。遗憾的是，他在那些废墟上发表的讲话没有被录下来，人们只记住演讲开头的那句双关语：“帝国的女士们，我站在自由这边！”在场的另一个人回忆说，他“在大厅里躲来躲去”，拍着女人们的屁股，有个保安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这就是下个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的公共演讲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亮相？简直不可思议。

1894年12月，丘吉尔从桑赫斯特学院毕业，在130名学员中排名第20，在艰苦的骑马比赛中名列第二。那时，伦道夫勋爵病得太厉害了，根本注意不到儿子，更不用说祝贺儿子了。“我父亲是在1月24日凌晨去世的，”35年后丘吉尔回忆道，“当时我正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睡觉，被叫过去的时候，我在黑暗中跑过了裹挟在大雪中的格罗夫纳广场。他死得并不痛苦。实际上，他长期处于昏迷状态。我想和他并肩战斗，与他一起进入议会并在他身边支持他的那些梦想全部破灭了。我能做的余下的事情，就只有追寻他的目标，完成他的遗愿。”半个世纪后，他告诉女儿，他父亲的死令他悲痛欲绝，一天一夜都是痛不欲生的感觉。

尽管珍妮和伦道夫已基本分居，但在伦道夫生病的后期，她一直尽职尽责地照料他。尽管有些荒唐，但是珍妮坚决认为，伦道夫的死应该归罪于托利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她对一位朋友说：“毫无疑问，他的病是由担忧和过度劳累引起的，我知道你会同意我的看法，S.勋爵需要负很大责任。几年前那个时候，如果他能慷慨地伸出一只手，就可能拯救一切，现在R勋爵也会像以前那样依然和我们在一起。但是S.勋爵和其他人都太嫉妒R了——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希望有一天这些事会为人所知。”对丘吉尔来说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他父亲是在担任下议院议员期间去世的。如果他活到6个月后从下议院退休，就几乎肯定会被授予贵族爵位，并很快传给他的长子——这就意味着丘吉尔不可能拥有他在下议院的事业，1940年当选首相的机会也相应地会小很多。

葬礼在布莱尼姆宫附近布雷顿村教区的教堂举行。会众唱了《万古磐石》和《现在，劳动者的工作结束了》，其中可以听见这样的歌词：“凡夫俗子，生命短暂，人生悲惨。”1894年3月成为首相的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致了悼词。随后，丘吉尔、珍妮和杰克站在白雪覆盖的坟墓前，将铃兰撒在棺木上。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阳光灿烂，大地一片苍茫，白雪铺成一层闪闪发光的棺罩。”

如果丘吉尔没有那么强大，那么父母对他的不在乎和感情上的残酷很可能会把他压垮，但是丘吉尔却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对成功的渴望，他渴望的不仅是在总体上成功，而且是在他父亲所选择的政治道路上成功。他对父亲的崇拜延伸到背诵伦道夫勋爵的几篇著名演讲；还有拜访他父亲的朋友，如罗斯伯里勋爵和大法官杰拉尔德·菲茨吉本勋爵，主要是为了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采用父亲特有的说话姿势，就是手朝下放在胯上。后面我们还要讲到，他还为父亲写了一部两卷的传记，以示孝心；他经常在演讲中提到父亲；在担任了与父亲相同的职位后，他穿上了父亲的财政大臣长袍；他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名伦道夫，并且写过关于父亲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遇到父亲的白日梦。

丘吉尔告诉议会新闻采访记者A.G.加德纳，为了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模仿父亲讲话时使用停顿的做法，甚至故意在口袋里摸索他根本不想拿或是不需要的纸条。他如果一直反叛他严厉、疏远的父亲，那么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性格中那些伟大的成分，却使他把自己毕生的工作，视作推广他父亲基于“权力与自由”的迪斯累里主义和托利式民主主义思想。1931年，他写道：“毫无疑问，我的政治理念可以说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他说，尽管他的父亲生前和死时都是一名忠诚的托利党人，“但他认为，教会与政府、国王与国家这些光荣传统，没有理由不与现代民主相调和。为什么劳动人民不应该成为那些使他们获得自由和进步的古老制度的主要捍卫者”？如果可能的话，温斯顿希望能够对被他称作“托利党建制派阴谋集团”的群体进行可怕的报复，他指责这个阴谋集团害死了他的父亲。

人们常说，拿破仑三世的名字既成就了他，也毁掉了他。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的名字也让他从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人们对他的期望也是超乎常人的。他曾写道：“奖牌会发光，但也会投下阴影。”他的名字也是这样。众所周知，父母如果很出名，做他们的孩子就会异常艰辛，但是对丘吉尔来说并非如此。他取得了各种成就，而且在为人子方面也取得了成功。

丘吉尔认为自己不会活得很长久，他经常提到父亲45岁就去世了，以此来解释他那奋蹄扬鞭、时不我待的个性。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咄咄逼人，他也的确如此，但这背后的原因却是经过精打细算的冰冷事实。他父亲有三个兄弟早亡，一个10个月，一个2岁，一个4岁。他的姐妹们也分别在40岁和51岁的时候死去，他们的哥哥，第八代马尔伯勒公爵在48岁的时候死去。丘吉尔一直担心自己会英年早逝，这表明他认为，可能是一种与性活动无关的运动共济失调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不管怎样，他认为自己想要在这世上留下痕迹，留给他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如果说创造一位未来的帝国英雄需要一些理想的条件，到1895年1月底，丘吉尔已经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出身名门；父母自私自利、毫无恻隐之心；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也许并不系统，但是他明白了伟人如何通过伟大的壮举改变历史；接受了一流的军事教育；具有一个男人想要拯救帝国的雄心壮志；没有足够的钱去好逸恶劳；欣赏英语散文、崇敬英国历史，觉得这些都流淌在他贵族的血脉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以孤傲而著称的父亲，他36岁吞并了缅甸，45岁去世。丘吉尔现在20岁了，已经挣脱父亲的影响，即将成名。很少有人会有他那样冷静的深思熟虑，他决心先做英雄，再做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