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特使的命运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伟大的运动和任何社会团体所能感受到的每一次强烈的冲击都会变得反常或被曲解。这片土地上的氛围对人们的崇高愿望来说似乎是致命的。一个民族广泛的人道主义同情很容易退化为癔症。军职精神变得残忍不堪。自由给人们以权力抑制暴政。种族自豪感不断膨胀变为狂傲自大。对真主的敬畏产生了盲从和迷信。这令人悲哀的规律似乎从无例外，曾付出最大努力的人们，不管他们早期的成就如何荣光，都会面临惨淡的结局，就像植物生长、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然后在冬天变得又矮又粗，最终枯萎。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腐朽孕育着新生，新的激情涌现是为了代替那些消逝了的激情，好比橡树的落叶滋养着橡子，此时内心的希望才更加坚定。人类的崛起和没落以及各种运动，只不过是不断增长的生命之树上掉落的树叶，而在地表之下，更伟大的进化从未中断过。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引领的运动并没有摆脱人类活动的共同命运，爱国主义和宗教热情起义的慷慨热血很快就凝结成了军事帝国的黑暗血块。随着外国官员、士兵和商人被驱逐或消灭，种族因素开始消退，其存在的理由被根除了。随着疾病的增加，社会骚动也消停了，虽然共产主义允诺人们以财富，但是苏丹的财富却大大减少了。对马赫迪神圣使命的信仰只剩下了狂躁的愤怒，随着领袖的必要性不复存在，人们对他的神圣敬仰也变得越来越弱。与此同时，一股新生的带有起义特征的力量出现了。胜似劫掠的胜利曾为马赫迪带来无上的荣誉，也号召着一种不同于部落战斗热情的军职精神。

当这种新的影响慢慢取代最初的起义军时，马赫迪对喀土穆的围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马赫迪势力略感疲惫之际，局势曾一度进入了缓冲期。但是，英国军队在春天对东苏丹的入侵，以及1884年冬天支援军先头部队的到来，重新燃起了人们的爱国激情。曾经为把自己从外国统治中解放出来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的部落人民，如今发现杰拉德·格雷厄姆爵士和沃尔斯利勋爵的一系列行动正企图把他们再次置于枷锁之下。这股曾给予马赫迪起义理由的力量，足以激起人们对侵略军的激烈反抗。派遣救济部队过程中的延误葬送了喀土穆，喀土穆的沦陷也确立了军职精神至高无上的权威，后来的托钵僧帝国[49]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所有伊斯兰教民族的战争行为都带着狂热主义的特征。但是带着这样的定位，人们或许会这样说：那些击败尤塞夫、突袭欧拜伊德、歼灭希克斯的阿拉伯人为宗教热情的荣誉而战；那些反对格雷厄姆、厄尔和斯图尔特的阿拉伯人为保卫领土而战；被基奇纳征服的阿拉伯人为军队的骄傲而战。狂热分子在什坎[50]大肆声讨，爱国者们在阿卜克力激愤指责，而战士们则在恩图曼怒火中烧。

为了方便描述叛乱不断变化的性质，我已预料到故事情节，因此必须回到社会和种族影响力已经减弱而军职精神还不那么强的时期。如果说尤塞夫帕夏的失败导致苏丹全体人民拿起武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那么希克斯的失败则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苏丹人民赢得了自由。执政欲望的强大影响促使埃及总督的部长们更加努力地维护国家财产。如果是他们自己来统治埃及，那么他们定会誓死拼搏。但英国政府最终放弃了不干涉埃及在苏丹行动的政策。他们“通知”了埃及政府。谢里夫帕夏的抗议激怒了格兰威尔勋爵，他向埃及政府解释了“通知”一词的含义。埃及总督向更高的权威屈服了。部长辞职了。撤离政策被坚决采纳。“让我们，”部长们说，“率领我们的驻军离开吧。”制定想要采取的措施很简单，但实施却几乎不可能。达尔富尔和欧拜伊德等处的埃及驻军已经倒下。其他的像森纳尔、托卡和辛卡特，要么被包围，要么被切断了与北方的联络，就像赤道省的情况一样。然而，苏丹的首都尚未被攻击，而且由于首都的埃及人口超过了其他省城埃及人口的总和，埃及政府的首要任务也就显而易见了。

格莱斯顿政府镇压了阿拉比帕夏的叛乱。英国人通过他们的武装政策占领了埃及。英国军官正在重组军队。一位英国官员监管财政。一位英国全权代表“建议”重建陶菲克[51]。英国舰队驻足在亚历山大的废墟之上，很明显，英国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可以吞并这个国家。但是帝国主义并不是激进内阁的产物。他们的目的是博爱而无私的。就像他们现在坚决认为埃及人应该撤离苏丹，他们也一直认为英国人应该撤离埃及。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英国政策的基调是立即撤离埃及。每一次行动，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手段，都是想尽快结束这一切。每一次军事派遣的目的都是直接打破两国之间的联系，并收拾残局。但是英国人轻率地承担起的责任就像内萨斯[52]的衬衫一样赖在身上。文明国家的一贯做法是通过尝试重组其所干涉国家的内政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英国政府急切地关注着埃及撤离苏丹并把驻军安全带回的努力。他们全然拒绝进行军事援助，但毫不吝啬地提供建议。当时所有人都不相信埃及人的能力，他们认为只有把撤离的任务交给那些更强壮、更诚实的人而不是被尼罗河滋养着的人才可能完成。埃及的部长们打量着这群人，想知道怎样才能既不冒险也不花费一分一毫地让他们帮助埃及政府，在这个对他们的名声和财富来说都非常不利的时刻，有人低声说“戈登”。他们随即向开罗发去电报：“查理·戈登将军对你们或埃及政府有什么作用吗？如果有，是什么作用？”埃及政府通过伊夫林·巴林爵士回答说，由于苏丹的运动是一定程度的宗教行为，他们“非常反感”任命一名基督教徒作为指挥官。所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人的注意力都被转向了另一个人——一个或许能阻止马赫迪主义潮流，恢复埃及没落的统治权力，至少可以拯救在苏丹驻军的人。在他们万分苦恼之时，埃及总督顾问和英国全权代表把一个人视为了最佳的救星，一个被他们剥夺了自由、没收了财产、处决了儿子的人——祖贝尔帕夏。

他正是埃及政府迫切渴望的代理政府。所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人都支持这个主意。伊夫林·巴林爵士在削减了戈登将军的兵力一周之后写道：“无论祖贝尔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他终究是一个精力充沛、信心坚定的人。埃及政府应该考虑他的兵力或许非常有用，贝克帕夏也渴望效忠于祖贝尔帕夏。”（伊夫林·巴林爵士，12月9日信，1883年）如果埃及政府下放权力，那么祖贝尔肯定会被派到苏丹，凭借武器、金钱，或许还有人员的支持成为苏丹的统治者，对抗马赫迪。也许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在这个拥有着几乎和他一样的声望、资源比他丰富得多的祖贝尔面前，马赫迪势力会土崩瓦解。但是英国政府不会支持这样一个人。他们仔细考量了关于利用祖贝尔的提议，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并向埃及政府建议备选方案。祖贝尔被拒绝了，戈登仍旧保有原职。想要构思出一个比这两个人所展示出的差异更为明显的对比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像是从赤道跳到北极。

当困难和危险困惑所有的思想的时候，很多怀有不同思想的人就会达成一致，历史上经常上演这样的事情。那时，埃及政府和他们的代理政府之间完整的电报往来记录也还没被公开。蓝皮书[53]保留了一种虚伪的判断力。但是众所周知，伊夫林爵士从一开始就对戈登将军的任命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之间没有个人友谊，行政人员也害怕重新面对埃及政治的狂热纠纷。埃及的政治策略来自一个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骚动、轻率和暴躁的人。伊夫林爵士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努巴尔帕夏、外交部和英国公众强烈要求任用戈登将军。如果巴林拒绝让步，他很可能会被迫下台。最后巴林让步了，一获得他的同意，政府就高兴地转向了戈登。1月17日，沃尔斯利勋爵请戈登来到英国。1月18日，戈登会见了内阁。当晚，他就开始了漫长的旅程，再也没有回头。

戈登情绪高昂地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心中的信念给了他坚持的动力，而这种信念常常会误导英雄和美女。他说这是他迄今被赋予的最大荣誉。所有人都笑了，整个国家洋溢着喜悦，部长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特使满怀信心。他和总督的会谈“让人非常满意”。在苏丹所有的知名人士和土著人面前，总督宣读了他的绝对权力。（《埃及总督宣言》，1878年1月26日）他得到了埃及政府的支持。（伊夫林·巴林爵士致戈登少将信，1884年1月25日）伦敦外交部谦虚地承认，他们“对当地的了解不够”（厄尔·格兰威尔爵士致伊夫林·巴林爵士信），因此“给予他最大的自由决定权”（伊夫林·巴林爵士致厄尔·格兰威尔信，1884年2月1日）。他获得了10万英镑的资金，并被告知，当这些用尽时，他将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总督向他保证，开罗当局不论是英国人还是埃及人，都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和配合他（伊夫林·巴林爵士致戈登少将信，1884年1月25日）。伊夫林·巴林爵士写道：“戈登将军的观点与努巴尔帕夏和我自己的观点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伊夫林·巴林爵士致厄尔·格兰威尔爵士信，1884年2月1日）在这普天同庆之时，悲惨的灾难性运动开始了。

他的任务虽然最终被证明是艰巨而且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却非常明确。“你要记住，”伊夫林·巴林爵士写道，“我们想要的结果是撤离苏丹。”埃及总督告诉他：“你到苏丹的目的是将我们的部队、政府官员和移民从苏丹的领土上撤离，很多人都希望离开苏丹回到埃及去。完成撤离后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在其他省份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他到达坦焦尔[54]的时候起草了一份协议备忘录，在那里他完全同意从苏丹撤离。他有一句和格莱斯顿将军的名言“一个通过正当途径争取自由的民族”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语，他写道：“我不得不说，征服这些民族然后让他们回到埃及，却不向他们保证一个未来亲民的政府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最终，他毫不犹豫地断言：“没有一个曾在苏丹生活过的人不会反思：‘占领这片土地简直毫无是处！’”陪同戈登的斯图尔特上校在戈登的协议备忘录上签了字，并且补充道：“简直是埃及的累赘！”至此，英国特使和自由党的内阁在思想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他横穿科罗斯科和阿布哈迈德之间的沙漠，他对柏柏尔名人的采访和他放弃苏丹的宣言，都不是本书所要讲述的。有人认为放弃苏丹是戈登将军没落的原因。2月22日，他抵达喀土穆，引发全体人民的欢呼。他们再次认可了他们的总督和他们现在的救世主。那些即将飞往北方的人心中充满了新鲜感。他们认为，这个特使身后是一个帝国的资源。马赫迪和那些聚集起来的托钵僧感到困惑和惊慌。困惑和犹豫使他们的议会感到不安，推迟了他们的行动。戈登将军已经来了，军队将随之而来。同胞和敌人都被蒙在鼓里。这个伟人在喀土穆，但在这里他也将是孤身一人。

戈登将军的个人影响力给他带来了信心，但无论这信心多么强大，都已在他前往喀土穆的途中烟消云散。他不再幻想。他用饱经沧桑的双眼审视了眼下的形势。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场巨大的种族运动。苏丹人民起身反抗外国人。他唯一的部队是苏丹人。他自己也是一个外国人。叛军首领中最重要的是阿拉伯的奴隶商贩，他们对企图压制他们贸易的行为满怀愤怒。没有人——即使是塞缪尔·贝克爵士——像戈登那样费尽心机地打击奴隶贸易。最后，整个运动被冠以宗教狂热主义的名号。戈登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士兵们也陷入了魔咒中，正在试图打破它。他们的指挥官被诅咒了。每一种势力都满怀敌意，尤其敌视他个人。种族、阶级和宗教的联合势力反对他。他向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低了头。在他到达喀土穆的那一天，市民们在街上欢呼起来，鸣礼炮欢迎他的到来。当英国人民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政府也为他们自己的明智之举洋洋得意时，戈登将军自己却坐了下来，通过电报向位于开罗的祖贝尔帕夏发出了一个正式请求。

他与祖贝尔之间的关系非常独特。祖贝尔的儿子苏莱曼正是因戈登将军的命令，至少是在他执政期间、在他完全同意的情况下被处决的。“因此，”他说，“真主已经在他的敌人队伍中留下了空隙。”当他给伊夫林·巴林爵士致电告诉他祖贝尔是最危险的人，并要求立即将他驱逐到塞浦路斯之后，就从伦敦出发开始履行他的使命了。这当然超出了英国代理政府的权力或意图。戈登将军就像紧随电报之后的一股旋风立即到达开罗。听说祖贝尔还在埃及之后，他非常生气。在乘船离开之前，他去见了谢里夫帕夏。在这位前部长的接待室里，他碰见了他最不想见的人——祖贝尔。他热情地向祖贝尔打了招呼。他们就苏丹问题促膝长谈。戈登随即赶到政府部门告诉伊夫林·巴林爵士说，祖贝尔必须立即陪同他前往喀土穆。巴林爵士惊愕万分。但他本人并不反对这个计划。事实上，他已经向当局提议了这个做法。但是他认为，戈登的态度变化太突然，难以信赖，明天他可能会再次改变主意。他恳求戈登将军再认真考虑下这件事。戈登以他一贯的坦率承认他的想法改变得确实非常突然。他说，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他们需要祖贝尔来挽救苏丹当下的局势。

离开开罗之后，戈登仍在考虑这个问题。向喀土穆正式请求由祖贝尔来协助之后，他对这位曾经的奴隶商贩的价值的肯定就显而易见了，并不仅仅是一闪而过的想法。此外，他现在已经成了“局中人”，因此他的话就更有分量了。伊夫林·巴林爵士决心全力支持戈登的建议。任命一个如此邪恶的人从没像现在这样意义非凡。这位杰出的特使请求祖贝尔的协助，他的同僚斯图尔特上校表示同意；英国的代理政府也强烈要求这样做；埃及政府意见一致。在所有这些背后，是每一个对苏丹有所了解的人。没有什么能超越人们对这个请求的热切渴望。3月1日，戈登将军致电写道：“我坦白地告诉你，想让祖贝尔来喀土穆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去做。他们拒绝祖贝尔，但这是唯一的机会。”8日，他又写道：“如果你不派祖贝尔来的话，你们就没有机会撤离驻军。”“我相信，”伊夫林·巴林爵士在回复这些电报时写道，“戈登将军说祖贝尔帕夏是唯一可能的人选是非常正确的。努巴尔强烈支持他。非洲旅行家伯恩多夫博士充分证实了戈登将军有关祖贝尔的影响的说法。”祖贝尔帕夏虽然卑鄙无耻，但现在却是不可或缺的。

英国政府完全拒绝与祖贝尔有任何关联。他们反对埃及政府雇佣他。他们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毫无商量的余地。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在闲暇之时绞尽脑汁去判定，那些部长和人民是对还是错；他们是否有权以可怕的代价放纵自己的感性；他们是否不够明智；他们的尊严是否因所招致的麻烦或避免的问题而受到更多的冒犯。

戈登将军已经非常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他的观点：“如果在我请求任用祖贝尔帕夏的时候他被派过来了，柏柏尔人[55]很可能不会倒下，而且可能还会建立起一个与马赫迪对峙的苏丹政府。我们仅仅因为他之前从事奴隶贸易而选择拒绝使用他。的确，我们有理由。但是，由于我们并没有带着对奴隶贸易的敬意对这片土地的未来采取预防措施，因此上述那些反对派看起来似乎是荒谬的。我不会派别人过来，因为祖贝尔会做这些，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国家交给另外一个人，谁来做同样的事情呢。”（戈登少将，《喀土穆日志》）

但是，如果这个决定的公平性值得怀疑，无论英国政府是否关心苏丹问题，其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不关心，那么他们没有理由或权力禁止任命祖贝尔；如果他们关心，他们一定会发现他们的驻军即将获救。英国是否对驻军的安全负原始责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戈登将军坚决主张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拯救他们，并用他的生命践行着他的信念。另一些人认为，政府无权施压；或者无论如何在给本国人施加沉重负担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才能让他们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展现出英勇的骑士精神。英国并没有在苏丹施行暴政，也没有激起人民的起义，更没有派驻军队。埃及能期待的只有同情。但是祖贝尔被排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拒绝雇佣他就等于承认苏丹的事务涉及英国和埃及的荣誉。因为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所以当英国人民开始以一种高尚的道德态度对祖贝尔心怀敬意的时候，他们告诉自己一定要救出驻军。如果可能的话，就采取和平手段；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动用武力。

由于埃及政府拒绝让祖贝尔到苏丹去，他们和特使戈登之间漫长而痛苦的对峙拉开了帷幕。戈登为他的第一个请求不被接受而困惑不安，同时也在设法寻找权宜之计。他已经说过祖贝尔是“唯一的机会”。但是，作为下属，当自己推荐的方法被拒绝时，有义务提出其他的方案。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毫无保留的忠诚，戈登投身到这些事务中，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方案。

戈登思考着以他个人的名义承诺完成将驻军和政府官员撤离喀土穆的任务。他已经任命一些居民担任要职，缓和了他们与马赫迪的关系。其他人则毫无疑问地受到戈登将军到来的影响，推迟了离开的时间。因此，他认为他的荣誉和他们的安全息息相关。从此以后，他变得更加坚定。奖赏和威胁都不能动摇他。没有什么东西能诱使他离开喀土穆，直到那里的居民获救。政府也同样固执。虽然备受尊重，但是没有什么能说服他们向喀土穆派兵，或者说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置身于非洲中部的事务中。城镇可能会沦陷；驻军可能被屠杀；直到所有这一切和下一代人都被埋葬和遗忘之后，他们准备面对这位特使的可能性才会为世人所知。

僵局结束了。对一些人来说，外交部可能给他们提供了撤退路线，让他们得到了最高官员的赞誉，为他们带来了晋升的机会和奖赏。其他人则期待着离开如此危险职位的命令。但是他们派来的这个人是所有其他人无法控制的人，对于他们可以给予或带走什么东西都不在乎。所以，一系列事情拖延了他们的行程。随着戈登所能想到的最好方案接连被政府否决，他的愤怒和失望不断增加，他的建议也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他的日志记录员愤怒地一一列举了他的那些建议。他曾向政府请求祖贝尔的协助，被拒绝了；他曾请求突厥军队支援，也被拒绝了；他曾请求印度穆罕默德军团的救济，政府为他们自己无法满足这些请求而感到遗憾；他请求苏丹领袖下令强化他的地位，被蛮横地拒绝了；他建议乘汽船向南前往赤道省，但是政府禁止他离开喀土穆；他要求派200名英军前往柏柏尔，被拒绝了；他恳求派一些人到阿斯旺，却一个都没有派；他建议让他亲自拜访马赫迪，并和他商讨相关事宜——或许他在马赫迪身上发现了一种类似的精神，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政府还是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

最终争吵爆发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我走！”他说，“抛开这‘不可磨灭的放弃驻军的耻辱’。”（戈登少将致伊夫林·巴林爵士电报，4月16日接收于开罗）他宣称这种放弃“卑劣至极”。（同上，发送于4月8日）他重申了和喀土穆驻军坚守驻地的决心：“在他们全部撤离之前，我是不会离开这些人的。”（戈登少将致伊夫林·巴林爵士信，7月30日；10月15日接收于开罗）他轻蔑地扔下了他的委任状：“我也请求女王政府接受我的辞呈。”（戈登少将致伊夫林·巴林爵士电报，喀土穆，3月9日）“政府相信他不会辞职。”（厄尔·格兰威尔致伊夫林·巴林爵士信，外交部，3月13日）“他的辞呈依然无效。最终，在痛苦和烦恼之中，想到自己被抛弃和否定，他向伊夫林·巴林爵士倾诉道：‘无论你站在外交的角度上有什么样的感觉，我都确信，我有你和每一个自称君子的人的默默支持。’”（戈登少将致伊夫林·巴林爵士电报，4月16日接收于开罗）作为最后的希望，他恳请塞缪尔·贝克爵士向“英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求助，申请20万英镑协助他完成撤离，不管开罗和伦敦政府怎么做。塞缪尔·贝克爵士带着对政府的强烈抗议和恳求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长信。

这就是这桩悲剧的主要特点。即使蓝皮书中枯燥的赘述也能激起读者心中的悲恸和愤怒。但是同时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发生着一些更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戈登将军来到喀土穆让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和他的哈里发们感到困惑和担心。他们的追随者们灰心丧气，他们自己也担心戈登将军的到来是政府派军的前兆。戈登对柏柏尔人的宣言让马赫迪和他的手下放下心来。随后几周，并没有援军来到喀土穆，马赫迪和阿卜杜拉带着曾使他们在危急时刻奋勇向前的勇气，决定勇敢面对现状并且封锁喀土穆。整个国家的爱国热情和随之而来的起义激情鼓舞着他们的行动。要想弄明白其原因，我们必须关注一下苏丹东部地区，在那里发生了继希克斯将军战败之后的又一场悲剧。

被压迫和暴政激怒的哈丹达瓦部落[56]，在声名远扬的奥斯曼·狄格纳[57]的率领下加入了马赫迪起义。托卡和辛卡特的埃及驻军被围困，物资匮乏。英国当局声称对此负全部责任。由于这些城市距离海岸线并不算远，英国当局也就没有阻止埃及政府去救援被困驻军。随后，一支3500人的军队在贝克将军的率领下，于1884年2月从萨瓦金[58]出发前去托卡市支援。贝克将军曾是第十支胡萨尔轻骑兵[59]的英勇上校。泰卜地区水源匮乏使他们陷入了困境，2月5日，他们被一支约1000人的阿拉伯部队袭击。

“埃及阵营中的士兵在一小支敌军的威胁下就丢下武器带着黑人部队四散而逃，任凭敌军屠杀他们，不做一丝抵抗。”（贝克将军致伊夫林·巴林爵士电报，发送于2月6日）英国和欧洲的军官们试图召集他们却无功而返。唯一的一支苏丹军队向着有自己同胞在内的敌军无情地狂轰滥炸。贝克将军凭借着曾在多瑙河上让他享誉整个欧洲的坚定勇气和高超的军事技能，召集了1500个手无寸铁的士兵回到了萨瓦金。96名军官和2250名士兵被杀。克虏伯大炮、机枪、步枪以及大量弹药落入了获胜的阿拉伯人手中。胜利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围攻那些城市。辛卡特的800名驻军尝试突围出去前往萨瓦金。托卡的驻军投降了。最终两支驻军都被歼灭了。

罪行已经发生。屠杀也已降临。至此，英国当局准备插手此事。他们决定为那些他们曾经拒绝救援的驻军复仇。不顾善意的同僚们的劝阻和戈登将军的建议，英国政府派出了一支由一队骑兵和两个步兵旅组成的庞大军队出征萨瓦金。戈登将军感觉到他在喀土穆的地位，将受到这些在他唯一撤退路线上的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威胁。（伊夫林·巴林爵士致厄尔·格兰威尔信，开罗，2月23日）格雷厄姆将军被委任为指挥官。远征军迫不及待地出发了。从印度归来的第十支轻骑兵被强行纳入了这支远征军中。这支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一方领土。距离上次惨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泰卜征服了敌军，几乎就是在之前灾难发生的地点。3月4日，他们消灭了3000名哈丹达瓦人并驱散了剩下的人。四周之后，他们在塔马伊[60]发动了第二次军事行动。英军再次大获全胜，阿拉伯人被大肆屠杀。但是，胜利也伴随着损失。在泰卜地区，英军损失了24名军官和168名士兵；在塔马伊，他们损失了13名军官和208名士兵。这些战役将奥斯曼·狄格纳聚集起来的兵力驱散了。但是这个精明狡猾的人却再一次全身而退。

因此，在苏丹东部地区，三个月之内有10000人被杀。按照军队的惯例，政府高奏凯歌。红海沿岸的部落对他们充满畏惧。由于他们的战斗毫无目的，因此他们的胜利也无利可图。

随着戈登将军请求祖贝尔协助的要求最终被拒绝，救援驻军也变得明显不切实际。戈登将军作为最后的希望被派去苏丹。不论是对还是错，他的建议都被无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的使命终将失败。在那之后，仅存的问题是如何将他尽快带离苏丹。他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回来。他需要军队，却不知该如何运用。随着英国在苏丹东部地区连战连捷，戈登将军的机会出现了。道路已经畅通，当地部落都被击垮了。随后，尽管柏柏尔人并没有倒下，马赫迪仍在从欧拜伊德去喀土穆的途中。伊夫林·巴林爵士看到了机会。他当时并没有在埃及政局中担任他后来得到的令人敬畏且印象深刻的职位。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强烈要求派遣一小支部队紧急到喀土穆支援。大约有1000到1200人准备骑骆驼经由柏柏尔人所在区域前往喀土穆。那些生病或者中途所骑骆驼死掉的人只能在路边碰运气。然而，这个计划在军事层面失败了。只有一点值得称赞——一支常规的远征军。这位英国政府的代表随即又开始强烈要求派遣军队，但是埃及政府却固执地回绝了他，时间就这样流逝了。

在戈登将军和格莱斯顿内阁的对峙结束之前，喀土穆的形势已宛如坟场。当英国政府沉溺于在苏丹东部的报复性军事行动中时，马赫迪率领约15000到20000人缓慢却坚定地向喀土穆进军。3月7日，斯图尔特上校从喀土穆发来电报：“马赫迪试图派密使鼓动尚迪[61]人民，我们可能会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上校斯图尔特致伊夫林·巴林爵士，3月7日，1884年）3月11日，戈登将军亲自报告：“叛军在青尼罗河上，距我方只有4个小时的行程。”（少将戈登致伊夫林·巴林爵士，3月11日，1884年）此后，再也没有电报发来，因为3月15日，尚迪和柏柏尔人所在地区的通信线路被切断了，马赫迪对喀土穆的封锁已全面开始。

喀土穆漫长而光荣的防守备受关注。那个身处非洲人之中的欧洲人，居于穆斯林教徒中的基督教徒，凭借他的天赋激发了7000名低等种族士兵的斗志，凭借他的勇气支撑起30000名胆小的居民的心灵。在这样的条件和阻碍面前，他们顽强地抵抗着敌军不断加强的攻击。在长达317天的对峙中，纵使敌军冷酷残暴，他们也会接受投降。这场防守战在历史上或许独一无二。我们也很容易预料到，没有人会写出和这个名人自己写的《喀土穆日志》在兴趣和细节方面可比的故事。

简洁的叙述使欧洲和美洲成千上万的读者感到愉悦。也许是因为查理·戈登忽略了自己轻而易举就赢得的人们的同情。他的日志被分为六节，在第一部分结束之前就已经赢得了读者的心。此后，他透过戈登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在斯拉廷面前，他嘲笑外交官，蔑视政府；无端地烦躁，也许是因为情报处少校基奇纳的情报被误传或者未被传送；为沙吉亚非正规军的不切实际而疲惫不堪；对雄火鸡和他的四个妻子充满兴趣；嘲笑黑人淫妇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他为“可怜的小野兽”侯赛因耶的命运颤抖着，当他第一个把船停靠在沙滩上时，这艘“小汽轮瞬间被置于加农炮的火力之中”；他日复一日地通过将军强大的望远镜，从宫殿的屋顶，沿着长长的棕色河道，望向沙布鲁卡峡谷间的岩石，希望能发现一些救援汽轮的信号。当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所有英国人都不会读到最后一句话：“现在记下这些，如果远征军——我要求的不超过200人——在10天内不来，这座城就可能沦陷；我已为国家的荣誉拼尽全力，再见。”他没有因徒劳无功的懊悔和决心兴奋不已。故事随即结束了。沉默也未被打破。《喀土穆日志》的第六节是12月14日发出的；读完之后，读者突然从令人愉悦的情绪中跳了出来，感受到一种失落和烦恼。长久支撑着读者的想象力被严酷的现实撇在了一边。此后，戈登所经历的危险都未被记录。

我将从《喀土穆日志》中挑选一个情节作为证明查理·戈登独特而严厉性格的例子，他对待斯拉廷便是如此。这位奥地利军官曾担任达尔富尔的首领，相当于埃及官制中的省督。四年来，他一直试图平息叛乱，但最终无功而返。他也曾取得过各种各样的胜利。他受了好几次伤。在省内甚至外省，他都被称为勇敢而能干的士兵。他撰写的有关他自己的苦难和冒险的人生故事广为人知，那些读过他的故事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且值得尊敬的人。那些享受和他的私交的人，毫不犹豫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他的一个行为却使他丧失了戈登的同情和尊重。在达尔富尔的战斗中，屡遭败仗之后，他的伊斯兰教士兵们灰心丧气，把他们的厄运归咎于他们被真主诅咒了的异教徒指挥官。斯拉廷因此宣布自己是先知的追随者，至少表面上接纳伊斯兰教的信仰。士兵们为他的转变感到高兴，成功的希望鼓舞着他们重振士气，因此达尔富尔省督的抵抗得以延长。然而，这只是推迟而并不能避免他们的沦陷。希克斯将军的军队被摧毁后，斯拉廷被迫向托钵僧军投降。他所设想的能够挽救败局的宗教信仰，后来发现也只不过是逃避死亡的妄想。

欣赏他的勇气的阿拉伯领袖们起初十分敬重并善待他，把他带到了马赫迪位于喀土穆城前的营地中。在封锁喀土穆期间，斯拉廷被严加看守，但并没被监禁。然后他写信给戈登告知他的投降和背叛，并乞求允许他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逃到喀土穆。这些信件至今尚存，展示了这个人所面对的十二年的危险和堕落，读过这些信件的人几乎没有不同情他的。

戈登是个固执己见的人。在收到那些信件之前，他提起斯拉廷时充满鄙夷：“一个忍不住嘲笑马赫迪的人，亲自率领着一帮欧洲人——修女、牧师、希腊人、奥地利官员，鱼龙混杂，他是多么正常的一个少校啊！”（《喀土穆日志》）他依然不愿相信斯拉廷居然会投降。“希腊人说，斯拉廷有4000阿德布[62]军粮，1500头奶牛和大量的弹药，马赫迪给了他八匹马。”他不会为这样一个人效力。但他正义凛然地补充道：“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保存好。”

最终信件来了。在被命令要求写信投降的时候，斯拉廷冒着生命危险向戈登将军写了另一封信，请求同意让他逃跑。这是在《喀土穆日志》中毫不妥协的一分钟：“10月16日，斯拉廷的信已经送达。我无话可说，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些。”事实上，他确实辜负了一些人的同情，但那不过是人们对一只老鼠的同情。“他显然不是斯巴达人……他想要被隔离……只有一个人为他感到难过。”第二天，他继续坚持着，并且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理由：“斯拉廷待在这里，我什么都不会让他做，除非得到马赫迪的允许，但这是他不太可能得到的；他这样做是会丧失获释的机会的，释放他应像给予马赫迪其他任何权力时同样神圣，他这样做也将危及所有欧洲人和马赫迪手中的囚犯的安全。”

应该看到，斯拉廷不是一个获释的军官，而是被监禁在敌军营地中的战俘。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有理由冒一切风险逃脱。如果捕获他的那些人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们只能责怪自己。他和那些托钵僧军俘虏，以及如今加入反政府行列的黑人士兵，处境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每天都有逃到喀土穆的，而且戈登将军完全默许他们这样做。至于斯拉廷的逃跑是否影响到其他欧洲囚犯的境况，必须注意，当他多次试图从恩图曼逃脱并最终逃掉时，其他囚犯并没有受到虐待；即使这样的虐待是某个人的逃跑所致，以战争的惯例来看，也不能禁止一个人试图重获自由。与之相对应，只有他的自由和正式的承诺，可以剥夺这种权利。如果马赫迪选择屠杀其他囚犯，那么罪责应归于马赫迪。

然而，斯拉廷无权为自己辩解。他与戈登的通信被发现了。他曾一度命悬一线。连续好几个月，他都被沉重的锁链铐着，每天只能吃一些喂马、骡子的粗粮。这些情况传到了戈登耳中。他冷漠地观察着，“斯拉廷仍然被锁链铐着”。他从不怀疑他所采用的方法的正确性，哪怕一个瞬间。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双方存在激烈的争论，但许多人会说他们很好地处理了这些争论。戈登一定仔细地进行了权衡。他从不动摇。现在他需要斯拉廷。他独自一人，没有一个作战能力让他有丝毫信心的手下。他在《喀土穆日志》中一遍又一遍地表达了对值得信赖的下属的渴望。他说他不可能到所有地方去，“几乎每一个命令都要重申两三次，生活让我疲惫不堪。在这里最大的感受是缺少像盖西、梅萨达格利亚或斯拉廷那样的人，我甚至派不出一个可以率领远征军的人……”

这就是那个本应雇佣祖贝尔却不得不屈从于权宜之计的人。但是祖贝尔从来没有“否认他的真主”。

喀土穆的实际防御在《喀土穆日志》中有所提及，我不打算按时间顺序记录。9月10日之后，当戈登将军派斯图尔特上校、鲍威尔和赫尔宾先生搭乘不幸的阿巴斯汽轮沿河而下时，他独自一个人待着。很多人都向沉重的责任低了头。戈登却只能独自承担责任。他没有一个可以平心交谈的人，也没有能让他倾诉疑问的可靠下属。对于某些人来说，行使权力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有些感觉比无法掌控职责更加痛苦：将军不能指挥防御；军官抢夺士兵的口粮；哨兵在哨岗上呼呼大睡；市民们悲叹着他们的不幸；各个等级和阶层的人都私通敌军，希望在城镇沦陷的时候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敌人频繁地煽动民众，消磨他们的信心。各方间谍混入城中。埃及的帕夏们深感绝望，策划着叛国投敌。他们一度试图引爆弹药库。还有一次，他们从军火库中偷走了不下80000阿德布粮食。焦躁的指挥官偶尔会发现一些阴谋并逮捕策划者；或者进行调查，可能会发现一些抢劫案件；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他发现的这些都是他有所耳闻的。埃及军官并不可信。然而，他不得不相信他们。民众被战争彻底击垮，许多人的忠诚不复存在。他必须支持并鼓励他们。仅靠这座城镇自身几乎是不可能抵挡敌军的进攻的。但是他们必须坚持防守到底。他在宫殿的平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着远处的堡垒和士兵。他每天在这里花费大部分时间，用强大的望远镜来仔细监督防御情况和周围的村落。当他看到堡垒上的哨兵离开岗位时，就会派人去鞭打他们，他们的上司也会受到惩罚。当他的“小型汽轮”忙于应付托钵僧军的炮火时，他会提心吊胆，因为这样的战斗对于他们的防守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由于他不能指挥，所以必须让胆小鲁莽的军官轮流值守。深夜时分，他便无法观察。他的自信仅存于日志中，其中展示的痛苦不比他的伟大品格少。他写道：“没有任何传染病比得上那种恐惧。当我焦躁愤怒不能进食时，我会发现那些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人好像都在伪装自己。”

任何一种令人疲惫的担忧都在不断增加军方的焦虑。那些女人叫嚣着索要面包。民众不停地责备他。与英国政府的争论使他非常痛苦。他思想中充斥着的错误和不公正的想法折磨着他。他被遗弃，无人信任，历史将不重视他的努力，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曾努力过。人民的痛苦扭曲了他高尚和慷慨的心。绝望的寂寞压抑着他。一切都扑朔迷离。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性带着虚假的希望嘲笑着他。每天早上的第一盏灯，都可能揭露人们对救济轮船和身着制服的英国士兵的渴望。甚至令人麻木的绝望都是对戈登的否认。

然而，有两种伟大的道德和精神激励着他：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荣誉和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前者把所有他曾认为不正确的行为放在了一边，这样就减轻了很多疑惑，避免了许多无谓的遗憾。后者是他力量的真正来源。他确信，除了危险和一切的错误、不平等，还有另一种生活等待着他——只要他忠实而真诚，就会给他利用更好更强大的机会的能力。“你看现在的我，”他曾经对一个旅伴说，“指挥着一小支军队，没有任何城市可以治理。我希望死亡能使我摆脱痛苦，那么我将拥有伟大的军队，而且我将管理许多大城市。”（纽汉姆·戴维斯上校，《戈登回忆录》，1898年12月14日发表于《世界报》）这就是他不朽的光明希望。

随着军事行动的严峻程度日益增加，军队纪律也必须更加严苛。士兵的热情、作战本能、对战争的兴趣和激情，可以确保他们在短暂而成功的战役中服从命令并心甘情愿地忍受危险和艰辛。但是，当命运未卜或前途暗淡时，当撤退和进军无法避免时，当供给不足、筹备失败、灾难临近时，当斗争持久时，只有告诉他们如果拒绝服从命令，现实生活中将有更大的恐惧等待着他们，才能说服他们接受不幸。丑陋的事实表明，恐惧是顺从的基础。戈登将军对喀土穆驻军和民众的影响是对抗险恶情况的最大力量。他在9月份的日志中写道：“当他们来看我的时候，颤抖而痛苦，他们甚至无法拿起火柴点燃手中的香烟。”他采用了所有可能激发他们斗志的方法。随着冬季的到来，被围困的痛苦不断增加，他们丧失了对指挥官的信心，不再信奉他的救济承诺。为了保存他们的希望——正是因为他们的希望才使他们的勇气和忠诚超越了人类的力量，戈登做了一个伟人最大限度运用自身才能和权威时所能做的一切。

他非凡的精神在最后这些阴沉的日子里格外耀眼。军费用尽了，他下发欠条，签上自己的名字。民众在物资紧缺、疾病和战争这三重灾祸下呻吟，他命令乐队快乐地演奏，并发射火炮作为烟火。他们被抛弃了，援军永远不会到来，远征军只是一个幻想，是一个被政府否认的将军的一个谎言；他立即下令在墙上张贴英国军队进军和胜利的消息，或者租用尼罗河沿岸所有最好的房屋来安置救济部队军官。托钵僧的一颗炮弹洞穿了他的宫殿，他下令将这颗炮弹到来的日期刻在弹孔的上方。对于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他在盛大的场合给他们赠送勋章。其他不值得称赞的人会被射杀。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和措施，这座城市的防守得以拖过1884年的夏季、秋季和冬季，并延续到了1885年。

其间英国民众的焦虑不断增加。即使戈登将军被抛弃，人们也绝不会遗忘他。因为他的使命关乎整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所以他的失败带来的是人们的普遍失望。很快人们的失望就被惊慌取而代之。3月16日，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下议院提出这位杰出特使的个人安危问题。借此机会他还批评了政府的迟疑不决和在苏丹东部漫无目的的屠杀，以及修建萨瓦金—柏柏尔地区道路的失败。他继续关注着戈登将军在喀土穆的危险形势。

“科特洛根上校已经说过，喀土穆很容易被攻占；我们都知道戈登将军被一群强烈反抗他的部落包围着，并且被切断了和开罗以及伦敦的联络。在这种情况下，议院有权问女王政府是否打算采取行动去解救他。对于这个他们曾寄希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人，他们打算继续漠不关心，任由他自己去改变命运，不愿意为他做任何努力吗？”（议会议事录，3月16日，1884年）

女王政府仍然无动于衷。菲茨莫里斯勋爵做出的回应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这个问题一旦提出就不容搁置。反对党在一个年轻人的真诚鼓舞和激励下不断发展壮大。埃及政府处理事务的表现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批评和攻击的机会。整个夏天的几个月里，部长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被询问究竟是去拯救他们的特使还是任他听天由命。格莱斯顿先生闪烁其词。保守党明白了其中的暗示。骚动变得愈加激烈。连政府的支持者也心生不满。但首相却顽固而坚定。最后，会议结束时，整个问题以最庄严和最正式的方式进行了不信任决议投票[63]。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的提议引发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格莱斯顿先生的讲话只增加了他的追随者的不安和反对党的愤怒。福斯特先生公然表达了与他的上司不同的意见。虽然哈丁顿勋爵结束辩论时的讲话让人们看到了秋天派出远征军的希望，但政府获胜的票数却降到了28票。议会结束之后，议会之外的争论激烈程度丝毫未减，民众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在解救戈登的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的行为往往被其仁慈的弱点左右。历史上可能会有另一种观点。将军强壮而固执，首长也是如此。如果戈登是比较伟大的人，那么毫无疑问，格莱斯顿更伟大。这位女王的亲信首长很容易就能派出远征军对付野蛮人。他习惯于行使权力。与帝国的资源相比，这项行动是微不足道的。格莱斯顿的职责比所有人的都多。另一方面，人民所表达的愿望是他一直所遵从的力量，事实上，那也是他的政治存在的根源。然而，尽管整个国家的骚动不断增加，他仍然保持沉默。大多数人都在做正确的事，或者他们说服自己他们所做的是对的。不难相信格莱斯顿先生不赞同卷入苏丹中部的军事行动，那不是为了拯救特使的生命，让戈登踏上汽轮回家，而只是为了维护一个人的个人荣誉。也可能是对政府官员的怨恨影响了他的决策，正是那些政府官员的顽固本性给政府招来了人民的憎恨。

要不是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他早已被迫让步。长期以来忽略人民渴盼海外声望的政府，在国内蒙羞，被迫跑去苏丹。当时的战争国务卿哈丁顿勋爵，摆脱了他的主要同僚们所遭受的普遍谴责。他是第一个承认内阁职责以及内阁所承担的国家职责的人，而且救援远征军主要是因为他的影响才得以最终被派遣。总司令和副官长完全意识到了喀土穆的危险处境，并补充了他们的建议。但即使在最后一刻，仍然有人劝导格莱斯顿先生谨慎发兵，因为他们相信这次行动规模很小，而且只需要一个旅的兵力。该决定随即被政府部门接受并向全国公布。然而，正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副官长组织了一支截然不同的军队，将仅仅一个旅的队伍扩大为一支拥有一万人的远征军，而且全都是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

然而，现在已经无法扭转这一决定，“戈登救援军”出征了。负责行动的指挥官审视了当下的形势。他发现如果自己面对任务从容不迫，它就既简单又安全；但如果匆忙开始，它的处境就将非常危险且充满不确定性。他长期以来军旅生涯的成功战果都寄托在这次行动上了，他拒绝匆忙而鲁莽行动的行为也并不讨人喜欢。他明智地评估了军队的困境，并制订了有条不紊的行军计划，不冒一丝风险，就像基奇纳爵士后来的行动那样。他拒绝了迅速获得无上荣誉的主意，因为那可能带来出人意料的成功抑或可怕的灾难。

军队在瓦迪哈勒法和尼罗河沿岸逐渐聚集起来，仓库也逐一修建。由四个团组成的新骆驼军团不断训练壮大。为了驾船逆激流而上，他们专门从加拿大请来船夫。最后，当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远征军出发了。这个计划很简单，船上的一队强大步兵通过河道前往支援。如果他们不能及时到达，骆驼军团将从库尔提穿过拜由达沙漠前往米提玛。到那里以后，一支小分队由戈登的汽轮运到喀土穆，以支援守军，直到主力部队于1885年3月甚至4月抵达，那时喀土穆就可以逐渐摆脱围困了。

这次行动的戏剧性特征和其如画的原始特征，令整个国家着迷，而且此次进军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一个在他们的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形象地描述了河上分队的命运。“激流运动”（威廉·巴特勒爵士）是艰苦而不断地努力的记录。日复一日，士兵们拖着绳索改变航向，或是紧握船桨奋力划动；夜复一夜，他们在蒙纳西尔沙漠冷酷而荒凉的岸边扎营。终于，一个消息鼓舞了辛劳而无聊的士兵：一旦他们到达阿布哈迈德旁河流的弯道处，强力的北风将迅速把他们带到喀土穆。在他们穿越激流并以先前五倍的速度前进的时候，突然宣布的撤军命令以及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徒劳的消息，似乎是一种奇怪而痛苦的讽刺。

荒漠分队于12月30日从库尔提出发。他们的总兵力不超过1100人，但他们是部队中的精英。抛下所有的通信设备，他们沿着通往米提玛的车队路线前进。我们知道马赫迪军队的资源状况，因此他们这充满危险且义无反顾的行动值得我们赞赏。虽然托钵僧军既没有如此精良的装备也没有受到过良好的训练，但他们数量庞大，同样毫无畏惧。他们的战术更符合当下的状况，他们极度狂热。另一方面，英国军队装备的武器与那些终极战役中雇佣的士兵所使用的武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他们配备的是马蒂尼-亨利步枪，而不是强大的，具备无烟、换弹迅速、后坐力小等优势的李-梅特福步枪。代替致命的马克沁机枪的是加德纳枪，它正是在塔马伊卡弹的那支枪，在阿卜克力它再次频繁卡弹。他们的火炮在各方面都逊色于现在普遍使用的那些。除此之外，他们进行火力管制和射击的规则都是新的，很少有人了解，也很难被接受。尽管如此，骆驼军团依然大胆前进，随后与一支敌军正面交战。而最终我们发现想要击败这支敌军，需要一支比目前的军队实力强大十二倍且装备更好、训练更有素的军队。

1月3日，他们来到了盖克杜尔·威尔斯。他们已经行进了100英里，但是因为需要护送第二支补给部队到达盖克杜尔而推迟了行军，补给部队和增援队伍抵达之后他们的总兵力增至1800人。这段时间内他们修建了两个小堡垒和一个物资仓库，直到13日才继续行军。骆驼的数量已经不能满足运送物资的需求。它们的食物对于它们所要完成的工作来说实在少得可怜。然而到了16日，他们已经又前进了50英里，临近阿卜克力水井区。在这里，他们遭到了敌军的阻挠。

关于沙漠分队进军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马赫迪和他的阿拉伯将军那里。据说，有一小群骑着骆驼的英国人和一些骑兵正火速前来解救这个被围困的城市。他们的人数很少，只有2000人。他们怎能期望战胜“天选的马赫迪”以及击败希克斯的侵略性极强的安萨尔人？他们简直疯了。不过他们理应被消灭，一个都不能逃。他们行军的推迟为马赫迪提供了充足的时间。阿拉伯人聚集了一支强大的兵力。斯拉廷讲述了在影响力巨大的埃米尔手下的几千人，如何在抵达喀土穆之前离开军营，向北进军，渴望屠杀“真主的敌人”。加阿林[64]部落的主要力量在米提玛聚集。随着恩图曼增援部队的到来，阿拉伯人的总兵力不下一万人，紧随其后还有数千人。他们纵容这一小支部队前进或撤退，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认为自己不可能被击败，双方在阿卜克力水井区附近交战了。

16日上午，骆驼军团依然停歇不前，他们建造了一个小堡垒，在那里放置了他们的备用物资，并为接待伤员做了一些安排。1点钟，他们从容地向前进军，穿过通往阿卜克力峡谷的狭隘小道后就地露营。第二天凌晨，军队以方阵形式出动并向敌人进军。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军队在苏丹进行过的最野蛮、最血腥的屠杀。他们不顾阿拉伯人的庞大数量和士气，冲向敌军，沉重打击了阿拉伯部队，自身仅仅损失了10%的兵力——9名军官和65名士兵丧生，另有9名军官和85名士兵受伤。荒漠分队在疯狂屠杀之后被逼退，驻扎在水井旁。

18日上午，他们稍作休整，把伤员安置在他们之前建好的堡垒里，埋葬了牺牲的官兵。当天下午，他们继续前进，彻夜行军，到19日白天，他们已跋涉23英里，筋疲力尽，在几乎能看到河面的地方停了下来。与此同时，敌军再次聚集起大量兵力，并且准备了有效的火力来攻击这支分队。赫伯特·斯图尔特爵士受了伤，几周之后因伤而死。随后查理·威尔逊爵士接管了军队。他的处境相当绝望。水源不足，虽然尼罗河就在4英里外，但是伤员和物资阻碍他们向前，在河流和这些口渴难耐的人之间是托钵僧军队。阿拉伯人因之前的损失而满腔怒火，并且已充分意识到惊愕的敌人现在的困境以及持续减员的状况。

现在他们不得不将这支小分队拆分开。一部分人必须留下来守护行李和伤员，其他人努力寻找水源。19日下午3点，900名士兵离开了匆忙建造的营地，朝河边进军。没有骆驼和那些交通工具，他们显得微不足道，仅仅是米提玛广阔平原上的一些小黑点。托钵僧军急于取得胜利并结束战斗。

士兵们在满布石块的地面上缓慢而痛苦地前进，频繁地停下来以维持秩序并帮助伤员。白色的烟雾点缀在远处的沙丘上，艳丽的叛军旗帜在四周挥舞着。在尼罗河畔耸立的绿色棕榈树前，士兵们迫不及待，兴奋不已。左侧，米提玛巨大的泥滩无限延伸。突然炮火停了下来，成群的敌军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低矮灌木丛中。所有的旗帜一起向前挥舞着。成百上千衣衫褴褛的白衣士兵涌现出来。骑在马背上的埃米尔好像变魔术一样地出现了。到处都是快速冲锋的士兵，挥舞着长矛，呼吁真主的先知快点结束战争。疲倦的英国士兵停下脚步，开始小心翼翼地开火。大批的托钵僧军迅速倒下。托钵僧啊，你们有那么多人，可是他们却少得可怜。英军疲劳不堪，喉咙干渴；而你们已经喝足了尼罗河的水。一波冲锋便可将那些被诅咒的人踩在忠诚的信徒脚下。托钵僧军继续向前冲着，等待着军队中的号角。突然炮火停熄了。这是为什么？他们失去了信心吗？他们耗尽了弹药，不得不暂时停火。随后，密集的炮弹伴着刺刀周围的烟雾再次轰炸开来，这次的距离更近，威力更猛。英国士兵的顽强和伟大在绝望的境况中展现了出来。士兵们不断射击。托钵僧军的进攻失败了，埃米尔的人马被击溃了。其他人转身走回城内，因为他们跑不起来。士兵们开始向前进攻。通往河流的道路已经打通。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了河水边，他们并没有渴望更多的战利品，尼罗河就是他们的战果。此时，戈登依然被困在城中。

查理·威尔逊爵士召集起他的士兵，在进一步向喀土穆进军之前在尼罗河畔停留了三天。他解释了停留的原因，直到令大多数反对者满意。让人们相信那个拥有如此出色成就的人会甘心耽误这段时间也不太容易。第四天，他率领20名英军士兵和一些骑兵登上戈登为救援部队准备的两艘汽轮，向沙布鲁卡峡谷和前方的城镇进军。1月27日，救援人员已经来到能够看到喀土穆的地方，处于敌军炮火攻击范围内。他们的许多冒险似乎都源自浪漫而不是现实：简易的小船在激流中挣扎，穿梭在阿拉伯人的枪林弹雨中，随后被击中，悲情地沉入河底，或者被摧毁而搁浅在沙滩上。斯图尔特·沃特利划船到米提玛前面的营地寻求帮助。贝雷斯福德启动了剩下的汽轮，但汽轮的锅炉被托钵僧军的一颗炮弹炸裂了。本鲍用一天的时间进行修补，威尔逊援军随后回到森林中的战壕里。但最容易想象的场景是，尼罗河两岸步枪和火炮的火光交织在一起，黑烟从枪炮口冒出，河水在子弹射入的瞬间四溅而起。士兵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冒着枪林弹雨望着宫殿的屋顶，却并没有发现飘扬的旗帜，他们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来得太晚了。

托钵僧军在阿卜克力和阿卜克鲁战败的消息迫使马赫迪不顾一切采取冒险行动。英军距离他们只有120英里。他们人数很少，但是获胜了。很难说什么样的军队才能阻止这样的队伍。如果不考虑真主的愤怒和伊斯兰教的勇气，他们可能会战胜一切。马赫迪需要胜利来保全性命。数量庞大的宗教狂热主义者们只能选择进攻，撤退就意味着死亡。所有人都必须冒险迅速进攻。此外，时机已经成熟。因此，阿拉伯酋长们明智地决定不顾一切去冒险。时间来到了1月25日夜晚。

乐队像往常一样在晚间演奏着。渐渐地暗影隐没，一片漆黑。饥饿的民众们被迫上床睡觉。焦虑而坚定的指挥官知道危险已经临近，然而他无力阻止。也许他会睡下，为自己已尽职责而洋洋得意。在寂静的夜幕中，凶猛的敌军悄悄地朝着城镇匍匐前进。疲惫而沮丧的哨兵因饥饿而变得虚弱不堪，疲于战事，倚着城墙，带着让人怀疑的警惕。退去的河水在白尼罗河和城墙之间留下了一条光秃秃的小道。除此之外，也许还有背叛的人。突然间，激烈的步枪爆炸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惊醒了熟睡的人们。伴随着不间断的吼声，数以千计的托钵僧军穿过没有设防的地带，攻进了喀土穆。

一帮敌军闯进了宫殿，戈登出来会见他们。整个庭院里充满了形形色色躁动的人和闪着光的尖刀。他尝试着与他们和谈。“你们的主人马赫迪在哪里？”他知道他对土著民族的影响力。也许他希望拯救一些居民的生命。也许在那个伟大的时刻，想象力在他眼前闪现出了另一幅画面：他看到自己面对着一个宗教的假先知，面对着那些“否认了他们的真主”的欧洲囚犯，他们要么选择死亡要么接受伊斯兰教；他看到自己面对着的一群宗教狂热者，像这帮敌军一样狂热，却比他们更有勇气，带着信仰的骄傲和“报复性的蔑视”勇往直前，像烈士一样倒下。

现实却并非如此。带着胜利的狂喜和宗教的狂热，他们冲向戈登将军，而他甚至不屑于扣动手中的左轮手枪，他的身体多处被刺穿，躯体随后倒下，扭作一团。他们斩下戈登的首级送到了马赫迪跟前。那些愤怒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刺戳着他，直到这位伟大而著名的英国特使的躯体变得血肉模糊。鲜血浸入地面，留下一摊难以消散的深色血迹。斯拉廷说阿拉伯人会经常来到这个地方。奥尔维尔德在喀土穆沦陷六周之后独自来到了这里，他在台阶上看到了那些“黑点”。但是从那以后那些血迹就被清除了。

这就是喀土穆沦陷和戈登死亡的大概情节。援军的两艘汽轮在喀土穆沦陷之后两天才到达，这样的事实难免让人们联想，如果不是因为在米提玛延误了三天，这场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这种想法看起来却是错误的。阿拉伯人已经围困喀土穆多日。他们确实希望通过饥荒迫使他们投降，从而避免交战。然而在欧拜伊德的经历告诉他们，想要攻下喀土穆必须付出代价。戈登在他的日志中记录了喀土穆在12月中旬变得毫无抵抗之力的情况。20名英军士兵和一些军官的到来，不可能对这种情况产生实质上的影响——事实上只会增加损失。然而，几乎每个读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会希望这位孤独的将军曾获得过一点哪怕少得可怜的援助。然而并没有，在黑暗降临之前，他曾握住一位英国人的手，得知他的同胞们没有抛弃他，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目前还不能确定查理·戈登在英国历史上将占据的地位，当然他的地位很高。后人将会决定是否将他和彼得伯勒、沃尔夫、奥利弗同样列为指挥官。但是，我们可以断言，他是一个拥有无上荣誉和不朽勇气的人，他在不同的职位上都展现出了十足的天分。他不在乎世间的荣誉和安逸，带着坚定的信念追求美好的未来。他对宗教的严肃性并没有削减他性格中的友善面。他不稳定的情绪可能经常让他的意见缺乏理智，但却不会影响他的行动的公正性。女王怀着愤慨悲痛之情在伟大的船长纪念碑旁为戈登将军建立了一座雕像，吸引着路过此地的人驻足瞻仰。而人们驻足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比较新。即使是伦敦最贫穷的人，即使是来自英国其他地方的人，对于这个雕像和它的故事都非常熟悉。喧嚣街道之中的宁静，就像以前那场战斗中一样，这位著名的将军岿然不动，微低着头，带着若有所思的面容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苏丹人民，他全然不顾人群的喧闹，一心追求着真主所允诺的未来。

随着喀土穆的沦陷和特使的牺牲，派遣远征军的理由也烟消云散了。剩下的问题就只有撤离军队了。那些他们横穿沙漠时曾经付出巨大代价驮运的物资被匆匆投入了尼罗河中。在米提玛等待了很长时间遭受炮火重创的汽船被匆匆地拆毁。骆驼分队的努力也成为徒劳，骆驼被杀了，他们徒步回到了库尔提。陷入狂喜的敌人迫使他们撤退。河上分队的船只在经过数月劳作之后刚刚离开河道，他们曾在基伯坎[65]取得胜利，现在却被他们曾希望逆流而上的河水迅速送了回去。整个远征军——警卫队、山地人、水手、骑兵、印度士兵、加拿大船夫、骡子、骆驼和炮兵——凄凉地走在返程的沙漠小道上。在他们身后，迅速蔓延的野蛮狂潮随之而来，直到将这片广阔的土地淹没。几个月来，卡萨拉的驻军在一个勇敢的埃及人的带领下绝望地抵抗着，但最终饥荒迫使他们投降，他们遭遇了和欧拜伊德、达尔富尔、索巴特、托卡、辛卡特、森纳尔及喀土穆的驻军一样的命运。就这样，撤离苏丹行动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