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德里希传：从音乐家之子到希特勒的刽子手
- (德国)罗伯特·格瓦特
- 11028字
- 2021-06-23 14:31:36
第一章 卒于布拉格
1942年5月27日，是美好的一天。在这片自1939年起就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希米亚土地上，这天早晨开始得明亮又吉利。在一个又长又超乎寻常寒冷的冬天之后，春天终于来了。树上的花全开了，布拉格的咖啡馆也显得充满生机。首都北边约二十公里，在其广袤的新古典主义乡村庄园的绿意盎然的花园里，捷克领土的不二统治者和纳粹恐怖机构的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正和他的两个幼子克劳斯和海德尔一同玩耍。此时，怀有他们第四个孩子已数月的妻子莉娜正从阳台上看着他们，怀中抱着他们尚是婴儿的女儿西尔克。[23]
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海德里希无论如何都该满足了。在年仅三十八岁的时候，他已是希姆莱之后党卫军里第二有权的人物，作为希特勒对帝国及纳粹占领下欧洲未来的反乌托邦幻想的最强硬执行者之一，他已经建立起了名声。在1941年1月海德里希被正式指定负责欧洲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后，这个计划正在快速地推进：截至1942年春天，德国人及其东欧的同谋已谋杀了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而且绝大多数是通过面对面枪决的方式。还有更多的人会死在位于前波兰的杀戮工厂。在那里，固定式毒气设备的建造工作从上一年冬天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德国最近对美国宣战，但海德里希的未来看上去却很光明。在东部和北非前线，德军正迅速地挺进，并将对盟国发起数个毁灭性的攻击。自从德国人于1941年夏天入侵苏联之后，整个欧洲的抵抗运动毫无疑问是增多了，但海德里希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些对纳粹统治的挑战会增强而非减弱党卫军对于德国占领政策的影响力。在党卫军里，海德里希被普遍认为是后起之秀。
海德里希并没有像往常习惯的那样，在黎明之后没多久就乘车去上班，而是在十点左右离开了他的乡村庄园。他的司机约翰内斯·克莱因，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正在大厅等他，准备将他送往他在布拉格城堡的办公室，然后再从那里去机场。海德里希的飞机将带他从机场飞往柏林，向希特勒汇报保护国未来的管理事宜，并就打击在整个被占欧洲发生的抵抗运动而给出政策上的笼统建议。像往常一样，在去往布拉格的短暂行程中，他们乘坐着一辆梅赛德斯敞篷车且没有警察护卫。在克莱因和海德里希开始他们的行程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在这段大约十五分钟的路上，在利本的郊区，有三个从英国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特工，在便装下面小心翼翼地藏了枪和手榴弹，正紧张地等待着他们。[24]在半年多前，1941年9月下旬，刺杀海德里希的秘密计划就在伦敦浮现了。计划的起源至今仍然存在高度争议，并且因为所牵涉的各方——英国特别行动处和由爱德华·贝内什总统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1945年之后官方否认了对这次刺杀负有任何责任，从而助长了各种阴谋论。任何一方都不想因容忍将政治谋杀作为交战手段而受到谴责，尤其是因为德国人很显然会以最残忍的针对老百姓的报复行动来回应杀害一个重要的纳粹领导人。[25]
关于这次刺杀存留的文件显示，这个刺杀海德里希的计划的诞生主要是由于绝望：自从1940年夏天法国沦陷，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不光荣地撤退之后，英国当局就一直挣扎着重获军事主动权。英国人没有任何可能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击败德国军队，他们希望在纳粹占领的领土上引起群众骚乱，由此将主要的德国军事资源转移到数个麻烦点上。经济作战大臣休·道尔顿谈论过在敌后建立颠覆组织，与此同时，战争办公室则极力号召“积极努力地挽回在我们最近经历的灾难之后日渐增加的对大英帝国信心的丧失”[26]。
不管是道尔顿也好，还是英国内阁的其他人也好，对纳粹占领下欧洲的地下组织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威慑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也不能理解进行小规模的破坏行动是多么复杂。在帕特尼和肯辛顿流亡的捷克人和波兰人则更加现实。他们不愿意组织那些在不可阻挡的德军面前只可能失败的雄心勃勃的大规模起义，这样会使得祖国现有的情报网络处于危险之中。然而，即使与1941年年初总体数量较少的反抗活动相比，捷克人在英国人的眼中也显得尤为自满。贝内什的首席情报顾问弗朗蒂谢克·莫拉韦茨在战后承认，就发生在德占区的抵抗活动来说，“捷克斯洛伐克总是处于垫底的位置。贝内什总统对这样的事实感到非常难堪。他告诉我，在他和盟国代表协商的时候，向敌方实施有意义的抵抗这个话题，在令人羞耻的强烈坚持下突然出现了。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自己的战场上遭遇了强大压力，他们不断地向贝内什指出，来自每一个国家的最大努力都是急需的，其中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27]。
捷克人缺乏对纳粹统治的抵抗，这正在越来越多地损害贝内什的外交地位，并将其沿1938年以前的国界线重建捷克斯洛伐克的终极战后目标置于危险境地。贝内什害怕德国和英国若是谈和，就会让波希米亚的土地永久地留在纳粹的影响范围之内。毕竟，英国政府仍然没有否认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一协定给了希特勒许可去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主要是由日耳曼人居住的苏台德地区。英国政府还刻意延迟重新考虑那个决定，以向贝内什继续施压。[28]
1941年9月5日，愈发不耐烦的贝内什向布拉格的本土抵抗中央领导（ÚVOD）发了无线电报：“从理论上的计划和准备向实际行动转移，这一点很重要……在伦敦和莫斯科，我们已经被告知，在此刻摧毁或至少减少武器产业的相当一部分，就会对德国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至少和其他国家保持步调一致，那么我们的完整地位将会永远地处于不利之中。”[29]为了应对来自伦敦的压力，本土抵抗中央领导确实最大化了其破坏行动，并在9月14日至21日成功协作了一起针对纳粹控制的保护国媒体的抵制。然而，仅一周之后，当希特勒决定将他在布拉格的“软弱的”帝国总督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换成臭名昭著的帝国安全总部头目海德里希时，贝内什最初的热情就变成了彻底的泄气。继1941年9月海德里希到达布拉格之后，德国当局大大地加紧了他们对捷克社会的控制：保护国与伦敦之间的交流暂时中断，而且地下组织也由于盖世太保的抓捕浪潮而瘫痪。[30]
当他为广泛抵抗所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开始在其四周塌陷时，贝内什发现英国特别行动处（SOE）是一个同样处于困境的同盟。英国特别行动处于1940年7月成立，并由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亲自指示，通过支持反对纳粹统治的民众起义而“在欧洲点燃熊熊烈火”。它在诞生后的第一年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尽管道尔顿在他1941年12月的日记当中写道：“我们最近的报告几乎一直都是光秃秃、冗长的还未完成的任务的故事……我尤为焦急地等待着一场或是两场胜利的行动。”[31]跟贝内什一样，英国特别行动处越来越绝望地想要获得一些成功，从而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在它公认的竞争对手秘密情报局（SIS）于1941年8月要求将在敌人占领地展开破坏行动的全权责任转移回秘密情报局及其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之后。孟席斯把初生的英国特别行动处当成一个刚起步的业余组织，他和他的高级雇员都迫不及待地想要除去这个看似没有效率的竞争机构。[32]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贝内什的情报长官莫拉韦茨和高级别的英国特别行动处代表常常会面，以便为他们共同的问题找寻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共同指挥了投放受过情报训练的捷克特工深入保护国内搞破坏的计划，但是恶劣的天气以及与地面的抵抗领导人缺少沟通导致了行动步调不一致。再有，他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成功派遣了在搞破坏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也不足以安抚他们的批评者。因此，他们想出了一个更加有野心的计划：因为希特勒本人是他们接触不到的，他们就想尝试去刺杀纳粹德国恐怖机构的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33]
1941年10月3日，即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一份秘密档案将海德里希描述为继希特勒本人之后“可能是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第二危险的人物”两天后，英国特别行动处的首领弗朗克·尼尔森和莫拉韦茨在伦敦举进了秘密会晤，在此期间讨论了行动的细节。他们同意由英国特别行动处为莫拉韦茨的两三个人提供武器和培训，让他们“执行一次惊人的刺杀。如果可能的话，就去刺杀海德里希”。刺杀海德里希——代号为“类人猿行动”——既能凸显英国特别行动处应对纳粹安全机构严重打击的能力，又能强调捷克抵抗力量反抗德国压迫者的决心。[34]如果说贝内什对任何惊人的反抗之举都会感到满意，那么英国特别行动处则明确地决意要把海德里希作为理想目标。英国的军事情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盖世太保内幕》这本书所提供的信息。该书出版于1940年，由已被流放的前盖世太保官员汉斯于尔根·科勒所著，他对他的前任老板海德里希这样描述道：
科勒强调，海德里希是那个为“不可估量的折磨、苦难和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这一点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海德里希档案所附的副本上被重点标注出来。[35]由英国特别行动处设计的刺杀计划，在不到一周之后就已经非常具体：它要求在海德里希从其乡村庄园开车驶往布拉格城堡的路上对他发起直接袭击，理想情况下是在一个岔路口，在那里车不得不减速。[36]
这个有些煽动人心的算计暗示，德国残忍的报复行动会导致一场更普遍的捷克群众反抗纳粹统治的起义。由于贝内什自己“对在保护国内可能发生的震荡感到担忧”，也由于英国政府不能因资助恐怖行动而被认为官方违反战争的国际惯例——即使是在一场反抗纳粹压迫的战争当中——因此双方都觉得“有必要制造出某种幌子”。很快，双方就达成一致，这次刺杀将被盟国的政治宣传描绘成由本土的捷克地下组织策划和执行的一次自发性反抗行动，尽管位于布拉格的反抗力量本身从未被告知伦敦要谋杀海德里希的计划。[37]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三项重要任务团队正等待着被输送进保护国：受训刺杀海德里希的小队——“类人猿”，还有两支被派遣去重建伦敦与捷克本土反抗力量之间受损通信线路的无线电发射团队——银A和银B。两个被选中去刺杀海德里希的人，已为他们的任务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自摩拉维亚的前军士，二十七岁的扬·库比什，于1939年春天获得了几次抵抗德国人活动的经验。当时，他还属于一个在纳粹入侵后自发兴起的小抵抗团体。当盖世太保试图抓捕他时，他想办法逃到了波兰，并在那里见到了后来刺杀海德里希的第二个人，约瑟夫·加布奇克。加布奇克是个个子矮小却体格壮实的斯洛伐克铁匠。像库比什一样，在因对纳粹占领感到绝望而逃离国家之前，他也在从前的捷克军队里当过士官。
像其他许多身无分文的年轻捷克斯洛伐克难民一样，库比什和加布奇克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在法国沦陷、被撤离到英国之前，他们曾在1940年初夏的时候短暂地在西线打过仗。在那里，按照一个盟国之间的协议，他们被招募进了捷克旅，这是贝内什流亡政府的小型军事武装，有大约三千人。当英国特别行动处开始为在保护国的秘密行动招募人员的时候，库比什和加布奇克自愿加入了。但他们对于行动的目的却一无所知。训练先是在曼彻斯特附近展开，然后是在因弗内斯郡的卡姆斯达拉赫的破坏训练营和贝拉西斯别墅，该别墅是多尔金附近被征用的乡村庄园。在数月的大规模训练之后，他们才被告知，他们已被选中去刺杀帝国总督本人。[38]
尽管加布奇克和库比什两人都为被选中去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而自豪，但他们都知道自己极有可能无法从这次行动中存活下来。穿越纳粹控制下的欧洲大陆去保护国的旅程本身就危险万分，而且即使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布拉格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也没有逃跑计划。这两名特工会一直留在当地，直到他们被杀、被捕，或是布拉格被从纳粹统治中解放。在1941年12月28日，也就是飞机从坦米尔机场——一处位于苏塞克斯的秘密皇家空军基地——起飞的前夜，这两个人都选择了留下遗嘱。[39]
哈利法克斯轰炸机载有九名伞兵和机组人员。这架负着重荷的飞机穿过英吉利海峡，扎进了被纳粹占领的法国的黑暗上空，随后又继续驶向德国。虽然来自德方防空炮弹和空军夜间战斗机的反复袭击打断了行程，但他们最终在凌晨两点多到达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上空。地面上厚厚的积雪让飞行员不可能识别出投放这三组队伍的指定区域。尽管飞行员被指示把皮尔森作为目的地，好让伞兵在这里与当地的捷克抵抗组织成员接上头，但他却意外地将加布奇克和库比什投放到了布拉格以东约三十公里、内维兹迪村附近的一块雪地。他们手上的联系人地址现在彻底没用了。
同时，还有其他的问题：加布奇克的脚踝在降落的过程中受了重伤，并且他正确地猜测到了已经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到来。因为缺乏能见度，飞机在投放伞兵之前已降到了距地面只有一百五十米，而且这架轰炸机轰鸣的马达让半个村庄的居民从梦中惊醒。至少有两名村民看见伞兵飘向大地。依据任何一条概率法则，盖世太保都迟早会发现他们的行踪。[40]然而，那天幸运女神站在了伞兵们那一边。一个同情国家事业的当地猎场看守是第一个找到他们的人。在看到他们的降落伞埋在雪里之后，他跟着他们的足迹来到了一个被废弃的采石场。很快，内维兹迪当地的磨坊主布热斯蒂斯拉夫·鲍曼也来了。鲍曼刚好是捷克抵抗团体的一名成员，他让他们联系上了在布拉格的同志。[41]鲍曼会为帮助了这些刺客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在海德里希死后，他和他的妻子都被抓捕并送进了毛特豪森集中营，在那里他们遭到了杀害。[42]
新年之后不久，加布奇克和库比什乘火车去了布拉格。在接下来的五个月当中，他们游走于由本土抵抗中央领导提供的几处安全屋之间。他们的装备，包括手榴弹、手枪和一把斯坦冲锋枪，也一直跟着他们。他们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围绕布拉格城堡、海德里希的乡村庄园和他在这两者之间上下班的路上走动或是骑行，以找到一个理想的位置去执行刺杀。在2月初，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看似理想的袭击位置：位于布拉格郊区利本的一处急转弯，海德里希在他每天上班的路上都经过这里。这个地点看上去是完美的，因为海德里希的车在这个急转弯的地方必须要慢下来，减到步行的速度，这就让加布奇克和库比什可以从紧挨着的区域射击他们的目标。同时，在这个急转弯的后方就有一个公交车站，刺客们可以在这里等待海德里希的车辆而不引起怀疑。[43]
然而，伞兵们能够轻松地潜入保护国，这让他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应该有的警惕。加布奇克和库比什二人都通过给他们提供栖身之地的家庭结识了女友并有了性事，这样就违反了所有保密条例。对安全屋、借来的自行车、衣物和公文包的草率使用，不必要地危及了数个属于更广泛捷克反抗团体的个人和家庭的安全，后来导致盖世太保找到了帮助这些抵抗人士的人，并最终清除了保护国内所有的有组织抵抗。然而，加布奇克和库比什暂时足够幸运而没有被发现。
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12月28日夜里，在加布奇克和库比什之后仅几分钟内降落的银A、银B组的五名伞兵，在落地后不久就分头行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么是被盖世太保逮捕了，要么是在觉得家人受到威胁的时候去自首了。只有银A的组长阿尔弗雷德·巴托什成功地与本土抵抗中央领导少数幸存下来的指挥官之一瓦茨拉夫·莫拉韦克上尉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安装了代号为“里布舍”的无线电发射器——它很快就开始将有关工业生产和人民情绪的信息发送回伦敦。然而，他的报告确认了抵抗活动在保护国如果不说是没有可能，也已变得“极为困难”，因为“有一个政治活跃的人，就有一个永久的盖世太保特工”。[44]
如果说派特工进入保护国内的另一个原因是帮助轰炸重要的武器生产设备，那么这一目的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在“里布舍”发射器的帮助下，协调对位于皮尔森的斯柯达工厂进行一次英国空袭的计划也动摇了。其他包括银B在内的任务完全失败了。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间，另有十六个来自英格兰的伞兵被投放到保护国，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完成使命：两个人被警察抓捕；两个人自愿把自己交由盖世太保处置，以避免坐牢或是被折磨；一些人在被德国警察追逐的时候中枪或是自杀；其他人则只是放弃了他们的使命而回到了家人的身边。由于对纳粹警察国家的渗透程度感到惊讶，又持有质量不高的假文件，很多人因此而惊慌失措。比方说，一个伞兵给他的母亲捎了话说他还活着并状态很好。兴奋的母亲告诉了一个熟人，那个熟人立即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盖世太保。直到伞兵前来自首之前，这个伞兵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都被押作人质并受到被处决的威胁。[45]
5月，巴托什要求将投放伞兵的行动全部停止。“你们在给我们输送完全派不上用场的人，”他告诉伦敦，“他们对于组织网络来说是个负担，这在当前的非常时期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捷克和德国的安全部门掌握了太多关于我们的消息和知识，以至于重复这些行动会成为对人员和器材的一种浪费。”[46]但是，英国特别行动处和贝内什继续逼近。不久之后，巴托什惊恐地发现了委派给加布奇克和库比什的行动的目的。[47]5月上旬，本土抵抗中央领导都向贝内什传送了两次绝望的信息，恳求他放弃刺杀，并争辩说，德国人对于杀掉海德里希的报复，很可能会清除所有剩余的捷克地下活动：
两天以后，贝内什的情报长官弗朗蒂谢克·莫拉韦茨回复了一条误导人的信息：“不要担心什么恐怖行动。我们相信我们看清了形势，因此在当前状况下，任何针对德国官员的行动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告诉本土抵抗中央领导……”接下来的一天，即5月15日，贝内什自己给地下组织发送了一则信息，其中并未提及刺杀计划：
贝内什又一次地向英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屈服了。正如伦敦的情报分析员指出的那样，“由银A最近发来的电报显示，捷克人民正越来越多地依靠俄国人……”——这一进展给英国长期以来在中欧的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份报告总结道，民主的捷克地下组织只是没有出力，并且肯定“能够做出远多于此的尝试……”。现在看来，“如果我们想对指挥接下来的行动继续保有主动性，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说，采取激烈行动，以此来重新树立对于英国，尤其是对于SOE战争投入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50]
尽管地下组织的保护人向他们发出了最后的请求，要他们放弃这次任务，加布奇克和库比什还是决定是时候行动了。作为士兵，他们觉得，自己所处的地位并不容许他们质疑由贝内什直接向他们发出的命令。当一个在布拉格城堡内的捷克线人向抵抗组织透露海德里希于5月27日要出行去会见希特勒，暗示说帝国总督会有几周都不在境内的时候，加布奇克和库比什决定，要在这一天执行刺杀。[51]
5月27日早晨，当海德里希还在他的乡村庄园和他的孩子玩耍的时候，他们就在划定好的实施攻击的那个急转弯处各就各位了。尽管天气温暖，加布奇克还是在胳膊上搭了一件风衣，好遮挡他的冲锋枪。在街的另一边，库比什正倚着一根灯柱，他的公文包里藏着两颗高度敏感的炸弹。第三个人——约瑟夫·沃尔奇克，在12月作为银A的队员通过降落伞进入保护国——则在更远一点的坡上就绪，好眺望靠近的车辆。在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沃尔奇克的剃须镜在阳光下闪了一下，标志着海德里希的车正在靠近。[52]
正如刺客们所预料的，海德里希的司机因为弯道减速了。当汽车拐过来的时候，加布奇克冲上前，用他的冲锋枪瞄准海德里希并扣动了扳机，但是这把之前被拆卸开、藏在塞有一层草的公文包里的枪却卡住了。海德里希假定只有一个刺客，就匆忙地命令司机停车，并拔出了他的手枪，决意射杀加布奇克——这个灾难性的判断错误将让他丢掉性命。在紧急刹车时，库比什从阴影中走出来，将他的一颗炸弹掷向那辆敞开的梅赛德斯汽车。他误判了距离，炸弹在车的后轮胎处爆炸了，弹片溅回了库比什的脸上，并打碎了一辆路过的电车车窗。就在爆炸的声响逐渐消失的时候，海德里希和他的司机从被炸毁的汽车上跳出来，拔出了手枪准备好杀掉刺客。在克莱因跑向被从额头上滴下来的鲜血弄得半盲的库比什时，海德里希则转向了上坡，加布奇克就站在那里，还不知所措地拿着他那把无用的冲锋枪。在克莱因被爆炸搞得晕头转向，踉跄着朝库比什跑去的时候，后者成功地抓过他的自行车，向坡下逃去，并相信这次刺杀的尝试已经失败了。[53]
加布奇克的逃脱却没有那么容易。当海德里希穿过爆炸的尘埃朝他走来的时候，加布奇克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充分预料到海德里希会向他射击。然而，海德里希突然痛苦地倒下了，加布奇克抓住他的机会并逃走了。就在刺客消失的一刹那，路过的捷克人和德国人过来帮助海德里希，并拦住了一辆面包房的送货车，将这个受伤的人送往附近的布洛卡医院。在那里，X光确认需要立即手术：他的横膈膜撕裂，并且弹片的碎块和车上座椅里面的马毛堵在了他的脾脏。尽管处于剧痛之中，海德里希对于捷克人的偏执和怀疑依然强烈：他拒绝让当地医生给他做手术，而是要求一名专科医生从柏林飞过来，做这场急需的手术。中午之前，他勉强妥协，同意一个由当地专科医生组成、由来自布拉格的德国外科诊所的约瑟夫·霍尔鲍姆教授领导的团队来实施手术。午后不久，海德里希被推进了手术室，同时，希姆莱和希特勒在袭击之后立马就得到了通知，并派遣了他们的私人外科医生卡尔·格布哈特教授和特奥多尔·莫雷尔医生去布拉格。[54]
当海德里希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的时候，怒火已在纳粹领导人和保护国的德国人中间蔓延开来。警察不得不阻止德国人袭击捷克店铺、酒吧和餐馆，以及对他们的捷克邻居动用私刑。[55]官方场合下，由纳粹控制的媒体弱化了这次袭击的严重性，强调说海德里希的伤势并未危及生命，并反而报道在东线战场德国夏日攻势所取得的成功，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最近在哈尔科夫以南的包围战，在那次战役中，二十四万余名红军士兵被俘获。[56]然而，私底下纳粹领导层却比他们在公开场合下愿意承认的要恼火得多。戈培尔于1942年5月28日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元首本人完全同意。在刺杀行动后不到一小时，愤怒的希特勒命令海德里希的副手和在保护国的高级党卫军和警察首领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最多可处决一万名捷克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报复。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深感震惊的希姆莱又重复了希特勒的命令，坚持说在当天晚上就应该射杀“一百个最为重要的”捷克人质。[58]
弗朗克担心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会损害德国在该区域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他立马飞到了柏林，试图说服希特勒，这次袭击是由伦敦精心策划的一次孤立行动。弗朗克暗示道，要进行大规模屠杀，就意味着弃用海德里希成功的占领政策，这样会威胁到捷克军备工业的生产力，正中了敌方政治宣传的圈套。然而，希特勒愤怒极了，他威胁说要派党卫军将军、党卫军在东线反游击队战争的头目埃里希·冯·登·巴赫—泽列夫斯基去布拉格。希特勒坚称，巴赫—泽列夫斯基会“乐意蹚过一摊血海而无丝毫顾虑。捷克人必须要学到这样一个教训：如果他们射倒一个人，就会立马有一个更加糟糕的人来取代”。然而，在会议结束之前，弗朗克已经成功制止了希特勒。暂时地，元首撤回了他对一万名人质格杀勿论的命令，但坚持刺客必须被立即抓捕。[59]
在离开布拉格之前，弗朗克在保护国实施了戒严。任何向刺客提供帮助或是庇护的人，甚至是没有向警察报告他们行踪信息的人，都会连同其全家被处死。那些十六岁以上的捷克人，若是在周五即5月29日凌晨之前没有取得新的身份文件，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在周六，任何人被发现没有规范的文件都会被射杀。铁路和其他所有公共交通方式都停运了。电影院和剧场、餐馆和咖啡馆都歇业了。布拉格音乐节也被中断了。在晚上九点到早晨六点之间实行宵禁，并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宣布了一份悬赏一千万克朗来抓捕刺客的奖励。保护国政府急于把自己和这次刺杀隔离开来，所以请求将奖励加倍。[60]
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德国秩序警察头目库尔特·达吕格在电话里被命令担任代理帝国总督这一职位，并用尽其所能用的一切手段追捕刺客。[61]达吕格担心此次暗杀尝试可能标志着一次在保护国更为普遍的暴动，因此他立即展开了现代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警察行动。布拉格被德国警察和军队完全封锁了。由秩序警察小分队支援的盖世太保小队、党卫军、捷克宪兵和三个营的国防军——总共超过一万两千人——开始突袭三万六千栋房子来寻找刺客。[62]然而，尽管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没有被检查过，但警察行动却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大约有五百人因为和刺杀行动不相关的小罪行被逮捕，尽管捷克和德国民众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假的指控），但行凶者还是没有被抓获。[63]
当保护国的平民百姓因畏惧报复行动而屏住呼吸的时候，贝内什高兴极了，尽管刺杀尝试的后果尚未有定论。他即刻向他们在地面的主要联系人巴托什发送了一条无线电讯息：“我可以看出，你和你的朋友们都充满决心。这向我证明了捷克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我向你担保，这正在起效果。在国内发生的事件已经（在伦敦）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响，并带来了对捷克这个国家的抵抗行动的极大认可。”[64]然而，在这个阶段，海德里希是否能挺过他所受的伤，这一点还远不明确。5月31日，希姆莱到布拉格他的病房来探望他。这个伤者的情况稳步好转，并且还能够进行短暂的对话。[65]然而，两天以后，海德里希的腹腔出现了感染。如果1942年的德国有盘尼西林的话，海德里希就会活下来了。没有它，他烧得更严重了，且陷入了昏迷，这让柏林方面重又开始担心他可能会死掉。6月2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回顾了海德里希伤情恶化的情况，并补充道：“失去海德里希……会是灾难性的！”[66]
英国方面普遍持有相似的看法：“如果说海德里希没能从袭击中幸存下来，或是如果他因伤离职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纳粹政权的损失无疑是极严重的。可以确定地说，海德里希仅次于希姆莱，是恐怖机关的灵魂……失去‘主要的操纵者’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67]6月3日，海德里希的伤情再一次恶化。医生对付不了他的败血症，他的体温蹿升，并且处于剧痛之中。次日上午，九点钟，海德里希死于血液感染。希特勒的“刽子手”——正如托马斯·曼在第二天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节目中对他的著名称呼——死了。[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