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鲁莽,为此吃了不少亏。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学校的二楼跳了下来,结果伤了腰,躺了一个星期都没起来。有的人也许会问:“怎么敢这样胡闹?”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某个同学的一个玩笑。当时我正从新建的二楼探出脑袋向窗外张望,这位同学便对我挑衅道:“胆小鬼,任你平时再嚣张,也断然不敢从这里跳下去。”我是被校工背回家的,父亲见此情景瞪着眼睛大骂道:“哪有人笨到从二楼跳下来就伤着腰起不来的!”我还嘴硬地回道:“我下次再跳给你看,一定不会受伤了。”
一天,亲戚送了一柄西洋刀给我。我拿着这把刀,将其对着阳光,刀刃闪闪发亮。朋友一边看着刀,一边说道:“亮是够亮的!就是不知道够不够锋利。”听闻此言,我立刻保证道:“怎么会不锋利,它什么都能切,不信我切给你看。”他继续道:“既然如此,那你切下你的手指试试。”我当然不能服软:“手指就手指,你仔细瞧好了。”正说着我便真的将自己的手递上了刀口,然后沿着拇指的指甲斜着切了过去。然而,刀子太小,指骨太硬,所以我的拇指至今还是完整无缺的。不过,这道疤痕怕是要留在我手上一辈子了。
沿着我家的院子朝东走,大约二十步的距离,然后再往南走,就可以看到那里有一处高地。其实那是一片菜园,正中心的位置长着一棵栗树。于我而言,这棵树上的栗子简直比我的命还重要。每年栗子成熟的时候,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过后门去摘些栗子,然后带着去学校吃。
菜园的西边是一家当铺,叫“山城屋”。当铺有个小孩儿,是老板家的儿子,十三四岁的样子,叫勘太郎。在我们大伙儿看来,他就是个包。不过,他的胆子虽然小,却敢来偷栗子。要知道,他每次都得翻过四道围墙才过得来。
一日傍晚,我事先藏在了折叠门的后面,然后当场抓获了前来偷栗子的勘太郎。事发突然,勘太郎毫无准备,只得奋力地向我扑过来。他比我早生两年,即便胆子再小,力气却比我大。他的脑袋对着我的胸就撞了过来,只是一没留神,整个脑袋都钻到了我那宽松的和服衣袖里。我的手就这样被卡住了,也没有办法自如地活动,只能用力地摇晃手臂,而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在我的袖子里左摇右摆。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便在我的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下疼得厉害,我就拽着他走到了篱笆旁,用腿别住了他,一下子便将他推倒在了隔壁。菜园要比山城屋的地面高出六尺的距离,勘太郎栽倒了过去,这第四座围墙的篱笆就损毁了一半,而他本人则昏倒在自家的院子里。与此同时,我的一只衣袖借力被撕了下去,我的那只手也就此恢复了自由。当晚,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特意跑到对方家里道歉,顺便还把我衣服上那只撕掉的袖子要了回来。
除了这些,我还干了好多淘气的事。
有一次,我带着木匠家的兼公和鱼贩家的阿角,一起去了茂作家的胡萝卜园,结果把那里的菜地弄得乱七八糟。种在那里的胡萝卜,芽都还没有全长出来,上面被铺了一些稻草,我们仨就在那上面玩了好长时间的摔跤。可想而知,那些待发芽的胡萝卜,就这样被我们踩烂了。
还有一次,我把古川家地里的水井给塞住了,人家还找上门来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们那里的水井是灌溉稻田必备的一种设备,用的是那种特别粗的江南竹,人们将其内里挖空后,插入土中,以此引流。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只是贪图好玩儿,便往竹管里塞满了石头、木棍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直到不再往外流水了才肯回家吃饭。古川因此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通,最后我家赔了钱才算了事。
父亲打小就不太喜欢我,母亲也更疼爱哥哥。哥哥的皮肤天生白皙,他喜欢模仿戏子,最爱男扮女装地演花旦。父亲每每看到我都要教训一番,还一边感叹:“你这个不成器的家伙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母亲见我这样也要说:“你一直这么胡闹下去,将来看你怎么办!”父亲的预言没有错,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家伙;母亲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没有被抓去坐牢,大概已经算活得不错了。
母亲去世的前两天,我在厨房翻跟头,一不小心撞到灶台上,肋骨疼得厉害。母亲为此大动肝火,说不想再见到我了,无奈之下我暂时搬去了亲戚家。谁知很快,竟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母亲走得很突然,我若知道她病得如此严重,我一定会听话一些的。我满心愧疚地赶回家,哥哥见到我很生气,骂我不孝,说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不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哥哥的责怪我难以承受,一气之下还打了他一耳光,结果是我又被爸爸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母亲就这样走了,扔下我们父子三人过日子。父亲在家什么都不做,却整天说别人没有用,主要是说我。一个人到底怎样算没用,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天下竟有这样莫名其妙的父亲。
哥哥一心要成为实业家,于是每天疯狂地学习英文。他生性狡猾,像女人一样,因此我们互相看不顺眼,几乎每十天就要打上一架。有一次我俩下象棋,他用卑鄙的手段引我上钩,欲置我于死地,见我无路可走了,便开始嘲笑我。我实在气不过,抓起手中的棋子就向他丢了过去,结果砸在了他双眉之间。他发现眉心处破了皮,伤口还在流血,于是马上去找父亲告我的状。这件事情让父亲大为恼火,甚至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见此情形,我也有些绝望了,心想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还好女佣阿清为我求了情,她来我们家有十年了,父亲抵不过她哭着替我道歉,总算平息了怒火。尽管如此,我对父亲还是没有丝毫惧怕之意,只是觉得难为了阿清。
据说阿清的出身是非常不错的,可惜明治维新后,家族便开始走向没落,这才出来当帮佣的。说来也奇怪,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佣对我比较好。母亲走的时候都不愿意见到我,父亲更是拿我没办法,周围的人也把我当作横行霸道的坏孩子躲得远远的,只有阿清最疼我。别人怎么对我都无所谓,反正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废物,我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喜欢我,但阿清对我的特别照顾倒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她总是趁没有人的时候,在厨房悄悄地对我说:“你性格直率,这是品行好的表现。”阿清对我的评价着实令我感到费解,我的确想不通:如果我真的性格好的话,怎么会除了她之外,没有人待见我呢?于是每每听到她这样讲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她:“我最不喜欢听这些谄媚的话。”阿清似乎更开心:“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你品行好。”她似乎觉得这样的鼓励能够改造我,并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这让我觉得十分别扭。
母亲去世后,阿清比以前还要疼我。那时的我年纪尚幼,却总觉得有些奇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虽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这样的特殊待遇我宁可不要,可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得对不住她。不管怎样,阿清对我一直照顾有加,甚至时常拿出自己的零用钱给我买馅饼儿或煎饼吃。天气冷的夜晚,她还会提前准备好面粉,然后悄悄地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汤面,有时还会给我买砂锅馄饨。除了吃的,她还为我准备鞋子、铅笔、笔记本等各种用得着的东西。
还有一次更离谱,在我没有向她开口的前提下,她强硬借了三块钱给我。当时她以为我在为没有零用钱而苦恼,于是主动拿了钱到我的房间。我自然不肯收,但她一直强调不能没有零用钱,非得让我收下。我拗不过她,只能硬着头皮说算是向她借的。后来,我高高兴兴地把那三块钱包好,装在了衣服口袋里。结果上厕所的时候,我没留意,钱袋一下子掉到马桶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得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阿清,接着,她找来一根竹竿将里面的钱袋捞了出来。隔了一会儿,井边就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我出去一看才知道,是阿清挑着竹竿在清洗上面挂着的钱袋。清洗过后,她将里面的钱拿了出来,可惜那些纸钞被水泡过之后,颜色都晕开被染成褐色了,花样也都看不清了。她又找来火盆将钱币烘干,然后放在我面前说:“这样就好了!”我凑近闻了一下,说道:“还很臭呢。”她只好说:“那这样吧,我去给你换一下。”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回来的时候手上就变成了三块钱的硬币。那三块钱最终是怎么花掉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当时我说过要还她钱的,却始终没有还。如今,我就是想十倍还给她,也没有机会了。
阿清每次送我东西都偷偷摸摸的,不让父亲和哥哥知道。然而,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什么好事还要背着别人独自享受。我和哥哥虽然合不来,但阿清送我点心和彩色铅笔这些事,我从来不瞒着他。对此,我也曾经问过阿清为什么只对我一个人好,阿清的回答是:“你哥哥有你父亲疼着,少不了这些东西。”在阿清看来,父亲就是偏心,所以对我格外好。可她不知道,尽管父亲比较固执,却并不偏心。老太太有这样的偏见也不是不能理解,虽然出身名门,但她并未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
她也是一个偏执的人,从她对我的疼爱程度便可看出。她甚至坚信我将来会有大出息,成为人中龙凤。然而,对于我那读书比较用功的哥哥她却看不上眼,觉得他除了长得白白净净的,其他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面对这样一个固执的老太太,谁都拿她没办法。这分明就是她的偏见:自己喜爱的人,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自己不喜欢的人,日后只会是一个落魄不堪的下场。原本我对自己也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总听阿清这样讲,连我自己都觉得将来搞不好真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可笑。还记得有一次我问阿清:“我的前途到底会是怎样的呢?”她一时也答不上来,只说我肯定会有私用的黄包车,会住上气派华丽的大房子。
阿清特别希望我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她还要和我一起住。她还时不时地央求我,说将来一定要让她住进我家。她总是这么说,好像我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似的,但我还是会答应她:“好啊!”但她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她会很认真地问我是住在町好呢,还是麻布好。她还说庭院里最好有一个秋千,什么西式房的话只有一间就够了,等一系列想象,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幻想里。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房子的事情,更别说考虑西式或日式的问题了。于是,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才不稀罕这些呢!”如此一来,她更欣喜,夸赞道:“你不贪心,心地好。”总而言之,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觉得好。
母亲刚刚离开的五六年里,我在家里的生活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父亲还是经常骂我,我还是会时不时地跟哥哥打一架,而在这之后阿清照例都会拿些糖果来安慰我。面对这些我早就习以为常了,也从没有奢求过什么,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孩子应该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只不过,阿清看到我的时候总要感慨一番:“你这孩子真是可怜啊,实在是不幸啊!”渐渐地,我也开始觉得自己可怜了。其实,除了父亲常常不给我零用钱这一点,我也没吃过什么苦,但就这一点也足够让我头疼的了。
母亲死后的第六个年头,正值春节期间,父亲患上了脑中风也去世了。那一年的四月,我在一所私立学校读完了中学。六月份的时候,哥哥也在就读的商业学校毕业了。初入社会的他,在九州的一个什么分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因此,他本人也要搬到那边去住了,而我还要继续留在东京完成学业。哥哥提出要卖掉房产,他打算把这边的一切都处理妥当之后再去上班。对此,我没有任何意见,我本来也不想接受他的照顾。就算他有这个心,也经不起我们时常打架,他早晚会厌倦的。而且,一旦接受了他的照顾,我在他的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了。当时我已经想开了,最不济我还可以给人家送送牛奶,照样能养活自己。
哥哥找来专门收旧货的商人,将祖辈传下来的那些破烂东西全部低价处理了。老宅子经人介绍转手给了一位财主,卖了不少钱,数目究竟是多少,我也不清楚。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已经住到了神田的小川町,在没有确定自己的去向之前,我都要暂住在那里。老宅子卖给别人后,最难过的人是阿清,毕竟她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但到底不是自己的房子,她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只是时常跟我嘀咕:“如果你的年龄再大一点儿就好了,准可以把这家业继承下来。”这不过是她的妇人之见,以为年龄大了就可以取哥哥而代之继承家业。若真像她说的那般,又何须等到年长,随时都可以继承了。
我和哥哥是分家了,但安顿阿清的问题比较难办。哥哥是肯定不会带阿清去九州的。当然,阿清也绝不愿意跟哥哥走。而我,当时还住在一个只有四个半铺席的便宜公寓里,房东要是让我搬的话,我就得随时滚蛋,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能问阿清自己是否有更好的打算:“你有没有想过到别的地方去帮工?”阿清回答说:“你还没有成家立业,在你有自己的房子之前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先去投靠我的外甥。”
阿清的外甥在法院工作,是一名书记官,日子过得还可以,以前有好几次都想把阿清接到他家里去。可是阿清觉得:“虽然是做女佣,但还是生活在待了十多年的地方自在。”眼下没有办法了,她才想到去那儿的,给自家的外甥帮忙,总比到陌生人家去干活要好,自己人多少还能关照些。不过,她还是不停地叮嘱我,要早点儿成家,说是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后,便搬回来伺候我。这样看来,她对自己的外甥还不如我这个外人亲。
哥哥在临走前的两天给了我六百元钱,说随便我怎么用,可以当成做生意的本钱,要是我想继续读书的话,这笔钱就当是学费。至于以后嘛,他自然是不会再管我。哥哥能做到这样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就算他没有给我这笔钱也没什么,我一样能够活下去。不过,他这异乎寻常的慷慨作风倒是蛮合我意的,我也痛快地收下了钱,并道了谢。除此之外,他又额外拿出了五十元,让我转交给阿清,我自然要替她收下。两天后,我们在新桥火车站告别,从此便再也没见过。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六百元钱究竟该怎么花。如果做生意的话,这区区六百元够干吗用,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买卖,还不够麻烦的。就算能做,我这横冲直撞的性子早晚也是要吃亏的,以后也没法挺直腰杆跟人家说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继续念书比较好,何况这点儿钱用来经商根本就不够!我把这笔钱平均分成三份,如果每年只用两百元的话,那也够我上三年学了。这三年我要是努力一些的话,大概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于是,我又开始琢磨,究竟该去读哪所学校。说起来,我对每一门学科都不太感兴趣,尤其讨厌语言文学。所谓的新体诗,二十行里面我是一行都不通。反正,对于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我看都懒得看一眼。忽然有一天,我经过一个物理学校,看到他们正在招生,心想这大概就是缘分,想都没想要了份简章就报了名,当场就办理了入学手续。不得不说,这又是生性鲁莽的我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
三年来,我付出的努力也不比别人少,无奈天资太差,成绩排名总是很靠后,每次都要在最后几名找我的名字。说来也奇怪,我这样的成绩在学校混了三年,居然也能够毕业,仔细想来自己都觉得可笑。然而,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反正顺顺利利地毕业了。
八天过去后,校长突然找我,我还以为有什么紧要的事,马上跑去了他的办公室。校长告诉我,四国那里有一所中学在招聘数学老师,每个月四十元,问我想不想去。话说读书的这三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老师或者要到乡下去。然而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打算,便一口应了下来。而这便是我生性鲁莽的又一例证。
既然我已经应承下来了,自然就会去。三年来,我始终窝在这四个半铺席的房间里,没有人再骂我,我也没再跟别人打过架。如此想来,这段时光可谓是我人生当中最安逸平静的日子,可惜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其实从小到大,我就离开过东京一次,还是上一年级时跟班上的同学远足去镰仓。这次我要去的地方可不会像镰仓离得那么近了,而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在地图上找了一下,发现是一个靠海的地方,也就针尖儿那么大,想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座城镇,又或者住着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去了就知道了,只是多少会有些不安。
老宅子卖掉以后,我还经常去阿清的外甥家探望。她外甥相当不错。每次我去的时候,只要赶上他在家,他都会很热情地招待我。当着我的面,阿清总要跟她的外甥夸赞我一番,甚至打包票说我将来毕业后能够在町那里买一座大宅子,而且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机构工作。每次听她这样吹嘘,我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尴尬得要死。我遭遇这样的窘境可不是一次两次了,她甚至还说过我小时候尿床的事。面对阿清这样絮絮叨叨的夸赞,不知她的外甥会有怎样的想法。阿清是旧时代封建传统的女人,在她的思想里,我们之间是主仆关系,她把我当成她的主子,便觉得我也是她外甥的主子。她的外甥还真是不走运呢。
在准备离开的三天前,我又去看了阿清。她感冒生病了,正躺在一间朝北的三铺席的房间里休息。她看到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张口便问:“哥儿,你什么时候才能成家买房子啊?”
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毕业就能挣大钱的了不起的人物。她现在还叫我“哥儿”,也真是够荒谬的。我只能实话告诉她:“我现在没有房子,而且马上还要到一个很远的乡下去。”听到这样的结果,她顿时就泄了气,一个劲儿地抓弄自己花白的鬓发。我不忍心看她这副可怜样,便安慰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最多到明年夏天。”尽管这样,她的脸色还是很差。我又问她:“你喜欢什么土特产吗?我可以给你带回来。”她说:“我想吃越后产的麦芽糖,用竹叶包的那种。”什么越后产的麦芽糖,还是用竹叶包的,我听都没听过,这地理方向也不对啊。于是我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是乡下,不一定有这种竹叶包的糖。”她又问我:“你要去哪里?”我说:“西边。”“那么是在箱根的那一侧还是这一侧?”她又追问道。我拿她没办法了。
离开的那天早晨,她还过来帮我打点行装。来的路上,她在路过的杂货店里买了牙膏、牙刷、毛巾等,全部塞进了我的帆布包。我不想要,但她才不理会呢,非要给我带上。我们俩一同坐黄包车来到了火车站。我上了火车后,她还在月台上紧紧地盯着我瞧,小声地对我说:“我们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啊。”她的眼中全是泪,我也差点儿哭了出来。
火车终于开了,我心想她也该走了,就伸出脑袋看了一眼,结果发现她还站在那里,只是她的身影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