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亚洲的本地探索者

【导读】在汉代（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以前，中国人对于域外领土和人民的了解留存甚少。于公元前140年(1)即位的汉武帝向中亚地区派遣了数名使者。

这些行动开拓了丝绸之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的货物被商人们一个接一个国家地送往罗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开拓这条交通路线的动机并非是为了寻求出口市场。中国王朝因此时匈奴或早期匈人的劫掠而长期维持着边界上的长城。中国首次向中亚派遣使节是为了外交，而非商业目的。使节们的使命是寻找部落联盟并鼓励他们与匈奴为敌。经济因素是在政治接触之外发展出来的。不仅外国商人发现中国的丝绸贸易有利可图，中亚的王国和游牧部族也意识到控制并保护贸易可为他们带来税收，中国的奢侈品是结盟谈判中最有价值的礼物。

张骞是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使团的首领，他著有一份关于西域的报告，被“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保存了下来。这份报告是一份国情报告，主要关注政治及政策问题。贸易和商业仅仅在提到国家政策的利益时顺便提及。我们在这些顺便提及的记录中，可以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例如张骞在汇报中亚情况的时候写道，他曾在那里看到来自今天四川及云南等中国西南地区的产品。他知道这些货物并不是穿越中国西北并通过沙漠商队运输的，而是经过西藏高原群山南部的印度而来的。这一进入阿萨姆和印度的道路一定是沿着著名的战时缅甸公路的一条或数条道路。这类信息确认了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主流记载：此时中国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现在中印、中缅边界区域，对中国北部而言仍然是尚待开发及征服的地带。除了模糊的认知外，他们并不知道国家的边界在哪里，即在什么地方中国的疆域结束而外国的疆域起始。

不足为怪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编年史中对于南部海岸和航路的记载远少于北部边疆及通往中亚的道路。南方或沿海地区没有威胁到中原的入侵者。而在北方和西北则有危险的部落，中国不得不对他们有所了解。即使在公元166年，距张骞三个世纪之后，有一名自称受安敦（An-tun，可能即为奥古斯都）派遣的使节登陆中国的南方海岸，也被记录为一次奇特的意外事件，而非重要之事。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真正的商人常自称为使节。商人们显然清楚中国已经建立起的“纳贡”习俗。如果出现在中国边疆或海岸的陌生来客“上贡”了他们的商品，而非要求进行交易的权利，就意味着他们并不具有军事上的威胁性，也不想制造政治上的麻烦。他们的商品将被仁慈地接受，如果它们足够珍贵、奇特或古怪，商人们可被允许一路前往都城，甚至可能觐见皇帝。作为回报，他们也会得到礼物——有时候比“贡品”更具价值，代表着帝国的赐予。这一程序不像贸易协定一样可以约束皇帝或他的官僚们，也不意味着下一位来客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的权力。接受这种“贡品”也并不意味着皇帝或官员对纳贡者进行统治，或具有任何统治或保护他们的法律义务。

在法显的时代，即公元4世纪末，以及玄奘所生活的公元7世纪，中国已与之前的汉帝国这一凝滞但却不可战胜的“中国罗马”帝国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东汉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后，中国分裂为数个疆域及名称不断变化的国家，各国间长期互相攻伐，未有持久、强力且稳定的统一国家，直至唐朝（618—906年）。法显是一名伟大的中国佛教旅行者，下文中所引的他的著作写成于上述分裂和战乱的时期；玄奘则属于辉煌开放的唐代。

传统的中国文献中记载佛教于东汉时传入中国，但事实上佛教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成为一种重要的信仰，被数百万中国民众接受，并影响到帝王和国家事务。此时，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分裂为数个小国，被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征服者或雇佣了游牧民族军队并与游牧民族首领通婚的走运的汉人军阀所统治。这意味着，异族人——游牧民族——的想法及做法变得重要，这与标榜霸权和自信的汉帝国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这些异族掌握大部分权力、中原王朝需要听从异族教诲、向域外学习并带回佛经的时代可与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上半叶相比，此时中原王朝再次面临着外来者的入侵和控制，外来的思想也再次变得重要，中国人负笈海外并带回陌生的学说——基督教、资本主义、关于民主共和的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现在已成为“中国特色的”，就像在中国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一样。

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国家，中国首次与佛教进行了接触。第一批传道者来自中亚、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佛教通过这一地区从印度西北经阿富汗北部传入伊朗及中亚。对佛教教义的第一份详细说明一定非常困难。这似乎首先是会说但不会写中文的中亚人完成的工作。这些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地用不熟练的汉语口语阐明微妙的哲学和理论。随后，他们尝试着将这种讲授上升到相当学术且受人尊敬的文言文。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印度佛经的中译本也随之产生。同样，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幸存下来的中国传统学术，很快就开始坚持对佛教进行更为学术的研究。此外，中国的翻译和文本批评方法也得到了科学的发展；但自然也存在“大众的”中国佛教，其以口语及代代相传的故事为基础，与“学术的”佛教共生共存。

法显代表了学术对佛教的征服。他是最早直面这一真实、奇妙而艰辛的机会的学者，旅行数千里到达了佛教的传统圣地印度，甚至还到了锡兰，学习佛教教义并将佛教经典文本带回中国。两个世纪后的玄奘，延续了同样献身于宗教与学习的传统，但他代表了军事力量更强、政治上更成熟、文化上更自信的唐朝中国。本书下面摘选了张骞、法显、玄奘这三位中国最伟大的早期旅行者的有趣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