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们被物质包围，我们被历史包围。但我们很少用构成环境的文物来理解过去，很少像阅读书籍一样去阅读物体，即理解创造、使用和废弃它们的人和时代。

——斯蒂文·卢巴和大卫·金格里（Steven Lubar and W. David Kingery）
《物质的历史》 （History from Things）

本书是关于丝绸之路上的物质的著作。从创造叙事的意义上说，物质或器物在和我们对话。1“这是一个用于盛放我的茶水的容器”，这个叙事虽然简单，却不仅依赖这件器物的特性和背景，还依赖我们自身的特性和背景——这是一场对话。最初的叙事，可能只讲述了这件器物与一个人之间发生的诸多故事的其中之一，而不涉及它与其他经历、知识、信仰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之间的联系。一件容器可能会被不同的人视为饮用器，但有人认为它是酒器，有人则把它看作水器。脱离了器物最初的环境，即被制作的时空，它可能再也不能引发它的制作者原本的叙事。宗教和礼仪用品通常是这种情况。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努力地去理解一件器物更多的背景，目的是再现这件器物的叙事和它的“传记”或历史，即它是何人、何时、为何、如何制作的？它是何人、在何地、为何、如何使用的？它去过别的地方吗？它是否被改造、转变、破坏、修复？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无法得知器物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时可能是完全错误的。2

通过器物而不是人和事件来叙述历史，并不是一种新方法，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这种方法在世界历史的教学和普及中变得越来越重要，3在商品史领域尤其成功。4这种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采用，尤其在近代史领域。5其中，非传统史料不仅仅局限于商品，还涉及日用品、装饰物、工具和建筑。6

本书聚焦于人工制品，而不是原材料，但对器物或物质的定义比较宽泛，包括商品，“自然的”和有生命的物质（如人、马、骆驼），还有人类创造的复杂的物质（如珠宝、玻璃、绘画、建筑）。本书也不排斥文本。我不赞同将文本与其他物质区分开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本“与人类创造的其他物质不同……不是中立的表达”，而是“活跃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协商和转变过程中”。7我认为，人类创造的非文本的器物，同样也活跃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协商和转变过程中。因此，本书采用历史考古学的方法。如约翰·莫兰德（John Moreland）所述：“过去的人们通过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器物、声音和文字，表现他们的社会习俗，构建他们的认同。”8

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用一件重要的器物来理解过去的诱惑之大，就像通过一位伟人来理解过去一样；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用普通但数量众多的陶瓷残片来理解过去。本书尝试采用折中的视角，多数章节虽各自围绕一件器物展开，但通过研究与之相关的器物和人来考察它的背景。本书选取了具有复杂叙事的器物，并对其“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把每一件器物放在它的时空下进行细致分析。9

器物和人的移动，对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本书所选的大多数器物都曾沿着丝绸之路移动。但是这样的器物，无论是日常用品或奢侈品，还是商品或非商品，绝大多数都已经消失很久了——食物、酒、药品消耗殆尽，奴隶、大象、马匹已经死去，织物、木器、象牙早已腐烂，玻璃器、陶器也已破碎。10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比如在金属器或玻璃器窖藏中，或在随葬有贵重物品的墓葬中，器物才能被有意或无意地保存下来。本书所讨论的器物中有三件就是在墓葬中得以保存（第一、二、五章）的。对于其他器物的存在，文本通常是唯一的证据，不过考古材料和文本都是极其零碎的。

在本书中，器物不是中立的表达，也没有失去活力——它们变化，也影响变化。这就是物质文化研究方法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所在。通过考察器物如何与它们所遇到的文化，即制造、搬运、接收、使用、售卖和废弃它们的文化相互影响，我们可以获得看待那些时代那些文化的新视角。本书参考了最近关于“物质”的讨论，包括物质与人类（本身也是“物质”）的相互作用、物质文化研究的常用方法，还包括物质和人类的相互依赖，即它们之间的“纠结”（entanglement）。11

本书将背景设定在一个具有这种纠结特征的时空下，选取的大多数器物至少有一种文化背景，并与不同文化和时代的物质（包括人）相互纠结。我不局限于讨论器物原本的情况，并在很多时候把故事带到现在，研究各式各样的关系，包括器物与文物保护人员、策展人、学者、收藏者、劫掠者以及其他人的纠结。

本书讨论的器物中包括若干奢侈品或具有纪念碑性的器物，它们是耳环、壶、丝绸、《古兰经》和佛塔。这对耳环（第一章）发现于匈奴境内的一座墓葬中，展现了在“匈奴”和“汉”这些名称下被忽略了的各种文化的特征和材料。12人们在讲述它们的故事时，经常会采用一种截然对立的方式，即草原民族和定居民族、游牧者和农耕者、野蛮人和文明人。我特别希望避免这种粗略而无用的叙述方式，13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对这种简单的区分和贴二元标签的做法提出质疑。这种情况有时也出现在贸易与朝贡、官方贸易与私人贸易等方面。本书旨在表明，一些问题的真实情况远比人们对它的表述复杂。本书还将为读者指出这种不确定性，并给出参考文献以供读者深入阅读。

对于本书讨论的所有物质的故事而言，环境是必不可少的部分。环境为技术的发展、物品的开发制造和民族的迁徙提供原料、条件和动力。14例如，不断变化的环境就是第一章耳环的故事的催化剂。有学者认为，匈奴起源于阿尔泰地区，公元前4世纪时由于气候变化被迫南迁15，继而迫使原来居住在此地的月氏人向西迁移。西迁的月氏人建立了嚈哒帝国（约450—550），他们很可能就是第五章讨论的巴克特里亚壶的生产者。

第一章提出的另一个同样复杂的问题是，物质是何人、在何地、为何人制作的？技术、原料、样式和工匠都在传播或移动，我认为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耳环究竟在何处制造，并且不得不接受，将来的发现可能会挑战这些观点。换言之，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物质文化的时候，我们的基础是不牢固的。

由于被埋葬在墓中，耳环保存了下来。本书讨论的另外两件器物也是这样，即希腊式玻璃碗（第二章）和巴克特里亚壶（第五章）。这些器物都被发现于贵族墓葬中，它们很可能被视为来自“外国”或“异域”的物品，并且人们可能认为以此随葬可提高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世界性。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断，世界性在墓主人所处的社会是被肯定的。

关于巴克特里亚壶的章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且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作用。器物本身在罗马和萨珊容器中有原型，但它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与之类似，容器上描绘的故事（很可能是特洛伊战争史诗集的一部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尤其是其中对帕里斯拿着两个差异很大的苹果的描绘。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当地人有任何关于罗马容器和特洛伊战争史诗的知识，制作这件器物的工匠和它最初的主人很可能只把它看作一件地地道道的当地产品，上面描绘的也是当地的故事。然而，当它向东移动并来到中国时，它必然被视为异域的，因为它来自“西方”，不过这个“西方”指的是中亚，而不是欧洲边境。

关于希腊式玻璃碗的第二章讨论了玻璃和玻璃工艺，这与丝绸之路上的养蚕技艺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见第八章）。在欧亚的很多地区，玻璃的原材料是很容易得到的。玻璃工艺也出现了，人们至少掌握了烧制原材料使之转化的技术，也懂得使用熔剂来降低烧成温度。该工艺至少在公元前1千纪时就在欧亚大陆发明或传播。但是丝绸起源于东亚，而玻璃工艺则是在与欧洲相邻的西亚逐步完善后，东传至萨珊波斯，再至中国和朝鲜。南亚的传统可能是独立发展的，但也一定受到了自西亚传入的玻璃器的影响。此外，不同于丝织工艺和丝织品已经被丝绸之路上各主要文明掌握和推崇，玻璃工艺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可能是因为其他材料，比如玉和越来越精美的陶瓷，满足了中国社会对半透明且坚硬材质的美学需求，就像玻璃满足了陶瓷技术落后的其他社会的需求一样。然而，贵族墓葬中出现的玻璃器、佛教中玻璃器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不同时期对玻璃工艺的采用和实验，都说明玻璃也受到一些人的推崇。

丝绸是本书中的核心部分，它的故事正在不断发展。我在第八章中选择了一块晚期的丝绸（8—10世纪）来讨论，这样我可以从它们在中国的起源来探讨丝织工艺（栽桑、养蚕和纺织）的传播。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丝绸并非总是贸易的主要物品，甚至在一些贸易网络中，丝绸也不是主要的商品。尽管如此，丝绸仍非常重要。在整个时期，其原料和成品自始至终都在交易，而且价格很高。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原料和技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新的纺织工艺得以发展。

丝绸和玻璃，都是佛教故事的一部分，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第四章对阿姆鲁克·达拉佛塔（Amluk Dara Stupa）主塔的讨论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了佛教。作为一个建筑体，该佛塔并未在丝绸之路上移动，但它反映了佛教的传播和斯瓦特河谷不断变化的环境、文化、宗教和政治景观。它还使我们讨论了建筑形式传播的复杂逻辑。

第六章讨论的木板画，也描绘了一个佛教故事。但我选择它，是因为它还讲述了另外的叙事，特别是马的重要性，以及丝绸之路上经常被遗忘的小国所扮演的角色——此处讲的是于阗。这幅画还描绘了一种在整个于阗地区常见的，但我们仍没有弄明白的图像程序，这表明学者在理解丝绸之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本书选择了三件有文字的器物，因为它们的文字内容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三章讨论了一处贵霜钱币窖藏。钱币集文本和器物于一体，因此钱币学是一门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这一点不足为奇。在许多社会中，钱币确定了其他史料中的年表、统治者的姓名，有时还填补了历史空白。对贵霜帝国而言，钱币是重建其年表的主要史料。钱币铭文使历史学家可以重建统治者的年表，不过在把年表起点置于何处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争议。16目前发现的贵霜人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非常少，仅凭邻国（如东汉［25—220］）史书中记载的统治者的名字难以重建贵霜的年表。因此，与许多其他有文字的社会相比，对贵霜历史的理解更多地依赖考古学。此处讨论的这批钱币窖藏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它们不是发现于贵霜或作为贵霜贸易伙伴的邻国境内，而是在千里之外、今天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里。它们去到埃塞俄比亚的原因仍不明确，不过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此时已经存在跨越海陆的长距离交通路线。

本书讨论的第二件文本（第九章）来自中国，该地的文本和考古证据都很多，而且有时候两者可以互证，例如商王世系的问题。中国有大量的文本，包括记载详细的政治史书。中国的历史学也将这些文本置于首位，在考古学证据和其他证据之上，不过何肯（Charles Holcombe）指出：“贸易、佛教和外国人是中国传统的主流历史学家很少提到的三个问题。”17传世文献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和官方贵族的观点。而考古出土的文本残片，没有受到同样的选择，因此它代表了社会中另一些人的观点。这里讨论的是一本印刷历书的残片，是当时很受欢迎的禁书。这一章研究文本在文盲或半文盲居多的社会的作用，并认为它们也能和这些群体“对话”。

第三件文本是一件圣物，即贵族制造的蓝色《古兰经》中的一页（第七章）。这件伊斯兰文本是用金和银将阿拉伯文写在靛蓝色兽皮纸上的。它的出处和创作灵感都不确定，而且引来了很多争论。类似的文本在千里之外的东亚佛教中也有发现，有人提出两者可能存在关联。

尽管我已经努力涵盖更多的话题，但仍有一些难免被忽视。我本想讨论音乐、医药和食品，却没有实现，也没有专门讨论军事问题。不过，我决定讨论奴隶问题，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丝绸之路上，不论哪个时代和文化都存在奴隶，他们无疑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主要部分。尽管如此，他们往往只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被顺带提及。

我研究丝绸之路上的物质已经30多年，但当提出更多关于这些器物的问题时，我仍然惊讶于自己缺乏对它们的物质性的理解或兴趣。有时候是因为不确定它们的质地和工艺——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工匠所掌握的技术，而且难以重现这些方法，有时甚至无法找到原材料。但通常这看起来是一件缺乏趣味的事情，要么找出答案，要么质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假设。

这导致在很多情况下，对器物质地的描述，往好处说是粗略，往坏处说是不准确。举例来说，在很多西方中世纪手稿的目录中，都称其材质为 “vellum”（制作精良的兽皮纸）。这仅仅告诉我们纸的工艺上乘，但并没有指出是由哪种动物的皮制成（见第七章）。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用“麻纸”和“桑皮纸”来描述东亚中古时期写本的纸张。这些都是粗略的名称，通常表明纸张的质量，而非它的主要纤维，因此经常被误解。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识别文本内容上做了更多的工作，而很少关注兽皮纸或纸张本身的鉴定。18

在中国出土的大多数玻璃器中，明显有很多对其描述不准确的例子。这些玻璃器的年代大约在汉代，且被认为是外来的。尽管这样的玻璃器有一些已被确定是希腊的，还有一些很可能是在当地生产的，但经常被标注为“罗马”。19

在2009年我策划的一项展览中，我认为第二章讨论的玻璃碗的惯常记录“罗马”是正确的。但当我开始仔细地研究玻璃的时候，便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就像在我学术生涯的很多其他时期，我必须质疑我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本书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尝试去接受丝绸之路历史中的很多不确定性和物质文化，同时通过“聆听”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物质，去发现一些微小而牢固的基础，并在此之上进一步研究和认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