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革命之路（22）

米莉·坎贝尔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她在之后的几个月已经把故事重复了很多很多遍——都会说：这件事情发展下去，至少结局是好的，是我们所能期待最好的结局了。然后她照例会耸耸肩加上一句，“考虑到这是我们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悲惨的事情。对吗，亲爱的？”

而谢普会表示认同。每次米莉声情并茂地向朋友讲述这个故事时，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他会默默坐在一边，眼神阴郁地看着地毯，偶尔摇摇头或咬咬牙，直到米莉让他在一些小地方帮她作证时他才顺从地配合一下。他很乐意让米莉承担讲述这个故事的大部分任务——准确地说，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他是挺乐意的。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开始希望米莉能找到别的话题。

在五月的一个周五傍晚，当米莉又跟新朋友从头到尾讲述这件惨事时，谢普感到忍无可忍。他们的新朋友，布雷斯夫妇，是惠勒夫妇在革命路上那栋房子的新主人。这是谢普感到厌恶的部分原因。他认为，把故事告诉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然后容许他们回到那栋房子继续议论这件事，对弗兰克和爱波是一种背叛和亵渎。另外，他也不喜欢布雷斯夫妇这对无趣的听众，他们一直礼貌地点头或摇头，像玩桥牌那样专注凝重——他们竟然在为完全不认识的人感到愧疚。而谢普最不高兴的是，米莉的叙述太过绘声绘色，她毫无疑问在享受着讲故事的愉悦。她正说到事情发生后第二天有多么难过时，谢普的目光越过高脚杯注视着妻子，心里说：天啊，她享受这个过程，她从这个惨事中找到了乐趣。

“……第二天早上，我和谢普已经不知所措了。弗兰克人在哪里呢，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不断给医院打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弗兰克的消息。然后，我们还要在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这别提有多难受了。他们肯定看出什么苗头。你知道孩子的，无论你装得多像，他们总能感觉出来。我伺候他们吃早餐时詹妮弗看着我说：‘米莉，我妈妈今天打算过来接我们吗？’她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你知道吗？就像她明白这个问题很愚蠢，但她已经答应了弟弟，所以只好问出来。我差点昏死过去。我说：‘亲爱的，我也不知道你妈妈有什么打算。’这个回答真是糟糕透顶。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给医院打了电话，他们说弗兰克刚刚离开，之前他在医院已经签署了所有的文件，就是那些人死之后必须要做的繁琐手续。没多久他就开车上来我们家。他一进门我就说：‘弗兰克，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只要你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办到的。’”

“他说不用了，他自己就能处理好。他说他给皮茨菲尔德的哥哥打了电话，那是一个比他要年长很多的哥哥。其实他有两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哥哥，不过他从来没提起过，就像他一直都是单身一人，从来没什么家庭——他说他的哥哥和嫂子第二天就会过来，帮忙照看孩子，还有操办爱波的葬礼。我只好对他说：‘那好吧，不过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吧，你不能一个人把孩子带回家。’他答应了，他说他会留下，不过在那之前他想开车带他们出去走一圈，告诉他们爱波逝世的消息。接着他就这么做了。他走到院子里，孩子看见他就跑了过来，然后他说‘你们好’，就把他们带进车里开走了。我想这是我一辈子见过最悲伤的情景。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他把孩子们送回来之后詹妮弗跟我说的话。当时两个孩子已经过了平时上床的时间，看起来都很困了。我正给詹妮弗铺床时，她说：‘米莉，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妈妈上天堂了，还有我们去饭店吃了晚餐。’”

“上帝啊！”南希·布雷斯感叹着，“但事情最后怎样？”她戴着眼镜，是个脸型狭长的年轻女人，结婚之前在纽约一家顶级品牌的专卖店做采购工作。她喜欢完完整整、修饰整齐的故事，而且要有意义，米莉的故事显然有太多琐碎的地方尚未交待结局。“他的亲戚在这里住下了吗？接下来呢？”

“没有，”米莉解释。“葬礼一结束他们就带着孩子回到皮茨菲尔德，弗兰克也跟着去待了几天，帮助孩子们适应新环境。后来他一个人搬到城里，每个周末去探望孩子，一直到现在。我想他们打算长期这样下去吧。他的哥哥和嫂子都是很和善的人，而且非常会照顾孩子。我想这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他们年纪大很多，更懂得人情世故，也做了那么多年的父母。”

“之后我们就没见过弗兰克，一直到三月，或者是差不多那会儿，他才回来卖掉房子。也就是你们见到他的时候了。他在我们这里停留了几天，我们说了很多话。就在那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们他找到了爱波留下的字条。他还说如果没看到这字条，他当晚可能就自杀了。”

华伦·布雷斯轻轻咳嗽了一声，然后把痰咽了下去。他是一个说话慢吞吞、抓着个烟斗的男人，有着稀薄的头发和不相配的稚嫩嘴唇。他受雇于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并形容这份工作非常适合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你知道吗，这样的事情，”他顿了一顿，察视着从烟斗升腾起来的烟雾。“会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思考。”

“或许你说得对。但我想知道的是，他看起来怎样呢？”南希·布雷斯追问，“我的意思是，他看起来已经……已经缓过来了吗？”

米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一边拽了拽裙子，一边以迅速而别扭的姿态把一双脚蜷到沙发的坐垫上。“怎么说呢，他消瘦得很厉害。除此之外，他看上去还好。他接受了心理治疗，还说这对他的帮助很大。他也没说得很详细。他提起了他的工作——他好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的意思是，他还是诺克斯公司的职员，不过在一个新的分支里。好像是这样的，我也没太听明白。亲爱的，他的新公司叫什么名字？”

“巴特·波洛克公司。”

“哦，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华伦·布雷斯说。“他们的公司在第五十九街和麦迪逊大道的交界处。事实上这是一家很有意思的新公司。简单来说他们做的就是电子行业里的公关工作。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诺克斯，我相信现在他们已经开发出其他客户了。接下来几年他们应该有很好的发展。”

“嗯，”米莉接过了话头，“总之他好像非常忙碌。而且看起来——我想‘开朗’并不是个合适的字眼，不过我要说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他——这么说吧，有勇气。非常有勇气。”

“我给你们倒点饮料，”谢普模糊交代了一句，就逃到了厨房里。他在水池里大力地敲打出冰块来盖住米莉的声音。为什么她要把这个事情说成一场该死的肥皂剧？如果她不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告诉那些真正想听的人，那么她何必一再地提起这件事？有勇气！——真是蠢话中的蠢话。没意义……

谢普决定把他的客人抛诸脑后，或者说他粗莽地做了一个论断：客人们如果想要喝该死的饮料可以自己去厨房倒一杯。他拿了一杯烈酒走进黑暗的后院，让门在身后“砰”地轻声关闭上。

有勇气！这是什么废话啊？一个人怎么会有勇气，如果他并不活着？这就是弗兰克的状况，这就是他在三月某个下午出现时给人的感觉：一个走着，说着，笑着的，却没有生命的男人。

第一眼看到他从车子里走出来，谢普感觉他跟从前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身上的外套有点大，第一颗扣子和中间一颗也都扣上了，这样看上去就不那么松垮。可是听到他一开口说话——“你好，米莉；见到你很高兴，谢普”——以及握着他干瘪无力的手，他就知道弗兰克的生命能量已经枯竭了。

看他那副顺从乖巧的怂样！他柔顺地坐着，整理膝盖上裤子的褶皱，或者掸掸大腿上的烟灰；端着杯子的时候他甚至用小指托着杯底，以免杯子翻倒。他的笑声也变得绵绵软软、矫揉造作。你很难去想象他还有能力去真正地笑，真正地哭，真正地流汗或吃饭或醉酒或亢奋——甚至真正地站起来，用自己的一双脚。上帝宽恕，他现在看来就像一个你可以随时走到跟前把他撞倒，而他只会躺在那里还跟你道歉说不该挡着你路的软蛋。所以他终于说出发现遗书这一幕时——“坦白说，如果没有看见这张字条，我想我已经自杀了。”——你只会拼命控制自己不说出这样的话：哦，废话！这个撒谎的混蛋，弗兰克。你才没有这个胆量呢。

更糟糕的是，他变得非常无趣。他肯定至少花了一个小时来谈论他那份无聊至极的工作，然后又花了更长的时间来说另一个他喜欢的话题：“我的心理医生这样说”，“我的心理医生那样建议”——他已经变成那种整天把心理医生挂在嘴边的人。“我想我们找到了根源，这是我一直不敢面对的，关于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上帝，这就是现在的弗兰克，如果你想知道事情最后发展成怎样了，这就是真相。

他灌了一大口威士忌，暼见杯底晃荡着星星和月亮模糊的倒影。然后他打算走回屋里，不过还没进门他就改变了主意，不得不转身走去草坪的另一头，开始绕着小圈子。因为他在哭泣。

或许是春天的气息触动了他，那些花，那些泥土。去年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桂冠剧团的成员，现在演出过去已经快整整一年了……想起桂冠剧团就等同于想起了爱波，想起她翩翩走过舞台，想起她的笑容，她的声音（“你不希望得到我的爱吗？”），而想起这些谢普·坎贝尔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圈圈绕着草坪来纵容自己哭泣，像个大婴儿似的把拳头放到嘴巴里，让眼泪顺着指节喷洒下来。

他发现纵情大哭能让自己那么轻松愉快，于是并没有试着马上止住眼泪。直到他发现他的抽泣已经有些造作，他痛苦的抖动已经有些多余，他才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弯身把酒杯小心地放到草地上，掏出手帕来擤鼻涕。

他知道，哭泣就是为了在哭泣还没有变成陈腔滥调前发泄出来；悲伤就是为了在悲伤还是真诚的时候释放出去。在这些时候，痛苦还是痛苦本身，没有夹杂任何东西，还有意义存在。因为每件事情都容易变味：夸大悲伤的能量，或者虚饰自己的哭泣，或者带着忧郁、多愁善感的笑容到处讲惠勒夫妇的故事，还说弗兰克很有勇气，然后你他妈的还剩下什么呢？

谢普回到屋里把酒杯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米莉还在说话，还在虚饰着每一个字句。她的故事已经到了结尾，她热切地把双肘撑在微微张开、满布皱纹的膝盖上，说：

“不，但我确实认为这件事让我们更加亲近。我是说我和谢普。你说是吗，亲爱的？”

布雷斯夫妇都转头注视着他，无声地重复着米莉的问题。是？不是？

唯一的答案当然是：“是的，就是这样，这件事情确实让我们更亲近。”

最可笑的是，谢普突然发现这个答案就是他的心里话。在灯光下端详这个矮小、邋遢、愚蠢的女人，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妈的她还活着，不是吗？如果现在他走到她身边轻抚她的后颈，她就会闭上眼睛微笑，不是吗？没错，她会的。等到布雷斯夫妇回家——老天有眼他们很快就会收拾走人——等到布雷斯夫妇走了之后，她就会手忙脚乱地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清洗碗碟，一边以不停顿的语速说：“噢，我很喜欢他们，你呢？”然后她会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早上她会穿着沾了橘子汁、咳嗽糖浆、床铺和陈腐的除臭剂味道的破烂睡袍走下楼，然后生活继续。

对于吉文斯太太而言，在爱波死后，她的生活也经过了几个阶段：震惊——痛苦——慢慢地振作和恢复。

由于怀着巨大的愧疚感，一开始吉文斯太太并不愿意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包括丈夫霍华德。她知道霍华德及其他人只会强调这是场事故，没有人需要负责。而她根本不需要安抚。那一天她看见救护车从弗兰克家开出来的时候，她本来是去向爱波道歉的。为此她已经把要说的话演练了很多遍：“爱波，关于昨天的事。你们都很慷慨很乐于助人，不过我们不会再让昨天的事情重演。现在我和霍华德都同意，约翰的问题不是我们可以应对的……”当那个下午米莉告诉她这个噩耗时，她就陷入了自责中。这种愧疚那么深那么纯粹，甚至带来了一点快感。之后她病了一个星期。

她本来是一片好意，想要帮助约翰康复，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却间接引发了另一个母亲的死。

“我知道你会说，这中间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她向约翰的主治医生解释。“但坦率地说，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会再考虑带他出去见人了。不再考虑。”

“嗯，”医生说，“我明白。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你们，取决于你和吉——哦，吉文斯先生。”

“我知道他有病，”她继续说，说到这里她必须控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知道他有病而且很值得同情，但他的破坏力叫人害怕。医生，不可思议的破坏力。”

“嗯，是的……”

从那天开始，他们每周的探访就局限在约翰病房的等候室内。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在意。他会时不时问起惠勒夫妇，而当然他们什么也没告诉他。到了圣诞节，他们的探视已经减少到每两三周一次，然后逐渐变成一个月才去一次。

小事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在一月某个下着雨夹雪的一天，她在购物中心逛街的时候，被宠物店橱窗里一只混血的棕毛小猎犬吸引住了。虽然觉得挺傻的——她这辈子从未做过这么傻、这么冲动的事儿——她还是走进店里当即把它买了回家。

这小东西还真讨人喜爱！养一头狗确实很麻烦，给她带来了很多繁琐的工作，要训练它大小便，制止它啃咬家具，还要清理它身上的寄生虫；但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翻身！”她穿着拖鞋袜，交叉着腿坐在地毯上，发号施令。“翻过来，孩子！”然后她会搓揉它长着小细毛的两肋和肚皮，它则顺从地四脚朝天舞动着爪子，裂开黑色的嘴唇好像在嬉笑。

“噢，你真是条好乖的小狗！哦，你是我鼻子湿湿的小可爱——对吗？对吗？对，你就是！你就是！”是这条小狗，而不是任何人任何事帮她熬过了这个冬天。

等到春天来临，她的工作又忙碌起来。她感觉到生活再次焕发生机。不过她还要面对这个惨剧遗留下的一个问题：卖掉惠勒家的房子。她害怕最终成交时，她会在律师事务所里看到弗兰克。签署文件前一天，她紧张得无法入睡。但没想到，跟这位悲剧男主角打交道并不像她惧怕的那样难堪。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且丝毫没有自怜自艾的样子——“见到你很高兴，吉文斯太太。”——他们只谈公事，而且签完文件他就马上离开了。之后吉文斯太太觉得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可以尘封在记忆深处。

接下来两个月的忙碌让她既疲劳又亢奋：越来越多可爱的旧房子被投入市场发售，越来越多像样的新房子被建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多体面的人从城里搬来郊区——一些想要真正舒适的居住环境，并且应该拥有好房子的人，他们不会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最后这成为她房地产职业生涯里最好的春天。看着房子找到了合适的主人，她像工匠完成了工作那样自豪。尽管白天过得很辛劳、很漫长，这反而让晚上回到家时在尽管缩短的时间内，更加舒适放松。

在跟霍华德聊天和逗弄小狗以外，吉文斯太太还给自己找来一些装饰房子的简单活儿。

“这样子就会舒服多了。”这是五月里一个晴朗的晚上，她趴在摊开的报纸上给一把旧椅子刷清漆。霍华德已经看了半天的《世界电讯》，感到厌倦，正交叉着手看着窗外；小狗心满意足地躺在不远处的毯子上，蜷缩着身子睡觉。“忙完一天之后可以这样放松一下自己，真是太好了，”她说，“要再来一杯咖啡吗？还是要多吃一点蛋糕？”

“不用了，谢谢。晚点我可能喝一杯牛奶。”

她小心地在溅上了油漆的报纸上转动着椅子，然后坐在了地板上以便把漆刷伸到椅子下面。她挥动着漆刷时说：“霍华德，我简直无法跟你形容我有多么热爱革命路上的那套白房子。你还记得冬天的时候，那里看上去多么死气沉沉吗？周围都是冰冷和灰暗——说得严重点，就是阴风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现在我开车经过，看到整片地方又变得生机勃勃，明亮干净，窗户里重新有了灯光，别提让我多兴奋了。还有那对开朗的年轻人——布雷斯夫妇。她很甜美，说话也很有趣；他比较沉稳，话比较少，看来在城里一定有份了不起的工作。他跟我说：‘吉文斯太太，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这所房子正是我们一直想要的。’你不觉得这话听着很舒服吗？而且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爱这栋小房子，现在我才找到了最适合它的主人。我的意思是说，性格和善又亲切的人。”

她丈夫挪了一挪他那双有矫正功能的鞋子，“嗯，你是说除了惠勒夫妇之外吧？”

“我说的是真正亲切和善的人，也就是说，跟我们同类的人。哦，我必须承认我曾经很喜欢惠勒夫妇，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太难以捉摸了。他们有点神经兮兮的，这我不太喜欢。我很少向你提起，其实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是那么容易应付的人，跟他们打交道挺累的。那间小屋之所以难卖，是因为他们让屋子大大地贬值了。窗棂扭曲变形，地窖潮湿，墙上还有很多蜡笔印，几乎所有的房门把手和全部装修都留下很多污迹。他们真是粗心大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还有那条修到一半的石子路，就这样突兀地横在前院的草坪上，没修完的那头都变成了泥坑。你能想象有人会把自己的房子毁成这样吗？布雷斯先生得花一笔不小的数目来铲除干净重新修整。他们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我的意思是还有一些更严重的东西。”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把刷子上多余的油漆捺在油漆罐的边缘。她皱着眉，寻思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她想说的东西。

“反正我觉得他们是一对有点古怪的年轻夫妇。没有责任感。他们会用警惕的眼光看着你，他们跟你说话的方式，怎么说呢，感觉心智不太健全。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我在地窖里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好大一盒子蝎子草，全都枯死在那里。那可是我去年春天花了一天时间才收集起来的。我很小心地选了长势最好的嫩芽，轻轻地包裹到适合的土壤里——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有人花了那么多心思给你送来一盆好植物，一盆能蔓延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难道你不认为至少你应该……”

不过从这里开始，霍华德·吉文斯什么也听不见了。愉悦的、雷鸣般的寂静席卷了他。他关掉了他的助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