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版序言

在这部书中我研究了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之间弗留利人的宗教态度，从广义上说，是一个农民社群的心理状态，但是从一个十分狭隘的观点来看，这一民间信仰核心的历史，由于特殊势力的作用，逐渐被等同于巫术。这是至今仍不确知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却在巫术和其受迫害的普遍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大量不同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从被分析的资料中得以显现。整天与这些人和事打交道，一个人会有危险陷入过分形象化的资料中。尽管如此，我宁愿冒这个险也不愿每一步都运用诸如“集体想法”或“集体心理”这种概略而模糊的措辞。这些弗留利人的证言展现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的潮流，与个体的、秘密的、通常是完全无意识的反应相互交织。很明显这样的反应不可能创造历史，然而抛开它们，“集体心理状态”的历史又变成了一系列空洞、抽象的趋向和势力。

这些资料的主要特点是它们的直接性。除了宗教法庭的公证人把证词从弗留利方言翻译成意大利文之外，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农民的声音毫无阻隔地直接传到了我们耳边，而不像通常遇到的，经由不同的人过滤，并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从而成为残缺、间接的供词。

这样一种叙述似乎有似是而非之嫌，然而这导致了对研究的特殊兴趣。我们变得习惯于把被指控行巫术的人的供词当作法官严刑逼供和诱供的结果，从而否定它们含有任何自发的因素。J. 汉森基础性的调查[1]更精确地证明邪恶巫术的形象及其附属物——与恶魔所订的契约、半夜拜鬼仪式、对圣礼的亵渎——是如何通过神学家和审判官的努力在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之间发展，以论文、布道、描画等形式逐渐在整个欧洲流传，最后越过大西洋。[2]通过运用上述两种手段即严刑逼供和“暗示性”提问对被告人供词的塑造，审判过程中供词以相当戏剧性的形式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更确切、更接近于现实地说，在原先存在的普通迷信观念中添上了审判的概要。正如我们曾说过的，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详细的记录，但几乎总是建立在对某一教条的详尽阐释之上。F. 贝洛夫的努力[3]只取得了微乎其微的效果，他希望说明，在严格限定的地域，由审判官和魔鬼学家塑造的邪恶巫术对于民众心理的渗透。弗留利地区异常丰富的资料允许我们更加精确、明晰地复原这一过程。它展露了一种像本南丹蒂那样带有如此明显的民间特质的信仰是如何在审判官的压力下蜕变，最终拥有了传统巫术的特殊相貌。但是这种矛盾，这种存在于作为法官审讯基础的形象和被告人真实证词之间的鸿沟，允许我们接触到后来经过蜕变，又叠加了智识阶层的计划，因而被抹杀的民众阶层的真正信仰。由于这种矛盾持续了几十年，本南丹蒂审判组成了复原这一时期农民心理状况的宝贵资料来源。

因而，当前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利用支持和建立汉森最初提出的、解答问题的方法。即使在眼界上受到限制，这一努力的创新之处也在于它让我们理解到与已知的、源于审判的概念不同的民间巫术的意义和性质。启蒙运动的争论（在意大利以塔尔塔罗蒂为例[4]）显而易见，并且理所当然对巫师的供词不感兴趣：他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能够揭露迫害的野蛮和非理性。巫师的叙述作为荒谬的幻想和受法官酷刑和迷信逼供的结果而被忽略不计。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严肃解释的初步尝试伴随着19世纪下半叶渊博的研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巫师的招供是幻觉的结果，由使用含有毒品的药膏引起，或者是源于由疾病引起的状态，特别有可能是歇斯底里症。但是经过最充分调查、被最好地记录下来的研究都花大气力去解释——通常以一种多少反天主教或反教会的明确的争论态度——宗教迫害这一事件及其机制。

对于巫师或假想的巫师信仰的真正兴趣直到英国的埃及古物学家玛格丽特·默里的研究才真正触及（如果我们排除米舍莱关于“造反的”巫师的浪漫颂扬[5]）。[6]作为J.G. 弗雷泽的追随者，默里对有关巫术和“原始人”的心理状况问题感兴趣，她没有把自己限制在从人种学和民俗学的观点出发强调巫术供词的重要性。自相矛盾的是，她推翻了被认可的手段——实际上与其说是一种有依据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本能的态度——重新评估了那些供词的可信度，对材料的“外部”可靠性做实证主义判断。根据默里所说，被告描述的聚会是真实存在的，巫术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宗教，是一种前基督教的农业崇拜，法官只把它看作一种邪恶巫术来处理，多少有些故意误解的意味。尽管这个论点含有真实的内核，但它通过一种完全不加鉴别的途径被程式化了[7]；另外，对这一假定的丰产崇拜的普遍性特点的复原是基于非常晚近的审判，此时在讯问促使下农业崇拜和巫术的同化已经完成（信魔者的夜半集会、魔鬼婚典等等）。然而，抛开这些严重的缺陷，默里的论点在发表之初遭到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否定后盛行起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时所空缺的及今天还留下来的问题在于对民间巫术的一个包罗万象的解释。而且经过提炼它最大胆断言的部分，那位英国学者的观点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在半夜拜鬼仪式中，一种古老的丰产仪式的变形依稀可辨。W. E. 波伊克特以这种缓和的形式重构了这一理论。[8]

然而要证明民间巫术（与无法追溯到某一明确信仰体系的诸如催情剂、符咒等普通迷信不同）事实上起源于一种古老的农业和丰产崇拜并不容易。对默里作品的一项主要异议已经提出：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依赖巫师的供词而不去努力区分哪些出自审判，哪些是真正的民间声音。但这不是一个致命伤。J. 马克思早已注意到一系列尽管有着明显的民间根源，而又在某种程度上与神学家和审判官描述的巫师的半夜拜鬼仪式相似的信仰。[9]最近，L. 魏泽尔——奥尔基于最早于10世纪被记录，但是无疑有更早的根源的信仰[10]，确信民间的巫术和专业的巫术之间存在交流。[11]它们包括了前往参加聚会途中进行的神秘的夜间飞行，参与者以妇女为多，她们参加的聚会没有恶魔，没有亵渎圣礼或抛弃信仰——只是由名为狄安娜、希罗底、霍尔达或佩尔基塔的女神依次主持的聚会。这些与诸如佩尔基塔或狄安娜等司掌植物生长的女神的关联，是否意味着潜在于后来的邪恶巫术之下的信仰可回溯到丰产崇拜呢？这是一个看似合理的假设，又是一个仍然没有得到满意证明的假设，虽然德国学者A. 迈尔的努力[12]在我看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于正确地阐明这一问题。尽管如此，由于证据微弱贫乏，他的努力基本上也失败了。另外，第二个异议能反对上述假设，而且不易反驳。和默里一样，迈尔没有解释为什么巫师、女祭司在这一假设的丰产崇拜中从一开始（不仅仅在之后被法官扭曲的巫术显灵中）就被描绘成丰收的敌人，是带来冰雹和风暴，造成人畜不育的灾星。[13]

当前的研究证实，在像德意志和斯拉夫传统交汇的弗留利这样的地区，在一个相对晚近的时期（从约1570年起），作为丰收和沃土卫士的本南丹蒂参与的丰产崇拜确实存在。一方面，这种信仰在从阿尔萨斯（Alsace）到黑森（Hesse），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瑞典的地域范围内与一种更加庞大复杂的传统相联系（与名为佩尔基塔、霍尔达、狄安娜的女神依次掌管的夜间聚会的神话相关联）。另一方面，在一度归属利沃尼亚（Livonia，今天的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地区发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信仰形式。即便给出了这样一个地域范围，我们也不能斗胆认定这些信仰在古代一定曾一度覆盖中欧大部分地区。正像我们将看到的，在一个世纪里，本南丹蒂蜕变成巫师，他们意欲促进丰产的夜间聚会变成了恶魔的半夜拜鬼仪式，以动荡和毁灭而告终。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事实，即对于弗留利来说，邪恶的巫术产生于先前的农业崇拜的变形。当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类比把这一结论扩大到欧洲的其他地区，然而，尽管具有局限性，以上结论还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假说为今后的研究服务。以我的观点，这种覆盖广大关键地区的复杂信仰的存在至少意味着对于巫术的民间起源有了新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家和宗教史家将能从这份文献资料中做出进一步推论，同时可订正我的错误，填补缺漏，更充分地利用这种比较方法。正像我们将看到的，我只是极谨慎地利用这一方法；或者，更加确切的，我本人只利用了马克·布洛赫确定的两种比较法中的一种：更严格地基于史实的一种。因此，我仍没有处理无疑必定存在于本南丹蒂和萨满教巫师之间的联系的问题。[14]这概括了当前研究计划的基本特征和局限。

目前还不存在对本南丹蒂的任何研究。对于弗留利民间传统的调查，由于学识和古物研究方面的原因，G. 马尔科蒂、埃莱娜·法布里斯·贝拉维蒂斯、V. 奥斯特曼、A. 拉扎里尼、G. 维多西和其他人已经把“本南丹蒂”一词当作“巫师”的同义词，完全置潜在的历史问题于不顾。[15]这既不是疏忽也不是分析中的失误。相反，是因为这些研究局限于口供［由于一些相当正当的理由，例如在接触乌迪内的大主教教廷图书馆（Curia Arcivescovile）档案中的资料时遇到的困难］，以及这些研究的时间至少不早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实际上，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本南丹蒂”和“巫师”的区分只能由相当准确地复原这一复杂且矛盾的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得出的一系列最终结论组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工作由于不同于民俗学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成为可能，这种对民俗学传统的背离在研究过程中被着重强调。实际上，我力图穿透这些信仰表面上的一致，把握住靠信仰它们生活的男男女女的不同态度，还有这些态度如何因为各种民间的和审判官的影响而做出改变。相对于被强调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这一问题中属于民俗学的特殊方面完全居于次要地位。

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无法在这里一一道谢。我应该提及那些直接或间接为我查找资料提供方便的人：首先是已逝的皮奥·帕斯基尼阁下；乌迪内大主教教廷图书馆的馆长古列尔莫·比亚苏蒂阁下（向他致以特别的谢意）和图书馆管辖秘书加拉蒂阁下；威尼斯图书馆的罗密欧·德·马约阁下；马西罗尼利亚诺·佩洛扎神父；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国家档案馆前馆长温科·福雷提克；安杰洛·坦博拉、保罗·桑宾和马里诺·贝伦戈。我还想感谢1962年为我提供研究基金的路易吉·埃诺迪基金会（Fondazione Luigi Einaudi）和在那一时期跟随我工作的诺尔贝托·博比奥、路易吉·菲尔波、阿尔多·加罗希和佛朗哥·文图里。在让人无比尊敬的前辈格特鲁德·宾的建议下，伦敦的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1964年夏天向我开放它的图书馆，它是一件举世无双的研究工具，我想感谢它的馆长E. H. 贡布里希令人难忘的热情，还有O. 库尔茨和A. A. 巴尔布的建议和意见。与现在已去世的埃内斯托·德·马蒂诺的一次会晤使我受到鼓舞而进行这项研究。这部书的一个早期版本于1964年春在比萨高等师范学校作为论文提交讨论，我衷心感谢阿尔曼多·萨伊塔和其他审阅者阿塞尼奥·费鲁戈尼、钦齐欧·维奥兰特的批评和意见。其他帮助和建议将在书中指明。

德利奥·坎蒂莫里阅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稿。对于他无价的忠告及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切，很高兴在此向他表达我最深的感激。

卡洛·金茨堡
罗马，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