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拖雷家族之山西分地考述

拖雷家族在山西地区原有的势力范围较小，最初主要是奥屯世英管辖下的河、解地区。但是在蒙哥汗在位期间，拖雷诸子嗣势力迅速填补了察合台家族消失后留下的真空地区。如拖雷女独木干公主在宪宗时“权倾朝野，威震一方”，于丁巳年（1257），获封平阳五户丝“一千一百户”[1]。同时，她的影响力也远被及原属窝阔台的西京（大同）地区[2]，是为一例。而据现存史料可考知，拖雷家族山西地区的分地主要集中在南部。由于其地靠近河南，是蒙、宋双方反复拉锯争夺的战场，也是较晚才为蒙古人牢固控制地区，故而对此地的分封也较他处为晚。现按其区划考述如下：

1．山西南部的拖雷家族分地

山西南部的河州、解州如前所述为拖雷家族分地。但在窝阔台时期，其赋税为大汗支配。而到蒙哥汗时期，则被转赐予其弟旭烈兀。旭烈兀并拥有对临近陕西（长安）案件的裁断权。程钜夫《大元河东郡公伯德公神道碑铭》载“初，河东陕右民赋之隶王者，以重哈喇总管之，附治解州。乃以公为副，因家焉。辛亥春，长安僧雠诬玄都道士谋置毒于酒，将不利王。有司连逮数百人，死榜掠者往往而是。公时使王所和林，力状其冤。王悟，命释之”，即为一证[3]。而当旭烈兀西征后，此分地乃转入忽必烈手中。

此外，隶属拖雷的许慎部将领的分地也在解州，这是因为在大蒙古国时代，某一诸王和从属于他的家臣的分地彼此相邻的情况不乏先例。如阿里不哥的谋臣孛鲁欢的分地也在真定（束鹿）。而从属于朮赤家族的八邻部首领豁儿赤的分地则与朮赤分地呈犬牙交错之状[4]。忽睹虎的次女失邻·阿哈（Shīrīn-āqā）嫁给了许慎部的秃儿赤驸马（Tūrjī-gūrkān）[5]。后者是成吉思汗时代“四杰”之一博尔忽（Boroqul）的后裔。博尔忽，太祖时为第一千户。其子脱欢则侍奉宪宗四出征伐，“有拓地功”；孙失里门（SHiremün），从世祖忽必烈征六诏等城，可以说是拖雷家族世代倚重的“元勋世臣”（老奴婢boγol）[6]，又兼之得尚公主，因此他们也获得“平阳路五户丝二百户”的分封[7]。堤一昭认为其地当属平阳路的闻喜县[8]。而这在孛朮鲁翀的文集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记载了博尔忽后裔的一支塔察儿忽神留驻中原的事情，“祖考别里虎台继佩弓矢，事宪宗皇帝，袭长部伍。……考密里察而事世祖皇帝，继佩弓矢。中统元年，授大河以南统军。”[9]此碑又见于《闻喜县志》，作《昭毅大将军塔察儿忽神墓碑》，在县东镇。镇中又有《龙王庙八撒儿遗爱碑》，元张希良撰，皆称塔察儿曾孙，名伯里阁不花。洞霞观即其旧宅而舍为观；白莲寺即其所创建景福院。不过堤一昭因闻喜县元代属于平阳路，而朮赤家族又是平阳路最大的封主，所以坚持认为博尔忽家族和朮赤家族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点不无可商榷之处。因当时分封往往割裂州县，呈犬牙交错之状，故同一地区内可能分布有多支蒙古宗王势力。

2．忽必烈之泽州分地

蒙哥汗三年（1253年，癸丑）忽必烈被授予京兆以及怀、孟地区作为其在汉地的分地。除上述二处外，他在山西的泽州地区似乎也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尚未发现直接记载其封授关系的史料，但由于蒙古诸王的分地具有继承性，因此我们可以用较晚的史料来推考早期的分封关系[10]。

泽州位于山西省南部，与河南省接壤，是攻略河南的“冲隘”之道。蒙古灭金，泽州也遭受了长期的战乱创伤。李俊民云：“金国自大安之变，元兵入中原，北风所向，无不摧灭者。贞佑甲戌（1214）二月初一日丙申，郡城失守，虐熖燎空，雉堞毁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其无人。后二十年大兵渡河。甲午正月初十日己酉，蔡州城陷，金运遂绝。大朝始张官署吏。乙未遣使诣诸路料民。”而经过近二十年的战祸，泽州居民离散，人口损失严重。直至乃马真后摄政初年（壬寅年1242）“续括漏籍，通前实在一千八百一十三户”。无怪李俊民要发出“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其可知也。噫！生斯世者，何不幸邪！”的感慨[11]。由于泽州民赋稀少，因此《元史·食货志·岁赐》在记载窝阔台丙申的名单中并未将其列入。不过，刘因在为泽州世侯段直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到泽州当时已经成为某一“亲王”的分地：“国初，凡守亲王分地者，一子当备宿卫。绍先，宿卫王府。”[12] 此位“亲王”究竟为何人，史文并无记载。但据刘因《嘉甫从亲王镇怀、孟》诗题可以推知，其人正是坐拥“怀、孟”分地的忽必烈[13]！复检《畿辅通志》收录有一通段绍先所撰《史公神道碑》。“史公”为元初世侯史秉直，《碑》文中复有“流寓镇阳，时在真定”等语。真定，时为拖雷家族分地。如果此段绍先即段直之子的话，那么泽州于降附蒙古之初就归入拖雷家名下了。

直到1253年，史料中才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忽必烈在泽州颁发令旨，干预地方事务的记载。史载“今上［忽必烈］在潜邸，有以公［段直］兴学礼士，闻者嘉之，特命提举本州学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14]。文中“段公”为段直，他起兵泽州，故“应得泽，遂佩黄金符，为州长官凡廿余年”，是泽州地区最大的世侯。而《凤台金石辑录》中更是保存了自癸丑年（1253）至甲寅年（1254）忽必烈交付泽州名儒李俊民的令旨五道：

第一道，遣阔阔子清驰驿，召李状元，思欲一见，唯不以老为辞。必无留滞，即许遣归。癸丑年五月日。

第二道，特加号“庄靖先生”。癸丑年七月十二日辞归。

又受令旨，庄靖先生求归念切，尚推旧学，善诱诸生，仍以侄孙仲修为后。仰怀孟州官刘海、泽州官段直以时奉赡，无忘敬礼。准此。

又甲寅年五月二十七日，奉御董文用赍奉到令旨。示状元李俊民：年前秋会盘六（按：当为六盘之误）军众，仓未及进议，近得启言甚便，今欲复召，恐年老艰行。外据军国重事，暨有可举人材，更当以闻。准此。

又甲寅年七月二十日，宣差周惠德复赍到令旨：泽州庄靖先生呈本州见有进修学业刘璋、张贤、张大椿、申天佑等，乞劝奖事。准呈。仰泽州长官段直、镇抚申甫等常切提学，仍省谕诸生恭勤进修，遵依教命，无得慢易。准此。

后列：参议刘巨川男学录汝楫立石。学政刘梦泽，学谕吴辉，提举县令张德显，提举司官贾凤仪，提举兴修学校冯裕、刘兴、张山，同提举学校赵庚、申甫，泽州长官提举学校段绍隆[15]。

原书后附录清人考释认为，蒙古初年“职官未备，皆系承制札授，学职繁多，至中统二年置诸路学校官。省置正副提举二人，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始有定制”。这是正确的，元初的蒙古大汗、诸王把儒学看作和佛教、道教一样的宗教，往往通过颁行令旨护持学校、名儒以期为己祈福。

令旨中提及之阔阔子清，王恽《中堂事记》称其“尝受学于王百一、张耀卿。其父潜邸旧臣，世为阿塔赤，汉语群牧所官也”。他的身份相当于世祖家臣。而“诸生申天佑”为“申甫之子，仕终广济丞”。其余诸人则概不可考。

一般说来，大蒙古国时期诸王令旨多用于在所领封地内宣示某种特权：如豁免寺院赋税、任命位下长官，或优礼某些居住在其分地内的高僧、名儒而颁布。参看元好问1249年所作《令旨重修真定路庙学记》，由于真定路丙申分封后即为拖雷系分地，故忽必烈得以令旨宣谕真定长官重修庙学[16]。又如元初真定名士张础，为廉希宪举荐于忽必烈潜邸，而真定原为拖雷后唆鲁禾帖尼汤沐邑，嗣后为其幼子、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所继承。阿里不哥以础不附己，衔之，遣使言于世祖曰：“张础，我分地中人，当以归我。”世祖命使者复曰：“兄弟至亲，宁有彼此之间，且我方有事于宋，如础者，实所倚任，待天下平定，当遣还也。”[17]可见诸王行令旨召辟幕僚也并非可以任意为之的，而是仅限于在所属的分地中方始有效。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忽必烈于1253年前后以令旨宣召李俊民一事表明，泽州当时已经在其分地之内。

在至元九年（1272），当安西王忙哥剌袭封其父的京兆府分地时，泽州也作为忽必烈潜邸分地之一部分同时转入其位下，而忙哥剌卒后则为其子阿难答所继承。证据有二，其一为王恽《过鹿台山》诗，诗有题注云：“［鹿台山］在泽州沁水县南二十里，时被安西王命，伐石于此。”[18]此处的安西王为忙哥剌，所谓“被王命”当指奉诸王令旨。而王恽于至元十三年即“平阳秩满”[19]，那么他因公事经过平阳路下属之泽州的时间应当在“至元十三年”前，而姚燧《牧庵集》载，“［至元十年］，秦藩（安西王府）肇建，方冬发万人筑白海行邸。”[20]所以王恽所见到的“伐石于泽州”当与安西王府的修建有关。既然安西王的令旨可以在此地通行，也就说明泽州当时仍处于安西王势力范围之内。

另一则记载则见于近年出土的元代徐宽墓志，墓志谓：“……侯讳宽，字宽甫，躯干雄伟，器宇豪迈，读书略通大义，弱冠，尽能解诸国语。至元十四年，皇子安西王分封西土，开相府，于关、陕遴选，皆天下旄俊。侯预焉，擢为译史，兼通事。……未几，升充秦王府都事。［秩？］满，以铨例调泽州州判。”[21]今案，据《诸王表》所载，安西王忙哥剌于至元十年益封秦王。至元二十四年，其秦王号为次子按檀不花所袭，未几转入阿难答手中，后世多以秦王阿难答称之[22]。此处所载之秦王，应指阿难答。而墓主徐宽之身份为阿难答位下僚属，按照元代惯例，“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得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至元二年，诏以各投下总管府长官不迁外，其所属州县长官，于本投下分到城邑内迁转”[23]。也就是说，王府有权在诸王分地内以令旨形式任命官吏。故徐宽之例也证明了泽州处在安西王权限所施范围之内，而这正是继承自忽必烈所拥有的分地。

3．山西赵城·浮山·洪洞地区

山西赵城·浮山·洪洞地区可能也是拖雷—忽必烈家族所属分地。今检索碑志、金石书目，就此问题略加考述。

元延祐间，赵城县尹王剌哈剌撰有《重修明应王殿之碑》，提及平阳路（大德七年后改为晋宁路）赵城县广胜寺中，供奉有“世祖薛禅皇帝御容、佛之舍利、恩赐藏经”等物，“乃为皇家祝寿之所由”[24]。今案，元代供奉有先朝帝、后御容的寺庙、道观，除世祖朝以后奉皇帝敕令于大都郊外修建的神御殿外，大部分皆是由其原先分地中寺观升格而来。如位于真定的玉华宫孝思殿为“世祖所立。以忌日享祀太上皇、皇太后御容”[25]，最初为忽必烈母唆鲁禾帖尼的分地中旧立道观。赵城虽非忽必烈“龙兴之地”[26]，而广胜寺却得以与真定玉华宫同享此殊礼，应该是其曾与拖雷家族有着特定的施舍—奉纳关系故。

同属平阳路的浮山·洪洞·赵城地区的道教宫观也受到拖雷—忽必烈家族保护。今发现与此相关的拖雷—忽必烈家族圣旨、令旨多通。兹按发布年代先后表述如下：

（1）元宪宗八年《蒙哥皇帝圣旨碑》（发布于戊午，1258，三月十一日）[27]；《［］［］大王令旨碑》（发布于戊午，1258，四月十三日）两通，发布对象均为高平县浮山天圣宫。《蒙哥皇帝圣旨碑》的内容是禁绝道士私吞香火钱。《［］［］大王令旨碑》起首则有“蒙哥皇帝圣旨里”，“［］［］大王令旨里”等元代圣旨、令旨碑惯用的公文套语。据目验过此碑原石的村冈伦教授称，“第二行的‘大王令旨里’的‘大王’的上面的部分，不是被磨损而看不清楚，而是故意空出来的”。碑文内容大致是重申蒙古大汗保护宗教，禁止侵夺寺产的命令。而对于这位名字缺失的“大王”，村冈伦将其比定为“朮赤家族的别儿哥”或“窝阔台子阔出家族的孛罗赤”。对于为何题名出现空缺，村冈伦的解释是：“可能因宗王卷入叛乱，出于忌讳而故意空阙其姓名。”[28]但我们已知，当时住持浮山天圣宫者为道士张志谨（道号“宁神子”）[29]。张氏虽受教于披云真人宋德方，但宋氏早卒（1247，丁未），而张志谨与窝阔台家族似无甚瓜葛[30]。而在蒙哥汗时代，窝阔台家族在平阳地区权力大部分遭到遞夺，朮赤家族则偏在一隅，只是委托投下官员代为管理。相反，以蒙哥、忽必烈为首的拖雷系在此地区却相当活跃，曾多次颁发圣旨、令旨以干预当地教门事务[31]。同时，《令旨碑》发布在《蒙哥皇帝圣旨碑》之后，内容也只是重申大汗对寺观庙产的保护，故可推知：无论此处之诸王为何人，此时大汗蒙哥对平阳路浮山地区有着直接控制权。而考虑到忽必烈在蒙哥汗后期因参与南征，频繁遣使召见山西南部之三教士人，故此碑更有可能为其所立[32]。而稍晚在泽州高平县等地颁行令旨的诸王“阿识罕”，也并非如村冈伦文中所认为的是“贵由长子忽察后裔”。据元代文献记载，阿识罕主要活动于成宗朝[33]，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到大德元年（1297）间，于高平县发布多道令旨，甚为活跃。但综合相关史料，他似更可能是拖雷家族的疏属宗王[34]。而其在高平的地区的活动，应该是其继承自父辈的权益之反映。

（2）《忽必烈大王敕董若冲令旨》[35]

忽必烈大王令旨示姜先生：

“你若前来时，我欲将你军里去呵，你不肯有来，却［］许去开平府。我如今回来，专差别撒里、杨显卿铺马里取你去也。候来春二月天气暖和时分，开平府来者。却不是应了你前日底言语那甚么。江南别无异物，茶、撒花你取来者。外据祈祷［］［］［］［］合用的一切对象，都尽将来者，想宜知悉。”

己未年（1259）闰十一月十三日卫州北行。

据《靖应真人碑》可知，姜善信，少从莲峰真人靳道元入道，初识忽必烈于宪宗九年（1259）。其时“忽必烈奉命南伐，驻师（河南）曹、濮间，召公驰驿，谒于帐殿”[36]，或因姜氏“宅心清静、禀气冲和。未来非筮而可知，所过不言而自信”，分析军国大事“蔑不济矣”。深得忽必烈赏识。遂有发布令旨加以褒扬之举。和前述李俊民事例相类，仅为诸王之一的忽必烈，是无权力从其他宗王分地中征召谋士的。姜氏时驻迹于赵城县（元初隶平阳府）禹王庙，故可知，赵城亦属忽必烈分地之一。

（3）中统三年至四年，忽必烈颁发给赵城县道士姜善信圣旨四道，内容为特旨“赐靖应真人号”，命其代为“虔告禹皇”[37]。并遣使阿乞失里海牙（Aq-Shiriqaya）持香赆往谒。而至元十年（1273）以后，由于安西王继承了忽必烈在山西地区分地，故而《碑》中又云“癸酉（1273），上遣使谕公谒皇子安西王于长安”。

（4）至元十二年（1275）《龙门禹王庙圣旨》。这是发给继姜善信之后主持当地道教事务的董若冲的。文中有：

光宅宫真人董若冲，继靖应真人姜善信［在］平阳路荣河、临汾县起盖后土、尧庙，及于河、解、洪洞、赵城修理伏羲、娲皇、舜、禹、汤、河渎等庙宇。仰董若冲凡事照依累降圣旨，依旧管领行者[38]。

而更可注意者，此则圣旨中将隶属平阳路的“临汾、洪洞、赵城”和早已是拖雷家族势力范围的“河、解”二州并列，更是证明这些地区和拖雷后裔的分地有关。

（5）《一二七六年龙门禹王庙令旨碑》，此碑为安西王忙哥剌发布给住持龙门禹王庙之姜氏嗣法董若冲的护持令旨[39]。

4．潞州分地

拖雷庶子忽睹虎在潞州地区拥有分地。忽睹虎，一作胡土虎，为拖雷庶子[40]。汉文史料记载：“太宗七年，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41]波斯史料中则更为详细，云：“同年（1234），窝阔台合罕在阿昔昌（Ashījānk）草原，派自己的儿子［阔出］和拙赤·哈撒儿之子宗王忽突忽前往被称为南家思的摩秦。”[42]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集校本校记显示：“拙赤·哈撒儿”一词仅出现于布洛舍（Blochet）本中，而其他各本皆作“宗王忽睹虎Qūtūqū”，亦即《太宗本纪》中之“［皇子］胡土虎”。而又据《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及《五族谱》所载成吉思汗诸子世系，拙赤·哈撒儿并无一叫忽都虎的儿子。由此可以断定，此处所指当为拖雷庶子忽睹虎。元人危素撰《故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公行状》：

合剌……幼侍睿宗皇帝……世祖皇帝即位之初，阿里不哥畔……世祖怜其忠，赐以汳梁田百顷及潞州牧地百余顷，盖阔赤、忽睹虎二太子避暑楼[43]。

此处所谓“避暑楼”即临时驻牧时所搭建的营帐[44]。由此看来，他似在大部分属朮赤投下的潞州（属平阳路）拥有分地[45]。这或许是他和朮赤家族关系密切故：忽睹虎长女乞勒迷失（Pers．Kalmīsh āqā/Mong．Kelmish aqa）和她的丈夫珊竹歹（Saljūtai）一直和拔都汗的兀鲁思待在一起（bā ūlūs-i Bātū khān）[46]。至于为何忽必烈又将其转赐他人，也许是因为忽睹虎子秃客勒·不花早卒之故罢[4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稍稍明了拖雷系在山西地区的一些分布情况。此外，元代文献所明确记载的在蒙哥汗即位后，拖雷家族获得的分地：旭烈兀的彰德路分地（1252年获得），忽必烈的邢台、怀孟、京兆分地（1251—1252），皆与泽州、解州、河州、浮山、洪洞、赵城、潞州地区相毗邻，围绕山西南部州郡向两翼展开，在地理上连贯成一体。如果不是拖雷家族在山西南部地区拥有特殊权力，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一“飞地”现象的存在呢？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出身山西太原、平阳两路的文士，在忽必烈潜邸谋臣集团中虽然人数不若真定、邢台旧臣之众，所起作用亦复较弱，但尚具有一定规模。考虑到忽必烈本人虽早在太宗朝（甲辰，1244年）便“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至宪宗即位，则“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48]。但究其身份，仍不过为一代行摄事之地方宗王，政治地位有限，更无权从明确隶属别支诸王的民户中去召辟人才。即便是忽必烈之幼弟阿里不哥，犹以分地中人服务于彼为憾。故其幕府尽管以人才济济而著称，但考察其来源，仍然以出身或流寓于邢台和真定两地的文士为主干，再附以若干由半独立之汉人世侯手下网罗而来的名流等[49]。而山西出身的潜邸谋臣群体的存在，无疑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拖雷家族在山西势力的扩张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今据史籍可考知其出处大概者，除上文提及之李俊民、姜善信数人外，另有：

③《元史》卷一五一，第3575页。

④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一《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志铭》，引自《程钜夫集》，第258—259页。而耶律铸之父耶律楚材虽为窝阔台所倚重，然其本人却在蒙哥汗即位后的大清洗中因忽必烈援救得免。故亦可列入世祖之“潜邸旧人”。参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二则）》，《蒙元史研究丛稿》，第464—467页。

续 表

①《元史》卷一六八，第3962—3963页。

②王恽：《秋涧集》卷七九，第2页下—7页下。

[1] 《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第2427页。

[2] 《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癸丑（1253）中，有独谟干翁主者，太祖之女也（当为睿宗拖雷之女），权倾朝野，威震一方，仰师硕德，加‘佛日圆照’徽号焉。”

[3] 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八，引自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214—215页。又见民国乃锐等辑：《解县志》卷六《名宦志·元·伯德那》。《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区》，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1970年，第84册。关于旭烈兀分地，可参考松田孝一：《フラグ家の东方领》，《东洋史研究》，1980：39，第35—62页；汉语摘译见《蒙古学译文选·历史专辑》，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4年，马翼译：《旭烈兀家族的东方领地》，第24—38页。

[4]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3页。

[5]《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366页。《史集》没有交代失邻是谁的女儿，但参考Shuʿabi panjgāna：Shīrīn-āqā失邻—阿哈是拖雷子忽睹虎之女，“她的丈夫是出自许兀慎（忽神）［qūshīn］部的秃儿赤（Turjī）驸马。”

[6] 《元史》卷一一九《博尔忽传》，第2429、2953页。

[7]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岁赐》，第2435页，“塔察儿官人”条。

[8] 堤一昭：《元代華北のモンゴル軍団長の家系》，《史林》75：3，1992年，第64页。

[9] 孛朮鲁翀：《菊潭集》卷二《大元故镇国上将军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副都万户赠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护军追封云中郡公谥襄懋忽神公神道碑》，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六册，藕香零拾本，第484页下—485页下；《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七，第549页上—550页下。

[10]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蒙古社会中）氏族和氏族分支领有一定地域”，这种兀鲁思分地的使用权又往往是世袭的。而在汉地，蒙古诸王位下的分地，在形式上与其草原分地一样，也是具有专属性且不可随意变更的。参氏著：《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58页。

[11] 李俊民：《庄靖集》卷八，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190，第642页上—644页上。

[12] 刘因：《静修文集》卷一六《泽州长官段公墓志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四部丛刊》景元刊本，第12页下—14页上。《元史》卷一九二《良吏·段直传》，第4375页，校勘记二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认为“［段］直卒于宪宗朝，未尝事世祖矣”，今据此碑可知钱氏断语有误。

[13] 刘因：《静修文集》卷七，第116页。另，海老泽哲雄前揭论文中曾推测其人为朮赤家族宗王，似有不确。《关于蒙古帝国东方三王家诸问题》，第14页。

[14] 前揭刘因：《泽州长官段公墓志铭》。

[15] 姚学甲：《凤台金石辑录》卷一《元令旨五道》，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三十一册，第222页下—223页上。

[16]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二，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64—666页。

[17] 《元史》卷一六七《张础传》，第3929页。

[18] 王恽：《秋涧集》卷二，第14页上。

[19] 王恽：《秋涧集》卷七五《木兰花慢·序》：“（至元）十三年，平阳秩满。”第3页。

[20] 姚燧：《牧庵集》卷二五《武略将军知秦州史君神道碣》，《四部丛刊》景武英殿本，第二册，第17页下。

[21] 李允升：《元故承事郎晋宁路同知解州事徐公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166页。

[22] 《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第2736页。

[23] 《元史》卷八二《选举志》，第2051—2052页。另有一例：《都水监勾当官先兄［赵文炜］墓志》，载泽州士人被擢至安西王位下出任吏职。“兄讳文炜，字德明。泽州高平县藂桂里人。……［二男］次曰恳，安西司竹监使。”碑载胡海帆，汤燕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国卫捐石刻拓本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24] 黄竹三、冯俊杰等编：《洪洞水神庙霍泉水利碑刻集》，《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5—16页。碑文又收录于柴泽俊，任毅敏编：《洪洞广胜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71—372页。

[25] 《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关于供奉历代皇帝御容的大都敕建寺院，参看中村淳：《元代大都の勅建寺院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1999，58：1，第63—83页。中文摘译见宝力格（Bula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蒙古学通讯》，2003年第1期，第25—35页。案，韩国新发现之《至正条格》残本中录有一则中书省奏文，言及凡世祖在位期间所建，有“影堂的寺院”，一直以来皆视同诸王、驸马位下封地，享受“拨赐地土”的优惠。可据以看出“供奉御容”寺、观和投下分地的关联性。参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卷二六《条格·田令·拨赐田土》，汉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07年，第59页，“元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334）……如今除世祖皇帝时分，并（案，“并”疑为“剏”之讹）有影堂的寺院里拨赐外……元拨赐与来的地土，悉数还官。”

[26] 元永贞：《真定玉华宫罢遣太常礼乐议》，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一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四部丛刊景元至正二年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今玉华宫原庙列在郡国，又非龙兴降诞之地。主者以臣仆之贱，供奉御容。非礼之甚。”

[27] 此《碑》承蒙王汝雕先生来函告知。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下编）均未收录。碑影照片曾收入浮山县三晋文化委员会编：《龙角仙都》，临汾：临汾地区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图版：第130页；录文：第188—189页。录文又见王汝雕、王汝山编：《临汾历代碑刻文选》，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28] 参看村冈伦：《蒙古帝国時代の漢地における諸王の権益》（未刊），收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2009年《东亚史及其史料研究：中日高校第四次学术交流会（会议论文集）》（打印本），第75页；赵莹波汉译，第83—84页。此后村冈伦又撰文，《モンゴル時代の山西平陽地区と諸王の権益：聖姑廟“阿識罕大王令旨碑”より》，《13、14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奈良：奈良大学，2009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基盘研究（B）第10号，第1—14页。两文内容大体相同，唯后文增补了1258年《［］［］大王令旨碑》的录文。此碑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下编）皆未见收录。碑目见于解希恭，张新智编：《三晋石刻总目·临汾市卷》，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原碑现存临汾东郊浮山县天圣宫遗址。

[29] 《送披云道人颂》，陈垣陈智超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84—485页。

[30] 案，张氏曾分别于乃马真后四年（1245）、海迷失后二年（庚戌1250），受成吉思汗遗孀“公主皇后”发布懿旨，然未发现其与窝阔台家族成员有何施授关系。又，乃马真后四年懿旨起首语曰“皇帝圣旨里皇后懿旨里”，质诸史实此处“皇后”即“公主皇后”。刘晓：《成吉思汗公主皇后杂考》，《民大史学》第5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引自网络版：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439852．html）。录公主皇后懿旨二道，唯漏检《送披云道人颂》所附懿旨。

[31] 现知计有：1．《1252年安邑长春观道教真人札碑》，2．《1252年平遥崇圣宫给文碑》，3．《1253年平遥崇圣宫给文碑》等，《元代白话碑集录》，第17—19页。

[32]此外，蒙哥汗时代，窝阔台家族幸存子嗣发布令文之起首语，多沿用太宗—定宗朝旧习，自称“太子”而非“大王”，也是一项显著特征。参看《元代白话碑集录》所录：1．《1245年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实为阔端太子令旨），第12页；2．《1245—1247年鄠县草堂寺阔端太子令旨碑（一～四）》，第12—15页；3．《1250年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实为阔端之子弥里杲带太子令旨），第16页；《1257年鹿邑太清宫令旨碑》（海都太子），第20页。反之，拖雷系诸王如忽必烈、旭烈兀等所发令旨多称“大王”，如《1250年泾阳重阳延寿宫给文碑》，《道家金石略》，第768页；《护必烈大王令旨》，见《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8册，图版177；考证见周清澍：《忽必烈早年活动和手迹》，《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1—115页。而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此处缺失的人名为忽必烈，因忽必烈于令旨发布后仅两年（1260）即就大汗位，相去时间甚短。颁令之时例须称“大王”，但刊石之时或在即位后，自不得再以“大王”称之。故阙而不刻，亦在情理之中。相似的情况可参看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一册，第380页下—381页下，载：“庚申（1260）三月丁亥，忽必烈大王即皇帝位。”但下文复称其为“皇弟”，又称“令旨到日以前”云云，是忽必烈即位初称谓尚沿袭旧称。而在《元史》卷二〇八《外夷·高丽传》中，同一文句被改写作“圣旨到日以前”，皆为因前后身份不同而造成各处称谓的混乱。

[33]高平县有一通大德元年（1297）以阿识罕名义颁布给圣姑庙的《令旨碑》，收入王树新编：《高平金石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69页，唯是书整理者误标作《大元皇帝敕谕碑》。另《高平金石志》，第182—183页，收录李有恭：《重修万寿宫记》，“文中有：至元廿七年（1290）……于时，敬奉阿识罕大王令旨，香幡护持。……了此大缘，实赖前功德主千户段绍先。”案，高平，元属泽州。段绍先，为泽州世侯段直子（见前引刘因：《泽州长官段公墓志铭》）。如前文所述，此地当属拖雷系忽必烈家族势力范围。同时，阿识罕《令旨》所护持的“马仙姑徒门祠庙”分布之处，除泽州高平外，另有平阳路潞州、怀孟路武陟。皆与拖雷家族势力范围有关。

[34]诸王阿识罕其人，见《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第398页：“元贞元年（1295）十二月癸卯……赐诸王押忽都、忽剌出、阿失罕等金各二百五十两。”此三人中，押忽都（Yaqutu）为拖雷子拔绰孙；忽剌出，虽然《元史·宗室表》中仅记载合赤温曾孙忽剌出一人。但检核《史集》卷二《蒙哥本纪》，第234页，蒙哥子阿速带（Asudai）有一子名忽剌出，效力于忽必烈处；而阿里不哥子玉木忽儿（Yomuqur）亦有一子名忽剌出（第二卷，第367页），殊难判定确指何人。但蒙—元时期朝觐、赏赐等活动，一般以同一个“家族集团”为单位。而从押忽都之出身及阿识罕行使权力的范围来看，此三人出自拖雷家族支裔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参考Paul Pelliot，Louis Hambis，Le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Les Genealegies Imperiales Mongoles dans L’histoire Chinoise Officielle de La Dynastie Mongole，Leiden：Brill，1945，pp．29-33；p．100．

[35] 张江涛编：《华山碑石》，《敕董若冲旨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62—263页。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书录文误置此令旨于文末，当据图版移作首段。

[36] 李磐：《敕赐靖应真人神道碑》，见《山右石刻文编》卷二七，引自《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中册，第328—329页。

[37] 李国富、王汝雕、张宝年等编：《洪洞金石录》，《忽必烈圣旨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38] 一作《宅宫圣旨碑》，见《临汾历代碑刻选》录文，第7页，图版1；《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下编），第57页。

[39] 汉文碑铭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25页；《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下编，第59页。八思巴蒙古文碑铭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亚非研究会，1991），第22页。

[40]《史集》作Qūtūqū，卷二，第191页。《五族谱》作：Per．Qūtūquq［当为Qūtūqū之误］/Mong．Qutuqu．panjgāna，f．129b．

[41]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4页。案，《太宗本纪》另有“中州断事官胡土虎那颜”，实为成吉思汗弟失吉—忽笃忽。其人在波斯史料如《五族谱》中始终被称作Qūtūqū Nūyān，自然与拖雷子之忽睹虎无涉。

[42] 《史集》卷二，第60页。

[43] 《危太仆文集》续集卷七，《元人珍本丛刊》景嘉业堂刊本，第567页上。

[44]《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传》，第4159页：“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归铸，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当为同一类建筑。而在波斯文史料中有时也称此种凉楼为Kūshk，意为“亭子”，见Mustawfī Qazwīnī，Nuzhat al-Qulūb《心之喜悦》，“E．J．W．Gibb Memorial”，vol．23，Brill，Luzac&Co，1919，p．260．

[45] 麻革：《重修庙学碑》：“震宫得河东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陵、潞城畀嗣王，治襄陵。”清光绪七年《襄陵县志》卷二四，引自《全元文》第二册，第236—237页。

[46] panjgāna，f．129b．

[47] 《史集》卷二，第368页。

[48] 《元史》卷四《世祖本纪》，第57页。

[49]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