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选题意义与方法

在欧亚草原的腹地，总是保存着足以干扰并改变周边农耕地区历史进程的力量，它表现为一系列由游牧人群所建立的帝国。而从内陆欧亚历史的维度来看，13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兴起，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正如拉施都丁在《史集》起首处所宣告的那样：“还有什么事比成吉思汗国家的建立更值得一提的呢？它被认为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1]蒙古帝国既代表了长期以来游牧政治文化传统演进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宣告了内亚“古典”时期的终结[2]。在游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源自“黄金家族”的政治合法性、突厥—蒙古式的社会组织，以及突厥化的伊斯兰僧侣阶层，直至近代一直是构筑内亚政权的基本要素。因此巴托尔德在其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初稿结尾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蒙古帝国的组织如何影响中亚的历史发展，帝国的机构在帝国的诸继承国中有着哪些遗存？”[3]如果把视角从巴托尔德本人所关注的中亚地区，移向蒙古国统治下更为广阔的疆域的话，我们会发现，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和伴随着世界帝国建立而到来的“和平”（Pax Mongolica），对其周边的诸多定居文化（汉地、波斯及俄罗斯）至少也造成了同样巨大的影响。

就游牧社会的传统而言，蒙古人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早期为欧亚草原上各色游牧政权所确立的制度与观念。如十进制的军事组织，掌握在君主手中的私属卫队，以及如何通过战争与贸易手段的交替使用，与周边定居社会建立起固定的联系等。有鉴于此，符拉基米尔佐夫甚至认为：“成吉思汗不过是把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的东西加以巩固和组织而已”；“成吉思汗通常没有建立什么新的制度”[4]。在政治观念和政治术语方面，突厥人是蒙古人最直接的导师，这从相当一批蒙古行政术语借用自突厥语，或拥有突厥语的对应词就可以看出。而在借用汉地与中亚的社会精英方面，回鹘人、哈剌契丹人提供了足够的经验。至少在征服的最初阶段，蒙古人还曾刻意将其所继承的“游牧式”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整个地覆盖到新征服区域中[5]。在华北，为世侯所控制的旧金领下的州郡单元和千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6]。而在俄罗斯，除了诺夫哥罗德地区和东正教会拥有的人户，余下的人口被按万户至十户的顺序组织起来。源自“万户”（tüman）一词的俄语借词“杜马”（tm’a，复数：t’my），成为基本的行政区划与税收单元[7]。从草原制度中负责裁断“盗窃”等民事案件、掌管利益分配的“札鲁忽赤”一职演化而来的断事官制度，也成为了派出在外的最高行政长官[8]。更早一些时候的游牧帝国往往同化于为其所征服的定居社会文化，与此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在蒙古帝国发生得相对迟滞。而蒙古人的征服行动本身，又使之较其前辈更为深刻地介入到定居世界中。所以在这个新的帝国中，作为征服对象的定居社会所需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新兴的游牧政权，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作为其根基的整个欧亚游牧文化的传统。

随着蒙古帝国东西部各自地方化程度的深入，在这些地方蒙古人的统治开始与本地的官僚群体合作，其管理手法也向着本地政治文化传统靠拢。但这是经历了一个较长历史阶段之后的结果。对当时的蒙古人来说，国家的构造只是部落结构的放大，统治者所遵循的政治智慧深植于游牧社会的传统，而其权力核心的构成也只是建筑在部落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之上。如果我们尝试考察蒙古帝国的权力结构的话，就无法回避其背后具有更长时间维度和更广阔幅度，且通常被遮蔽在文献之下的欧亚草原历史传统的影响。因为蒙古人自己只留下了很少的文献资料，而更多数的史料是由游牧传统之外的定居社会的史家所记载或编纂的。它们往往受到本地历史书写传统的支配，或者出于各种目的对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进行了修饰或歪曲。所以对这些史料的解读，无法离开一个“来自游牧者本身”的视角。

1.游牧传统与游牧帝国

汤因比把游牧社会看作是一种“停滞的文明”。由于受到外部严酷环境的限制，游牧经济很难通过自身的增殖而积累大量的财富，在这种社会中富人和贫民的区分也要较定居社会要小得多，造成游牧人群内部阶级分化的迟缓。而傅礼初（Flecher）很早就指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赋予游牧社会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动力。他们卓越的移动性、组织能力和适应性，使之在军事行动中能更胜一筹[9]。这一切都使得在游牧社会中，那种超越单纯部落形式的政治形态，并不是为了适应经济生产的规模而自发地产生的，相反，它的形成更多是为了外交与军事的目的[10]。游牧人被组织起来，以面对其周边强大的定居社会，并在贸易和军事活动中获取更多的份额。军事化的训练充斥在游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对于游牧国家而言，军事性格甚至是首要的[11]。由此则导致了这样一些特征：从外部来看，游牧帝国是一系列松散而短暂的军事—政治联盟，它的存在取决于其外部环境而非自身意愿。而在基层，部落制外壳下的血缘共同体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而对于部落首领来说，他与受其统治的普通部民之间的经济差异通常也不像在定居社会那么悬殊。他的权力的根源来自其领导与组织的才能，以及建立在这种才能之上的，对其本人及其家族“个人魅力”的世袭特权的承认。狄宇宙（Di Cosmo）讨论了“选汗”在游牧国家结构中的重要意义。大汗的选立导致了社会与经济关系的变革、新的行政机构的产生[12]。而当汗权以及对于大汗家族的忠诚意识被塑造出来后，游牧国家内部关系就迅速地从各不统属的、半平等的关系，转变为由超越部落结构的大汗和拥戴并受其支配的各部族所共同组成的等级关系。可以说在游牧政治中，汗位与汗权是根本性的因素。

与汗权相匹配的，则是家产制国家性格的扩张。正如巴托尔德所概括的：他们将“族产观念从私法领域带入了公法领域”[13]。国家被看成是皇室成员和以各种私人关系纽带（婚姻、身份依附）与之相联的贵族成员所共享的财产。其具体表现为分封制度的广泛推行。而即使在蒙古帝国地方化过程大体完成之后，无论在元朝还是伊利汗国，维系国家事务正常运行的官僚队伍，也较少依赖精心设计的选拔体系，权力始终掌握在世袭的贵显家族，以及借由婚姻、隶属关系结合进权力核心的那一部分人手中。汗位的继承也是推动游牧政治的重要因素。围绕着继承权发生的冲突甚至战争都导致对既有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汗位的继承法则通常是模糊不定的，它同时受到两或三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个人魅力”型政治所要求的，领导者的个人经验与才能。一般来说，长子在年龄与阅历方面的优势，使其较能胜任此项角色。但对这点有着严重干扰作用的因素，则来自游牧人分割家产的习惯。幼子守产，即能获得父母家产中最多的一份的习惯，普遍流行于突厥、蒙古人社会中。在蒙古帝国中，拖雷对成吉思汗遗留下来的大部分千户所拥有的权力，对窝阔台的顺利即位造成了很大压力。拖雷本人死后，其家族在帝国的政治事务方面，仍然保持着仅次于大汗的影响力。作为家产制国家“权威共享”的一个方面，那些非大汗家族出生、来自各个部落的领袖，对新汗的选立也有着自己的权力。蒙古的忽邻勒台制度要求新汗的即位，必须在得到全体宗亲、贵族的同意后方始生效。可以说大汗同时也是部落贵族利益的代表。在元代忽必烈继承大统和伊利汗国中阿鲁浑汗、合赞汗的即位过程中，诸蒙古贵族起到了比宗王更关键的作用。

2.循环与对称

和游牧社会发育迟缓相关联，在游牧人的历史中，被世代沿袭的传统、习惯起到了比外在的政治制度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经常能看到古老的政治观念、手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影响着统治者的决策与行为。所以哈赞诺夫指出“游牧社会的历史是循环而非线性的”[14]。此种历史的循环丝毫也未受到蒙古帝国地方化进程的影响。相反，它一再地出现在蒙古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在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游牧政权尚未发育为成熟的国家制度以前，预示着其后政治运行轨迹的事件已经开始上演了。通过类比蒙古帝国史前期、中期，某些政治举措并不是少数宗室、贵族的野心结果，而是蒙古帝国所继承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例如大汗遗孀对朝政的干预和对下一任大汗的选立，似乎是一项被认可的权力：从窝阔台时期的脱列哥那（乃马真后）称制并成功地将贵由扶上汗位，到真金遗孀阔阔真在成宗铁穆耳即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5]，以及成宗皇后卜鲁罕在德寿太子早死的情况下，试图以扶立诸王阿难答为条件，与其共同执政。

而作为一个版图横跨欧亚的巨大帝国，蒙古帝国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其历史事件和制度的对称性。通常在帝国东部地区发生的事件，都会在帝国西部找到相似的版本。而在东部以蒙古语记录的制度术语，在西部也多能够找到完全对应的突厥语词汇。又因为蒙古帝国向东西两翼的扩张、征服过程中，是将一个大致相似的“旧制”原型分别推行到对东部华北汉地与西部波斯地区的管理实践中去，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本土传统与蒙古制度的复合、互动的过程，呈现出更多的相似性。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双方（汉文、波斯文）的记载，来观察其政治行为和统治手法中所体现出的共通性，并加深对蒙古制度本身的理解。蒙古帝国高层的政治变动，其影响会同时向东、西方辐射很远。活动于某个行政区域的政治集团，能够在离开很远的帝国的另一侧，找到与之共命运者。而保存在不同语言史料中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地方性事件，只有被放置到整个蒙古帝国的背景下，才能观察到其背后更为复杂而密切的关联性。而这一切的核心动力，往往来自黄金家族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上编尝试将考察的视角聚焦于蒙古帝国的权力核心——黄金家族和对其有依附关系的婚姻贵族集团上，分别从草原—定居社会分封制度的演化、婚姻集团的构成以及二元官僚制的形成等三个侧面，来考察蒙古帝国权力体系的构成与变化；并进而讨论黄金家族内部政治权力的分配，以及分析这种分配模式与其稍后在各定居社会所实行的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主要是考虑到这几点代表了游牧政治中的典型要素，它们不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中断并干扰了定居社会的政治传统，而是移入、并渗透进稍后发生地方化转变的各蒙古汗国的国家机器中，扮演了一种支配性的力量。所以作者试图从追溯形成于草原深处的蒙古旧制本身出发，来观察元代政治中的某些制度性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尝试对读汉文与非汉文史料（主要是波斯文史料），在综合双方记载的基础上展开分析。这是因为，相对于蒙古帝国兴起这样一个急剧动荡、纷乱的时代，文字记述的滞后，历史记忆的重叠，以及当事人见闻的局限，均表现得相当明显。本文作者所使用的历史文献，主要集中在蒙元时期的汉文史料和编纂于13—14世纪的波斯文文献，因为在所有与蒙古帝国史相关的文献中，由这两种文字写成的史料占据了最大比重。其中汉文史料在准确性和系统性方面，显示出较大的优势。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汉语史家对草原民族的特性较为隔膜，同时又受到汉语历史传统的影响，往往详于典章制度的记载，而不太注意保存诸如部族、婚姻等信息。波斯史料则正相反，其中很少能见到对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宏观叙述，在传抄过程中又会产生大量的文字脱讹。但由于波斯史家长期以来为各种出身游牧部族的统治者效力，所以对游牧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模式较为谙熟，且其史学传统多以渲染英雄事迹为主，故对许多历史事件的描述反较汉文史料更富于细节。所以只有兼采两者的长处，才能充分发挥不同史料间各自的优势。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自伯希和以来，欧洲的东方学者就注重通过对汉文、穆斯林文献的比对与考证，来研究蒙古帝国的诸多问题。由此“审音与勘同”成为在蒙元史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手法。所谓审音与勘同，即借助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成果，对史料中出现的，记录名物制度的外来语词汇进行还原，并在此基础上再与他种史料中的记载对勘与比较。运用此种手法，学者们在蒙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我们也要看到，“审音与勘同”的对象，往往是孤立的名物制度本身，而无法展现出具体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动态表现。本书则希望能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文献中关于某一同源制度在各个汗国中的发展演变的轨迹。通过对制度的比较，将研究的对象从点扩张到面。

由于受到史料本身的限制，作者暂时将考察的中心侧重于蒙古帝国的前半部分，即从成吉思汗的兴起到忽必烈即位之间。这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大蒙古国尚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东西方史料中对于帝国另一端所发生的事件记录较多。这也就为相互比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而稍后在元朝或者伊利汗国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大抵也是在这段时间内被确立成型的。当然，历史的演进有其自身规律，无法被硬行截断。尤其是官僚体制的运作，通常需要进行前后纵观地观察，所以在“二元官僚制的形成”部分，也会较多地涉及忽必烈时期，甚至元成宗、武宗时期的历史，以期能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画面。

二、史料概说

关于元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的情况，前贤论著已极其详赡。李治安教授等编写的《元史学概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以及陈得芝先生的《蒙元史研究导论》等书对元代汉文基本史料及其整理出版情况均有详细介绍[16]。而《中国通史·元史卷》还辟出专章介绍了与元史研究有关的非汉语史料，因此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作者想稍稍强调一下的是近年来对石刻史料研究方面的开拓。杉山正明是较早关注和系统研究元代石刻文献的学者。在其论文集的第四部分，专门辟出一章叫做《蒙古时代文献学研究的方法》[17]。围绕《草堂寺阔端太子令旨碑》、《八不沙令旨碑》等元代碑刻的拓片图录，杉山讨论了元代命令文书的格式、体例，碑文的刊刻等问题，以及从碑刻中透露出来的关于元代的历史信息。由于杉山的倡导，日本学界随后兴起了一股搜集、整理、研究元代碑刻的风潮。其主要领导人为大阪大学的松田孝一和奈良大学的森田宪司。他们于2002年分别出版了《基于碑刻等史料的综合性分析对蒙古帝国和元朝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的基础性研究》[18]和《据石刻资料对元代汉人知识人社会的研究》[19]等书，公布了日本学者近年来对元代碑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而由森田宪司主持的《13、14世纪东亚史料通信》，也已经连续出版10余期，其内容绝大部分也是关于石刻史料的整理、编目与研究，其中颇有一些此前未曾为历代金石书目或地方志所著录的重要碑刻。

相对于传世的文献史料，石刻史料由于一经刊布就无法改动（除非将原石击毁），因此在保存文献的原始面貌方面反而有着优于传世文献（史书、文集）的地方，而在一些因为政治斗争而需要避讳的场合，石刻文献往往能保留下未经篡改的历史信息。同时蒙元大汗、诸王习惯在自己的投下分地发布圣旨、令旨，宣布对其势力范围内宗教寺产、文化精英的优遇。而地位较为次要的诸王分地分布情况通常为史书所忽略，我们可以通过对石刻文献的解读进行复原。因此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较为注重对石刻史料的搜集。如近年来由文物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丛书，集中公布了大批以前散见于各考古报告中的墓志文献。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之《石刻史料新编》（一至三辑），皇皇一百册，几乎集中了近代以前的金石学专著和各方志中较具规模的金石志。而各个地方古籍整理单位近年来印行的石刻史料丛书，也极为便利我们的研究。这方面，较具规模的有：由三晋文化研究会主持整理出版的多卷本《三晋石刻总目》、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陕西省碑刻分卷本，以及王树新编《高平金石志》，王汝雕、王汝山编《临汾历代碑刻文选》，李国富、王汝雕等编《洪洞金石录》等[20]。

作者所倚重的另一组史料，则是写成于蒙古帝国西部的波斯语史书。这应该是目前已知的，在数量和重要程度上仅次于汉文的蒙古史料了。本书所引征的主要波斯语史书有（具体出版信息具见参考书目，兹不复赘）：

1.志费尼（Juvaynī）所著《世界征服者史》（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是写成较早也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志费尼家族长期供职于花剌子模，任财政部大臣。在归降蒙古后，志费尼本人作为阿母河行尚书省长官阿鲁浑·阿合的僚属，先后为蒙哥、旭烈兀等人服务。所以他的史书作为当时人记录当时事，基本源自作者的亲身经历，而较少穆斯林史书中辗转抄袭的弊病。此书虽然已有英国伊朗学家波义勒（Boyle）的全文英译本（汉译本据英译本转译），但如果我们如果直接将原文和汉文史料进行对读的话，仍然可发现不少在迻译过程中被忽略的历史信息。

2.合赞汗时期宰相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奉敕编纂《史集》一书。此书的《蒙古史》（一作《合赞汗吉祥史》，Tārīkh-i Mubārak Ghāzānī）部分，包括了部族志、成吉思汗纪、成吉思汗继承者的历史和诸伊利汗史。其部族志部分保存了较多不见于其他史料的，关于早期蒙古历史的记载。而作者以部族—家族为纲领，系统介绍了为黄金家族服务的各蒙古贵族的世系、婚姻情况，为我们解读蒙古帝国权力构成提供了一把钥匙。而土耳其学者托干（Togan）于1927年在伊斯坦布尔老王宫图书馆发现的一部蒙古诸汗和列国君王世系的抄本（后被命名为《五世系》，Shu’ab-i Panjgāna），则与拉施都丁《史集》有着极为密切的史源关系。其中所保存的蒙古黄金家族世系、婚姻的信息，多有溢出《史集》和《元史》“后妃”、“诸王”、“公主”三表之外者。而《五世系》抄写者在以波斯文转写蒙古人名的同时，也保留了回鹘式蒙古语的写法，为我们校勘、复原、比定蒙古人名提供了方便。写成于帖木儿后王沙哈鲁时期的《贵显世系》（al-ansāb）则被看作是《五世系》的续补之作。它对察合台一支的记载尤为详细，此外它也补充了从完者都到不赛因最后两代伊利汗的后妃、子嗣、诸异密的情况。此书的影印本及俄译本已由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院整理出版，其中涉及蒙古人名复原的地方，由于缺少汉文史料的佐证，尚存在不少错误。

《史集》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苏联学者虽仅完成了《部族志》、《窝阔台汗本纪》以及《诸伊利汗纪》的集校本，但质量较高；而伊朗蒙古史学者卡里弥（Karīmī）和罗珊（Rawshān）分别完成了全书的排印、校勘，唯校勘质量不及前者精审。此外，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老皇宫（Topkap1 Saray1）图书馆藏抄本被认为是内容最完整、抄写质量较佳者（本文所引用者，为南京大学陈得芝先生惠赐胶片打印本）。鉴于上述情况，文中凡需要检核原文处，皆优先使用苏联学者校勘本，次则引伊朗本，仍无法定夺者再参考伊斯坦布尔本，最后引录汉译本（据俄译本转译）相参照。汉译文无误者，则仅引汉译本页码。

3.《史集》记事截止于合赞汗朝，哈山尼（Qāshānī）所著《完者都史》（Tārīkh-iŪljāytū）对研究伊利汗完者都一朝的史事价值极高。全书按年排比史事，共计十三年。作者似乎是直接从档案中整段抄录其所需要的资料的，因此全书文体并不统一。有的地方，作者也按照穆斯林史家的写作习惯，会插入诗歌片断和阿拉伯语圣训以资点缀，但更多的地方则使用了类似于《史集》那样朴实的文笔。而本书缺少裁剪之功还体现为：在叙事过程中，作者会突然转入对另一件毫无关系的事件的描写，似乎是原始资料的简单拼凑。此书有伊朗学者韩百莉（Hamblī）的整理本。

4.《瓦萨甫史》（Tarikh-i），原名《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 va tazjiyat al-a ）。作者瓦萨甫（全名：Shihāb alDīnAllāh b．Allāh Sharaf Shīrāzī）曾任伊利汗国税务官，并得到宰相拉施都丁的赏识和庇护。此书为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而作。第一卷述蒙哥之死，元世祖、元成宗两朝暨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三代伊利汗时代史事；第二卷述伊利汗阿鲁浑时代暨法儿思、罗耳阿塔毕史；第三卷述伊利汗海合都至合赞时代暨起儿漫、德里算端史；第四卷述元成宗之死，武宗、仁宗暨伊利汗合赞后期和完者都汗时代史事，并于卷末采志费尼书简略补叙成吉思汗至蒙哥前四汗史。1328年，又续编成第五卷，述伊利汗完者都后期、不赛因汗时代（迄于1328年）。此书现有1959年德黑兰重印的孟买石印本，2009年德黑兰出版拉施都丁私人收藏第四卷写本，2009年德黑兰大学出版第四卷校订本。奥地利科学院从2010年起重版并新整理了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于19世纪完成的《瓦萨甫史》德译本，至今前四卷已出版。

5.《纳昔里史话》，作者术札尼（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1193—？）。此书中关于蒙古入侵阿富汗地区的记述最为详细，此外也记录了蒙古和德里算端国之间的战事和外交关系，多有不见于他书的资料。此书有李斯W．N．Lees整理的关于古儿、哈剌契丹和蒙古部分的节刊本（出版于1864年）；另有阿富汗学者哈比比的全文整理版（1963—1964年出版于喀布尔）。此书虽然有英国学者雷沃蒂（H．G．Raverty）的英文全译本（1881年出版于加尔各答），但译文质量不高，曾遭到俄国东方学者巴托尔德的批评。因此有必要选择史料价值较高的段落，加以重译。

6.《忽忒卜皮箧中的蒙古纪事》（Akhbār-i mughūlān dar anbāna’-i ）。这是由al-Dīn Shīrāzī（1236—1311）抄录的一部独立的蒙古史，作者存疑。该书第一章简介成吉思汗的兴起、诸子和其后的三任蒙古汗。随后记述自旭烈兀西征直到阿合马算端被处死期间的伊利汗国史事。书中包含了一些不见于其他史籍的记载，例如：别儿哥对伊朗北部地区权益的主张；阿合马处死企图谋叛的蒙古异密时引用的成吉思汗训言等。此书校勘本于2009年于库姆出版。

7.《世系汇编》（Mujma’al-ansāb），作者为伊利汗国后期的诗人、史家沙班合剌伊（b．Shabānkāra’ī）。初稿写成后毁于动乱，现存版本为第二版，写成于1337—1338年。此书分两部：第一部为概述，介绍天地万物自然属性、世界七大气候带、各地地理民族情况；第二部分为通史，介绍自始祖阿丹至1335年（伊利汗不赛因）时期的史事。此书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分述了伊利汗统治下伊朗各地方政权的历史及其与蒙古人的关系。此书的校勘本于1984年在德黑兰出版。

8.《选史》（Tārīkh-i guzīda），作者为伊利汗国历史学家可疾维尼（Allāh Mustwfī Qazvīnī）。此书完成于1334年，记述了直到1330年的伊斯兰各王朝的历史。第四章第12节为“突厥与蒙古的历史”，因作者为当代人，记录当时史事，较有参考价值。该书校勘本于1960年出版，同时也有英国学者布朗（E．G．Browne）的英文节译本。

9.《班纳卡提史》（Tārīkh-i Banākatī），作者是有“诗圣”之名的班纳卡提（Fakhr al-Dīn Abū Sulaymān Dawud b．AbīBanākatī）。全书共分九章，分别记述：1）先知，2）波斯古代君王，3）哈里发，4）阿拔思同时代的波斯王朝，5）犹太史，6）基督教和法兰克人史，7）印度史，8）中国史，9）蒙古史。此书大部分内容引自《史集》，仅第九部分中记述1304—1317年间史事部分，具有史料价值。该书有1970年德黑兰出版的整理本。

10.《谢赫·兀外思史》（Tārīkh-i Shaykh Uvays），作者为14世纪前阿塞拜疆人胡特比·阿哈里（Abū Bakral-Aharī）。此书为题献给札剌亦儿朝算端兀外思的通史著作，对伊利汗国北部的政治情况记载较详，也附录历代金帐汗国统治者世系。此书有房龙（J．B．Van Loon）的英译本（1954年出版于海牙）；2010年又在大不里士出版了新的影印加整理本。

11.《木因历史选》（Muntakhab al-tavārīkh īnī），作者为木因丁·纳坦齐（al-Dīn Natanzī）。此书完成于1412年，收录了伊朗各地区政权的历史、除元朝外三汗国史和帖木儿史。其中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的记载，作者增补了不少独特内容。此书有1957年德黑兰出版的校勘本。

12.《史集续编》（Zayl-i al-tavārikh-i Rashīdī），作者为哈菲兹·阿不鲁（Abrū）。此书是《哈菲兹·阿不鲁全集》（Abrū）之一种，完成于1417—1418年。《拉施特史集续编》是在拉施特《史集》的基础上对后续史实的增补，包括从703/1304年[21]开始完者都和卜赛因时期的情况，时间下限至795/1393年沙哈鲁当政时期。从史料学看，《史集续编》使用了大量可疾维尼的《武功纪》、哈山尼的《完者都史》、哈剌维的《也里史志》等史志；同时，通过对《史集续编》的考察，也可以研究伊利汗史学对帖木儿文化的影响。此书有1938年德黑兰出版的校勘本和1972年的修订版，另有法文节译本。

此外，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还有诸多地方政权通过向伊利汗效忠，同时以承担赋税和兵源征发为条件，换取自治或半自治的权力。托庇于这些地方政权的文人，往往会编纂以称颂这些地方政权功业和治绩为目的的史书，用来博取声誉和赏赐。由于这些地方政权大多卷入了伊利汗国甚至蒙古帝国的政治事件，因此关于其历史的地方史志也成了蒙古帝国史料的重要部分，提供了和编纂于伊利汗宫廷的官方史书不一样的信息和视角。这批地方史志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

1.《也里史志》（Tārīkh-nāma-yi Harāt），作者为哈剌维（Sayf b．b．al-Haravī，1282—？）。该书为一部蒙古统治下也里地方政权迦儿惕家族的历史，纪事年代为1221—1321年。书中所记蒙古人在也里及呼罗珊地区的活动，多有未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者。该书有1944年印度加尔各答出版校勘本。

2.《昔思田史》（Tārīkh-i Sīstān），作者佚名。本书记载1045年至1325年间昔思田（Sīstān，今译锡斯坦，在伊朗东部与阿富汗接壤处）的历史，但今存各本均非全帙，纪事止于伊利汗阿合马时期。该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保存了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期在昔思田的活动以及窝阔台在位初期，向昔思田各地区征收赋税的情况。该书有德黑兰2010年重印的整理本。

3.《至尊者的高贵珠链》（ lil-hadrat ），作者为纳希儿丁·克尔曼尼（Kirmānī）。本书是一部以统治乞儿漫（Kerman，今译克尔曼）地方哈剌契丹王朝为记述对象，涵盖自成吉思汗入侵花剌子模起，直至完者都时代为止的乞儿漫地方史。其中关于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之间政治纷争及“哈剌兀纳思”（Qaraūnas）军队活动的记载有很高价值。1949年德黑兰出版了此书的校勘本。

4.《哈剌契丹诸王史》（Tārīkh-i shāhī-yi Qarākhitāyān），作者佚名。此书也是乞儿漫哈剌契丹王朝的历史。今本并非完帙，纪事仅至1270年乞儿漫算端跟随阿八哈汗反击察合台汗八剌入侵为止。此书中关于察合台军队入侵波斯南部的记载最有价值，其纪事亦较《至尊者的高贵珠链》详细。校勘本于1977年在德黑兰出版。

5.《泄剌失志》（Shīrāz-nāma），作者为伊本·查古布（Ibn Zarkūb Shīrāzī，？—1387/1388）。此书是关于蒙古统治下泄剌失（今伊朗设拉子）地区的历史，纪事起自前伊斯兰时期，止于1344年因朱（Injuids）王朝时期。其中关于蒙古军队侵入泄剌失的事件以及蒙古官员对当地进行管理的记载较为重要，可与《史集》、《瓦萨甫史》相互参证。1971年德黑兰出版了该书整理本。

除上述两类史料外，比较重要的波斯语文献还有纳黑失赤瓦尼（b．Hindūshāh Nakhchivānī）所编的《书记规范》（Dastūr alkātib fīal-marātib）。作者效力于继伊利汗国而起的札剌亦儿王朝（Jalayirid）。他收集了大量伊利汗国官方文书，用以编纂指导书记官起草公文的参考书。此书完成于1366年，并由作者呈献于札剌亦儿朝算端兀外思（Uvays）。除序言、结语外，分两部，第一部为书简，第二部为任命文书范例。其中收录的蒙古长官、宰相及财政长官、伊斯兰圣职者三类任命书，是研究伊利汗国制度史的第一手资料。此书有1964—1976年间在莫斯科出版的影印本，2017年德黑兰出版了该书的校订本。

三、篇章结构

本书按主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共六章，集中在对蒙古帝国及元朝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结构进行考察，而考察的重点则聚焦于蒙古政治制度中和草原旧制——即和欧亚世界政治传统联系密切的几个方面，如汗位继承制度中的结构性冲突引起的政治动荡、草原分封制度在定居社会的移入以及游牧社会政治中身份依附关系和二元官僚制度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等。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则是希望能广泛地比较、综合蒙古时代遗留的汉语、非汉语历史记载，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同时又不仅仅将研究视野局限于元朝，而是将具体专题的研究放置在整个蒙古帝国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此外，作者也将上述思考延伸至对元朝以外的蒙古汗国历史的考察中，希望能够通过对蒙古制度传统地方化过程的平行比较，展示出元史和其他蒙古汗国历史进程所具有的种种共性。

第一章 “蒙古斯坦”的形成与草原领地的分封。本章主要是通过综合比勘汉文、穆斯林史料原始文本，考察成吉思汗兴起前后，通过对蒙古高原西侧的游牧部族的征服，而导致蒙古部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但在全部的草原游牧部族逐渐被覆盖在“蒙古人”概念之下的同时，成吉思汗所倚靠的部族势力（诸千户）的重心，仍然偏重于东部。而当其中绝大部分千户被当作成吉思汗的遗产，由拖雷代为掌管之后，拖雷和拖雷家族在草原东部获得了远超过其诸位兄长的影响力。这甚至对窝阔台的顺利即位形成了很大干扰。为了避开拖雷家族对汗权的潜在威胁，窝阔台在即位后即把其经营的重心移向更偏西部的哈剌和林地区。哈剌和林也从此前诸蒙古语部族活动范围的边缘，一跃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

第二章 草原政治中心的西移与哈剌和林之成立。在本章中，作者首先考察了窝阔台到贵由汗时期东西蒙古的分离，认为正是窝阔台家族对蒙古各部传统的政治中心——位于三河之源地区的大斡耳朵的疏远，才导致了其与东道诸王、诸部族关系的疏离与紧张。而在蒙哥夺取汗位之后，原本大汗与幼子家族之间因为权力分配而造成的对立实际上已不存在，蒙古高原东西两侧复合为一，哈剌和林成为唯一的政治中心。而在广义的哈剌和林地区，除了大汗本人拥有特权的地区，还分布着许多旁支宗王的分地。而哈剌和林作为“公共领地”，在游牧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第三章 草原分封制度的延伸及调整：以大蒙古国政治背景下的山西地区为中心。本章所讨论的，实为上章草原分封模式在被推入定居社会之后的延续与变化。作者以大蒙古国时期的山西地区为例，指出蒙古人在定居社会中的分封形态与其对外征服的行动密切相关。某位宗王亲自参与了征服某一地区的战事，就有权在战后获取相应的分地。而从宏观上来看，北部中国分封形势的变化，也与整个大蒙古国内部不同派系势力的消长息息相关。同时，“投下分封”传统向定居社会的延伸，具有其特殊性格。在汉地分封中对固有行政区划的割裂，反映出草原传统下分封以“人口”而非“行政区划”为标准的事实。

第四章 蒙古草原传统旧制的移入及其转型——基于对诸蒙古汗国制度比较的一个因素。在本章中，作者横向比较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和元代制度中，由四位与怯薛集团有关，并代表了部落组织与游牧政治传统的“核心官员”掌握军队与国家核心权力的特殊制度。认为这是早期蒙古制度在已经实现了地方化转型的各蒙古汗国制度中的遗存。通过对西方汗国“兀鲁思异密”制度的理解，我们可以区分出元代中枢机构两种不同身份的官僚类型，他们分别由来自游牧国家军事组织的蒙古重臣和吸收自定居社会的技术官僚组成。虽然在同一部门共事，但他们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权力基础与政治角色。

第五章 伊利汗国的成立：异密·部族·集团（旭烈兀—阿合马时期）。本章以《五族谱》所载蒙古异密名录为视角，讨论伊利汗国的成立及其政治结构。通过分析伊利汗国中特定异密家族的部族背景和子嗣地位的升降变化，来考察政治过程和异密家族之间的联系；考察旭烈兀西征之前蒙古在河中、波斯地区的镇戍军集团在伊利汗国建立过程中和建立后各重大政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伊利汗国建立在对原有蒙古镇戍军集团的吸收和改造基础上，同时，后者也奠定了汗国的基本构造。

第六章 14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继承危机。作为朮赤兀鲁思的左翼，14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危机将四个蒙古汗国（元、金帐汗国、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先后卷入其中，它最终超越其发生的地域而成为影响蒙古帝国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记述这一事件的史料较为零碎，且散见于伊利汗国的波斯语史书和用阿拉伯语编纂的马木鲁克编年史中。故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穆斯林文献，对该历史事件的过程进行梳理和还原。并且从斡儿答汗位传承特征和外交上的独立性两方面对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而本书的下编，则试图在政治史维度外，横向考察蒙古统治下亚洲东西部分之间的人员、物质、知识的接触与交流，同时也希望将传统的文化交流史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进行讨论。下编共分为七部分。

第七章 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本章考察了1298年伊利汗国君主合赞汗派往元朝的使团及其经历。笔者利用了近年在伊朗出版的几种较重要的《瓦萨甫史》影印、整理本和德黑兰大学、伊朗议会图书馆所藏的几个早期的《瓦萨甫史》手稿，提供了关于此次出使活动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译本。同时，笔者也考察了以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家族为代表的波斯海商家族。笔者认为，法合鲁丁出使元朝并非一孤立事件，而是1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背景下，重启跨蒙古帝国商业网络的一个尝试。

第八章 骨咄新考：对内陆亚洲物质交流的一个考察。骨咄是中古时期在阿拉伯—波斯和汉语文献中被广泛记载的一种具有解毒功能的骨质珍宝，先后受到突厥、契丹、女真等内亚民族的珍视。本文在劳费尔、伯希和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比勘了9至14世纪的阿拉伯、波斯、突厥和汉文文献中关于骨咄的记载，考察了东、西亚文献中对于骨咄产地、特性等知识的积累、变迁和交流的过程；梳理了有关骨咄知识的传播路线，以及“骨咄”在中古时期内亚外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九章（Jūng）船考：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ūng”。笔者在本章中，主要利用13至14世纪波斯语史料，讨论了在同一时期被借入波斯语、阿拉伯语的，用来描写中国式远洋帆船的术语Jūng，并认为其词源自中古汉语俗词“”。

第十章 《桃里寺文献集珍》（Safina-yi Tabrīz）所载世界地图考。本章研究了在伊朗发现的一副绘制于伊利汗时期的世界地图。笔者认为该地图反映了相当典型的“蒙古时代”的地理学知识变化，同时也是13至14世纪东西方地理学知识交流的一个例证。通过对地图中所记录的地名进行考订、梳理，讨论元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念，以及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局限。

第十一章 14世纪马穆鲁克商人所述哈剌和林情报考。本章主要考察了14世纪马穆鲁克历史学家尤你尼在其编年史《时间之镜补遗》中收录的关于哈剌和林的一则记载。通过和同时代汉语、波斯语文献的比勘，笔者肯定了阿拉伯史书中对哈剌和林记述的可靠性。同时，笔者也讨论了阿拉伯远洋商人在来华远洋贸易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第十二章 《五族谱》研究导论。本章尝试在综述前人关于《五族谱》的研究成果后，从《五族谱》的文献特征、史料价值和《五族谱》编纂模式对于“后蒙古”时期波斯语史书和谱系编纂的影响三方面作一次较为全面的把握。

第十三章 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本章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金元之际北中国的思想转型作出论述。和以往的学者多强调南宋理学对金代士人的影响不同，笔者从金代士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上对此问题加以考察。笔者认为因为金代新道教的兴起，使得本地的儒学人士转而倾向于和佛教合作，并在三教之间的相互折冲抗衡之后，逐渐建立起以儒家学说为本的文化认同。

[1]Rashīd al-Dīn，Jāmi’al-tavārīkh，ed．by，Tehran：Nashr-i Alburz，1994，v．1，p．32．《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卷，第1分册，第112页。汉译本此句作：“自从成吉思汗的国家开创以来，究竟有哪些最伟大的事件，可以据以创造一部确定的历史？”

[2] 这可以参看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在其《蒙古社会制度史》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成吉思汗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古代蒙古人从瓦解的氏族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过渡。《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

[3]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462页。

[4] 《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54、173页。

[5]H．F．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56，19：3/4，p．305．

[6] 温海清：《金元之际的华北地方行政建置：〈元史·地理志〉腹里部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1—186页。

[7]George Varnadsky，The Mongols and Rus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pp．125，217-218．

[8] 田村実造：《元朝札鲁忽赤考》，见氏著：《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中册，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1年，第444—463页，四日市康博：《ジャルグチ考：モンゴル帝国の重层的国家构造および分配システムとの関わりから》，《史学杂志》114：4，2005，第1—30页。

[9]Joseph Fletch，“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6，46：1，pp．11-50．

[10] 拉铁摩尔（Lattimore）：《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第333—335页。

[11] Jürgen Paul，“The State and the Military：a Nomadic Perspective”，Seminar“Statehood and the Military”，in Halle，April 29-30，2002．

[12]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13]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第310页。

[14]Anatoli M．Khazanov，Nomads and Outside World，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p．238．

[15] 《史集》第二卷，第375页。

[16] 李治安：《元史学概说》，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372—456页。

[18] 松田孝一編：《碑刻等史料の総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国·元朝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基盤的研究》，大阪：大阪国際大学经营情报学部松田研究室，2002年。

[19] 森田宪司：《石刻資料による元代漢人知識人社会の研究》，平成10—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2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課題番号：10610364），2002年。

[20] 出版信息均见书后《参考书目》。

[21] 703/1304：“/”前面的“703”指伊斯兰历703年，“/”后面的1304指公元1304年，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