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古斯坦”与成吉思汗的遗产

1.“蒙古斯坦”的本义

“蒙古斯坦”（Vilāyat-i Mughūlistān），顾名思义，就是“蒙古人的地方”的意思[1]。在《史集》等波斯语史书中它往往与“突厥斯坦”对举，被用来指称诸多蒙古语部落活动的地区。但如果我们循其名而叩其实的话，就会发现包含在“蒙古斯坦”名义下的地理疆域在13世纪上半叶，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变化。

追溯蒙古帝国兴起之前的历史，可以发现漠北草原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政治实体，而是诸多种族—文化集团相互交错重叠的存在，它们或以部族为单位进一步联合成更大的集团，或分裂为较小的组织形态参与到别的部落中去。唐开成二年（840），占据漠北中心的回鹘汗国被北方的黠戛斯部击溃而解体。随着残存的回鹘人向西迁移，被他们抛在身后的大片领土遂成为了新崛起的部落首领互争雄长的疆场。由于漠北地区很长一段时间里，未曾再出现强大而有力的游牧政权，因此原本受阻于回鹘而活动于贝加尔湖西南、薛灵哥河中游以北、阔阔桑沽儿河以东地区的各支原蒙古语部落（也就是汉文史料中的阻卜—达达部落）纷纷南下[2]。

而在随后数个世纪中，先后控制北部中国的契丹和女真王朝虽然也因为和阻卜—鞑靼发生冲突，有过几次大规模进军漠北的举动，并在克鲁伦河地区修筑城墙，留下军队戍守。但大部分时候，它们更愿意停留在草地边缘，充当一个从外部来保持草原各部族力量平衡的干预者，以羁縻的方式维持着其在漠北高原的政治存在，而并不直接插手各草原部落的内部事务。正因为如此，在缺少强有力的核心支配力量的情况下，一波接一波草原英雄竞相登场，投身于愈演愈烈的部族混战中去。正如《秘史》中的一段韵文所描述的：

星空团团旋转，各部纷纷作乱。

谁能在床铺上安睡！都去劫掠财源。

大地滚滚翻腾，天下到处作乱。

谁能在被窝里安睡！人们自相杀残[3]。

但无论如何，从北方林木地带分批移出的各色蒙古语部落逐渐填满了东部的蒙古草原。遂正式开启了由《史集·部族志》所展示在我们面前的11—12世纪漠北草原历史的图景。

根据陈得芝先生和涂逸珊（Togan）教授的看法，克烈部属于九姓鞑靼中较早南移的部族。他们于11世纪时已经是活动于鄂儿浑—土剌河地区，拥有二十余万民众的强大的蒙古语部落了[4]。势力稍逊于克烈，且随着形势变化与前者维持着时战时和关系的其他蒙古语部落，还有居住于薛灵哥河下游一带的蔑儿乞部，沿鄂嫩河分布的泰赤乌部，原居于不儿罕山地区的兀良合惕部，以及在克鲁伦河下游接近汉地边境的塔塔儿部。

而成吉思汗的先祖，出自较晚从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侧“林木地区”向外迁移的尼鲁温蒙古乞颜部落。他们大概在10世纪初，最早移至三河（鄂嫩—土拉—克鲁伦）之源的不儿罕山地方。并在随后的几代首领带领下，渐渐从鄂嫩河中游向克鲁伦河流域扩张。至成吉思汗四世祖合不勒汗时期，乞颜部所控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延伸至克鲁伦河地方。在北方，蒙古人“以薛灵哥河为界”划分了与蔑儿乞部落的势力范围[5]。穆斯林和亚美尼亚文献中也保存了当日的蒙古人对此地的历史记忆：如朮札尼报道称“成吉思汗最早活动于克鲁连（Kalurān）地区”[6]，海屯（Het’um）则称“鞑靼人最初的居住地位于‘大不鲁罕山’（the Great Belgean Mountain）的远程，［此地］在亚力山大的历史中曾提到过”[7]。

这些蒙古语部落在草原政治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使得西方的穆斯林史家把他们活动的区域称作“蒙古斯坦”。《史集·部族志·序言》中是这么解释“蒙古斯坦”一词的：“住在名为蒙古斯坦，属于克烈亦惕部族人所有，并有着许多的夏营地与冬营地的地区。”（va yāīlāq va qishlāq bisyār kī ma ba-Mughūlistān va mansūb bāqaum-i Kirāyat…）[8]而在另一处，他又提到：“（也儿的石河）和乞儿吉思地区之间的群山，一直延伸到蒙古斯坦地区，到王汗所住的地区。”（vai ān vilāyat paiwasta tāzamīn-hā’ī-yi Mughūlstān va vilāyat’ī ki ānjāmī nishasta．）[9]拉施都丁两次将“蒙古斯坦”一词和克烈部（王汗）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当时克烈部是所有蒙古语部落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为成吉思汗、札木合等草原英雄所共同推戴，也由此《史集》作者把它看成诸蒙古语部落的代表。所以此处“蒙古斯坦”所指称的，是较为贴近12—13世纪现状的用法，也就是“斡难、怯绿怜［流域］蒙古人的土地”[10]。南宋人笔记中对“鞑靼”疆界的记载亦与之完全契合，其略云：“而鞑靼之境，东接临潢府，西与夏国为邻，南距静州，北抵大人国。”[11]其中，除了静州一带原为汪古部（即原文所称“白鞑靼”）游牧地外，四至所及，基本上就是《蒙古秘史》、《史集》等书中所见诸蒙古语部落的活动范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史料中出现的“蒙古斯坦”的本义，仅指上揭《史集》中所谓“斡难［河］、怯绿连［河］，答兰—巴勒渚思、不儿罕—合勒敦（不儿罕山）等处直到长城（指金界壕）”之间的区域，也就是蒙古高原东部。而乃蛮和汪古部的领地则不包括在其中。

《史集》又曾提到：“在蒙古斯坦地区中央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Qorquna’a Jubur）地方。”（dar Qūrqunāq Jūbūr ka mī yāna-yi vilāyat-i Mughūlistān ast．）[12]案，“豁儿豁纳黑·主不儿”一名又见诸《蒙古秘史》，其方位大致在蒙古高原东部，斡难河中游，大小巴托尔山一带，一度曾是泰赤兀部驻地[13]。为何拉施都丁又称其“在蒙古斯坦中央”呢？如果我们同意他在此处使用的是蒙古斯坦的本义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了：对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前的蒙古人来说，“豁儿豁纳黑·主不儿”草原既是其祖先忽图剌汗取得重要胜利的地方，又恰好处于诸蒙古语部族活动范围的中心。而铁木真早年和札木合在一处扎营，互结为“安答”的地方也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14]，其地与成吉思汗一生中的重要发展阶段相关。因此直至拉施都丁编纂《史集》的年代，它仍然是成吉思汗后代子孙记忆中特殊的“纪念地”。

虽然哈剌和林所在的地区在此前一直是漠北草原上一系列游牧帝国的王庭所在。但直到13世纪30年代窝阔台兴建和林城以前，此地的面貌正如志费尼所记录的，“除了一堵叫做斡耳朵八里的颓垣外，该地从前没有城镇和村落”，又说当日的蒙古人称其为“卯危八里”（Ma’u Bālīgh），意为“歹城”[15]。是可知虽然在12世纪后半叶，自蒙古高原东南部迅速扩张的克烈部，在脱斡邻汗（To’oril Qan，即《秘史》中之“王汗”）的率领下，曾一度将其疆界的最前沿，推进到哈剌和林附近[16]。但在《秘史》所记述的大部分时间里，哈剌和林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再是诸蒙古语部落争夺的焦点。

相反，哈剌和林地区与占据蒙古高原西北部，属于突厥文化的乃蛮部落联系更为密切。尽管拥有一个蒙古语的名称（Naiman，意为“八”），但乃蛮的族属却很可能源自突厥，或者是被深刻突厥化了的原蒙古部落[17]。如《史集》曾记载：哈剌和林及其迤西，包括斡儿浑河、阿勒台山、也儿的石河之间的一大片地区，都被称为“乃蛮地区”。正如普兰·迦宾尼坚持使用“鞑靼”和“乃蛮”来指称不同的区域：“鞑靼地域位于东方与北方的交界部分……东面是契丹人和肃良合人的土地……西为乃蛮地区。”[18]同样，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记道：海屯一世（He’tum I）“先进入乃蛮国土”，再“入塔塔儿地（Tatarstan）”[19]。这都反映出，迟至窝阔台、蒙哥时期，西方旅行者仍然对“鞑靼国土”和“乃蛮国土”加以仔细区分，后者是一个外在于“蒙古斯坦”的地区。

而从乃蛮更西面的，被认为是出自乌古思（Ughūz）后裔的众多突厥部落（如康里、钦察等）看来，哈剌和林所在的地区则是乌古思所统辖的最远处。《史集·乌古思史》称：“他所占有的地区和属民一直到位于国家边界上的极远处的哈剌和林。”（vilāyat va ūlūs-i īshān tāQarāqurūm dar howzi-yi mamlakat va girift）[20]而那些被他打败并驱赶走的亲戚部落，大多数就留驻（iqāmat）于此地[21]。《史集》正是把所有蒙古人的族源都追溯到这些被赶到东方的乌古思的叔父、兄弟和子侄身上[22]。虽然这只是拉施都丁试图把蒙古人的历史迭加入突厥世系的一种人为加工，但是我们仍然能得出如下结论：在《史集》编纂的时代，人们仍然模模糊糊地具有此种意识——即把哈剌和林所在地区看成是突厥/蒙古两个族群的边界。

和上文所考述的政治疆域的分野相呼应，在文化心理的投射对象上，漠北高原的东西两侧也表现出各自特异的性格，史籍中所留下的有关“圣山”的记载恰是此种性格的一个具体例证。我们知道，北亚游牧民族中普遍有崇拜山神的习惯。而圣山所在的地区，通常也是与本部族历史有着长久渊源的地方。据研究过突厥人的“圣山崇拜”的山田信夫所言，这是因为古代突厥人与赋予其政治、经济生活最为优良的条件，也是诸多河流的源头的巍峨群山朝夕相对，而产生莫名的敬畏之情，是此种“圣山崇拜”产生的心理基础[23]。

突厥—回鹘文化中的“圣山”，无疑就是一再出现于古突厥语（Runic）碑铭中的，位于鄂儿浑河畔、杭爱山山脉中的“于都斤山”[24]。在突厥—回鹘时代，人们相信“没有比于都斤山［林］再好的地方，统治国家的地方是于都斤山”[25]。而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可汗，747—759）所立《磨延啜碑》（Shine-Usu）中也有“他在于都斤［山］及［山］之间即位，其河流是薛灵哥河”（ eliekin ara，subi ）[26]。同时他也提到了回鹘可汗在于都斤山中的“圣峰”（bash）驻夏，并在其西侧祭天[27]。

降至蒙—元时期，在回鹘人的口传历史中，有关此神圣之地的记忆依然清晰。志费尼书中关于“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一章中追述了西迁以前畏吾儿（回鹘）人的历史[28]。而《史集》中也提到了“畏兀儿斯坦地区有两座非常大的山：一座名Būqrātū-būzlūq，另一座名，哈剌和林山也位于两山之间”，可以与上揭《磨延啜碑》中的“两山”勘同。

而拉施都丁书中还提到“两山之旁另有一座名为Qut-Taq的山”[29]，QutTaq就是汉文史料中所载的“胡力答哈”，意为“福山”[30]，应与《磨延啜碑》中的“圣峰”有关。同时《史集》也详细罗列了发源自这两座山脉的十九条河流的名称[31]。

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尽管《秘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记载蒙古孛儿只斤氏族兴起始末的口传史诗，作者总是不放过任何在他看来可以昭示成吉思汗家族受到“天命所钟”的神异事件，并总是用富于感情色彩的笔调加以铺叙。但《秘史》中并没有与杭爱山脉中诸山峰有关的神话，甚至在唯一一次提到“哈剌和林”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地交代说“［窝阔台合罕］平安回着岭北（哈剌·豁鲁麻）行，下了”[32]，和前引突厥文碑铭中不厌其烦地反复称颂适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于1221年跟随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朝觐成吉思汗，并穿越漠北高原全境的李志常却在其游记中记录：当其一行人进入杭爱山脉时，“傍大山西行”，“李家奴，镇海从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脑后发，我甚恐。’镇海亦云：‘乃满（Naiman）国王亦曾在此为山精所惑，食以佳馔。’”[33]这显然是辗转听自被征服的乃蛮民众那里的传说。

《秘史》告诉我们，在成吉思汗与乃蛮塔阳汗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夜，塔阳汗正在“康孩（杭爱）地方的合池儿水边”驻营[34]。而此前《秘史》作者又曾借朵歹·扯儿必（Dodai）之口说：“［乃蛮］其主软弱，不曾出外。”[35]是则说明塔阳汗此时留驻的杭爱山区，是其传统的游牧地，这与以前回鹘汗国的王庭所在相近。而乃蛮部与回鹘的渊源不止于此点，《史集》又称，古代的某个乃蛮君主拥有“亦难赤·必勒格·不古汗”（ĪnānjBilga-Būgū Khān）的尊号[36]，这明显是借用自回鹘人的历史传统的称号。“亦难赤［察］”来自突厥语官称[37]，Bilga令人联想到著名的“毗伽可汗”（Qaγan），不古汗（Būgū Khān）则直接上承回鹘人的祖先传说[38]。我们可以认为由于乃蛮部落占据了原来回鹘人所居住草原，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前者的文化传统的熏染。相信杭爱山中有山精惑人，正是突厥—回鹘的“圣山”记忆通过乃蛮人之口，在蒙古时代留下的一点印迹罢了。

而对于生活在东部草原的蒙古人来说，他们的信仰同样也与本地的山川紧密相连。最早报道蒙古西征的穆斯林史家伊本·阿昔儿（Ibn alAthīr）就提到“鞑靼人……居住在中国一侧的桃花石（Tamghāj）的群山中，和伊斯兰世界相隔了超过6个月的路程”[39]，这指的正是不儿罕山（在今蒙古国肯特山脉中某处）。《秘史》一开始便说：“上天处命有的‘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斡难河的源行，不峏罕·合勒敦行营盘做着。”[40]虽然此处所述之事已经掺杂了不少传说成分，但我们仍可以据此确认，自从成吉思汗的始祖迁出森林，其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不儿罕山前（南）“古连勒古”地方丰茂草原更是被此后的蒙古人看作蒙古乞颜部和成吉思汗家族的始兴福地[41]。而且“不儿罕山”（Burqan，佛陀之山，即“圣山”）的名字本身也透露出其不平凡的地位，虽然对这点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也许并不了解[42]。

据长期在蒙古国从事考古研究的白石典之介绍，不儿罕山所在的肯特山脉由玄武岩构成，其上覆盖有万年不化的积雪[43]。从茫茫草原上看过去，更是显得雄伟而神圣。和于都斤山所在的杭爱山脉是多条水系的源头一样，斡难—怯鲁连—土兀剌这三条河，都发源于不儿罕山[44]。合丹太师对前来下战书的蔑儿乞部信使说道：“我的左翼有［我的］英勇长兄忽图剌（Qūtulā-Qā’ān），他出自魔鬼所住的‘忽鲁忽—塔失’地方……他攻击的猛烈可使三河（āb-i sih）的水翻腾起来。”[45]这段话虽富于神话色彩，但其中提到的却无不与蒙古部族早期活动区域有关。“三河”地方一直被看作是蒙古部族活动的中心，“忽鲁忽—塔失”之地则令人联想到著名的“大禁地”（Yeke Quruq）[46]，而强调其为“魔鬼所住”的地方，则更是与《西游记》描写的杭爱山中的“山精”相类似。这皆反映出此地在蒙古部落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

在《秘史》中不儿罕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地名。年少的铁木真从泰赤兀人那里逃出，与其母、弟重新团聚后，“又去不儿罕山前……有个青海子做营盘”[47]。而当蔑儿乞人为报其父辈夺妻之仇，发兵前来攻打。“铁木真弟兄每，随即上马。到不儿罕山上去了”，借助山间道路泥泞、林木茂密，追兵无法进入。“那军自铁木真后袭着，绕不儿罕山三遍，拿不得”，一众人方能脱险[48]。事后铁木真才下山来，捶胸说：

不峏罕·合勒敦保全了我，我这微如虱子的性命。

……

合勒敦·不峏罕山庇护了我，我这小如燕禽的性命。

我惊惧惶恐已极！

对不峏罕·合勒敦山，

每天早晨要祭祀，每天都要祝祷。

我的子子孙孙，都要铭记不忘。

说罢，面向太阳，把腰带挂在颈上，

把帽子托在手里，用［另一］手捶胸，

面对太阳跪拜九次，洒奠而祝祷[49]。

《秘史》作者在此不惜以较长篇幅的韵文，来描写成吉思汗对得到不儿罕山庇护的感恩之情[50]。联系到此节所列举的种种祭祀仪式，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篇奉献给山神（spirit of the sacred mountain）的祝词[51]。而亚美尼亚史书中更是具体提到了居于不儿罕山中的神灵：

当成吉思汗将不儿罕山（Belgean Mountain）附近的所有部族和地区都置于其统治之下后，一天晚上他见到了别样的幻像。白衣武士不止一次现身并对他说：“成吉思汗，这是长生天（Immortal God）的意志，你必须越过不鲁罕山前往西方，征服那些王国、地区和领土，统治无数民众。要相信这些话反映了长生天的意志，起来，随着你的民众登上不儿罕山吧，直到为大海所限定的地方。你必须屈尊面向东方行九次跪礼（nine genuflections），以答谢长生天。全能的神灵会亲自谕示你穿越［不儿罕］山的路径。”[52]

因为当时的亚美尼亚王国曾先后称臣于贵由、蒙哥和伊利汗国诸汗，和蒙古统治者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宗藩关系，所以他们有条件从熟悉历史的蒙古大臣那里，打听到关于早期蒙古的信息。海屯虽然将事件发生的年代后推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并把躲避敌方追捕的情节改饰成受到山神的启示，但我们仍然可以分辨出后者所提到的“面向东方的九次跪拜”与上揭《秘史》中“面对太阳跪拜九次”所指当为同一件事。至于“白衣武士”则应该是不太了解草原生活的亚美尼亚史家，对北亚游牧民族的“山神”所作的人格化描写。甚至成吉思汗生前还专门留下训言，要将此地作为自己的葬地。据上揭诸点，我们可以确信降至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山是同样矗立于东部草原的不儿罕山；相反，突厥—回鹘传统中神圣的于都斤山则嗣响于较西面的、受突厥—回鹘文化熏染更深的乃蛮人观念里。

我们在此作简单的归纳：“蒙古斯坦”一名，在成吉思汗兴起前夜，仅仅包括东部诸蒙古语部族的活动区域。而随着草原向西部伸展，占据主导地位的部族也逐渐过渡为诸突厥语部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与结盟，也许能暂时地改变某块草原上活动的人群的族属构成[53]，但大体上，漠北草原的东西（蒙古/突厥）两部分维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独立。两者之间在政治、文化甚至心理上皆不相领属[54]。至于哈剌和林所在的地区，虽然正处在两个单元的分际线上，但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只有透过倥偬戎马背后扬起的烟尘，才能被依稀辨认出来。

2.关于“中央兀鲁思”的分封

直到12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了部落间长时间的混战之后，蒙古草原东部原有的部落及其所拥有的游牧区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势力较小的部落被迫依附于强盛者求得庇护，以免在残酷的部落战争中被人吞并。同时他们也随时寻找机会，改变其效忠的对象，投奔更为宽仁、慷慨的领袖，为本部落的生存谋求更大的利益。

铁木真深谙此中的道理，作为蒙古孛儿只斤氏部的没落贵族，他最初只是依附于克烈部王汗的一个部落小首领。但在其早年羽翼未丰的时候，他就随时留心笼络各部。例如，他曾下令对偶然合牧于一处的泰赤兀属部照烈部施以恩惠：“明再合围，上宾之。使驱兽近彼陈，让多获以厌其心。”[55]因此与之结盟的部落也越来越多，“若札剌儿、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56]。但其部落长期活动的范围，仍然局限于鄂嫩河（斡难河）、怯鲁连河流域至肯特山之间，并未超出其父祖辈最强盛时期所能够控制的地域。

这是因为游牧活动受到其身处的自然环境（草场、水源、地形等）的严格制约，生存、生产的经验也仅仅凭借世代间的口耳相传而继承。故某一部落的活动范围往往是相对固定的，并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57]，铁木真所率领的蒙古部落也不例外。

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铁木真逐一消灭了与其敌对且更为强大的各个部落。如果我们按照年份来复核其征服路线的话，就可以看出他很大程度上是局限在父祖辈的活动范围之内的。最初，他托庇于王汗的羽翼之下。1196年他又与克烈部一道，配合金丞相完颜襄击败了叛服不定的塔塔儿部落，并因此而获得了“札忽惕·忽里”的头衔。塔塔儿部落之地在今蒙古肯特省巴彦呼塔格苏木北、克鲁伦河南岸[58]，距铁木真平时游牧的不鲁罕山前相当接近。1200年他又征服了虽为同宗，却长期与之敌对的泰赤兀部[59]。据陈得芝先生考证，泰赤兀部驻地主要在鄂嫩河畔，铁木真家族居地的下游[60]。是被其消灭的草原强部中最早，同时也是最接近的部族。接着于1202年他率部掳掠了四部塔塔儿，尽数将“男子似车辖大的都杀了”[61]。又于一年后偷袭并歼灭了东部草原上最强大的克烈部。而根据《秘史》所载，王汗的大帐是“土剌河的黑林［行宫］”[62]。

纵观成吉思汗早年富于传奇性的征服生涯，可以发现他最主要的征服活动皆发生在蒙古草原东部。除了曾协同王汗与乃蛮部作战，短暂进入过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勒台山—忽木升吉儿地面（即贵由汗卒地“横相乙儿”）外，他很少逾越蒙古—乃蛮的地理边界[63]。相反，我们却能找到多条他曾因躲避攻击，南下进入金边墙的史料。设若相信宋人记载，则因元代史臣避讳而被掩盖的与金交往的资料当有更多[64]。

《史集》在记述了铁木真“击溃王汗的军队”，“占有了这个国家和兀鲁思”之后，遂在稍后的忽邻勒台上（1203—1204年之际），被众部落推举“幸福地登上了汗位”[65]。虽然《秘史》和汉文史料仅仅提到了他“既灭汪罕，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66]，而对选汗之事未克详及。但事实或姚大力所指出的：“拉施都丁说铁木真在此时登临汗位，并不是无根之谈”，“只是当时人对这个事件的印象，很可能被随即发生的克服强敌乃蛮的生死搏斗和辉煌战绩大大地冲淡了”[67]。而相对于这个初具雏形的蒙古国家来说，成吉思汗的身份更近似于一个“草原东部的汗”。

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对乃蛮塔阳汗的战事之后，在1206年，铁木真以新获的“成吉思汗”的名义出现在此后的历史上。从此蒙古部族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批追随成吉思汗的蒙古部民涌入了杭爱山—阿尔泰山，甚至更为西面的地方。漠北草原的政治图景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其东、西两个部分被置于同一个政治核心的统治之下。但仅仅在比成吉思汗兴起略早的时代里，“蒙古”仍只是蒙兀部后裔集团的共名，而尚未成为保留着有关迁移行动共同记忆的各部落集团的共名[68]。此后的情形则如拉施都丁所描述的那样，早先塔塔儿（鞑靼）人强盛的时期，“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儿”。而在成吉思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蒙古人”也不再是那群“歹气息、衣服黑暗”的可怜虫，他们的族名也由最初带有贬义的“软弱、愚钝的”意思，一变成为“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突厥部落……为了自我吹嘘起见”热衷以自称的“尊称”（laqab’ī）[69]。又如早期的穆斯林史家伊本·阿昔尔（《全史》）或奈萨维（《札阑丁传》）等人仍然袭用“鞑靼”（Tātār）的旧名，但随着蒙古征服的幅员的扩大与接触的深入，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蒙古”（Mughūl）逐渐取代前者，成为覆盖在全体草原游牧部落上的一个泛称。

而在草原的背景下，特定的部族（或部族记忆）总是与特定的游牧区域相联系。“蒙古人”一词涵盖面的扩大，也意味着“蒙古斯坦”之名所包括的地理面积发生了扩张。但它没有完全覆盖原来的、关于草原政治地理格局的记忆，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新、旧两种“蒙古斯坦”的用法同时并存。所以《史集》中有时也会不自觉地使用它去指称更西面的地域：“现今（aknūn）称为蒙古斯坦的地区，从畏吾儿国边境起一直延伸到乞台和女真边界。”[70]但对于明了“蒙古斯坦”本义的作者而言，无疑东部的草原才是真正的“蒙古斯坦”——蒙古人活动区域的核心。

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当日草原社会的游牧民，虽然被按照其与成吉思汗家族的关系远近，分别被划入三个具有不同身份性等级的社会—种族集团：尼鲁温蒙古、迭列列斤蒙古以及“现今称为蒙古”的各部。但其中狭义的“蒙兀”仅指保持着外婚制习俗的尼鲁温、迭列列斤蒙古两部[71]。在“蒙古人”概念的统合过程中，从成吉思汗对草原的征服，到其完成对原有部族记忆的替代，进程相当缓慢。在很长的时间里，严格意义上的“蒙古”部族依然维持着其相对于后进部族（即“现今的蒙古”）的严格界限。所以蒙古时代的史书作者，在一旦需要更为具体地对那群征服者加以描述的时候，总是极力避免使居于核心地位的“蒙古人”和受其支配的别种部落相混淆。在此类场合，“蒙古”一名甚至连与其文化、习俗相近；且早在成吉思汗立国之初已被并入各千户组织中去的篾儿乞、塔塔儿等原蒙古语部落也不复包含其中。

据较早记录蒙古入侵东欧的匈牙利史家斯帕剌脱（Thomas von Spalato）在所著《主教传》（作于1245—1251年间）中记载：“用他们的话来说，那些人称自己为‘蒙古人’”，不过“鞑靼之名并非该民族之自称（Selbstbezeichnung des Volkes），但他们沿着流经其地的同一条河（此处指克鲁伦河）居住，因此就把另外（那些）以庐帐为家［的人］也叫作‘鞑靼’”[72]。而稍晚来到蒙古草原的普兰·迦宾尼（Poran Carpini）在其所著《鞑靼史》中称：“东方有一片土地……人们把它称为蒙古。这个地方在某一时期有四部人民：其一称为‘也可蒙古’（Yeke Mongγol），即大蒙古；第二个称为‘速蒙古’（Su Mongγol），即水蒙古……第三部称作蔑儿乞（Merkit）；第四部为蔑可里（Mekrit）。”[73]更为极端的例子则见诸海屯，他甚至将早就成为孛儿只斤家族世仆的“札剌亦儿”也剔除在“蒙古人”范畴之外[74]。降至元代，由于草原诸部在被纳入成吉思汗1206年所确立的千、百户制度后，又经过了长期的发育，各部落原本所有的氏族制外壳已不克继续维持。其结果就是原来“各有国家”，各自保存着独立世系的旧的部落单位，进一步投入到“蒙古人”（或“国人”）的集合中，造成后者概念再度发生膨胀[75]。所以，元末的陶宗仪已经将“灭里吉”、“怯烈歹”、“塔塔儿”也都算在所谓“蒙古七十二种”名目中了，这至少也反映了当时人的一般看法。不过“乃蛮歹”却仍只能和“回回”、“唐兀”一道置身于“色目三十一种”的名单里[76]。这从一个侧面看出蒙古高原西部部族被吸纳入“蒙古人”概念之下的时间，要晚于草原东部的部族。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牧民成为成吉思汗及其领导下的蒙古部落的属民，他开始着手把各氏族部落整编入以各千、百户为单位的军事组织中去。除了在其生前有几次将少量的千户集团及依附于此千户名下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兄弟、儿子外，绝大多数的千户始终留在成吉思汗本人麾下。这些千户的数目，据拉施都丁说共有“十万一千人”[77]，他们既是蒙古帝国武力的基础，也是国家构造的基本单位。

那么，这个被称为“大中军”的千户集团内部是否也存在着某种等级差异呢？我们注意到成吉思汗编组千户、百户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原有氏族部落建立在“同族意识”之上的内在凝聚力。那些主动投附的部落（或部落分支），如斡亦剌惕、翁吉剌惕部等，往往被允许保留本来的部落形式，并按照部落规模的大小被编成数目不等的千户[78]。至于那些很早以来就在大汗身边“服劳日久”，并立有战功的“元勋世臣”（即蒙语“老奴婢”，Boγol）也有机会被命以“收完部族”的方式另行组建千户，同时出任千户长。如畏答儿在与王汗作战时奋勇请战，且“免胄为殿，脑中流矢”而卒。是故成吉思汗特令“其族（忙兀部）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万家”[79]。而对那些被降伏、离散并重新编组的千户来说，由于在当时并不存在着另一种可以完全取代“血缘制”纽带的新的社会关系，因此虽然“作为原生血族集团的斡孛黑”正逐渐体现出“瓦解于社会的及军事—行政的新组织之内”的趋势，但大多数千户当时仍被冠以族属的名称[80]，而此时的千户组织离完全丧失其族属意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成吉思汗的军队中，最受倚重的无疑是他在1203—1204年间任命的六十五个老千户。正如《朮赤台传》所说的，“兀鲁兀台、忙兀、扎剌儿、弘吉剌、亦乞列思”等五部，“当开创之先，协赞大业”，故“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81]。由先后归顺成吉思汗的东部诸蒙古部落编成的这六十五千户构成了大蒙古国千户、百户集团的基干部分。而稍后这个序列又因为不断地吸纳进新降附的部落人口而发生过两次明显的增殖。先是从六十五千户扩编为九十五千户，进而形成《史集》名单中的一百二十九千户[82]。而建置九十五千户的时间，则是在成吉思汗捕杀乃蛮不亦鲁黑汗，彻底控制蒙古高原的最西部之前[83]。

可以相信，将大部分千户集团囊括其中的“大中军”里仍涵有某种不均衡性。检核《史集》、《秘史》所保留的诸千户的族属，就可看到出身于东部诸蒙古部族的千户具有明显的优势[84]。这些蒙古千户本身虽然要随着战事的发展而东征西讨，但他们与原有部族、原居驻牧地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并不会因此而马上消失。而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由拖雷所继承的这份遗产，会在稍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怎样的影响力。

3.关于拖雷以幼子所得产

在1207—1211年间成吉思汗对诸子、诸弟集团的分封，是将整个漠北草原地带划分成左翼、中央、右翼三大区域进行分配，这是草原军事制度中，习惯将全部军队以左、中、右三部分划分的传统在领地分配过程中的表现。朮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子都在阿尔泰山麓沿线获得了自己的分地；诸弟的分地则沿兴安岭（哈剌温·只敦）一线展开。至于成吉思汗末子拖雷，虽然按照《秘史》记载，他也获得五千户的份子[85]。但我更倾向于同意杉山正明的意见：他认为根据蒙古“幼子守家产”的习俗，拖雷在成吉思汗生前又另外获封远在乞里吉思地区的分地，于情理不合[86]。

作为通常在父亲活者的时候留守大帐，在其身后继承其名下的全部人户、土地财产的“守灶子”（od-chigin），拖雷天然地与成吉思汗的“大营盘”（Urdū-yi buzurg）、“大中军”（Qūl）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基于此项习俗，《史集》称其为“［父亲］的家室和主营之长”[87]，成吉思汗在其生前也曾对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和贵由宣称：“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禹儿惕和一家之主拖雷的。”[88]同时，作为幼子，他的“财产总是与其母亲的联系在一起的”[89]。这种特权是如此明显，甚至会令年代稍晚的人发生错误的判断，伊利汗后期史家舍班合列伊就以为：成吉思汗的四位嫡子“乃［分别］出自两位‘根本’大皇后”（az dū khātūn-i buzurg-i ），而“拖雷汗出自他［成吉思汗］皇后中［地位］更尊贵的一位”（va Tūley Khān…az khātūn-i az ū）[90]。这当然并非事实，而在半官方的史书中出现如上记载，其中固然含有效力于伊利宫廷的史家刻意抬高拖雷系统治合法性的意图，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拖雷作为留在父母身边的幼子，有着优越于其他诸子的地位。

至于拖雷本人的军事才能，在蒙古帝国早期的几次大规模对外作战行动中，即已显露无遗。哈剌维（Harawī）赞颂道：“拖雷在全部［兄弟］中是年龄最小的，［但］地位最高。［他］是君王成吉思汗在所有诸子中最为宠爱的，［呆］在他身边受到关注。拖雷汗因为其勇武、机敏、聪慧的缘故，长久以来在其父亲眼中更受喜爱与尊重。”（va Tūley rāka az hama basāl khurd-tar būd，wa buzurg-tar，pādishāh Chinggīz Khān az hama-yi pisarān dūstar va bīshtar dāshtī，va  jānab-i ū iltifat bīstar kardī．va shāhzāda Tūley Khān ba-vasitah-yi rujūliyyat va mardanigī wa furūsat va furzānigī dayim dar na pidar cazīz va mukaram būdī．）[91]也正因此，“父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拖雷）统率军民，［从事］战斗，夺取土地，［并］对敌人们施行复仇”（Pidar ū rākār-i lashkar-i kish’ī va va garaftan bilād va qahr farmūda bud．）[92]。

曾考察过蒙古兵制的斯普勒认为，“蒙古人的军队由最富于经验的将领统率。在成吉思汗时期是拖雷，在诸伊利汗时期则是被称为Beglerbegi的被特别指定的将领——伊朗人大多数使用Amīr al-umarā’或Mīr-imīrān一词”[93]。而Beglerbegi在伊利汗时代，一般是被看作地位仅次于大汗本人的最高军队统帅。

通常，拖雷是以“也可那颜”（yeke noyan）的身份与成吉思汗一道统帅中军。在攻打花剌子模的战役中，窝阔台、察合台二子只是被委派担任侧翼攻击的任务，而自己则“与四太子进攻卜哈儿（Bukharā）、薛迷思干（Samarqand）等城”[94]。稍后“成吉思汗亲自带领经验丰富的军队攻打坎大哈，一支大军被指派给拖雷汗”（Chīnggīz Khān lashkar-i khūd ba-Qandahār［ī］shanīd，Tūley Khān rābālashkar-i anbūh bar vay farstānd）[95]，即从“中军”分兵交由拖雷追击札阑丁。而癸酉年（1213）蒙古军大举南侵金国时，成吉思汗的部署同样也是采取了以“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其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䚟、薄刹为左军沿海破洙、沂等城而还”，自己则“与四太子驭诸部军由中道”的左、中、右三路进军的传统战术[96]。其中，中路军理所当然是进军的主力。

据上所述，在长期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拖雷事实上与大部分中军千户维持着上下级的统辖关系，也因此有机会与他们建立起更多的私人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拉施都丁把整个中军千户都描述成拖雷私人财产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与此相关，我们也观察到，现在留存下来的两种波斯文谱系史料：《五族谱》（Shu’ab-i panjgāna）和《贵显世系》（izz al-ansāb）中，系于拖雷名下的蒙古异密序列几乎是完整照抄了《史集》中“大中军”千户的名单。相反，留在窝阔台合罕名下的蒙古老千户，除了继续担任大断事官一职的失乞忽秃忽和负责华北地区军事的木华黎之子Tūkhāl，则只有本属“大中军”右翼千户的不鲁只（Būrūjī）那颜[97]。

正如傅礼初（Fletch）所指出的：“蒙古大汗和部落领袖（在此应该是指诸千、百户体系中的军队领袖）之间，往往是以私人化而非官僚制的关系相维系的。”[98]这种在日常活动中建立起来的支配与领属关系，在游牧制政体下，通常有着较官僚体制中的等级关系更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所以当窝阔台擅自变更拖雷名下的三个千户改隶己子阔端时[99]，来到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跟前抱怨的将领是：塔塔儿人失乞忽秃忽，速勒都思人宿敦那颜，忙兀惕人者台那颜，札剌亦儿人忙哥撒儿·豁儿赤，别速惕人不塔臣·豁儿赤，巴牙兀惕人忽必来·豁儿赤，晃豁坛人也速儿·豁儿赤。他们中除忙哥撒儿[100]、忽必来[101]、不塔臣[102]属于“［早］事睿宗”的私属千户外，失乞忽秃忽、宿敦、者台[103]三人均名列于成吉思汗自领的“中军”千户。但在此拉施都丁不加分别地把他们一并称为“隶属于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及皇子们的成吉思汗的大异密”。正反映出直至拖雷身后，其妻子与众子嗣仍能够继续对“中军千户”保持影响。

即便是到窝阔台登上蒙古帝国的汗位后，唆鲁禾帖尼·别吉仍然拥有较其他宗亲大得多的处置国家日常政治事务的权力。志费尼说：“合罕（窝阔台）下诏称，只要自己在世，朝政应按他（拖雷）的妻子……的意见处理。”而此种权力的施行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拖雷名义下的属部，而是广泛涉及对整个帝国内部事务的处置权。“当合罕实施任何政事（dar har kār）时，不管是关系到帝国的前程，还是关系到军队的布置，他总首先跟她商讨（kangāj wa mashwarat bāū karda），并且不容许改动她提出的一切提议。”[104]不难想见，唆鲁禾帖尼具有如此之大影响的基础，绝不会如后世史家所奉承的那样，是凭借其“惊人的美德”。而应该有着更朴素、也更加直接的根源——对诸蒙古千户的控制力。降至贵由汗在位初年（1245），在西方使者普兰·加宾尼眼中，唆鲁禾帖尼（Soroctan，在此当对应“唆里古唐”一名）仍然是除了拔都之外，鞑靼人中“最高贵和最有权势的女子”[105]。

而忽必烈即位后，他“毫无限制地将在契丹［和女真］边境及与之相接壤的蒙古斯坦的诸禹儿惕，分配［给他们］作为驻冬与驻夏地”（bī andāza dar Khitā’ī［va Jūrcha］va yūrt-hā’ī-yi Mughūlistān ki badānpeyvasta， yaīlāq va qishlāq dāda）。所有这些军队正是“由也可那颜作为遗产传给自己的儿子们的”（az yaka Nūyān ba ba farzandān-i ū…rasīd）[106]。由此点我们可以看出，拖雷所继承的蒙古本土，虽然囊括了东起斡难、怯绿怜河上游，西到阿尔泰山的整个草原。但是“蒙古斯坦”——即东部的草原，尤其是成吉思汗诸大斡耳朵和大多数千户所在的地区，在当时人看来，更是拖雷家族权力的渊薮。

拉施都丁非常明确地谈到，拖雷后裔和其名下诸千户的关系是一种“领属”，也即身份法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隶属于”（alluq mī dāsht）也可那颜，并“奴隶般”（bandagī）地为他和他的家族（urūgh）效忠[107]，这样的身份依附与效忠关系并未因为蒙古帝国汗位的转移而遭禠夺。虽然《秘史》中曾记载：在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察合台和拖雷二人已经将“守护其父成吉思汗金性命的宿卫、箭筒士、八千散班侍卫”，“梯己万名护卫”，并“在内的百姓行（qol-un ulus）”[108]，一并交还给了窝阔台。而一般认为这里所说到“在内的”，即蒙古本部，是除了左、右翼（在此指诸子、诸弟属民）之外的蒙古中央的全体民众。这是否和拉施都丁的说法有冲突呢？我们注意到，《史集》在本章中又说：“这些军队服从于掌管老营和登大位的那个后裔。”作者使用的是“听从其命令”（baḥukm-i ū bāshad）一词，而不是表示“私属”、“领属”，或“皇室所有”的“īnjū”或等词汇[109]。相反《史集》在谈到在伊利汗国的蒙古军队时，则宣称他们“全是旭烈兀及其家族（urūgh）中汗位继承者的媵臣（īnjū）”；是“阿鲁浑汗私产”[110]。显然，两者的意义是有所区别的，对军队的指挥权并不直接具有身份法的效力。而我们也不得不重新检核《秘史》中关于拖雷交还其父军队、百姓的记载，如果排除掉因为要故意抬高窝阔台合法权威的目的而故意进行的夸大，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拖雷仅仅交还了直隶于大汗本人的“万人怯薛队”，以及加诸全部军队、民众的名义之上的大汗权威而已[111]。

显示出拖雷家族和东部草原的特殊联系的证据还有：不鲁罕·合勒敦山中的成吉思汗埋骨之处——“大禁地”，事实上成了拖雷家族的世袭葬地。据《史集》所载，拖雷、蒙哥、忽必烈等人身后均安葬于此[112]，而哈山尼也曾说：“在丧礼完毕后，他（铁穆耳合罕）的灵柩被带到了‘［大？］—禁地’，安葬在其父亲和祖先的旁边。”[113]但相反，窝阔台本人及其诸子贵由、海都的葬地均位于其家族在叶密立—霍博的分地中[114]。

那么，拖雷家族除了在大斡耳朵所在的地方拥有较大的势力外，他们在蒙古草原东部应该也有自己的分地。虽则文献的记载较为零星，但我们发现南宋人梅应发编修《四明续志》中收录有《收刺高丽国送还人》一文，文章写作于蒙哥汗时期，但文中提及“德安府人黄二”为“鞑主第三兄使往沙沱河牧羊”，其时当为太宗十年（1238）左右。“鞑主第三兄”据黄时鉴先生考证当指阿里不哥[115]。又考诸元代行纪，均言自开平向北往怯鲁连河方向为一系列沙陀地区，间亦有河[116]。故可知窝阔台时期，阿里不哥已在怯鲁连河东侧拥有分地、部民，这当然是继承拖雷的遗产。稍后于宪宗二年（1252）冬，“上（忽必烈）命公（窦默）往诣曲你河，拜见太后，赐之貂帽、貂裘、鞋、靴称是。既至太后所……时皇太子（真金）未冠，上命公教之”[117]。案，此处的“曲你河”即怯鲁连（Kelüren）河，盖“泥母”（n）元代译音常与“流母”（l）混通。文中所记太后、真金均居住的怯鲁连河附近的营帐，应该也包括在其分地范围中。虽然其时拖雷后裔中有一部分人已迁至杭爱山西侧的营地里，但其在草原东部的属地和影响力应该仍然保留着。

又因为拖雷所留驻的，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的“三河之源”，同时也是成吉思汗诸弟集团（东道诸王）的分地所在。如别里古台曾“以斡难、怯鲁连之地建营以居”；其地又与合赤温分地相接[118]。驻牧地域的相互比邻，也使得拖雷家族和东道诸王之间得以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119]。因此他们在许多场合会采取共同行动的策略，如推举窝阔台的忽邻勒台会议（1229）上，“兀鲁黑那颜及其诸弟（指东道诸王）”已经先于众人到达[120]。而拖雷对“大中军”千户的支配传统，也更容易使同样驻牧于东部草原的诸蒙古千户（如“五投下”及汪古部等）也和东道诸王一样，和自己保持相同的立场。比如兀良合惕部的速不台后裔在蒙哥、忽必烈兄弟二人即位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为一例[121]。

当然在拖雷后裔中，立足于东部草原的宗王也比其移至西部的兄弟更容易保持此种关系，并利用其谋得利益。所以，我们也可以在此响应杉山正明教授的看法：忽必烈在与其弟阿里不哥争位过程中，为何能够得到东道诸王、诸千户的响应？杉山认为此种协同关系大抵起始于蒙哥汗时期，即忽必烈被派遣总理“漠南民事”之后[122]。但是如上文所论述的，东道诸王、诸千户与拖雷家族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而忽必烈的成功，可以被看作是他灵活地利用了其家族在东部草原传统影响力的结果。

最后要讨论的一点就是，拖雷家族乞里吉思分地（别吉大营盘）的性质与获封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我首先想引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意见，他观察到“斡赤斤在其母亲（孛儿帖·额真）份子之外，似乎另有份地”[123]。同时，他又说：“在14世纪以降的蒙古文献中记载，地位仅次于大汗的济农（Jinong），在拥有自己的Qubi外，并管理［蒙古］右翼。”[124]从上述论断中，至少能得出以下两点：一、守灶子除了得自其父母的那份遗产外，也还有可能获得其他额外的份额。二、在更高的权利层面，某人所领有的“份子”（人/土地）和他所能施加影响的范围也有可能是不重叠的。

前文已述及，我更倾向于拖雷在1206年的那次分封中，没有如其兄弟那样获得封土。而布尔勒（Buell）的研究更表明，晚至1217—1219年乞里吉思以及其西北方向的大片土地，仍然处于骚动不安之中。先是成吉思汗派速不台“以铁裹车轮”，与脱忽察儿会合后，来到蟾河，征讨逃亡的篾儿乞残部[125]。随后即发生了豁里·秃麻惕部（Qori Tumat）的叛乱，又因为乞里吉思部拒绝出兵支持朮赤镇压豁里·秃麻惕部，进而演变成为整个“林木中百姓”的集体反抗[126]。虽然朮赤最终于1219年春平息了全部的叛乱，但是由此亦可以看出，1219年之前乞里吉思地区仍然属于蒙古统治较薄弱且时常成为冲突最前沿的地区。将这样的一片地区分封给拖雷无异于画饼充饥，况且这也侵犯了在此地率军征战的朮赤的权益。此后十数年间，成吉思汗一直处于持续地对外征服过程中，直至身故，文献并没有留下他再度大规模分封宗亲的记载。因此拖雷家族乞里吉思、谦谦州分地的获得时间，应该是在窝阔台汗时期[127]。

4.窝阔台即位风波与哈剌和林的登场

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过程中，卒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128]。同时把“大蒙古国”这份遗产留给了他的儿子们。虽然，无论汉语、蒙古语还是波斯语史料，都提到只有窝阔台才是成吉思汗生前提名的继承者[129]。但是窝阔台是否能在其父亲死后即位，却不是毫无波折的。

斯普勒在总结了从大蒙古国到诸伊利汗的汗位继承历史后，认为“蒙古人的汗位继承没有规律可言”[130]。在相对实力占优的情况下，无论上代大汗是否留有遗言，他的各个儿子，甚至兄弟都有权提名自己为汗位继承者[131]。而此中对窝阔台的继承权构成最大挑战的，正是他那位拥有“守灶子”身份的弟弟拖雷。

拖雷对汗位的权力来自为当日蒙古人所恪守的，以“幼子守产”的继承法传统。在此传统下，最年幼的儿子通常不需要像其兄弟那样离开父母，单立门户；而是始终留守在父母营帐中尽为子之责，并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名下的全部遗产。这个传统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它使得幼子在财产分配方面具有较其他诸子更为显著的特权[132]。

尽管成吉思汗所留下的庞大帝国在形式与复杂程度上，绝非构成普通牧人遗产的庐帐与畜群所能比拟。但它同样也是可供分配的“遗产”，在家产制国家背景下，它们一样也会受到传统继承习惯的支配或干扰。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当更高层面的政治权力的继承与分配，也需要透过遗产分配的模式得以行使的时候，幼子获得最大份额遗产的习惯难免会对前者的顺利交接造成干扰，虽然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

此种干扰的直接表现，就是拖雷在其父亲死后近两年时间里留驻大斡耳朵，行使“监国”权力之举。在办完成吉思汗葬事以后，其余诸子均返回了其父生前所指定的分地中[133]，唯独拖雷留驻在大斡耳朵中。虽然志费尼书在交代这一事实时态度暧昧，仅仅提到第二年（其实是第三年，1229年）召开忽邻勒台大会时，“兀鲁黑那颜等”已经先于大斡耳朵中等候。他也完全回避提及拖雷监国一事。与志费尼不同的是，拉施都丁称：“拖雷汗在成吉思汗之龙庭及诸大斡耳朵所在的根本大营盘中住了下来，坐拥大权。”（Tūley Khān dar yūrt-i ka takhtgāh wa ūrdū-hā-yi buzurg-i Chīnggīz Khān būd mutamakkin［shuda］ba-nishast）[134]而迷儿宏德的记载不仅可以校勘《史集》文本的讹误，更补充了“一直到召开忽邻勒台，选出大汗执掌国事的时候”[135]，恰可与汉文史料所谓“太祖圣武皇帝升遐之后，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拖雷）时为太子”完全勘合[136]。在此期间，拖雷汗始终是帝国实际的统治者。

同时，拖雷一直和其母亲待在一起。舍班合列伊说：“直到这时（成吉思汗离世），这些（指各大斡耳朵）全部［掌握］在成吉思汗的皇后——也就是身为‘根本大皇后’的拖雷汗之母手中。”（va tāvaqt’ī ka īn dast dihad-i khātūn-i Chinggīz Khān，nī mādar-i Tūley Khān，ka khātūn-i būd）而“拖雷汗本人随侍（mulāzim）［其］母于大斡耳朵中”[137]。这也符合蒙古人把幼子的财产与其母亲的联系在一起的习惯，所以强调他“随侍于母侧”反映了拖雷对大斡耳朵所拥有的特权。

拖雷家族和其父母“大斡耳朵”的特殊联系，还可借由以下事实观察到。《史集》中曾提到几位“属于孛儿帖·旭真斡耳朵的几个大异密”，他们是：雪尼惕部人燕帖木儿（El-Tīmūr）宝儿赤、朵儿边部人主儿乞（Yūrkī）宝儿赤、札剌亦儿人兀勒都忽儿豁儿赤，他们同时又是管理四斡耳朵的长官[138]。其姓名均可在《五世系》、《贵显世系》的“拖雷位下异密”名单中找到。其中除燕帖木儿的事迹我们目前不克得知外；兀勒都忽儿就是《秘史》中曾出现的“斡勒答合儿·豁儿赤”（Olduqur/Oldaqar）[139]。在太宗三年（1231）伐金前夕，“遂委任带弓箭的斡勒答合儿·豁儿赤留守老营”[140]。由于这里的“老营”（也客思·斡儿朵思，Mong．pl．Yekes Ordos）一词，仍旧是指斡难—怯绿怜河之地的“大斡耳朵”，当时还留在拖雷手中[141]，所以虽然窝阔台以大汗的身份可以对其发号施令，但他应该仍旧是“拖雷汗的异密”。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主儿乞”据《史集·部族志》所载，他是曾经效力于忽必烈，随后又因出使被留而在合赞汗时期赫赫有名的丞相“孛罗·阿合”（Polad āqā）之父[142]。毫无疑问，他们是为拖雷家族世代服劳的“斡脱古·孛斡勒”。作为幼子的拖雷及其家族，在继承其母亲“份子”的同时，也继承了与大斡耳朵有关的，全部蒙古将领的身份隶属关系。

对窝阔台而言，他对于汗位合法性的根本保证，来自父亲生前要求他的众兄弟们当面立下的，推戴其为大汗的“文书”[143]。因此在稍后召开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当局面僵持时，支持窝阔台即位的王子、异密们，“他们一再宣读诸子立下的奉为汗的文书”[144]。需要略作考述的是，志费尼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文书”的具体内容，但根据汉文史料所透露出来的少量信息，可知其内容当包含有约束诸王不得违约，并承诺“世守藩服”的盟誓[145]。它和另一种通常以口头方式表达的，宣告对未来大汗及其家族的效忠与拥护的“誓言”（mūchalkā）一样[146]，都是蒙古人选汗仪式上不可缺少的环节。

但这种合法性的效力到底有多少？我们似乎也不能作出过高的估计。尤其是当窝阔台将要参加的选立大会，是在拖雷控制下的大斡耳朵中召开时。1229年，窝阔台自位于叶密立、霍博的分地出发后，拖雷却从大斡耳朵出发，在土剌河地方的“忽鲁班雪不只之地”迎接他[147]。虽然史书并未记载窝阔台来时身边带有多少军队，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大部分的蒙古千户和东道诸王却是和拖雷在一起的。因此窝阔台在大会上强调“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出自长室的幼子将继承父位”（az rāh-i，az pisar-i qī’īm maqām-i pidar bāshad）[148]，所以拖雷比自己更有获得汗位的资格。但他出人意料的谦逊背后，未必没有对于切身利益的忧虑。

游牧政治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世代相沿的习俗与传统，因此通常呈现出一再的循环性。作为大蒙古国家的直接继承者之一，伊利汗国的历史，有助我们加深对上述事件的理解。在第三任伊利汗阿合马（帖古迭儿）的推举会议上。阿鲁浑虽然是“阿八哈汗的遗嘱”（Abāqākhān）中所指定的继任者[149]，但当大部分异密都倾向于阿合马的时候，阿鲁浑也不得不放弃努力，返回其营地“黑山”（Siyāh Kūh）去了[150]。事后他自己总结道：“我的父亲在世时召见我，我不带军队奉旨前去。当我到了那里，他已经死了，于是事情整个地颠倒了。因为我没有军队，所以我迫不得已只好表示同意。”[151]可见，没有武力作为后盾，任何承诺也只是徒有其文而已。

窝阔台的处境并不比阿鲁浑更好。耶律楚材曾在成吉思汗死后写诗纪事：“射虎将军皆建节，飞龙天子未更元。我惭才略非良器，封禅书成不敢言。”[152]案，“未更元”云云，应该是指窝阔台尚未登基之事，而“封禅书”据《史记正义》注，乃为“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的典礼所作的称颂之文。此处耶律楚材竟有“书成而不敢言”的感叹，细绎之似乎是在影射拖雷势力过大，而导致窝阔台迟迟不能即位。召开于1229年的忽邻勒台，似乎也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

己丑（1229）秋，公奉遗诏立太宗，择定八月二十四日，诸皇族毕至。至二十二日，尚犹豫不决，公曰：“此社稷大计，若不早定，恐生他变。”睿宗曰：“再择日如何？”公曰：“过此日皆不吉。”至日，公与睿宗翼太宗登位[153]。

只是经过了耶律楚材的一番游说后，方才能决定即位人选。基于此，一系列研究者都同意：窝阔台汗即位本身，已经使得蒙古帝国内部不同势力集团间的平衡出现了裂痕[154]。这次危机虽然因拖雷的意外死亡（一说为窝阔台毒死）[155]，而稍微缓解。但幼子及其家族（其妻子）在日常政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并构成了对大汗权威的潜在挑战[156]。它来自蒙古帝国权力结构中的一对固有矛盾[157]，此刻只是暂时平息，而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一方面，窝阔台迫切地希望从其他的文化中，援引那些足以彰显其权威的政治资源。例如，他甫即位，就采纳了原本流行于欧亚草原西部突厥语世界中，表示比“汗”权威更高的“合罕”（Khāqān＞Qā’ān）称号作为自己的尊称[158]。其谋臣耶律楚材也颇以制订朝仪约束诸宗亲而自负，并因为曾在选汗大会上劝说察合台等人恪守“君臣之礼”而赢得大汗的奖誉[159]。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考虑在拖雷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边缘，重新找到一个适合于统御全局的新的“国之中心”，而哈剌和林恰好满足了这个要求。

但是重新赋予哈剌和林如此重要的政治地位，却是在窝阔台上台以后发生的事。和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一样，我并不否认把哈剌和林看作“一块特殊的公共分地”[160]，但我也相信窝阔台家族在此地区仍应具有某种特权。关于此点，最早也最权威的记载是《世界征服者史》中的一段文字，又通过波伊勒（Boyle）的译本而广为后人引用：

［窝阔台］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吾儿地之间的本土，并把自己的“其他封地”赐给他的儿子贵由，有关他的各个分地的情况，将分别予以著录。拖雷的领地与之邻近，这个地方确实是他们帝国的中心，犹如圆中心一样[161]。

在波伊勒的译本中，由于使用了“其他封地”（that other fief）一词，因此通常被认为指的是其身为储君时期的“叶密立、霍博之地”。但紧接着此句的“他的各个分地的情况”据波伊勒原注“见33章”（即《合罕的宫室和驻地》章），却又是指的是哈剌和林及其四周宫殿[162]。如何理解此处记载的矛盾，我们不得不检核原文。据波斯文集校本，此句作：

窝阔台身居皇储时，［即］其父统治时代，他的禹儿惕在叶密立至霍博地区。而当他登上汗位之后，就移到了位于契丹和畏吾儿地之间的本土，并把“那个地方”给了他自己的儿子贵由：有关他的四季驻营之处，将一一分别著录。拖雷［的领地］与之毗邻且相连。“那块地方”确实是他们国之中心，就像圆之中心……（ki būd，yūrt-i ū dar pidar darva Qūbāq būd，chun bar takht-i Khānī nishast，ka miyān-i Khitāy va bilād-i kard，va ān jāygāh ba-pisar-i khūd Kuyūk dād，va manāzil musbat ast．va Tūley nīz va mujāvir-i ū būd，va[163]ān wasiṭiyi mamlikat-i īnshā-st bar markaz va dāyira…）[164]

根据波斯文的表达习惯，指示代词必须遵守“就近原则”，指代与其在句子结构上最相近的语法成分。因此被窝阔台当作遗产传给其子贵由的“那个地方”（ān jāygāh）一词，不可能用以指代前一句中的“叶密立及霍博之边”，而仅仅是指其在“位于契丹和畏吾儿地之间的本土”上新就的封土[165]。

此外，14世纪马木鲁克（Mamlūk）史家乌马里（Ibn Fadhl Allah）在其所著《眼历诸国行纪》一书中，全文抄录了此节。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志费尼书原意不无裨益。乌马里书云：

在窝阔台受命为皇储的时代，［即］其父［统治］期间，他［的地方］在叶密立至霍博之边。当其登上汗国的皇位时，就移向位于契丹和畏吾儿地之间的核心地区，并把“那个地方”传给了他的儿子贵由，皇子拖雷［的领地］与之接壤。（wa waladuhū wallī ，wakāna abīhi fī wa Qūbāq，falammājalasa takhta intaqala ilābayina bilād al-Khitāy wa bilād wa dhalika ’li-waladuhū Kuyūk，wakāna waladuhū Tūlī bihi．）[166]

由于阿语具有性、数、格位的变化，因此我们很容易分辨出，传给贵由的“那个地方”（dhalika）是一个阳性单数远指代词，它所指代的只能是上句中的“核心地区”，也就是波斯文中的“markaz”；而不可能是指窝阔台在皇子时期获封的“叶密立和霍博”等地区，否则复数名词应使用阴性单数远指代词（tilka）[167]。看来时代稍晚的一些穆斯林史家仍能够正确地理解志费尼的句意。而波伊勒的译文或许是受到紧接其后的插入语干扰，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沿袭[168]。

同时检阅多种写成于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献，可以发现，后来的作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哈剌和林和“国之中心”等同起来。例如瓦萨甫称“其（指蒙哥）弟阿里不哥遂于汗国疆域中心，戍军云集之处的哈剌和林驻留了下来”（barādar-ash Arīgh-Būkādar Qarāqurum ka markaz-i dā’ir-i va mu daulat ast mānda būd）[169]；而迟至元成宗铁穆耳时期，占据西域的察合台后王都哇对前者派来约和的使臣提到：“作为国家的中心和幸福之源泉（直译：“脐眼”）的哈剌和林。”（mamlakat-i Qarāqūrum ka markaz-i daulat wa surra-yi sa ）[170]可见无论是实际掌控漠北本土的拖雷后裔，还是偏居一隅的察合台系宗王，均承认只有哈剌和林才是唯一的“国之中心”。

顺便要提到的是：“畏吾儿诸地”（bilād-i）为一复数，或指“畏吾儿诸城”[171]。而“契丹”则毫无疑问就是指女真统治下的北中国，因此“契丹和畏吾儿地之间”的窝阔台老营，所指应当就是和林城，及其迤南的各处四季宫帐[172]。而为贵由汗继承的“那些地方”（pl．manāzil＜sing．manzil住所），则应该采信波伊勒的注释：是指和林城周边的诸多宫殿[173]。

此外，志费尼书中提到，当选举蒙哥的忽邻勒台召开时，“在那个地区的失烈门和其他那些［合罕的］孙子、后妃们，他们派出哈剌和林的异密晃兀儿—塔海那颜，作为自己的代表”[174]。而这位晃兀儿—塔海（被不正确地抄作Qongqūrītāy），据伯希和的意见，就是《秘史》第277、278节中出现过的“晃豁儿歹”，他是负责整治出入大汗斡耳朵的“札萨温”（Jasa’ul），应该是窝阔台位下的怯薛之一[175]。蒙哥上台后（辛亥，1251），“晃兀儿”继续留任原职[176]。而《史集》在引述此则材料时，又提到了另一名“哈剌和林的异密帖木儿那颜”[177]，后者的身份应该和晃兀儿·塔海一样。从窝阔台家族控制哈剌和林城和四周宫殿的卫戍这点，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窝阔台家族在此地拥有较为特殊的权利。

由于现存的汉、波斯语史料大多写成于拖雷后裔夺取汗位之后，所以对此哈剌和林的最初归属权大多语焉不详，但仍然留下不少线索可待发覆。如认为它最初是窝阔台家族私产的观念，甚至在汗位及哈剌和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转入拖雷家族手中很久以后，仍为各支蒙古宗王所深晓。如元成宗时代，作为察合台后王的都哇（Duwā）曾对海都之子察八儿说：“设若［汝］意欲宣示英武与勇力，就去夺回汝祖父窝阔台合罕昔日的夏季和冬季驻帐之地——哈剌和林罢。”（agar shūkat va qudrat va muknat dāshta bāshad，Qarāqūrum ka khāna-yi yāīlāq va qishlāq niyā，ī-yi tūQān āst ba-gīrad．）[178]无论都哇还是察八儿，此时都已无觊觎大汗之位的野心。这句话遂可理解成：和林城及其四周营帐，最初则是由窝阔台营建并由其后裔世袭占驻的，只是在蒙哥即位后才为其乘势攫取。故察八儿对其提出要求，被看成是谋求恢复窝阔台家族世袭利益的表示。

最后，我们就可以来响应蒙古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疑点：即认为拖雷家族的分地既已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哈剌和林诸山与斡难河源之间。”[179]为何当日的蒙古人并不认为窝阔台“定都和林”是侵犯了拖雷家族的利益？一般的解释为：1．定都哈剌和林乃成吉思汗生前指定之事[180]；2．作为大汗，窝阔台有权利任意指定一地以供其驻牧[181]。但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蒙古大汗、诸王的营地，正如游历草原的东西方旅行者所亲见的那样，“皂车毡帐，成列数千”。往往包括有数目庞大的仆从、侍卫及其家小、畜群，实为一组织庞大的游牧集团[182]。因此随意地改变某一宗王及其家族的驻牧地，是件极其复杂的工作，除非发生重大的政治变故（如蒙哥上台后大规模调整窝阔台家族分地），一般很少采取这种措施。而在蒙古帝国同时发动向东、西方远征之际，窝阔台却甘愿冒着帝国分裂的危险，试图把拖雷家族从其领地（哈剌和林）上排挤走，未免于情理不合。

而我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哈剌和林的重要地位在窝阔台即位以前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它也只是处在拖雷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正是因为成吉思汗死后的汗位传承危机，促使窝阔台转而经营此地，方使哈剌和林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当然我们会看到，窝阔台营建哈剌和林城这件事，距离它真正成为蒙古帝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还将有相当长一个过程。

[1]在蒙元时期的汉文史料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能与“蒙古斯坦”指称范围完全契合的汉语词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锁阳》条有所谓的“鞑靼田地”之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7页。这应该来自对蒙古语的硬译（此则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刘正寅老师告知）。而对一般人而言，他们对漠北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通常只是笼统地用蒙古高原中部的戈壁沙漠概称之，更遑论对杭爱山以西地区的了解了。史料中将整个蒙古高原称为“岭北”，或与元代岭北行省之成立有关。与此相关的例证有：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则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又尹志平：《葆光集》卷中《临江仙·序》云：“袁夫人住沙漠十年，后出家回都，作词以赠之。”其时袁氏当随金公主皇后居住于鄂尔浑河畔斡耳朵中。

刘晓：《成吉思汗公主皇后杂考》，原刊《民大史学》第5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引自网络：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349．html（检索日期：2011/12/25）。

[2] 白玉冬：《8～10世纪における三十姓タタル＝室韦史研究：モンゴル民族勃兴前史として》，大阪：大阪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78页。

[3] 《元朝秘史》续集卷一，第254节，第263页上。案，此处所引为亦邻真先生的译文，其文辞是诸家译本中最为整饬优美的。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载《亦邻真蒙古学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6页。

[4]Togan，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The Kerait Khanate and Chinggis Khan，New York：Leiden，1998，p．68．

[5]志费尼（al-DīnMalik Juvaynī）：《世界征服者史》（Boyle英译，何高济汉译，翁独健校订，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上册，第23页）提到蒙古人最初的活动范围在北方以薛灵哥河为界。而拉施特《史集》（罗马斯凯维奇俄译，余大钧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一卷，第2分册，第49页）则记载了合丹—太师的话：“只要他们（蔑儿乞）从他们的营地哈剌—薛灵哥来到我们的营地哈剌—斡难。”

[6]Nasirī，Abu-’Umar Minhaj al-Jūzjānī，Tabakat-I-Nasirī：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including Hindustan，from A．H．194（810 A．D．）to A．H．658（1260 A．D．）and the irruption of the infidel Mughals into Islam，trans．by Major H．G．Raverty，London：Gilbert & Rivington，1881，v．2，p．937．

[7]Het’um，History of the Tartars：The Flower of Histories of the East《鞑靼人史：东方历史菁华》，Chapter 16，“The Land Where the Tartars First Lived”，trans．by Robert Bedrosian，Long Branch：New Jersey，2004．引自：http：//rbedrosian．com/hetum3．htm（检索日期：2011/12/25）。

[8]Джāмu’，ed．byАлиэеде，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5，TомⅠ，Часть1，p．74《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122页。

[9]Джāмu’，ТомⅠ，Часть1，pp．292-293；《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24页。

[10] 《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07页。

[1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鞑靼款塞》，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下册，第849页。

[12]Rashīd al-Dīn，Jāmi’al-tawārīkh，ed．byRawshan，Tehran：Mīrās Maktūb，1994，v．2，p．848．此句又见《史集》第二卷，第265页。案，波斯语中mīyāna一词为“中心，中央”（middle；center）的意思。汉译本作“在蒙古地区中部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本处引文据波斯语直译，故略有不同。

[13]罗依果（I．de Rachewiltz）认为其地在今蒙古国肯特（Khentei）山脉东段，为斡难河畔的一片森林地区。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Boston：Brill，2006 v．1，p．314．此处引述陈得芝先生新作中观点，见《成吉思汗墓葬所在和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页。

[14] 《元朝秘史》卷三，第115、116节，第63页下—64页上。

[15]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56、260页。

[16]如陈得芝先生所指出的：克烈部在王汗最强盛时期，其冬营地已经驻帐于哈剌和林以南的汪吉沐涟—月帖古忽兰（Qulan）地方。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蒙元史研究丛稿》，第201—232页。这可能给西方使臣留下了错误的印象，如鲁不鲁克（Rubruck）曾报告说：“（王汗）是一座叫做哈剌和林的小城的主人。”《鲁不鲁克东行纪》，W．W．Rockhill注释，何高济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5页。如伯希和就据以认为：“以前那里（哈剌和林）很可能有乃蛮人相当重要的驻地，可能某一时期亦有克烈人的驻地。”伯希和：《哈剌和林札记》，米济生汉译，载《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26、27期，第108页。

[17]《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载：“（乃蛮）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与畏吾儿同。”第1574页。另参考《剑桥辽西夏金元史》，第375页。Igor 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1，p．518．也有学者认为Naiman来自其突厥语本名“Oghuz”的蒙古语对译，其源属九姓乌古斯部的一支。Paul Pelliot，“Une Tribu Méconnue des Naiman：Les”，T’oung Pao，ⅩⅩⅩⅦ，I．2，Paris：1943，pp．35-36；Paul Ratchnevsky，Genghis Khan：His Life and Legacy，trans．by Thomas Nivison Haining，Oxford：Blackwell，1992，p．1．

[18] 普兰·迦宾尼：《蒙古人的历史》，马列英俄译，沙斯契娜注，余大钧汉译，载《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19] 乞剌可思·甘札克（Kirakos Ganjakeci）：《海屯行纪》，布莱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英译，何高济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20]Rashīd al-DīnAllāh Hamidānī，Jāmi’al-tavārīkh：tārīkh-i Ughūz，ed．byRawshān，Tehran：Miras-i Maktūb，2005，p．5．

[21]原文作：“乌古思把他们［一直］驱赶到哈剌和林。”（Ughūz rātāQarāqurūm barānad．）Tārīkh-i Ughūz，p．5．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132页，把与乌古思历史相关的“Qarāqurūm”，解释成位于锡尔河某处的一个地名（见原注）。但《乌古思史》交代的非常清楚，此地在“土兀剌河畔”（barkanār-iāb-iTūghulā），因此不需要另加引申。

[22] 《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135页。

[23] 山田信夫：《テュルクの圣地ウトュケン山：ウトュケン山に关すゐ觉书》，载氏著：《北アジア游牧民族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5—66页。

[24] 于都斤山，汉文文献中又写作“郁都军”、“乌德犍”。

[25] 同样的话一再见于碑铭中，成为惯例。耿世民译：《阙特勤碑》，载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毗伽可汗碑》，第168页。原文于都斤后有“林（yÏš）”字，此处据补入。

[26]耿世民先生的《磨延啜碑》译文作“他在于都斤（山林）及其附近之间（建国）即位”，《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4页。但据最近由森安孝夫、铃木宏节等人共同发表的《シネウス碑文訳注》一文，认为“附近”一词为的误读。而于都斤与，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谓的回纥王庭“在两山间”的山名。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2009年第24期，大阪大学，第43—44页。

[27]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8页。

[28]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57—62页。

[29] 《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39—240页。

[30]虞集：《道园类稿》卷三九《高昌王世勋碑》，王颋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1016页。“胡力答哈”或可比定为“Qutliq Taq”，Qutliq（有福的）是Qut（福运）的形容词态。

[31]《史集》在此章所记载“十条河”与“九条河”在可以比定为回鹘文史料中的“八色楞格河”和“九土剌河”（tokuz Togla）。该文献已先后由吐古舍娃和笠井幸代释读。见笠井幸代：《卜古可汗（Bokug Kagan）传说题记》，陆烨汉译，《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第十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史集》提及的称为“温·斡儿罕”的十条河中有一条名叫Qamlabkhū，其名字同样也见诸上揭回鹘文残卷，正确的拼写当作“忽木阑朮”，波斯文中的-b；-kh分别是-n；因音点误置造成的错误。《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40页，注10。

[32] 《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第290页下。

[33]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收入王国维校注：《蒙古史料四种》，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287页。

[34] 《元朝秘史》卷七，第194节，第167页上。《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203页。

[35] 同上注，又《元朝秘史》卷七，第195节，载塔阳汗子屈出律语：“我父塔阳，于孕妇更衣处，牛犊吃草处都不曾到。”第169页下。

[36] 《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27页。“亦难赤·必勒格·不古汗”在《秘史》中作“亦难察·罕”，第151节。

[37] 亦难赤，来自突厥语“信仰、宗教”一词，转义为“信仰上取得权威者”。见《突厥语方言词典》，第一卷，p．1440，“iнанч”；pp．1362-1363，“ынанч”条。转引自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第107页。

[38] 参看笠井幸代上揭文。

[39]Ibn al-Athīr，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i’lta’rīkh，trans．by D．S．Richards，Part．3，Burlington：Ashgate，2007，p．204．

[40] 《元朝秘史》卷一，第1节，第11页上。

[41] 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第12、33页。

[42]N．N．Poppe，“On Some Geographic Names in The Jami’al-Tawarix”，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HJAS），1956：1-2，p．34．Burqan（佛陀）来自回鹘语，但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时代及其之前的蒙古人是不信佛教的。

[43] 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第113页。

[44] 《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8页。甚至当成吉思汗为王汗击败，落魄远遁之际，还对背弃他而去的阿勒坛、忽察儿二人说：“你那三河源头守得好着，休教别人做营盘。”《元朝秘史》卷六，第179节，第146页上。

[45]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wārīkh，Tehrān：Nashr-i Alburz，1994，vol．1，p．257；《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48页；伦敦本无此节。

[46]案，今检Ghūruqū-Tās中之Ghūruqū应出自Qoriγ-“禁止、封锁”一词，查《蒙英字典》、《蒙汉字典》均收有Qoriqu一词，为Qoriγ-的动名词形式，意为“封闭”。Tās或为（突厥语“石头，岩石”）；或Tākh（突厥语“山”）之讹，因此“忽鲁忽—塔失”或与“禁山，圣山”一类观念有关。

[47] 《元朝秘史》卷二，第89节，第39页下。

[48] 《元朝秘史》卷二，第100节，第48页上。

[49]《元朝秘史》卷二，第103节，第51页上。此诗为明人译本所略，故参考余大钧先生译文，但“小如燕禽的性命”，余译作“蝼蚁之命”。余大钧译：《蒙古秘史》，第111—112页。但根据村上正二的释读，原文，当解作“燕儿”，故此处有所改动。村上正二译注：《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ギス·カン物語》，东京：平凡社，1970年，第一册，第171页。

[50] 成吉思汗凭借不儿罕山保护得以逃出性命一事，在他从蔑儿乞部中夺回妻子时以及最终击溃蔑儿乞部时，又被提到了几次。《元朝秘史》卷二，第106—107节，第55—56页；卷八，第199节，第184页下。

[51]此处参考罗依果（Rachewiltz）的注释。罗氏注释中也提到了这些动作、仪式本身具有祭祀的特征。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ol．1，pp．406-407．

[52]Het’um，History of the Tatars：The Flower of Histories of the East，compiled by Het’um the Armenian of the Praemonstratensian Order Robert Bedrosian（tr．），New Jersy：Long Branch．2004．http：//archive．org．

[53] 同时，《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与王汗曾深入阿勒台山地区追击乃蛮部；而乃蛮部反攻时亦迫使“帝（成吉思汗）与汪罕移军入塞（指金边墙）”，《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8页。

[54] 参考《元朝秘史》卷七，第189节，第161页上。乃蛮部塔阳汗之母古儿别速的话：“那达达百姓歹气息，衣服黑暗，取将来要做甚么？教远有者。”

[55] 《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海宁王观堂遗书》第13册，第11页。

[56]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4页。

[57] 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

[58] 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第64页。

[59]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7页；《元朝秘史》卷五，第148节，第102页下。

[60] 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第26—27页。

[61] 《元朝秘史》卷五，第154节，第112页上。

[62] 《元朝秘史》卷三，第104节，第52页上。

[63]《元朝秘史》卷五，第158节：“那后，成吉思与王汗征乃蛮种的古出古敦不亦鲁黑……不亦鲁黑不能对阵，起过阿勒台山去了。追至忽木升吉儿地面兀泷古河行……又追至乞湿_勒泐巴失海子行。”第116页下。

[64]如李心传记：“今忒没贞（铁木真）……与白鞑靼皆臣属于金，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金人亦量行答遣，不使入其境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鞑靼款塞》下册，第849页。

[65]《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185页。案，虽然《史集》同时也记录了他获得“成吉思汗”尊号的事，这是据原注为列宁格勒（C）抄本所增出的，注4。《秘史》的记载则更早（约于1202年），见卷四，第123节。但我更愿意相信，获尊号之事要晚于征服乃蛮。而另一伊利汗国史家穆思妥菲《选史》的记载是正确的。他说：“599［1203—1204］年，成吉思汗得胜并被推为君王。”（ism-iPādishāh barv raft．）而获得“成吉思汗”的名称（nam-i ChinggizKhān）则在征服乃蛮之后方才提及。虽则其年份被误置于603/1207—1208年（应该是601/1206）。Mustaufī Qazwīnī，Tārīkh-i guzīda，edit．by ʿAbdal-Ḥusain Navāyī（ed．）Tehran：Amīr Kabīr，1960，p．581．更可靠的记载，当参考《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丙寅（1206），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第13页。以及《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26页。

[66]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2页。

[67] 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载《蒙元制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68] 姚大力：《“狼生”传说与早期蒙古部族的构成》，载《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

[69]Джāмu’，ТомⅠ，Часть1，p．162；《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166页。

[70]拉施都丁强调蒙古斯坦只是“现今、目前”才获得这项意义，可以与作者在描写部族是所使用的“现今称为蒙古的部落”相参照。Джāмu’，ТомⅠ，Часть1，p．358；《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51页。

[71] 姚大力：《“狼生”传说与早期蒙古部族的构成》，第158页。

[72]Thomas von Spalato，“Geschichte dervon Salona und Spalato vom hl．Domnius bis auf Rogerius（1266）”，Hansgerdund James R．Sweeney，Der Mongolensturm Berichte von Augenzeugen und Zeitgenossen 1235-1250，：Verlag Styria，1985，pp．250-251．参考陈得芝先生前揭文，可知蒙古乞颜部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移营至克鲁伦河上游居住，而塔塔儿部居其下游。

[73]《蒙古人的历史》，第360页。“蔑可里”或即《史集·部族志》中所载，“蔑儿乞”的异读形式“蔑克里惕”（Makrīt），被迦宾尼误当作两个部落。Джāмu’，ТомⅠ，Часть1，p．204；《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186页。而据陈得芝先生意见，则“蔑可里”实指“克烈”部。参看《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第204—205页。无论我们取何种解释，皆可证明迦宾尼所说的“蒙古”和前揭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斯坦”意义完全一致。

[74]Het’um．History of the Tatars，http：//archīve．org．

[75] 关于千、百户制度对草原社会内部结构造成的影响及其后果。参考前揭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一文。

[7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页。乃蛮在元代不被视作“国人”（蒙古人），而被归入色目，可参看《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至元五年，1268）二月丁丑，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第118页。

[77] 《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63页。

[78] 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第31—32页。

[79] 姚燧：《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武英殿聚珍本。《元史·畏答儿传》乃据姚燧文删改而成。第2986页。

[80] 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载《北方民族史十论》，第179页。

[81] 《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台传》，第2962页。

[82] 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第24页。

[83] 这一年应该是1206年下半年。《史集》称次年为“虎儿年”（1206），在成吉思汗竖起九尾白纛，获得尊号之后。第一卷，第1分册，第226页。而据《蒙古秘史》卷八，第202节，建九十五千户是在本次忽邻勒台大会上宣布的，要早于出征不亦鲁黑汗。

[84] 对上述两种史料所记录的蒙古千户族属的整理，可参看本田実信：《チンギス·ハンの千戸制》，氏著：《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34—40页。

[85] 《元朝秘史》卷十，第242节，第240页上。

[86]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原像：チンギス·カンの一族分封をめぐって》，《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第36页。

[87] 《史集》第二卷，第29页。

[88] 《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17页。

[89] 《蒙古社会制度史》，第88、157页。

[90]ibn，Majma’al-ansāb，Tehran：Amīr Kabīr，1984，vol．1，p．245．“成吉思汗的子嗣”章。作者舍班合列伊作为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之子（曾出任瓦即儿一职）的秘书，曾长期于其官邸中效力。

[91]SaifSaifī Harawī，Tārīkh-nāma-yi Harāt，Calcutta：Baptist Mission Press，1944，p．49．

[92]Majami’al-Ansāb，vol．1，p．248．

[93]参考Bertold Spuler，Die Mongolen in Iran：Politik，Verwaltung und Kultur der Ilchanzeit1220-1350，Berlin：Akademie Verlag，1985，“Das Heer”，p．331．

[94] 《圣武亲征录》，第75页。

[95]al-Nasawī，Sīrat-i Jalāl al-Dīn Munkabiritī，波斯文译本（译成于13世纪），ed．by Minovi，Tehran：Shirkat-i‘Ilmī wa Farhangī，1986，p．106．Houdas译注本纪事与此相同。Histoire du Sultan Djelal ed-din Mankobirti Prince du Kharezm par Mohammed En-Nesawi，2vols，ed．and trans．by Octave Victor Houdas，Publications de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Ⅲsérie，1891．trans．pp．134-135．而在此次战役中，窝阔台和察合台二人只在第123页被提到一次。《圣武亲征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第76页。

[96] 《圣武亲征录》，第65—66页。

[97]Rashid al-Din，panjgāna，Istanbul：Topkap1-Sara1 Müzesi Kütüphanesi，MS．Ⅲ2932，ff．128b-129a．“иззал-ансаб（Прославляющее генеалогuu）”：Введение，перевод с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языка，примечания，подготовка，факсимиле к изданию Ш．Х．Вохидова，Алматы，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Дайк-Пресс”，2006，p．55．由Allsen撰写的《剑桥辽西夏金元史》相关章节中，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第434页，注1。

[98]Joseph Fletch，“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JAS，p．23．

[99] 《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81页。而在《史集·拖雷汗传》中被变更的千户数目作“速勒都思两千人”。第二卷，第205页。

[100]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第3054页。

[101] 《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290页

[102] 《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322页，其人曾任拖雷之怯薛长。

[103] 者台（Jaday Nūyān），据《秘史》，在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已经分给拖雷充当“王傅”了。但如果我们同意拖雷并无在其父生前单独获封之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在此不妨把者台那颜看作是隶属“大中军”，却又与拖雷家族具有亲密关系的异密。

[104]al-DīnMalikī Juwaynī，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ed．by Qazvīnī，Leyden：Brill，1937，vol．3，p．5；《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614页。案，“kangāj”又可写作，源自突厥语。在蒙古时代的波斯文献中，通常用来表示“商讨国事”，或“作重大协商”的意思。

[105]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55页。

[106]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1，p．614；《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82—383页。案，此处据波斯文直译。德黑兰本在“契丹边境”后多出“和女真”一词，也许是指其在与斡赤斤后王相邻近的“哈剌温·只敦”地方的营地。此处用括号内黑体字标出。

[107]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1，p．613；《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82页。

[108] 《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第269节，第284页下；余大钧译：《蒙古秘史》，第467页。

[109]“媵臣”或“因朱”（īnj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阿拉伯—波斯语中“私属的”的对等词汇。关于此词的讨论可以参看：Gehard 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vol．1，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65，pp．320- 325；姚大力：《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载《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340—365页。

[110]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1，p．616；《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84页。

[111]作为对比的事例有：在伊利汗国第二任君主阿八哈死后，他留在报达（Baghdad）的那支掌握在其位下诸怯薛手中的，由哈剌兀纳思（Qarāunās）万户组成的御林军，在不花·豁儿赤的率领下，仍然效忠于阿八哈之子阿鲁浑，而不是新即位的阿合马。《史集》第三卷，第168页。这些人带有速古儿赤、阿塔赤、豁儿赤等怯薛官职。参看Charles Melville，“The Keshig in Iran：the Survial of the Royal Mongol Household”，Beyond Legacy Genghis Khan，ed．by Linda Komaroff，Leiden：Brill，2006，p．148．

[112] 《史集》第二卷，蒙哥葬地见第71页，阿里不哥葬地见第366页。忽必烈的葬所则见《元史》卷一八《世祖本纪》：“（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乙亥，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第376页。

[113]Abu al-QāsimQāshānī，Tārīkh-i，ed．by M．Hambly，Tehran：Shirkat-i Intishārāt-i‘Ilmī va Farhangī，1969，p．38．另参《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大德十一年，1307，春正月）乙亥，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第472页。

[114]窝阔台葬地的位置，参看Boyle，“The Burial Place of the Great Khan”，Acta Orientalia，vol．32，Copenhagen，1970，pp．45-50．而贵由死后，其“灵柩运到了他的斡耳朵所在地叶密立”。《史集》第二卷，第221页。海都的葬地在“亦列河和吹河之间名为升豁儿里黑的峻岭上”，第20页。虽然《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称：太宗、定宗死后亦“葬起辇谷”，但作者还是倾向于《史集》的说法。参考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和蒙古早期历史地理》，第11页，注2。

[115]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八，此文由黄时鉴先生首先揭出并考证，黄时鉴：《宋蒙丽关系史一瞥：〈收刺高丽国送还人〉考述》，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3—374页。

[116]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三月五日，起之东北……又二十余日，方见一沙河，西北流入陆局河。”第264页。

[117] 王磐（原书误作“盘”）：《大学士窦公神道碑》，民国张仁侃等修，李国铎等纂，安亮清等订正：《肥乡县志》卷四十《艺文·碑文》，第13页。收入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35册，第497页。

[118] 《元史》卷一一七《别里古台传》：“其子孙最多，居处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合赤温子）营地。”第2905页。

[119] 参见符拉基米尔佐夫对于“共同牧地”的描述，《蒙古社会制度史》，第92页。

[120]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02页。

[121] 速不台家族驻地在秃剌河，见《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丙午，定宗即位，既朝会，还家于秃剌河上。”第2798页。而其后裔兀良合台先后支持蒙哥、忽必烈争位事，除《本传》外，更可参考堤一昭：《クビライ政権の成立とスベエテイ家》，载《东洋史研究》：东京，1989年第48期，第120—147页。

[122] 杉山正明：《忽必烈政权与东方三王家》，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123] 《蒙古社会制度史》，第88页。

[124] 《蒙古社会制度史》，第226页。

[125] 《圣武亲征录》，第72页；汉译本《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244—245页。

[126]《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20页：“是岁，秃满部民叛，命钵鲁完、朵鲁伯讨平之。”Paul D．Buell，“Early Mongol Expansion in Western Siberia and Turkestan（1207- 1219）：a Reconstruction”，Central Asiatic Journal，Wiesbaden：1992，vol．1-2，pp．26-27．

[127]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第135页。

[128]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24页。

[129]罗依果的讨论见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ol．2，p．937．

[130]Bertold Spuler，Die Monglen in Iran，pp．212-214．

[131] Joseph Fletch，“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p．26．傅礼初没有提到，而更加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伊利汗阿八哈死后的忽邻勒台大会上（1282年），尽管阿八哈生前提名“让阿鲁浑当国君”（另一被提名者忙哥帖木儿当时已死），但仍然无法阻止其叔父阿合马当选。而在阿合马在位期间的另一次忽邻勒台上（1284年），提名其他宗王的异密们也各有自己的理由，如“儿子比孙子有优先权”、“留守大帐”等。汉译本《史集》第三卷，第162、182页。

[132]Lawre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1963，pp．25，217，考察了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哈萨克斯坦人中的继承习惯。虽然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长子同样也具有较为优越的分配权，但长子并不能和幼子一样始终留在父母营帐中。而房兆楹（Fang Chaoying）的研究同样也显示出，在满洲人的习俗中，幼子是其父亲遗产的主要继承者。转引自H．F．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HJAS，vol．19，no．3/4，（Dec．，1956），p．316，note．12．

[133]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02页；《史集》第二卷，第28页。

[134]Jami’al-tavārīkh，伦敦本，p．578a；Rashīd al-Dīn/Rawshān，Jami’al-tavārīkh，vol．2，p．788；《史集》第二卷，第200页。划线部分汉译本作：“拖雷……作为拥有无限权力者，登上了王位。”然而表“变成、成为”之意的“shuda”一词不见于伦敦本；另，迷儿宏德转录此句，亦无“shuda-”。而“王位”一词，据俄译本原注乃参考Blochet本增入，但我们已发现凡Blochet本所增入，而不见于别本者，多有讹误、衍文，故此处不取，当然拖雷本身也只是“太子”，并没有登基之事。

[135]Mīr Khvānd，Tārīkh-i，Tehran：Markaz-iPīrūz，1959-1960，vol．5，p．166．“因为成吉思汗之死，诸王子们在依据习俗进行哀悼后，就返回各自的营地去了。拖雷［则］返回了［作为］成吉思汗龙庭的根本大禹儿惕中。一直到召开忽邻勒台，选出大汗执掌国事的时候。”（va chūn Chinggīz Khān vafāt yāft，va shāhzādgān az iqāmat marāsim-i ziyat ba-manāzil-i khūd raftand．Tūley dar yūrt-i ka takhtgāh-i Chinggīz Khān būd，mutamakkin gasht，tāān zamān ka Qurīltāy karda，Qā’ān rābar sarīr nishānad-and）此节纪事均本《史集》，唯改伦敦本之“ba-nishast”作“gasht”。划线部分为增出部分，可与《元史·太祖本纪》“戊子年。是岁，皇子拖雷监国”的记载相比对。

[136] 《圣武亲征录》，第79页。

[137]Shabānkāra’ī，Majami’al-ansāb，p．245；p．249．

[138]《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64页。燕帖木儿见于 Panjgāna，Mu’izz，Text．Л．47a；trans．p．61．

[139]，汉译本正文作“兀勒带”，又见《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159页，余大钧先生已经指出两书所载可以勘同。《贵显世系》提供了较为正确的写法：。，Text．Л．47a；trans．p．62．

[140] 《蒙古秘史》续集，卷2，第271节，第472页。

[141]Igor 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ol．2，p．993．

[142]《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64页，译作“余剌乞”；而第一卷，第1分册，第306页，译作“余儿乞”；此人又见于，Text．Л．47a，trans．p．62．按，其名字的正确读法当作：“主儿乞”。罗依果已经指出，这个词是来自蒙古语“Jürki”（《秘史》中与成吉思汗同宗，且“好斗”的“主儿勤部”（Jürkin）一名也与此有关），它是经历了蒙古语的J在借入突厥时发生了J＞Y的音变后，再被拉施都丁用波斯语记录的。Igor 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ol．1，p．289．

[143]参志费尼所云：“窝阔台的全部兄弟遵从他的命令，写下文书。”（tamāmatbarādarān-i imtisāl farmān-i ū rā．），Juwaynī/Qazwīnī，Tārīkh-i ，vol．1，p．144；《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02页。《秘史》的记载作：“太祖皇帝的名了的只圣旨依着（jaliγ-iyar），斡歌歹皇帝行，皇帝立了。”《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第284页下。“圣旨”和波斯文献中的“文书”应该是指同一件东西。哈剌维也说窝阔台成功即位，是因为他是“胜任登上大位和由［成吉思汗］圣旨指定”（bar takht bar-āywayālīkh ba-rasān）的继承者。Tārīkh Nāma-yi Harāt，p．98．而参考了元代皇室档案《脱卜赤颜》的藏文史书《红史》（Debt’er dMar Po：Hu Lan Debt’er），则根本否认曾经有过此类“文书”存在：“拖雷诺颜因先前未给文书，所以对皇位有所争执。”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144]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04页。

[145]汉文史料中的记载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大德六年（1302），晋王（甘麻剌）薨，帝（也孙铁木儿）袭封，是为嗣晋王，仍镇北边。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与翊戴之谋，有盟书焉。”第637页。以及《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纪》：“至于晋邸，具有盟书，愿守藩服。”第709页。

[146]“誓言”（mūchalkā）来自突厥语，本义为“契约”。关于史籍所保留的选汗仪式上诸宗室、重臣“立誓”的记载，本田実信曾作过非常详细的整理与讨论，见《モンゴルの誓詞》，载《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第53—67页。

[147]《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29页：“元年己丑夏，至忽鲁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来见。”案此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误记作“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宋绍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于忽鲁班雪不只”。关于“忽鲁班雪不只”的地望，蒙南京大学陈得芝老师来信赐教，得知其地在土拉河附近。现将陈老师教示摘录于下，并致谢忱。陈老师认为：忽鲁班雪不只此名可复原为qurban-subeji/subjit/（voyelle mediane ou feminine），《秘史》里有sube’e“腰窝”，subes“口子”。第115节载王汗在协助铁木真攻打蔑儿乞人后回其土拉河黑林，途经Qaca’uratu/Huliyatu，此（当来自subes）就是“雪不只”。所以我以为忽鲁班雪不只就是“三个口子”（三山口）之意。当时窝阔台从西向东前往大斡耳朵，拖雷从大斡耳朵西行迎之，应相遇于土拉河附近。它也可能就是金幼孜《北征录》中记载的“三山口地方”。

[148]Juwaynī/Qazvīnī，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Leyden：Brill，1912，vol．1，p．146．《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08页。

[149]Джāмu’，Том．3，ed．byАлиэеде，Баку：Й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 наук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ССР，1957，p．191；《史集》第三卷，第182页。

[150] 《史集》第三卷，第162—163页。

[151] 《史集》第三卷，第169页。

[15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三《过云中和张伯坚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页。王国维《年谱》系此诗于1227年。

[153]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引李微《墓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6页。

[154]Joseph Fletch，“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p．36；Thomas T．Allsen，Mongol Imperialism：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in China，Russia，and the Islamic Lands，1251-1259，Berkeley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8．

[155]值得注意的是，《秘史》、《元史》和波斯史料在记载了拖雷之死的消息后，完全没有提及其葬仪。而窝阔台对拖雷之死的反应也是出人意料的淡漠。据拉施都丁载，他直接“返回了其都城，幸福地驻扎了下来”。Джāмu’，ТoмI，Часть1，p．71；汉译本，《史集》第二卷，第39页。这都令人对拖雷的真实死因产生疑惑。而“毒死”潜在对手，在蒙古帝国史中也并非绝无仅有：伊利汗阿八哈（Abāqā）刚去世，在其生前被指定继位的忙哥·帖木儿（Mengge Temür）也死了。而马木鲁乞方面的情报称，他是被阿剌丁·阿塔·灭里下毒毒死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因事系狱的阿剌丁在阿合马汗即位后很快就被释放了。参考《史集》第三卷，第159、165页，阿拉伯史料的记载则参看多桑（Constantin d’Ohsson）：《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下册，第620页，引诺外利书。

[156] 其实只要肯稍事忍耐，暂时落败的幼子也有可能在下一轮汗位选举时，以叔父的身份从更年幼的皇子手中夺取汗权。它最早可以从匈奴人以“叔侄相继”的方式选举单于的传统中被观察到，并几乎成为游牧帝国中频繁上演的剧目。在蒙古帝国中，最合适的例子就是斡赤斤曾在窝阔台死后，作出率军“逼宫”夺位之举。

[157]Peter Jackson，“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Central Asia Journal，vol．22，Weisbaden，1978，pp．193-195．

[158]虽然《史集·窝阔台本纪》中没有提到其改称“合罕”一事，但《世界征服者史》则记载，在窝阔台举行即位仪式的同时，人们就“按习惯尊称他为合罕”，上册，第205页。Majma’al-ansāb，也把他登汗位和改称“合罕”系于同时。（va ū rātakht-i khān’ī nishānad-and va ū rāQā’ān khvānd-and），p．349．同样的记载还见于b．Gaffārī Kāshānī，Tārīkh-i nagāristān，Tehran：，1961，p．227．“窝阔台登临汗位，并启用合罕尊号。”（ rābar sarīr-i khān’ī va laqāb Qā’ān nihād-and．）而这似乎也可以《元朝秘史》，第270节：“窝阔歹合罕自己罕被立着”的记载相对应。虽然姚大力认为当日窝阔台的正式名分仍然叫做“罕”，而《秘史》中之“合罕”则出于后人之改写，见《“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载《北方民族史十论》，第208页。但我认为早在蒙古时代之前的突厥人政权中，“合罕”作为特别强大的统治者，用以彰显其地位的“荣誉称号”（laqāb），是可以与通行的“汗”号并行不悖的。这点可以参看Jūzjānī，，ed．by，‘，Kabul：Pūhanī，1343/1964，vol．2，p．47．“伟大的合罕，强大的兀鲁黑汗，出自著名的玉里伯里汗族。”（Khāqān-i ，ulugh khān-i ，az tukhma-yi khān-ānbānām būd［a-and．］）其中，“伟大的合罕”是他本人汗号之外附加的称号，也并未由其子世袭。

[159]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第3457页。又，《南村辍耕录》卷一《朝仪》：“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第17页。

[160]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第127页。

[161]Malik Juvaynī，trans．by J．A．Boyle，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Manchester：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1958，p．43；《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3页。

[162]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p．43；《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5页。

[163]原文作“？”，首字母缺音点。根据上下文当为，意为“确实、事实”（true，certain）。

[164]Juwaynī/Qazwīnī，Jahāngūshā，ī，vol．1，p．32．此句据波斯文原文直译，凡与汉译本不同之处皆用黑体标示。

[165]关于此句句义中的矛盾之处，已经由Jackson指出。他试图把最后一句中的“ū，他”（以黑体标示）所指代的对象解释为成吉思汗本人而非窝阔台。因为如果不按此理解的话，被认为在拖雷名下的“哈剌和林地区”既不与叶密立、霍博邻近；在地理上也不连接。但正如下面引文所显示的，13—14世纪的穆斯林史家在引述此句时，没有一人把“ū，他”解释成成吉思汗本人，故本文亦不相信Jackson的说法。“The Disslo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p．211，n．103．

[166]Ibn Fadhl Allah，ed．and trans．by K．Lech，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al‘Umari’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alik al-absar fi mamalik al-Amsar，Wiesbaden：Harrassowitz，1968，text，p．14；trans．p．100．

[167]所以莱希在注释中因为受《突厥世系》（Shajarat-i Türk）的误导，仍然把“alaṣlli”解释成“叶密立和霍博”，是错误的。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n．86，p．213．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Abū al-Ghāzzī Bahādur Khān）著，戴美桑（Peter I．Desmaisons）法译，罗贤佑汉译：《突厥世系》，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9页。

[168]论及误导波伊勒等人的史家，不得不提到瓦萨甫，其书云：“窝阔台犹在其父祗膺宝位之际，已承命嗣统；遂将汗位与‘国之腹心’置于叶密立和霍博之边；拖雷的禹儿惕和窝阔台［的分地］毗邻相接。”（va darmaimūn pidar chūn walī cahd khvāst būdan，ham va Qūbāq ka takht-gāh-i Khāniyyat wa surra-yi mamlakat būd maqām dāsht va Tūlū rāyūrt mujāvir vabūdī．），Abd Allāh b．Fadl Allāh Shīrāzī，ed．by Hammer-Purgestall，Geschichte（Ibn Fadl-Allāh），Wien：Hof-und Staatsdr．，1856，trans．p．93；text．p．96．Tārīkh-i （ va tazjiyat ），Bombay：1853，vol．1，p．50．瓦萨甫的句式完全承袭自志费尼书，只是辞藻更加浮华。但经其删改，“叶密立和霍博”变成了“帝国的腹心”（直译作：“脐眼”），与同书第22页所载矛盾，这只能看作是瓦萨甫书以辞害意的一个典型。

[169]Geschichte（ Ibn．Fadl-Allāh），text，p．20．

[170]Tārīkh-i，p．34．

[171]pl．bilād＜sing．balad，释义为“城市、地区”（cities，regions）。而亦都护所在的“别失八里”正以其地所辖“五城”而得名。

[172] 关于合罕分地向契丹（南）方向有比较远的延伸这点，可参看志费尼书：“合罕本人曾命令在契丹地和他的冬季驻地（汪吉沐涟）之间，用木头和泥土筑一堵墙。”《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章《成吉思汗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第29页。

[173]有关和林城四周驻地，详尽的研究可参考Boyle，“The seasonal Residences of the Great Khan”，The Mongol World Empire1206-1370，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77，pp．145-151；陈得芝：《和林城及其周围》，《蒙元史研究丛稿》，第39—43页。

[174]Javaynī/Qazvīnī，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vol．3，p．16；《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622页。

[175]Paul Pelliot，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suivies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ar”，Paris：Adrien-Maisonneuve，1949，pp．90-91，note．2．伯希和认为，由于蒙古语中的-γ音会因前后元音融合而消失，所以波斯文中的“塔海”-tāqāī可以与《秘史》中的“歹”-tai勘同。

[176]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45页。

[177] 《史集》第二卷，第237页。

[178]Tārīkh-i ，pp．33-34．

[179] 如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纪》：“于是定四子分地，以合剌豁鲁木之山，斡难沐涟之源与拖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元史二种》，第55页上；《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79页，引志费尼等书概括语。

[180] Pelliot，“Caracorom”，p．167．

[181]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第127页。

[182]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第265页；鲁不鲁克也曾观察到：即使是普通的蒙古富人，也多拥有一二百辆大车。而拔都汗的斡耳朵则“看起来像一座伸延在他驻地四周的巨大城池”。《鲁不鲁克东行纪》，第210、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