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阔台家族统治时期的新、旧政治中心

据《史集·铁木耳合罕纪》所载，成吉思汗生前，一共曾设立九个斡耳朵，其中四个属“大斡耳朵”（yeke ordo），另外还有五个较为次要的[1]。关于这四个“大斡耳朵”究竟何指，诸家考论尚有分歧。王颋认为它们系指成吉思汗于“三河之源”地区建立的四个斡耳朵：即“怯绿连河的阔帖兀阿阑”、“萨里川的哈老徒”、“土兀剌河的黑林”和“斡难河的阿鲁兀忽可吾”[2]。而陈得芝先生则认为“第四斡耳朵为鄂尔浑上游之西行宫”[3]。

因此需要稍作辨析的一点是：鄂尔浑上游的“行宫”是否就是“第四斡耳朵”？虽然李志常曾记载道，丘处机西行时，曾经过一个在杭爱山麓“乃蛮国兀里朵”旧址上建立的新营地[4]。而这则史料通常也被引用来证明自1220年代起，蒙古帝国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西移。

但是我们注意到，1．按蒙古惯例，成吉思汗诸长妻在其出征时一般都会留守在自己的老营中[5]，但丘处机在此处“乃蛮国兀里朵”却仅仅见到了“汉（女真）、［西］夏公主”，并未提到任何重要的蒙古后妃，可证明它当时还只是一次要之营地。2．耶律楚材也提到其于1218年“始发永安，过居庸，历武川，出云中之右，抵天山之北，涉大碛，逾沙漠。未浃十旬，已达行在。山川向缪，郁乎苍苍。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千古之盛，未尝有也”[6]。谢方曾指出，此处的“行在”位于克鲁伦河畔[7]；而罗依果更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位于萨阿里客勒（Sa’ari Qöl）的大斡耳朵[8]。这点也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所谓“自此（土剌河）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以黑车白帐为家”的记载相合，他们都注意了“三河之源”是当时蒙古人最集中居住的地方。而鄂尔浑河畔虽也有“车帐千百”，颇具规模，但李志常也注意到了其地“黍米斗白金十两，满五十两，可易面八十斤。盖面出阴山后二千余里，西域贾胡以槖驼负至也”[9]。完全依赖自外地转运粮食方敷供应。而直到窝阔台在位时，哈剌和林地区才初具农业[10]。那么其地是否能负担起常驻于“大斡耳朵”的大批人口，是颇成问题的。相反，怯鲁连河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展开无疑要早得多，亦较具规模[11]。

综上所述，我更倾向于认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分布的地区，应与其政权最核心的地方相重合。至于此处“乃满国窝里陀”的建立，却更多是出于战略、而非政治上的考虑。这是因为从当时大蒙古国的形势来看，他发起的西征将其控制的疆域大大向西扩张，由于新征服的区域局势还相当动荡，原来偏在东部的政治中心已无法有效地对蒙古高原西部进行控御；同时哈剌和林地区也具有其在地理、自然环境方面的种种优势[12]。而这个新立的斡耳朵，此时却尚不具备取代位于“三河之源”的大斡耳朵的条件，它与后来的哈剌和林城址，也并非一地。

另外，近年后由日本学者加藤晋平主持发掘，并由白石典之撰文考述的阿兀阑迦（Avranga，其名来自A’uruγ，蒙古语“奥鲁”，意为“军营”、“老小营”）遗址，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驻营地。其中曾发现过大型建筑物的地基和陶瓷器皿[13]。虽然陈得芝先生已经否定了白石典之将其比附为彭大雅书中的“大斡鲁朵”的推测，但可以认为这是“另外五个斡耳朵”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四大斡耳朵”中最主要的那个，也就是位于曲雕阿兰的大斡耳朵，在汉文史料中则被称作“龙庭”。耶律楚材有诗云：“诏下龙庭万国欢，野花啼鸟总欣然。熙朝龟卜符千亿，圣主龙飞第一年。”[14]据王国维考证，此诗当为窝阔台即位作，而据《元史》，其即位之地正是曲雕阿兰（库铁乌阿剌里）大斡耳朵。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元史》中多处提到的“龙庭”均非泛指[15]。如“壬辰（1232）九月，拖雷薨。帝还龙庭”[16]，指的正是返回曲雕阿兰。

出于避开拖雷家族传统势力范围的考虑，窝阔台于即位次年（1230），就将其老营西移至鄂儿浑河地区[17]。但是斡难—怯鲁连之地的诸“大斡耳朵”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而受到丝毫削弱，它们同之前一样，仍然是进行宗教祭祀和宴饮游猎活动的地方，而这些正是草原帝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认为，在窝阔台即位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蒙古帝国实际上存在着新、旧两个政治中心。

鉴于此，白石典之认为这是一段相当特殊的时期：由于哈剌和林城的建设尚未完成，窝阔台不得不从怯鲁连到斡儿寒河，在超过900 km的区域内进行季节移动[18]。这段路程据进谒蒙哥汗斡耳朵的西方使臣鲁不鲁克报告说，约为10天路程[19]。因而在1230—1234年间，窝阔台四季的游幸处既包括和林地区的新营地，也兼有成吉思汗时代的旧斡耳朵。他会在曲雕阿兰“大斡耳朵”（龙庭）中避暑[20]，直至十一月份，再依俗移向自成吉思汗时代，就已成为冬营地的“黑林行宫”（哈剌·屯，Qara-tün）。

不过哈剌和林地区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地提升着，据《秘史》，1233年夏季，窝阔台没有和以往一样返回怯鲁连河的旧营地，而是径直入驻于哈剌和林[21]。直至当年冬，他才返回东部的“阿鲁兀忽可吾行宫”[22]。从第二年起（1234）窝阔台不仅整年皆于哈剌和林地区活动，并在其南部，原先克烈部王汗的夏季营地“达兰达葩”（意为“七十岭”，Dalan Daban）和“八里里答阑答八思之地”[23]，两次召开宗亲大会，商议征宋事[24]。

太宗七年（1235）哈剌和林城的建成[25]，无疑是蒙古帝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志费尼说，哈剌和林城址的选定，乃出自窝阔台本人之“圣裁”[26]。不过有数据显示，和林城建立之初，它在当日蒙古帝国君臣眼中，不过是大汗营建的一处新的“行宫”，地位尚不及立有成吉思汗大帐的“龙庭”（大斡耳朵）。如负责营造和林宫殿的刘敏传记仅称：“是后，立行宫，改新帐殿，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闱司局，皆公发之。”[27]耶律楚材诗中以周天子所建之“灵沼、灵台”相比拟，则是就其具有“庆典、会盟”功能而言，至于其地位则依然是“行宫”[28]。而西方文献中比较客观的叙述，来自鲁不鲁克的准确观察：“他们（蒙古人）最初的居所，仍能找到成吉思汗的卓帐之处的那个地方，叫做斡难—怯绿连；但因为哈剌和林地区是其初次征服（疆域）的核心，他们遂将其视作‘皇城’（habent pro regali）。”[29]

由于其城市规模的宏大，它的影响力很快就溢出了蒙古帝国的疆域。大约于13世纪50年代前后，“哈剌和林”之名传播到穆斯林世界中。最早提到其名字的是阿拉伯作家、诗人伊本·阿比勒·哈底德（Ibn Abī’lḤadīd，生卒年为1190—1257/1258），他在报导蒙古人于1235—1236年间对伊斯法罕城的一次侵袭时，已明确提到：他们是受窝阔台合罕派遣，从“新建成的都城——哈剌和林出发，并向西行进”[30]。稍后于此成书的《纳昔里史话》（成书于1259—1260）中也出现了“哈剌和林”之名。合乎事实的是，朮札尼并未提到它是帝国的“首都”[31]。

但窝阔台所更关心的，应该是如何通过经营这个新的政治中心，来确立自己的权威。早在其即位之初，他就热衷于朝会之事，以至于“时朝集后期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从之”[32]，而和林城的功能正与其意相合。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于1234年颁布的条令：“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可能就是为了在政治中心的西移后约束诸王与会而颁布的。参看（表一），可以看出：1235年以后，窝阔台主要的政治活动都在和林城四周的宫帐中展开。与此同时，位于和林以南、翁金河上游“野马川”（月帖古忽阑）也取代了此前的黑林行宫成为新的冬营地[33]。

相反，这段时间中很少留下窝阔台巡幸斡难—怯鲁连旧地的记载。此种和传统政治中心的疏离，很难说和他与拖雷以及支持拖雷的东道诸王、诸部族之间的矛盾毫无瓜葛。其结果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愈加微妙起来。波斯文、汉文史料记载其唯一一次临幸东部驻牧地的活动，发生于太宗九年（1237）“冬十月，猎于野马川，幸龙庭，遂至行宫”[34]，正与窝阔台和东道诸王之间的冲突有关。据《元史》、《秘史》等文献可知，这是因为本年曾发生过“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此事遂在东道诸王属部中造成很大的震动[35]。因此窝阔台急忙巡幸太祖行宫，或有消弭其影响的用意。但这只是大汗和东道诸王之间矛盾的初露端倪。正如窝阔台本人亲口承认的，“自坐了我父亲大位之后”做错的四件事中的三件：1．“听信妇人言语，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2．将成吉思汗的宿将，“有忠义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阴害了”；3．“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围拦住，致有怨言”[36]。而这一系列事情背后所隐含的，正是窝阔台及其家族刻意疏远蒙古“本部”的举动，使得原本建立在共同地缘基础上，以集会、狩猎等形式维系着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难以维系。作为上述事态的进一步延伸，到“窝阔台死后，斡赤斤和察合台的子孙们渐渐变得难以约束了”[37]。并最终导致脱列哥那摄政期间，斡赤斤率军“逼宫”事件的发生[38]。

此后，脱列哥那为了使贵由顺利继位，于1245年和1246年先后召开了两次宗亲大会[39]。其中，1245年秋聚会的地点是“阔阔纳兀儿”（KūkāNā‘ūr）[40]，此地应该位于《元史》中所谓“答兰答八思之地”范围内，为窝阔台时代的秋季驻地。次年，贵由在哈剌和林地区的汪吉宿灭秃里即位。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成吉思汗之后首位未在大斡耳朵曲雕阿兰召开忽邻勒台而登基的大汗。此一举动或许反映了他和蒙古高原东部诸王关系的疏远，而同时这也多少会对其统治的合法性带来一些影响。

和其父亲一样，贵由汗也颇热衷于展示自己大汗的权威。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仁德之名超过他自己的父亲”[41]；一方面又以“暴烈和残酷”之名威慑臣下[42]。但除了其居潜邸份地叶密立和霍博外，他的主要活动区域仅局限于和林城周围。而且检索东、西方史料可发现，在居汗位期间，他似乎从未在斡难—怯鲁连地区召开大型集会活动。但对于游牧人来说，集会、宴饮首先是一种政治方式，所以史称贵由在位期间“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43]，从某种角度来说，或正与其对蒙古帝国本部，和对蒙古人传统的疏离有关[44]。

[1] 《史集》第二卷，第377页。

[2] 王颋：《大蒙古国的斡耳朵》，第111页。

[3]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元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册，第379页。

[4]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满国兀里朵得旨。”第233—234页。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第123页。

[5]如前揭Majami’al-ansāb所载：“大斡耳朵掌握在大皇后手中。”p．245．

[6] 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上，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7] 《西游录》，第5页，注8。

[8]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ol．2，p．988．

[9]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第282页。

[10]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2章，《合罕言行录》，第234、246—247页。

[11] 张德辉即报告了怯鲁连河附近，“濒河之民……亦颇有种艺”，相反他提到哈剌和林地区气候较寒冷，时“糜麦皆槁……已三霜矣”。张德辉：《岭北行纪》，贾敬颜校注，《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4、347页。

[12] 白石典之认为：哈剌和林所在的鄂尔浑平原是蒙古高原上少有的，兼具较高气温和较充足降水条件的地区，因此可同时满足游牧和农耕人群的生活需要，故自回鹘汗国以降就成为设立都城的不二之选。《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第145—149页。

[13] 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第79—85页。

[14] 《湛然居士文集》卷二《和杨居敬韵二首（其二）》。而早于此，其诗有“遥思御座分香赐，更想龙庭命席前”，卷四《戊子饯非熊仍以吕望磻溪图为赠》。据王国维考证，此诗写作于拖雷监国时期（1228）。波斯文史料已指出拖雷当时正镇守于“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中。

[15]《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三年戊辰（1208）春，帝至自西夏。夏，避暑龙庭。”第14页。

[16]《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2页。此条可与《史集·窝阔台合罕纪》所载勘合：“在蛇年……（窝阔台）返回了其都城（ba-takhatgāh-i khud），幸福地驻扎了下来。”

[17]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载，窝阔台于1229年（己丑）即位于库铁乌阿剌里（曲雕阿兰）。次年（1230，庚寅）春，即载其与拖雷猎于斡儿寒河，避暑于塔密儿河。其地皆在和林西北。第30页。

[18] 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第381页，注3。

[19] 《鲁不鲁克东行纪》，第266、279页。而据曾经行此地的张德辉所记，自怯鲁连河上游至和林城共15驿。张德辉《岭北行纪》，第344—346页。

[20]《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窝阔台于1232年九月结束征金后，北“还龙庭，冬十一月，猎于纳兰赤剌温之野。十二月，如太祖行宫”，第32页。“纳兰赤剌温”（Naran），译言“太阳石”。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中有“宪宗继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上总之”语，或为同一地，第158页。

[21]《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第273节，第290页下。“（斡歌歹）平安回着岭北（_中合_舌剌_中豁_舌鲁麻）行下了。”

[22]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2—33页。

[23] 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第225页。

[24]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是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儿寒河。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是秋，帝在八里里答阑答八思之地，议自将伐宋”。第34页。见《史集》第二卷，第58—59页。

[25]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万安宫。”第34页。

[26]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第33章，《合罕的宫室和驻地》，第261页。

[27]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二八《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592页。

[28] 《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三《和林城建行宫上梁文》：“抛梁东。万里山川一望中。灵沼灵台未为比，宸宫不日已成功。”

[29]本处引文参考Jackson所著新译本译出，与柔克义本略有不同。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trans．&Noted by Perter Jackson & David Mogan，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990，p．125．《鲁不鲁克东行纪》，第236页。

[30]John E．Woods，“A Note on the Mongol Capture of”，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ar East Studies，36：1，1977，pp．49-51．

[31]Jūzjānī/，，vol．2，p．177．另外，书中第147页也曾出现“Qarāqurūm”之名，但根据上下文，这应该是“Qarā Murūn”（哈剌·木涟，指黄河）的讹写。而2000年由蒙古科学院与德国波恩大学共同进行的考古工作中，曾发现一枚铸造于（635/1237—1238）的银质钱币，上面有“QRH Q（或）RM”字样，或可释读为“Qarah Qurum”。如果此则信息可靠，那么这应该是哈剌和林之名最早的波斯语拼法。Stefan Heidemann，“The First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Qara Qorum，from the Year 635/1237-1238”，Acta Mongolica，vol．11，（2011），pp．113-128．

[32]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57页。

[33]白石典之认为“野马川”即“月帖古忽阑”（Qulan，意为“老野马”）的汉译名。见《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第264页。陈得芝先生则认为其地当为翁金河上游东南二三日程之地，《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第130页。《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和宁”西南方向标有一地名“野马川”，可与前述观点参证。

[34]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5页。

[35] 此次括民女诸部乃为斡赤斤属部，又见《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第281节，第306页下；《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合罕言行录》，第254页。

[36] 《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第306页下。据《史集》，朵豁勒忽·扯儿必是拖雷节制下的那颜，第二卷，第36页。

[37]Jūzjānī/，vol．2，p．166；Jūzjānī/Ravery，，p．1143．

[38]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皇后欲西迁，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第3464页。案，“西迁”，即迁至位于叶密立、霍博的窝阔台分地中。

[39] 《史集》此处的记载略显混乱，兹据汉译本所附注，第一次的时间是伊斯兰历643年4月为公元1245年8—9月。第二卷，第215页。

[40]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805；Jāmi’al-tavārīkh，MS．，London，p．581a．案，“阔阔纳兀儿”一字的拼法，德黑兰本、伦敦本皆作“KūkāNā‘ūr”，而这和《史集·窝阔台本纪》中提到的距哈剌和林一日程的秋营地“Kūsa Nā’ūr”应是同一个地方。汉译本，第二卷，第71页。Boyle曾认为“Kūkā Nā’ūr”是正确的写法，陈得芝先生则认为当作“Kūsa  Nā‘ūr”（曲先恼儿）。但如何与此处勘同？目前似仍未有一完美的解释。《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第129页。

[41]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83页。

[42] 《史集》第二卷，第223页。

[43] 《元史》卷二《定宗本纪》，第40页。

[44]除了和兄弟们关系的疏远，穆斯林史料还多次提到贵由因受其“王傅”（Ata bek）合答（Qadaq）的影响，一改蒙古人对宗教的宽容政策，压制伊斯兰教徒。《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82—283页；Jūzjānī/，vol．2，pp．171-172．而蒙哥汗自负“一依本俗，不从他国所为”，也许正是针对其前任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