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我们读《搜神记》，不可不知道一个事实，即《搜神记》原书已经在北宋末年的战乱中佚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人的辑本。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初年，他以佐著作郎领国史，著有《晋纪》二十卷。《搜神记》在《晋书》本传、《隋书》和《旧唐书》的《经籍志》，直到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的《艺文志》中，都著录为三十卷。可见这个三十卷本原书，到北宋时尚存。但到了南宋，就连一些大藏书家也已经看不到它了：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没有提到它，《宋史·艺文志》虽著录“干宝搜神总记十卷”，却又注明“不知作者”，可见已经不是三十卷本的原书了。

今传二十卷本《搜神记》，据考是明朝万历年间，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录出的辑本。胡应麟字元瑞，浙江兰溪人。他聚书四万余卷，是个广见博闻的学者，但辑佚不是件容易的事，故辑录本仍不免有阙遗和误收。胡震亨把这个本子收入《秘册汇函》时，就对卷二《夏侯弘》条所记谢尚无儿事后于书成之日至少二十余年提出过质疑。鲁迅在研究古小说时指出，“现行本《搜神记》乃后人抄合”（《稗边小缀》），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余嘉锡则认为，本书尽管有误收之处，但“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四库提要辨证》），这个大致上是可信的。

辑录本未能完全恢复原书的本来面貌，还在于没有把原书分篇的结构格局表现出来。《搜神记》原书是分篇的，《晋书》本传所载自序片段中说：“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所谓“八略”，就是《搜神记》原书所分八篇。这八篇的名目，如今只能从《水经注》、《荆楚岁时记》、《法苑珠林》等书引文中见到《感应》、《神化》、《变化》、《妖怪》四种，本书卷六第一则《妖怪》，当为《妖怪》篇的叙论；卷十二第一则《五气变化》，当为《变化》篇的叙论。其余均已不详。所以要恢复原书的本来面貌，事实上已是不可能了。不过辑录本分卷条列，大抵以类相从，与干宝自称的“会聚散逸，使同一贯”的编写体例还是相符的。

《搜神记》的内容如其书名所示，是“撰集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干宝《进书表》），目的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自序），其中约近半数是“考先志于载籍”来的，还有约一半是“收遗逸于当时”来的。干宝的同时人刘惔看了他的《搜神记》以后，称赞他是“鬼之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曾因秉笔直书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搜神记》中确有一小部分纪实的内容，如连体婴儿、两头怪胎、性别变化等异常现象，是虽然怪异却实际发生过的，而被干宝当作妖怪搜罗来的。但大量的故事，却来自并不翔实的传闻佚说。《晋书》本传说它有“混虚实”之处，连干宝自己也承认“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不仅《搜神记》中的故事来源虚实混杂，干宝在记述这些故事时也作了一定的艺术加工。《晋书》本传提到干宝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一件是父婢被生母推入墓中，后十余年开墓而婢还活着；一件是兄曾气绝而复苏，自言见天地间鬼神事。前一件事明显有失实之处，干宝记述时又隐讳了是自己家中的事，而把故事说成发生在杜锡家里（见本书卷十五《杜锡婢》）。后一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人在假死状态下有一些幻觉并不奇怪，但干宝也没有如实记录，而是加入了术士作法使之还魂的神异情节（见本书卷一《吴猛》）。可见，干宝撰写本书并不是“秉笔直书”，而是加入了虚构的情节。与其把他比作秉笔直书“鬼之董狐”为鬼写史，不如把《搜神记》视作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一部代表作。

作为志怪小说，《搜神记》自然有它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宣扬了鬼神迷信和妖怪巫术之类，这一点，用科学的眼光不难识别。但同时，其中的许多故事和传说歌颂了反抗压迫、不怕鬼神、为民除害、忠贞相爱，成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戏曲方面如《东海孝妇》（本书卷十一）之于《窦娥冤》，《董永》（本书卷一）之于《天仙配》；小说方面如《范巨卿张元伯》（本书卷十一）之于《清平山堂话本·死生交范张鸡黍》，《三王墓》（本书卷十一）之于鲁迅《故事新编·眉间尺》等等，《搜神记》都为后世的再创造提供了素材和艺术启示。蒲松龄《聊斋自志》曾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这或许是蒲松龄的自谦，但他深受《搜神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原文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曹光甫校点。如有文字歧异，择善而从。原缺《搜神记序》，现据《晋书·干宝传》补录。

王一工唐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