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代一百年》里汇集的是我多年来随写随发、长短不拘的一些文章。这一次它们被秦青、李文彧两位资深编辑找出来，精心编排成一个似乎还有主题和体系的小册子。没有秦青、文彧的辛勤工作，以及明哲兄、蒋浩老师的敦促、协调，肯定不会有这本书。
历史学是我的专业，近代史是我很长时期的一个研究重点。近代史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从一个学术性不强的泛政治化课程逐渐规范化。今天的近代史研究，就学术规范而言，与中古史、上古史等学科，并无很大差别了。
过去三十年，我也随着这个学科的成长而进步，就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写出自己的心得。读书时，先生们总是告诫我们对于自己的写作要格外慎重，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悔少作”。因而我在写作时始终坚持的原则是求异而不是求同，与前贤时贤相同相似的就不去写了，尽量说点自己不一样的心得。
我虽然并没有真正做到陈寅恪那样的境界——别人说过的我就不说了，自己说过的也不说了，只说自己最近的阅读与思考，但我确实尽量做到中立客观地讨论学术，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有一点心得就说一点心得，假如没有新意，我也就不说不写了。这样一来，我的研究感觉好像总和别人的有点不一样。
其实，任何学术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研究。我个人的研究也不能够超出这么一个规律。没有对前人作品的阅读、思考与吸收，历史学不可能进步。
过往四十年，中国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回想读书时、刚入道时学术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再看我们现在的讨论，很多时候都觉得恍若隔世，真不相信变化如此之大之速。
四十年间的进步，基础是新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很多我们几十年前很难见到的近代史资料，今天却可以轻易获得。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让许多历史问题逐渐脱敏；另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实在改写了知识生产的程序，过去以为有些资料肯定是看不到的，现在点几下鼠标就行了。
知识生产方式的进步，观念的调整，都使我们对近代中国百年史的评判有了新的可能，使我们有可能不是从狭隘的立场讨论近代百年的是非得失、恩怨情仇，而是从大历史、全球史的视角回望反思这段历史。
许多研究者将近代百年定位为“悲伤”、“沉沦”的历史，对此我并不反对。我的一点新提示是，我们在讨论百年悲伤沉沦的同时，也一定要看到中国的进步。简单而言，对这个进步有两个观察视角。一个视角是，假如我们承认现代化、工业化是中国无法绕开的路，那么就应该承认近代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毕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短短的百余年中诞生了为数不少的中心城市，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另一个视角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百多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巨大。回想乾隆朝马戛尔尼的来华，道光、咸丰朝与西方的冲突，至清末民初，不过百余年，中国就从边缘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甚至参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安排。
从大历史去定位近代百年史，我们很容易看到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从西周建构的农耕文明中走出，创造着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历史巨变已经起步，已经跑了一段路，但距离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尚有漫漫征程。所以，我的意思是，回望百年，进步多多，成就巨大，但从大历史看，中国仍在突围中，有赖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继续奋斗。
是为序。
马勇
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