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曾在尼泊尔跑马拉松，勇攀高峰。我曾多次参加美国伯克比纳54千米越野滑雪马拉松比赛（其中一次正在孕期），是跆拳道黑带选手，还曾在1978年华盛顿泛美运动会 [1]的女子全接触式自由搏击比赛中获得铜牌。我曾觉得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后来，我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早在2000年这一疾病确诊之前，它带来的烦人症状已伴随我走过数十年，只不过当时的我总试图忽略这些小毛病，没有留意。到了确诊时，这种病已经深入侵袭我的中枢神经系统，因此，身体衰退得很快。短短两年后，我就无法和孩子们在家里后院踢足球了。2003年秋天，在医院里走动都会让我筋疲力尽。到了2004年夏天，我的背部和腹部肌肉极度虚弱，不得不借助轮椅行动。确诊之后的三年内，我从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症转变为继发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症。尽管治疗方案越来越激进，但我的病情仍然在不断加剧，并逐步丧失多种能力。到了2007年，52岁的我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零重力椅上。

每个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都有自己的故事——确诊时蓦然回首，多年来的各种线索和奇怪症状都有意义。在大多数神经系统疾病和自身免疫病患者身上，症状都是在数十年中逐渐累积的。我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努力寻找答案，思考如何更好地诊断、治疗；作为一名病人，我不得不尝试拯救自己的生命。

和大多数医生一样，我一直致力于迅速对病人做出诊断，然后使用药物、手术等方案进行治疗——直到我自己成了病人。传统医学让我无比失望，怎么治疗都没有效果，只能眼睁睁地走向卧床不起的结局。自医学出现以来，医生们就常常拿自己做实验，要么用以证明科学观点，要么在传统疗法作用有限时进行自我治疗。面对这种找不到有效治疗方案的慢性病，我继承了这一传统，开始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出乎意料的是，通过这种实验，我不仅阻断了疾病恶化进程，还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和身体功能。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一百多年前，托马斯·爱迪生曾说过：“未来的医生不会给病人开药，但会让病人学会保养身体、饮食得当，更重视预防疾病而非治疗。”这也成了我的新方向，让我充满了激情和使命感。我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健康和疾病。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情感上，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职业角度，我都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同时，我也热心地帮助别人，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崭新的人生。

我的诊断经历

早在1980年，当时的我还在医学院念书，沉重的学业压力可能是我最初出现症状的原因。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只是模糊地称之为“痛击感”，也就是一种强烈的面部刺痛。它们往往持续时间很短，毫无规律，有时是波浪式的，疼痛感会持续一两个星期，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中逐渐消失。在最忙碌、最残酷的医院轮转期间，我经常连续轮班36个小时，睡眠很少，这种状态是最容易出现痛击感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越来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感觉就像用1万伏特的电棒抽打我的脸。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面部疼痛的情况加重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孤立的、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医学界存在着无数难以解答的奥秘，也不需要真的解决。即使作为一名医生，我也没有想太多。当时的我忙于照料病人，无暇关注自己。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我压根没有怀疑过我的免疫系统存在问题。

这是我的第一个症状，但应该不是多发性硬化症的真正开端，早在十年前，甚至可能是二十年前，它就已经无情地侵入我的中枢神经系统。我的脑和脊髓一直在承受友军攻击——我的免疫系统总在攻击自己的神经髓鞘。起初的好些年里，我都毫无感觉。尽管如此，攻击确实发生了。

岁月流逝，我成了一位母亲，生了儿子扎克，然后是女儿泽比。作为一个需要兼顾工作和孩子的女性，忙碌和压力让我无暇他顾，而多发性硬化症的时钟嘀嗒作响，步步向前。我丝毫没有听到疾病的钟摆声，虽然当时的我视力下降，面部的痛击感也在不断发出警告。四十多年以来，我满心期望成为一位积极、勇敢、充满活力的女性。我幻想着未来，白发苍苍的自己仍然能和孩子们一起翻山越岭。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无法言说的小毛病如此重要，最终会影响我的行动和思维能力。

一次晚宴上，我与一位神经学家聊天，不经意间提到我的左右眼看到的蓝色有些差异，右眼看到的蓝色比左眼亮一点。她对此很感兴趣。

“你以后可能会患上多发性硬化症。”神经学家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此类评价。然而，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去世了，在一段悲伤混乱的时间后，我将这句话抛诸脑后，忘得一干二净。直到若干年后，才回想起她的先见之明。

一天，我的伴侣杰基忽然发现我走路的姿势很奇怪，我以为她只是随便说说，因为我自己浑然不觉。后来，她坚持要我陪她去3英里［1］外的牛奶场买冰激凌，我们步行来回，回来的时候我只能拖着左脚行走，感觉它像一个沉重的沙袋。我甚至无法抬起脚，感到筋疲力尽，十分恶心。我害怕极了，立即预约了医生就诊。

许多最终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的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很多年来，病情的发展都很缓慢，没什么太大的感觉，直到症状变得明显之后，才可能做出诊断。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不断地接受各种检查，忧心忡忡地等待每个结果。有些检测仪器用闪光灯和蜂鸣器来回扫描我；有些则电力更强，带来的疼痛感也更强烈。当然也少不了各种抽血检查。面对各种医学仪器，我没怎么说话，心里一片惶恐。所有检查结果都导向了消极的结果，毫无疑问，我确实出了问题。

最后一轮检查要做的是腰椎穿刺。如果脊髓液中存在寡克隆区带蛋白（抗体过量的指示物），那就可以确诊为多发性硬化症。但是，如果这个测试是阴性的，那么我可能患上了所谓的“特发性脊髓退变”（也就是说医生也不知道原因）。在众多可能的诊断中，后者似乎是最轻的诊断。我满怀希冀，等待结果。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知道结果应该已经出来了。我可以在家里电脑上远程访问医院的医疗记录，于是就将自己的病历调出来，翻到了检验结果——阳性。我站起身，来回踱步了两个小时，再次登录系统，重新确认——还是阳性。我总共查了五次，希望结果会有所改变。但它没有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我确实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我的衰退历程

2000年夏天，我、杰基和孩子们一起从威斯康星州的马什菲尔德搬到了艾奥瓦州，接受了艾奥瓦大学助理教授和退伍军人医院初级保健诊所主任的联合任命。此时的我刚被确诊为多发性硬化症，正在服用医生开的格拉替雷。我完全信任医生，由对方决定治疗方案。作为一名医生，我习惯于相信主治医生，因为他们是最了解情况的人。我对多发性硬化症能有多少了解？那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我遇到了最优秀的医生，得到了最好的治疗，所以，在对抗疾病方面，我认为我已经做到了最好。

我决心不让疾病影响新岗位的工作。我任职于全新的领导职务，面临一系列挑战。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也热爱教育学生。孩子们在新家里生活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主治医生也很棒。我开始想象，病情可能永远不会恶化了，甚至不必将病情告诉孩子们。

随后，我的右臂和手开始变得虚弱无力。医生给我开了类固醇，用以抑制免疫细胞，缓慢恢复肌肉力量，然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又是缓慢而稳定的衰退。我能感受到这种衰退，杰基和孩子们也都能看到。他们后来承认，有时在我身边会感到尴尬，因为我能做到的动作越来越少，越来越无力。有时，他们希望我不要参与活动，这让我感到内疚，因为我其实很想陪伴家人。我想，给整个家庭造成这么大的压力，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错。我本应是照顾他们的人，却逐渐变得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此时，距离我的确诊才刚刚过去两年。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2002年，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1]的神经内科医生指出，我的病情正在慢慢恶化，建议我去看一看阿什顿·恩布里博士的多发性硬化症慈善网站。恩布里博士是一位地质学家，他的儿子是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通过改变饮食，他儿子的病情有了显著改善，因此，他正在大力推广通过饮食改善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病理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想法，或者说，至少是我第一次注意到类似的概念。虽然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替代疗法”——作为一名接受正统西医训练的医生，我没有怎么注意过边缘性的替代医疗实践。但这个建议来自我的神经内科医生，所以我认真地听取了意见，决定好好阅读该网站的内容。

恩布里博士的网站上有许多科学文献，我开始逐一阅读。这些文章转载自同行评审期刊，作者都是著名医学院的科学家。这不是“软科学”，也不是什么“替代疗法”，而是合法的研究。同时，这也是一门艰深的学科，大多在我的专业知识之外，或者说，它所依赖的科学概念我都没有学过。因此，我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有些困难，脑子里一片混乱。原来有这么多新的知识，我怎么不知道？经过大量而精细的阅读，我断定恩布里博士不是江湖骗子，他的观点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也许饮食真的对多发性硬化症至关重要。多年来，我的健康状况一直掌控在医生手中，而且病情不断恶化……这个想法吸引了我，只要控制饮食就能治病——这看起来太简单，也太美好了，简直不可能是真的。我必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在恩布里博士的网站上，我第一次听说了洛伦·科登（Loren Cordain）医生。科登医生将人类饮食的变化与西方社会慢性病的发展联系起来。他发表了许多文章，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面向公众的书《古老饮食法：如何健康减肥》，这本书当然比专业论文好懂。1于是，我吸收资讯的速度更快了，学到了分子拟态、肠瘘、凝集素和免疫调节等新名词——本书后面将逐一探讨这些知识。我开始理解恩布里博士和科登医生的理论来源，这才发现饮食对身体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根本不像我之前理解的那么无关紧要。

现代饮食中的大量碳水化合物和糖可能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和炎症，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古老饮食法对多发性硬化症可能有帮助，相关证据很有说服力，但对我来说，改变饮食结构相当困难。我从大学开始就吃素，热爱豆类和米饭，还很喜欢做面包。我真的能放弃自己的主食（谷物、乳制品和豆类）吗？

但我更想要治好病，和孩子们一起散步、工作、玩耍。于是我决定放手一试。肉又回到了我的菜单中，我放弃了一部分自己热爱的食物。起初，我一吃到肉就觉得恶心，只能酌量往汤里加些肉。随着时间的推移，吃肉就越来越容易了。

我对食疗的效果满怀希望，然而，尽管我采用了古老饮食法，病情却仍在不断恶化。我无法再和孩子们一起在后院踢足球，因为一定会摔倒。我不能陪他们一起参加童子军、女童军远足，再后来，甚至连和杰基一起散步都越来越难了。我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失望，有时很沮丧，甚至会在不应该落泪的时候落泪。但我没有动摇。恩布里博士网站上的一些文章说，恢复需要5年时间。我意识到，不能期待一夜之间奇迹降临，必须坚持改变。即使进展缓慢，这依然是我能为自己做的努力，也能从中获得自我掌控感。

同时，我重新计划了出行方式，尽量避免步行。医生建议我买一辆踏板车，后来由于疲劳加剧，他又建议我改用倾斜式轮椅。此外，医生还建议我尝试服用米托蒽醌，进行化疗。后来，我发现这不起作用，于是转而使用一种新的免疫抑制药物那他珠单抗，但在我第三次注射之前，由于一部分使用者因脑中的潜伏病毒被激活而死亡，那他珠单抗被迫下架了。之后，医生建议我服用骁悉，这是一种可以抑制免疫细胞的药物，通常在器官移植后服用。服用骁悉之后，我经常口腔溃疡，皮肤变得灰暗，每天都无比疲惫。每个无力地瘫在床上的夜晚，绝望都在折磨着我。杰基、扎克和泽比是我的生命支柱。杰基会抱着我，安慰我，告诉我无论前路如何，她都会和我一起度过。我们经常讨论孩子，谈论我们的处事方式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了家人，我不想将满腔沮丧和颓废展现出来。

我一度拒绝使用轮椅，但真正用上了之后，确实感受到了轻松惬意。我又能和家人一起在公园或附近步行（更确切地说是推行）。它确实让我的生活更轻松。然而，它也削弱了我的背部肌肉，而这些肌肉萎缩得越严重，我的卧床时间也就越长。虽然没有将问题挂在嘴边，但我感到自己终将卧床不起。坐在桌前工作对我来说已经过于劳累，所以我买了一把零重力椅子，它设计得像太空飞船中使用的座椅。当我完全倚靠在椅背上时，椅子能将我完全托住，膝盖的位置比鼻子还高，我的办公室和家里各有一把这样的椅子，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疲劳，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仍然无法接受这就是我的未来。

夺回生命自主权

坐上轮椅之后，我意识到传统医学无法阻止病情恶化。对于古老饮食法，我仍然心存希冀，希望它能为我带来改变，但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真正的好转。我决定回去读医学文献，寻找别的方法，是否存在某些被医生忽略了的东西。我开始接受，康复是不可能的，但也许可以让恶化来得更慢一些。以前的我将一切都交给医生，从未真正想过为自己的身体负责。现在，我发现自己需要更具前瞻性的思考。我发誓要不断研究、探索，穷尽每一条路，以防遗漏了真正的答案——一切都是为了让常年卧床生活来得更晚一点。

起初，我着手阅读所有临床药物试验的最新资料，但后来我发现这些资料都涉及无法获得的药物，只存在于理论层面，所以我开始尝试着跳出框框思考。我知道科学的运作规律，也知道小白鼠实验是未来医学研究的基础，但这通常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才能走到临床试验阶段，更不用说成为标准化的治疗方式了。这是前沿中的前沿，所以我选择了从这一领域开始。我想知道最聪明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会如何设想此类疾病的未来趋势。

每天晚上，我都会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网站上搜索文章，主要关注多发性硬化症的小白鼠研究进展。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脑会慢慢萎缩，所以我也会阅读导致脑萎缩的其他疾病的动物研究。我研究了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葛雷克氏症（即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和亨廷顿病。我发现，这四种疾病会导致线粒体（负责管理能量供给的细胞内结构）功能问题，脑细胞过早死亡，从而导致脑萎缩。之后，我阅读了更多文献，研究者认为，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2和辅酶Q、肉碱和肌酸3保护老鼠的脑和线粒体。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我决定采取行动。我把这些用在老鼠身上的剂量转换成人类的量，然后预约了初级保健医生。她看了我的清单，认为这些补充剂应该是安全的。她逐一检查那些补充剂，确定它们之间不会出现什么糟糕的相互作用。我对开始新方案（补充维生素及其他保健品）感到兴奋，每天坚持服用，却丝毫没有看到效果，我很失望。坚持了几个月后，我选择了放弃，却没想到在放弃这个新方案短短几天后就无法再下床了。然后，我又重新开始补充营养素补充剂，很快就又能起身了。这说明它们是有用的！

这是一线生机。很明显，我想，我的身体从那些补充剂中得到了一些必需品——而且这些东西只能从补充剂中获得。

发现电刺激

接下来，我发现了电刺激治疗。一项研究提到，可以用肌肉电刺激治疗因急性脊髓损伤而瘫痪的人。这被称为电刺激，目的是保持患者的骨骼健康和生活质量。看完这一研究后，我想知道电刺激是否能减缓我的病情恶化的速度。于是我找到了一位电刺激理疗师，他警告我说，有些尝试过的运动员表示它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消耗。他不确定这是否对我有帮助，但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试试看。

在第一次治疗中，治疗师让我俯卧着，把电极贴到我的背部骶棘肌上。我把左腿抬起来放在桌上，当他开启电流时，那感觉就像很多虫子在我的皮肤上飞跑。电流持续不断，虫子越跑越快，感受越来越强烈，直到开始感到疼痛。过了一会儿，治疗师问我能不能再调大电流。这是标准的流程，因为脑部会释放内啡肽和神经生长因子，使电刺激渐趋舒适，所以几分钟后，患者能承受的电量会升高。治疗结束后，我左腿的股四头肌极度虚弱无力。也就是说，这相当于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锻炼”，比这些年来我自己能做的运动量都大。于是我开始定期接受电刺激治疗。

发现功能医学

每天晚上，家里人都入睡后，我会在互联网上四处搜索，寻找更多有用的信息。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功能医学研究所的网页，立即被吸引住了。功能医学的目标是探索遗传、饮食、激素平衡、毒素暴露、感染和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试图以此促进医学发展，帮助人们重获健康活力，为临床医生提供方法，更好地护理复杂慢性病患者。

这正是我坐上轮椅后一直在追寻的问题。该研究所为医生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编制了教材，还时常举办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课程。其中一门课程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叫“神经保护：一种治疗常见和罕见神经综合征的功能医疗法”。我选了这门课，开始夜以继日地学习。虽然一开始很困难，但是功能医学课程告诉我，可以尝试改善线粒体和脑细胞的状况。这为我开启了全新的视野，重新思考脑健康及其与身体健康的关系。虽然这与我以往所学不同，但也很有意义。它极具逻辑性，有充分的科学实证支持，所以能够引起我作为一名医生的共鸣，同时也与我作为一名患者的经验相吻合。

从学习中，我知道自己至少有一个基因缺陷，从而增加了患多发性硬化症的可能性。最后，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肠瘘、食物过敏、毒素、无法提供足够能量的线粒体、神经递质问题，以及B族维生素和硫的代谢低效酶。根据我现在懂得的知识，我发现自己需要补充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抗氧化剂和必需脂肪酸，它们都有助于改善线粒体和脑细胞的健康。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大脑出现问题是因为它受到了免疫细胞的攻击。我也想到了一些措施，有助于平息在脑部肆虐的炎症之火。我的世界观正在改变。我立即着手改变生活方式，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以前做过的任何事情。我与自己签了一份协议，将其称为“华尔斯方案”，本书的种子就此播下。

但我该怎么做呢？我要补充的营养素有长长的一串，难道真的要每天吃一大把药丸吗？这有用吗？古老饮食法认为食物是最好的营养素来源，功能医学则更依赖补充剂。很明显，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没法服用补充剂。古老饮食法教会了我不要吃某些食物，但不一定能告诉我，如何精确地获得自己所需的营养素。功能医学帮助我确定了自己究竟需要哪些营养素，也给出了维生素和补充剂清单，却不会告诉我如何获得它们。

如果我能从食物中获得和药物一样剂量的营养素，我认为，这些营养可能比从药物中获取的更有效。此外，我还可能从食物中摄入许多其他化合物——食物中可能有数千种尚未命名的化合物，它们与营养成分混在一起，协助特定维生素或补充剂发挥效用。（自然界中的大多数维生素实际上是相关化合物的族属，在人体细胞中都具有生物活性。）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专门的饮食计划，让自己的线粒体和脑的功能达到最大化。这个计划将超越我遇到过的任何疗法，将古老饮食法原理、功能医学概念和我自己的研究融会贯通，它或许会让我的身体发生变化，这正是我无比期待的事情。

我盯着新列出的功能医学营养素清单，开始思考：哪些食物含有这些营养素？我不知道。我把营养素清单给几位注册营养师朋友看，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从食物中获取这些东西。然后我去了健康科学图书馆，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答案，于是又回到互联网上搜索。付出了许多努力之后，我终于定下了一个长长的优化饮食新食谱。我开始在每顿饭里加上这些东西。

此后，我的脑和身体都开始发生变化。

生成实证证据

当时的我正要任职新的岗位，担任多发伤病科的初级保健医生，负责治疗头部受伤的退伍军人。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杰基和我都怀疑医院是不是故意给了我这么一个职位，迫使我面对自己不能再工作的残酷事实。然而，我的工作成就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包括我自己。我尝试了3个月的新食谱，逐渐增加电刺激的治疗强度，每天练习冥想和简单的自我按摩，之后，我就可以只靠一根手杖在各个诊室间行走了。6个月后，我可以不用拐杖走遍整个医院。这一过程改变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我对世界的体验和看法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前的我（那位传统的内科医师）就像前往大马士革的保罗 [1]一样，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前的我依靠药物和手术为病人治疗疾病，而我自己的疾病却因这种治疗模式而日渐虚弱，现在我完全明白了，疾病始于细胞层面，当细胞缺乏构建基块时，就很难进行适宜的生物化学反应。准确地说，要拥有真正的健康，就要为身体提供适宜的环境，同时去除对细胞有害的物质。我终于明白了，我必须努力为我的细胞提供有治愈力的构建基块。我开始着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变化真的出现了。

这完全改变了我的行医方式。我开始在初级保健诊所教住院医生和病人们，用我刚刚找到的照顾自己的最佳方式，通过饮食和健康行为来治疗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情绪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性脑损伤，而不仅仅依靠药物。人们应该了解，饮食和生活方式是强有力的治疗方法，哪怕不比药物更有效，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多发伤病科门诊的病人十分渴望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加速脑的愈合。通过一个又一个病人的实践，我发现随着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他们的症状有所减轻，对药物的需求也减少了。

虽然确实有许多人因此受益，但这样的证据还不够有力。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临床试验，医疗机构根本不会相信，更不用说认可我的方案了。我认为，哪怕只是为自己研究治病方案，也应该抱有同样的严谨态度——更何况，我需要明确的临床测试来确定它是否适用于其他人。因此，我决定开展漫长、复杂而昂贵的临床试验，以证明新方案不仅适用于我，也适用于其他任何有类似疾病的人。这意味着要设计试验，申请资助，寻找资金（如今的中标率还不到2%），并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弗吉尼亚州大学监察委员会）的批准。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我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0年10月6日，我们招收了第一位患者。

2011年秋天，TEDx大会的组织者邀请我提交一份演讲提案。TEDx是TED[2]大会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技术、娱乐、设计等问题。它是一个分享各种主题的非营利会议的组织者，这些主题演讲会被录制下来，放在互联网上供公众观看。TEDx在当地组织，但也可以在网上免费观看，演讲者不收费。TED和TEDx的观众多得无法计数，还有相当一部分狂热粉丝。我有18分钟的时间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推广我为线粒体和脑组织设计的饮食方案。我接受了邀请。

在演讲中，我解释了强化营养计划的具体内容，发动大家一起成为守护线粒体和健康饮食的大使。11月月底，我的TEDx演讲《注意你的线粒体》被放到了YouTube上。它很快传播到古老饮食法爱好者、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和功能医学等各个领域。一年内，那次演讲播放了超过100万次。通过这次传播，我接触到的人比大多数医生或科学家一生中接触到的都要多。我想，我是在帮助世界变得更好，这令我很振奋，但我想要做得更好。

我的努力方向从未如此清晰：我需要继续科学研究，这样才能影响到医生同行们，最终改变医疗保健标准；我需要继续教育公众，因为我相信，一旦了解到食物对恢复和维持健康的力量，公众认可的康复理念很快就会远远领先于医学界。

于是我开始写这本书。

同时，我扩大了实验室，开始从事更多的研究，我们的初步成果非常令人兴奋。我们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对继发性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多模式干预：可行性及针对疲劳的治疗效果》4，表明该方案安全实施在其他人身上之后，在临床和统计上都能显著减少患者的疲劳。更多的论文仍在筹备中，将从情绪、思维、行走能力、营养状况和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等方面探查本方案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几种试验，可以继续提炼、改进和传播这种生活方式的无限潜力。

我仍然是个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但也找回了自己的生活。

你的故事

为了证明华尔斯方案对多发性硬化症和其他慢性病有效，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和数百万美元进行临床试验。我正忙于撰写和提交申请，希望能获得研究基金资助。同时，我邀请你来阅读这本书，把我的故事记在心上，并与家人、医生一起讨论方案。我想让你知道，最重要的是——医生无法治愈你的自身免疫病，药物只能缓解症状，有时还会出现更痛苦的副作用，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事实上，能够治愈你的力量就在自己体内。你所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的身体提供它所需要的东西，清除对它有害的东西。你可以恢复健康，但不是通过药物，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你根据细胞的需要进食和生活时，身体就会将所有能量集中在自我疗愈上，巨大的变化也就即将出现。

持续多年的自我实验，是为了准确地找出对抗自身免疫病所需的东西。结论就是我们的身体需要华尔斯方案，它能系统且有效地阻止螺旋式衰退过程，也能修补受损的生物化学机制。方案的主体并非医生或药剂师，而是你自己，得到的改变应该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这一方案能通过改变你的日常饮食和行为，恢复你身体的疗愈能力。其实，你不必等到所有的证据都通过医学界审查，不用等到“食物处方”成为传统医疗护理标准的一部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真的，因为这是唯一合理的做法），现在就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食物是身体健康的基石。我们对食物的选择，既可能带来疾病，也可能创造健康和活力。

执行了华尔斯方案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情绪变得更好、能量又重回体内。过胖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体重趋向正常，同时也不会感到饥饿。在我的诊所里，执行方案超过3个月的人，都会出现这些变化。在接下来的3年里，病人会感觉变得越来越年轻，细胞恢复活力，身体也重返健康。

如果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就能让人摆脱轮椅重新站起来，那会是什么感觉？想想你爱的人、社会、国家和世界，都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来优化自己，我们就可以恢复世界的健康和活力，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你会做出什么选择？你会选择何种方式度过余生？带着残障去生活，还是充满活力地去生活？一切由你决定。

［1］北美、中美和南美洲地区的大型综合运动会，创办于1951年，每四年举行一届。——译者注

［1］1英里=1.609 344千米。——译者注

［1］一所集临床治疗、病人护理、研究和教育为一体的非营利性多专科学术医疗中心，美国超大型的、享有盛誉的医院之一。——译者注

［1］圣经故事，保罗原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有一次保罗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在途中得耶稣基督亲自显现而悔改信主，成为外邦人的大使徒。在这里比喻自己彻头彻尾发生了变化。——译者注

［2］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的缩写，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TED大会在美国召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有益的思想是值得广泛传播的，基于这种精神，TED衍生出了TEDx项目，也就是一种当地的、自发性的活动，“x”代表了独立组织的TED活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