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中国建筑以中国为中心，流波泛及朝鲜、日本、泰国、越南和蒙古等广大东亚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和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一直保持亲密的文化交流。它们古代的建筑无论在平面布局、结构、造型或装饰细节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并与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相比，朝鲜建筑的特点是豪壮粗犷、刚强奔放，而日本建筑则以洗练简约、优雅洒脱见长。它们与中国一起，共同构成以中国建筑为核心的东亚建筑（见图1-80）。

1.日本

6世纪中叶，正当日本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中国隋唐时期的建筑技术与风格随着佛教经百济传入日本。日本原有的神社建筑受到中国佛寺建筑形制的影响，其布局和样式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早期重要的庙宇有法隆寺，初建年代相当于中国的隋代。法隆寺的金堂和塔的形制可以代表中国南北朝时期或更早以前木构的纪念性建筑。法隆寺金堂高两层，二层檐柱立在底层金柱之上，外轮廓收缩很大，屋顶为歇山顶，出檐宽阔深远。法隆寺的塔有5层，总高32.45m，塔刹部分约占总高的1/3，因此各层层高很小，面阔不大，而出檐很大，仿佛屋檐层层叠叠，轻俊飘洒。日本琉璃光寺五重塔的屋檐同样具有平展飘逸的特征。

759年由中国高僧鉴真和尚主持，在日本当时的首都平城京（现奈良）建造了一座宏伟的佛寺——唐招提寺（见图1-81）。建造佛寺的一些工匠是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去的，因此唐招提寺金堂更多地代表了中国唐代纪念性建筑的风格，雍容大方，端庄平和。金堂是初建的原物，屋顶用庑殿式。屋顶构架曾经改建，坡度比原来的陡。

奈良时代（710—794）建筑风格逐渐统一，既保持着中国唐代建筑的明显特征，又在向日本化过渡。到平安时代（794—1192），佛寺建筑中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样建筑”风格，贵族府邸中形成了“寝殿造”建筑形制。

12世纪后的幕府时代，宫殿、神社、佛寺和府邸逐渐被推向全国。由于封建分裂状态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建筑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地方建筑风格逐渐兴盛起来。其中既有“唐式”，又有“和式”的建筑风格，还有“天竺式”和“折中式”。唐式（又称“禅宗式”）的建筑风格是随佛教的禅宗在宋代从江浙一带传入的建筑式样。和式（或称“日本式”）建筑主要是在7～10世纪的中国唐代佛教建筑的形制上，加入日本传统神社建筑的因素。天竺式则是从中国福建传入的地方建筑风格与做法。这几种主要式样同时存在，互相渗透混杂，于是又产生出一种折中式，有唐式和天竺式的混合，更多的则是唐式与和式的混合。

此时的日本建筑一方面继续受到中国建筑形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扇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如奈良时期的木构架的断面缩小了，柱子越来越细，枋子成为不可缺少的构件，佛堂内广泛使用天花板。在居住建筑中，门板演变为适合于日本传统生活方式的隔扇等。住宅府邸中又出现了“主殿造”的形制，即简化了的“寝殿造”；还出现了适合于武士与僧人生活需要的“书院造”，即在居室旁另设披屋作为书房。

自16世纪后，佛寺在建筑活动中已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府邸、城楼成为重要类型。过去在战争中兴建的城堡此时已演变为地方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城郭上筑有象征城市统治者威严与用于防卫的城楼；城市住宅府邸大量兴建，其规模与风格按业主的身份等级而异。此外，由中国传入的饮茶、品茶成为贵族，武士等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茶室往往采用民居的泥墙草顶、落地窗，并在周围布置步石、树木、桌凳和灯笼等，称为“草庵风茶室”。于是，在住宅中又出现了混合有“书院造”与“草庵风茶室”格调的“数寄屋”。“数寄屋”的传统至今仍鲜明地反映在日本的住宅建筑中（见图1-82）。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修建的日本熊本城天守阁造型优美，屋檐出挑深远，间或带有被称作“千鸟破风”的弓形山花，很有特色。17世纪初修建的熊本城为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其高高耸立的城楼和屋顶是熊本市的象征。图 1-83是始建于1457年东京的日本王宫。

中国古代建筑从隋唐开始传入日本以后，虽然在日本发生了演化，形成了另外的建筑体系，但在早期的建筑做法上，还是基本保留了我国当时建筑的主要特征，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在研究隋唐时期建筑时的重要参考。日本早期寺院古建筑的屋面有以下一些特点：

（1）屋面形式。以悬山、庑殿、歇山三种为基本形式，即日本称为：切妻屋面、寄栋屋面、入母屋屋面。屋面坡度比较平缓，出檐较深，除有顺向的屋面曲线外，与檐口平行的横向也整体呈现连续、舒展的升起；檐口的水平投影为直线；转角处没有“冲出”。

（2）瓦件。以筒瓦、板瓦、勾头、滴水和叠脊用的底瓦五种为主。瓦一般较厚，勾头的瓦当与筒身呈90°直角，图案以莲花纹为主，滴水的下唇为条形，图案以唐草为主。附件主要有鸱尾和鬼瓦^[3]，鸱尾主要用于庑殿、歇山的正脊，其他脊端则使用鬼瓦和勾头。

（3）脊的做法。各类脊均主要用分开的堤瓦从两侧层层叠起，顶屋用筒瓦封盖，有鸱尾的正脊最下面加放一层侧放的筒瓦。脊身相对较低，沿脊长除随着屋面曲翘外，脊端一般再插入几层堤瓦，使端部进一步翘起，正脊两端安放鸱尾（见图1-84）或勾头，戗脊前端一般使用鬼瓦与勾头。歇山、悬山垂脊的位置在边垄筒瓦之上，与边垄筒瓦中心重合，庑殿垂脊和歇山戗脊由稚儿脊和隅脊相接组成。稚儿脊的长度约为全长的七分之一，稚儿鬼的尺寸也较隅鬼为小。

以上所述的做法形式，与我国隋唐时代的一些遗留资料所反映的样子大体是相应的，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建筑艺术也得到空前的繁荣。把民族形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借鉴古代建筑中的优秀方面，创造出符合现代需要的作品，是当前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各地出现了不少仿唐建筑，引起了广泛的注目。在继续深入研究我国唐代建筑历史的同时，对相应此时的日本建筑做法进行一些探讨，从中找出我国隋唐建筑的某些影子，应该是有益的。

2.朝鲜

朝鲜传统建筑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传说商朝的王室贵族箕子带着5000名随从逃离中国之后，于前1122年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王国。而文献中则记载了早在汉朝（约前108年），中国就曾在朝鲜的西北部地区建立了属地。所以朝鲜半岛的建立与中国传统建筑一直存有密切的关系，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采用了中国的构筑方式与样式。事实上，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中国艺术和文化都经过了朝鲜半岛的过滤和再创造，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也是由朝鲜工匠建造出来的。

但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朝鲜传统建筑仍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朝鲜人的品位、传统和气候条件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差距很大，他们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许多模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中国，殿堂通常是在南北两侧由檐柱构成檐廊，即使是普通民居，也会在院内的一侧设置柱廊。但朝鲜的传统建筑中，在保留中国木构架排列形式的同时，檐廊部分往往被一个连续的薄砖墙或轻质木板所封闭以适应相对寒冷的气候。668年新罗王国统一了朝鲜半岛，此时正值中国的唐代。由中国传入的佛教被立为国教，佛寺建筑的繁荣促进了朝鲜本土艺术的发展，因此朝鲜的建筑风格深受中国唐代建筑风格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一种始终带有唐风的建筑体系。新罗王国之后的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的中世纪。12世纪前，建筑仍然表现出一种异域式的晚唐风格。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是从古典向浮华装饰过渡的阶段。朝鲜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与中国的明清时期一样，都崇尚古风，从政治统治、社会结构到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严格遵循儒家的礼教制度。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前，宫殿、寺庙等建筑一直延续着雄浑有力的风格。日本人的入侵不仅毁坏了大量的传统建筑，而且在朝鲜的建筑与艺术史上产生了一个间断。

16世纪后，随着佛教地位的下降，能够长期传承建筑风格的石筑纪念性建筑逐渐消失，传统建筑风格迅速衰退，屋顶的形状和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除了“T”形和“L”形之外，又增加了圆形和多边形。屋脊的数量也更多了，并饰以铜、木或陶制的走兽饰。在装饰上表现出过度奢华的风格：荷花、牡丹花、几何图案以及密集缠绕的藤蔓卷部被用来作为建筑尤其在室内的装饰，建筑的外立面和室内都饰以前所未见的明艳色彩。图1-85是朝鲜（现在韩国首尔境内）景福宫，始建于14世纪末李朝（1392—1910）时期，是首尔的五大宫之一，也是李氏王朝的正宫，有500年的历史。16世纪末日本入侵时景福宫被日军焚毁。19世纪中叶大院君执政期重建，到20世纪初日本吞并韩国后拆毁了景福宫的大部分建筑，只保留了康宁殿、交泰殿、乐善斋等少数几间给皇帝、皇后和太后居住，所以现在看到的景福宫其实是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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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玛墙是用直径5mm、长约200mm的红柳枝（藏语称边码）捆扎成直径600～700mm的小捆，其大头朝外砌墙上，下用竹签穿钉而成整体，内用石块分层压住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边玛墙刷深棕色，在檐顶部形成深沉的色带，其色彩及质感与下面的七石墙面形成迥然不同的对比，进而勾勒出建筑的轮廓线。

[2]佛教格鲁派祖寺拉萨甘丹寺座主。

[3]在垂脊、戗脊的端部，使用一种“鬼瓦”作为脊端的装饰，作用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垂兽。是日本瓦屋面中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