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危机，亲历重大反垄断案

2014年8月6日，东京乐高乐园。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少休假，即使偶尔休假也会同时处理工作，没有一天把工作完全扔到一边。但这一次，我决定享受一个真正的假期，带着太太和孩子们去东京旅行。

由于之前常去日本出差，对东京挺熟悉，出发前我就在想，这次一定要像导游那样，带第一次去日本的家人好好逛逛。东京乐高乐园是本次行程的第一站，儿子又特别喜欢乐高积木，几天前就开始摩拳擦掌。

乐园里，7岁的儿子发出兴奋的尖叫，拉着姐姐往小火车跑，准备开始与怪物战斗。他一边蹦跳，一边扬着小手回头：“爸爸妈妈快来呀！”看着孩子们疯狂玩耍的身影，听到太太柔声嘱咐他们要小心，我心中升起一种幸福与歉意交织的复杂情绪。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我一边看向孩子，一边漫不经心地接起电话。本以为多年来缺席孩子们的成长，是时候补偿一下了，却没想到，自己即将迎来一场在商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案件，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危机来临

电话是埃森哲负责政府关系的总监L.H.打来的。听得出她尽力保持镇静，但语速迅疾。

就在这一天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辽宁省工商局、大连市工商局会同公安部门共20多人，突击检查了埃森哲设在大连的办公室。大连办公室是埃森哲在国内最大的外包基地之一，有约1万名员工，负责埃森哲在全球最重要的客户之一A公司的外包业务。A公司是一家美国的大型跨国软件公司。

就在此前一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媒体正式确认：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工商总局专案组于7月28日对A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四个经营场所同时进行了反垄断突击检查，包括约谈公司相关负责人，复制公司部分合同和财务报表，提取电脑、服务器中储存的内部沟通文件、邮件数据等。

我于2006年加入埃森哲，事件发生时，职位是埃森哲亚太区区域法律服务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域法律部总经理。在接听电话的同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次突击调查对公司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作为A公司全球财务的外包商和重要合作伙伴，埃森哲和A公司的合同总价值数亿美元，如果我们应对失当，很可能影响与A公司的长期合作。

其次，从法律角度来说，埃森哲有配合工商局调查的义务。但除了全球范围的财务外包，我们和A公司还有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其他业务合作。埃森哲所掌握的信息是融汇信息，里面既包括A公司亚太区和其他地区的财务信息，也涉及其他合作业务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数据做快速而妥善的切割，以控制调查范围，全方位考验着我们的危机应对能力。

再次，围绕A公司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事件，同期中外媒体的报道、解读铺天盖地。怎样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向媒体澄清报道失实的部分，维护埃森哲的品牌形象和声誉，稳定股价，消除其他客户对于与埃森哲合作项目信息安全的担心，是一个巨大挑战。

最后，埃森哲大连公司的员工当时在一线承受着巨大压力，如何安抚他们的情绪，带领大家妥善行动，既关乎问题的解决，也影响到员工对公司的信心。

电话那头，L.H.焦急地问：“工商局的20多个人就在我们办公室，没有拿到他们要的材料不会走，员工都在看着，怎么办？”

我心里一沉，尽量以冷静的声音清晰地给出指令：“启动危机处理机制，马上召开危机应急连线会议。”

挂断电话，我不安地看向妻子。她大概从断续听到的信息和我的神态中猜出端倪，露出“说吧，这次又遇到什么急事”的表情。

我满怀歉意地告诉她，公司遇到很严重的问题，必须马上回酒店处理。她点点头，给我一个谅解的笑容，转身安抚在一旁眼巴巴等着的孩子们。

“爸爸，你又有事要走了吗？”已经10岁的女儿眨巴着眼睛，咬着下唇，拉住弟弟的手。儿子一手拿着乐高枪，一手抠着火车的把手，大声抗议：“我们才玩了不到1个小时！不要走！”

我内心无比愧疚。

我走过去，半蹲在火车边，确保自己的视线和儿子平行：“对不起，你们跟妈妈在这里好好玩，爸爸处理完工作再来陪你们好吗？”

“不好又能怎么样呢？”女儿两手一摊，一脸沮丧。

儿子把乐高枪瞄准我：“砰砰砰，消灭坏蛋！”

我用力抱了抱他俩。

“快走吧，我来善后。”太太体贴地推了推我。

几分钟后，小火车载着孩子们驶向无忧无虑的乐高世界，而我，也奔赴属于我的“战场”。

不眠不休的48小时

赶回酒店，第一件事是请前台新开了一间房，作为临时的私人办公室：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会有很多涉及公司机密，即使是家人也不适合在场；同时也不想影响他们休息——我知道，这必然是一场通宵达旦的战役。

我很快加入了全球连线的危机处理会议，再次沟通并确认了情况的严峻性：

7月，在工商总局针对A公司的检查中，A公司表示，部分主要待检查人员不在国内或联系不上，那次突击检查未完成全部检查内容。

而8月4日，也就是突击检查埃森哲大连办公室的前两天，工商总局专案组已经对A公司的一些高管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询问，并警告A公司要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干扰、阻碍案件调查，保证调查的客观公正。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总局同期突击检查埃森哲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希望调取相关材料，是可以理解的：埃森哲作为A公司财务的全球外包商，拥有A公司包括销售收据、发票和日记账在内的所有财务资料，显然是调查的一个突破口。

尽管忧心忡忡，所有与会者仍快速达成一致：缩短决策链，协调一切必要资源，制订应急反应策略。

结束会议后，我首先联系了A公司亚太区的财务部和法律部负责人，明确告知：埃森哲需要配合政府调查，提供相关材料，这符合合同约定，不会构成与A公司的合同违约，但同时我们也有把相关细节告知A公司并取得谅解的义务。这就确保A公司总部知道埃森哲的应对策略，可以稳住基本盘。

此时已是北京时间8月6日的下午，工商局办事人员仍然没有离开大连办公室。在美国，这正是早上的上班时间，埃森哲的全球领导和总法律顾问刚刚看到媒体的报道，就立刻接到我的汇报。

接下来，经由一个又一个越洋电话来回交流，我在线指挥大连办公室妥善应对工商局的调查：尽量配合工商局要求，但原则是仅提供A公司中国业务的财务信息，而不提供其亚太区和全球的信息。这样才能确保调查不会进一步扩大，波及A公司其他部门及埃森哲的其他客户。

北京时间8月7日凌晨3点，工商局的办事人员在调查了18个小时后，离开了埃森哲大连办公室。

而此时，新一轮的危机处理小组会议刚刚开始：就工商局调查的范围、拿走的材料（电子文档和纸质文件）、要求提供更多材料的指令，进行信息通报和全盘分析。

我彻夜未眠，电话、邮件纷飞，一直忙到7日中午，终于能暂停会议，叫餐到房间稍微补充一下体力，为第三个回合的战略部署做好准备。因为东京的晚上正是美国时间的早上，我需要再对埃森哲全球领导做一次详细的汇报，在获取相关支持的同时，告知风险正在得到有效的控制。

之后，在查阅文件、跟踪进展、指挥行动的间隙，我把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整理成一份报告，抄送给相关领导和危机处理小组的成员，并随时更新，确保团队成员第一时间获得必要的信息和行动建议，从而优化决策，管理客户与媒体预期……

我终于迎来片刻喘息。此时距离6日上午接到那通电话，已经过去几乎48小时。

我也终于有时间查看妻子发来的信息。知道我不能被打扰，她一直没有来过我的临时办公室，只是隔几个小时就发信息，提醒我注意饮食和休息。

信息里，还有一张她带着两个孩子在东京街头的合照。

我注视着家人的笑颜，心中有点遗憾：那本该是我陪他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然而生活就是这样，来不及彩排，总有各种意外。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妻子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在我的主持下，公司又经历了与工商局的几轮沟通，最终得到各方基本满意的结果：

整个案件得到有效控制，工商局拿到可以依法取得的材料；

我们每一步行动都与A公司沟通并取得谅解，埃森哲其他客户关于信息安全的担忧被一一解除；

我们员工的信心恢复了，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我们提供给A公司的财务外包服务持续有效。

至此可以确定，我们成功解决了这次危机。

可以说，2014年围绕A公司涉嫌反垄断法的调查案，是埃森哲在中国市场面临的一次巨大考验，也是埃森哲中国公司建立以来遇到的最大一起危机公关事件。

对我而言，危机发生后48小时的妥善应对，用了之前22年职业律师生涯去准备。我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扛住了压力，在团队的支持下，帮助公司顺利度过危机。

与此同时，我也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基于我在本次事件以及过去几年中的工作表现，时任埃森哲全球总法律顾问沈居丽女士提升我为埃森哲全球法律部的管委会成员。

当时埃森哲的全球员工超过35万人，全球法律部大约有2000人，而它的管委会成员只有10人，包括全球总法律顾问和副总法律顾问、北美和南美区域法律部的负责人、全球法律部的人事部负责人，以及我——亚太区区域法律部负责人。

要知道，这是埃森哲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华人获得这个职位，而我，再一次实现了人生中的漂亮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