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竞争性概念

许多知识分子使用“知识”一词的方式，经常武断地限制了那些已经验证的信息被当作可靠知识的可能性。在“知识”这一词汇范围上的武断限制，可以用一首关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维特的打油诗来很好地表明：

我的名字是本杰明·乔维特。

如果这是知识，我知道它。

我是该学院的院长，

我所不知道的，它就并非知识。

被看作“知识渊博的”那些人通常会有一种特殊知识，也许那会是学术知识，也许会是其他种类的尚未被大众广泛掌握的知识。那些在寻常事务（比如铺设水管、木匠活或打棒球等）方面掌握有很多知识的人们，不太可能被知识分子称作“知识渊博的”人，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就不能算是知识。尽管与知识分子相关的特殊种类的知识通常更具有价值，并且那些拥有这类知识的人们常常会被给予更高威望，但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类知识却不是必然对现实世界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专家的知识也并非绝对重要。毫无疑问，那些掌控着泰坦尼克号的人，拥有比普通人多得多的远洋航行方面的各种专门知识；可就当时的灾难性后果来说，最关键的知识却是“特殊的冰山偶然会出现在特定夜晚”这样的平凡知识。许多重大的经济决定，也同样取决于这类平凡的知识；但在知识分子对“知识”这一词汇的习惯性使用的意义上，他们却可能不屑于承认这些平凡知识的地位。

地点只是那许多种寻常知识中的一种，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冰山会在哪里出现的相关知识。比如，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和第 23大街之间，适合经营什么店铺、周边都有什么相邻店铺的平凡知识，大概不会被当作判断某人能否被视为知识渊博者的相关因素。但是对于正在寻找营业场所、准备开张经营店铺的商人来说，对于位置知识的有无，却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可能会让他们财源滚滚，也可能会让他们倒闭破产。

企业会投入许多时间和金钱用于调研，来决定它们在哪里开展自己的事业。地点的选择绝对不是随兴而为。加油站总会位于街角并常常会临近其他加油站，这并非偶然，就像汽车用品供应商也总是将他们的店开在其他汽车用品店的旁边一样。但是文具店却很少与其同行比邻。商业领域中知识渊博的人士，已经将星巴克公司对于地点的选择，引证为星巴克公司市场地位显著跃升的成功因素之一。星巴克的经营者总是精心选择其分店的地点。但星巴克公司也曾一度偏离精心选址的经营原则；他们在2008年不得不关闭几百家分店，其原因之一也是地点选择方面出了问题。地产经纪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决定房屋价值的三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地点，地点，还是地点。

地点只是许多这样的寻常事实之一：这些寻常事实关系重大，并且常常会导致决定性的结果。一名护士对于某位患者是否会对青霉素过敏的普通知识，可能会决定患者的生与死。当一架飞机飞临机场准备降落时，控制塔台观察到飞机驾驶员忘记放下起落架，塔台立即将这一信息通知给驾驶员，飞机的安全得以保障；这一过程中所传递的这个简简单单的信息，也同样至为关键，尽管这类知识除视力外并没有任何智力上的挑战。如果当初希特勒能够预判到盟军在反攻欧洲时，可能会选在诺曼底登陆而不是选择在加来登陆，那将会导致纳粹军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集结，那也将会导致数千名夺滩盟军士兵牺牲生命，而且也许会摧毁整个登陆行动并改变“二战”的战争进程。

总而言之，许多在知识分子中间汇聚的特殊类型知识，可能并不会带来许多寻常知识以及未被知识体系看重的那些知识所引起的重大后果；这些寻常知识和不被知识分子看重的知识，散布在社会大众之中。但从它们各自的总体来看，寻常知识大大超过精英的特殊知识，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后果上，都是如此。尽管特殊知识几乎总是一种被清晰阐明的知识，而其他种类知识不需要被清晰地向他人阐明，甚至不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向自己阐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把这些内容也包括进了知识，“人类向环境做出的所有适应、过去的经验都包含其中”。哈耶克补充道：

并非这个意义上的所有知识，都是我们智力的一部分；也并非我们的智力就是我们知识的全部。我们的习惯和技能，我们的情感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都是这个意义上的人类对于过去经验的适应；这些知识都是在对不合适行为的选择性淘汰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些知识和我们有意识的知识一样，是成功的行动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知识的汇聚和传播

当把特殊知识和寻常知识都纳入知识的概念中之后，有一点就值得怀疑：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或者即使只是拥有某一领域中重要知识的1%？

总体性知识不可能全面获得的这种特征，可以引发出许多严重的后果；它和其他事情一起就能够解释，为何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屡屡支持了那些后来被证实为灾难性的观念。知识分子并不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政策上经常主张错误的、危险的决定。他们在政策制定上整体性的普遍方法，即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就经常反映出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观念，即在知识和知识汇聚或传播方面的错误观念。

许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有着这样一种极为深刻的观念：像他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拥有着远远超过普通大众水准的人均知识；当然这是在特殊知识的意义上而言。从这一点出发，就很容易发展出下一个观点：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适合成为一个社会的高级向导，适合来为大众指出：社会中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知识分子这样做的同时，经常忽视了关键的事实，即普通大众可能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当然这是在寻常知识的意义上），即使那些知识分散在极大数量的人群中，以只鳞片甲、平淡无奇的知识碎片方式存在着。

如果没有任何人拥有目前所有知识总量（还不算那些有待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知识）的哪怕百分之一，那么由于知识分子深信其自身拥有的超级知识和美德，而由他们从上而下给社会强加以知识精英所偏爱的观念，这就必定会是一个招致灾难的程式。

有时候这会是中央计划所导致的经济灾难。中央计划经济带来的灾难，其最终结果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甚至绝大多数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掌控的国家，到20世纪末都开始用自由市场来替代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经济。毫无疑问，与市场中做交易的普通人相比，中央计划者拥有多得多的专业知识，也掌握有多得多的统计数据。然而在计划经济被丢弃之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带着更多的寻常知识彼此自行相互协调，这种模式总是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好的生活水平。这方面的典范是中国和印度，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以加速度增长的同时，其贫困率也呈现出激动人心的下降态势。

中央计划经济仅仅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范例。这些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依赖于这样一个潜在假设，即拥有更多人均知识（在特殊知识的意义上）的人，应当引导他们的社会。这种一般观念的其他形式包括司法能动主义、城市规划以及其他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对于下面这一信念的制度性表达：社会决策不能够任由知识并不渊博的普通大众的行动和价值来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一个社会中所有知识的即使1%（从广义上来说许多不同种类的知识都很重要），那么这一点就会极为关键：其他细碎、零星、平淡无奇地散落在普通大众中的99%的知识，应当被允许自由地运用于大众中间，以衍生出民众之间的相互适应。这些存在于社会大众之中的、多到无法计数的互动和相互适应，将那些中央计划者所不具备的其余99%的知识加以运用，并在来来回回的讨价还价中生成新的知识，反映出供需之间的各种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生发于许多人的经验——而非某位精英之预设——的自由市场、司法克制以及对判例和传统的信心，对那些不分享流行于知识精英中的社会构想的人们来说会如此重要。简言之，意识形态上的断层线区分出了两类人：一类是拥有关于知识的意义的不同概念的人，另一类必然是把知识看作能够汇聚而来、又能够四处传播的人。《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已故编辑罗伯特·巴特利，用这句话来表达其对系统性过程的信念：“总的来说，‘市场’要比其个体参与者中最聪明的人还要聪明。”巴特利认为系统性过程能将更多知识用于决策目的，它是通过许多个体间的种种互动和互相适应而进行，而不是通过这些个体中的任何一个。

系统性程序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程序，其过程中融合了来自那些参与者的反反复复的、源源不断的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反馈。与系统性程序不同，政治的程序和法律的程序则是这样一种过程：其最初的决策很难去改变，无论是因为承认错误会给政治事业带来太过沉重的代价，还是因为某些规范已然确立，例如在法律方面的司法判例。为什么决策的过程或权力，会从在所决策事务中既具有个人经验、其个人利益又与决策的结果息息相关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那些既不能期盼其会制定出更好决策、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制定出更好决策的人手里，这个问题既没有人去问，更没有人来回答。如果我们做做这方面的比较—— 把纠正代理性决策的巨大代价与纠正个体决策的代价相比较，把那些为自己制定决策的人们在坚持错误决策中的巨大代价，与为他人制定错误决策的人们所承受的非常低的代价相比较，就完全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成功丝毫不令人惊奇；同样，各种形式的社会工程，其适得其反的效果以及经常具有的灾难性后果，也并不令人惊奇。

在“知识”这一概念的意义上持有两种不同立场的人，可能都会信奉这一点：在制定影响社会的决策时，拥有最多知识的人应当拥有最大的权重。但是，两个阵营中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有着极端不同的观念：最多的知识究竟存在于社会的何处？如果知识被宽泛地定义，它就会包括更多寻常知识，人们是否拥有寻常知识，这就是很重要的并且常常也是很关键的事情。这样来看，即使拥有博士头衔的人们，也会同其他个体一样严重忽视最为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真正知识渊博的人——如果从为全社会制定重大决策的水准来要求的话。每个个体只能够做到，拥有人类所有知识的巨大谱系中的一个狭窄部分。

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也仍然是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社会中 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在特殊知识和寻常知识间的差别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只停留于语义层面，这种差别的社会后果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集中权力要远远比集中知识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工程事与愿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独裁者将他们的国家拖入灾难。

如果知识就像哈耶克所设想的那样，它自身就包含着甚至没有向我们自己阐明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却在我们的个体习惯和社会习俗中表现出来的话，在极少数代理决策制定者那里要集中千万人中间的这些平凡知识，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必定会问题百出。因为这些平凡知识在运用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充分阐明，甚至运用者也不会自我阐明这些知识，那么即使人们希望这些知识被传递给别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下意识地认为知识已然被汇聚到了他们这种人的手里，而他们往往也在这样的隐含假设之下行事。因此，知识分子就特别容易受到这一理念的影响：决策权力集中在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精英手里会对社会有利。这一假设已经成为美国的改革运动如“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等的基础，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各种各样革命运动的基础。此外，具有这种视点的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充足的知识已经被集中起来，还需要进一步去做的就是：创造一种与充足知识相伴的意愿和力量，即去集中地处理一系列广泛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力量。将“意愿”、“承诺”、“关怀”或“同情”作为处理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以强调，实质上是避开了这个问题：是否那些被认为拥有这些品质的人，也能够拥有充分的知识？

有时候，这种“知识的充分性”表达得明白无误，任何关于这种充分性的质疑，都被驳斥为要么反映出质疑者的无知，要么反映出改善社会问题时遇到的思想障碍。例如，约翰·杜威就曾清晰地表达过：“拥有了这种知识，我们就能满怀希望地投身于社会干预和实验工程的进程中。”但是这一问题却被忽略：谁能够拥有这样的充分知识？——如果可能有的话。

知识分子极为热衷于强调这一点：他们所拥有的这种特殊知识，相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寻常知识来说极为重要。因此，他们经常就是那些忽视寻常知识的价值、代价和后果的行动方案的支持者。例如，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谴责那些将事物和人们加以区分和标定的诸多传统方法（如种族、性别等），并经常会针对案例中的相关人宣称：“每个人都应当被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来判断。”这般去行事所必然会付出的代价，却几乎从未被知识分子考虑过。社会生活中，关于个体知识的成本更低的替代物——从信用记录到智商测验——被妥善地使用，而人们在实践中并没有按照知识分子“判断整个人”的要求来行事。这是因为“判断整个人”就意味着：要去权衡数量巨大的信息，并且可能要承受在某些时间紧迫的情势下搁置判断、延误时机所带来的巨大代价。“判断整个人”要取决于被定义的程度是宽泛还是严格；如果要在“盖棺定论”的严格基础上才能够“判断整个人”的话，对时间的要求就超出了人一生的长度，这会使得所有对人们加以判断的实用目标都不可能实现。

军队以不同的军衔区分人，学校用SAT成绩^e把申请者区分为不同等级。事实上，经由其他无数个标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划分到了各种人群中去。许多（可能是绝大多数）这样的区分标准，都为知识分子所批判，因为他们不能够认识到知识的匮乏和知识的高成本；也认识不到即使面对那些匮乏和高成本，也要做出重大决策的必然性。知识阶层看不到这一点：人们在这种知识不充分的条件下，所做的决策必然会包含错误的代价。以不完善的知识（除此以外我们别无其他知识）进行决策必然会带来风险，这是人类处境的悲剧性之一。然而，这一点并不能让知识分子停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风险的批判，这种批评后来发展为对一切事情的糟糕方面的批判，从对药物的批判到对军事行动的批判。人类知识的不充分性，也不能阻止知识阶层去努力促成一种期望无法实现之事的普遍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人生难免的种种打击”就成了成千上万件诉讼官司的起因。

没有这种对于人类处境的悲剧性意识，就极容易把任何事情的偏差都看成是某个人的过错。

知识分子普遍来说都如此行事，仿佛他们关于一般性事物特殊的知识，能够代替也应该代替其他人的寻常知识，并且凌驾于其上。知识分子对其特殊知识的强调，经常导致他们将平凡知识和第一手知识拒斥为“偏见”或“原型”；知识阶层普遍偏爱抽象的信念，他们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机构或具体情境，可能只有极少的第一手知识和资料，甚至完全没有。此外，这些态度不仅仅在知识阶层中广泛散布，而且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政策、法律和司法裁决的基础。

在知识阶层的这种态度方面，有一个其社会后果很小但却具有启发意义的案例，那就是知识阶层对于法定退休年龄的批判。许多公司为其雇员确立退休年龄的这一政策，被当作一种“年龄歧视”而被界定为非法，因为据说这些政策是建立在对老年人所赋予的一种“原型”基础之上，而许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照样有工作能力。换句话说，知识阶层作为第三方，在政策的相关后果中既没有其重大利益又没有在具体公司或企业中的直接经验，更不具备所涉及的具体个体雇员的知识；尽管如此，知识阶层却被假定为在对年龄所带来之影响的理解上，要比那些拥有相关经验、利害关系和直接知识（虽然那些可能是寻常知识）的人的理解更强。此外，雇主有其经济动机去留住那些工作高效的雇员，尤其是他们也必须为招募新雇员付出成本并且需要一定投入以使这些新雇员迅速成长；与雇主承担的成本相比，代理决策者决策错误时却不必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任何成本。

“强制退休”这一提法，显示了知识分子的辞令技巧——这是知识阶层的一个很厉害的天赋，它使得对事物的理性的分析变得更加含混，而不是更加清晰。如果曾经有过强制退休这样的事情，那也是很少见的。某些特殊雇主会设置一个年龄限制，超出此年龄限制的人他们自然不会雇用。那些被年龄限制挡住的人仍然有去其他地方工作的自由，他们也确实会这么做。甚至在一个有着到一定年龄自动退休政策的公司里，那些在工作上明显富于成效的有价值的雇员，往往发现退休政策对他们而言并不起效：有些人被延长一段聘期，有些人则被无限期地延长聘期。但对自动退休政策的这种弃置不用，却是建立在具体个人的具体情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年迈人士工作效率的抽象的一般性知识上。

事实上关于任何少数族裔的所有不利结论，都同样被知识阶层拒斥为“偏见”、“原型”等等。例如，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位传记作者曾说过：“在他作为大牧场主的年头里，罗斯福习得了大量反印第安人的偏见，这种偏见与他对待黑人的启蒙态度奇怪地混为一体。”在将近一百多年前的时候，这位传记作者从一个印第安地区迁出，而西奥多·罗斯福却正是在其迁离的那片西部的土地上直接面对印第安人。这位作者虽然没有更多的直接经验，却先验地宣称罗斯福关于印第安人的结论是错误的、是建立于偏见之上的；尽管同时这位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种族偏见并不是罗斯福所持主张的普遍特征。

可能那位作家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得出的这个结论，才正是一个立足于预设、也就是立足于偏见之上的结论，即使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普遍偏见；而西奥多·罗斯福的结论倒是建立在他本人与具体印第安人接触的直接个人经验之上。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不愿意承认，人们能够从具体情境中得出他们关于所遇到或所观察到的具体的人的准确结论；知识分子也不愿意承认时空上远离具体情境的他们自己，在得出立足于他们所共有的偏见之上的结论时，其结论可能会是错误的。

甚至另一位距离相关时空更为遥远的作者，把西塞罗对其罗马同胞所说的一个建议拒斥为偏见。西塞罗这样建议：不要买不列颠人做奴隶，因为那些人很难被教化。考虑到在那个年代，不列颠人那原始、无知的部落世界与古罗马文明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很难想象一个被古罗马人奴役的不列颠人，如何能够理解这样一种极端不同的世界中的复杂环境，以及在其中做事的方法和别人对他所可能有的期望。西塞罗很可能清楚地知晓他基于直接经验所说的事情的确实性，然而这种确实性却不能为这位作家所注意——他并不想去费神了解更多的事实，因而实际上是他自己而不是西塞罗带有偏见。

知识分子拒斥他人一手经验的例子很多。其中一个在时间上更为切近的案例是：知识分子带着对他们中间流行的假设的偏爱，卷入到了2006年在全美范围内广为人知的针对杜克大学三名学生强奸罪行的诉讼案中。^f 这些学生是杜克大学男子曲棍球队的成员，当他们置身于迅速席卷校园和媒体针对他们的谴责浪潮中时，只有杜克大学女子曲棍球队的成员们在事发之初就为他们进行辩护。这些特定的女性与被起诉的男性之间，有着长期的社会交往，她们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相信，这三个被起诉的年轻人，不可能是那种人。既然这个案例中同时包含了种族和强奸因素，人们就应该注意到：是曲棍球队的黑人女性们率先捍卫了这些男子的品格。

在开始阶段，这起诉讼的控辩双方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那么就没有理由对非实质性的主张，如对嫌犯的支持或反对的陈述不加批判地接受或拒斥。但是，女子曲棍球队成员们的陈述不仅被拒绝接受，而且被宣告无效。

杜克大学女子曲棍球队的球员们，被《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在评论中描述为“一群愚蠢、骄纵的小丫头”，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作者称为“否认常识”的人，被《费城每日新闻报》（Philadelphia Daily News）的一位作家说成是“不具有发言权的人”，又被《费城调查者》（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作者描述成“无知的、感觉迟钝的”一群人。

换句话说，在知识阶层共同享有的先验观念基础之上，那些做出上述评判的知识分子们，虽然身处几百公里之外、与被指控的这几位男性素未谋面，却如此坚信他们曾经犯下罪行，以至于他们会去攻击与这几位男性有着直接社会交往的年轻女孩们。他们的攻击也彰显了他们对普遍而言的妇女以及特殊而言的黑人女性的态度和行为。这是知识分子对其高明知识自以为是的经典案例，他们只具有较少的知识，却对那些比他们拥有更多知识的人们的结论予以拒绝或宣告无效。不幸的是，这既不是唯一案例，也不是罕见案例。

专家

有一种特殊职业，它与知识分子的工作在很大部分上重合，但又不完全一致，这种特殊职业就是专家。一个人可能是一位西班牙文学专家或者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但无论如何，这两种专家的终端产品都是由理念所组成的。又比如，某人可能是一位修理自动传送机的专家或是一位油田火灾的灭火专家，但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终端产品却是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很明显，只有第一类专家符合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无论上述哪一种专家，都是个体知识不充分的特别清晰的范例，即他们的知识都局限于人类知识的广泛频谱内的一个狭窄领域。此外，在真实世界中无数因素之间的互动也意味着，即使是在一个狭窄领域之内，从那个狭窄领域的外部而来的因素有时也能影响结果。这就意味着当一个专家的专门知识不能够包含那些其他因素时，在制定重要决策时他就相当于一个生手或外行，即使是在通常被认为是那位专家专门知识领域内的问题上，也会如此。比如说，美国20世纪早期的森林专家曾经预测过将会发生的“木材紧缺”，至今却从未出现；这是因为这些森林专家对经济学所知甚少，以至于他们不能理解到：在一段时间里价格会如何配置资源，以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价格会将资源在可选择的使用者中如何进行配置。

类似的许多歇斯底里式的预言还声称其他自然资源也即将枯竭。例如对于石油即将枯竭的恐慌，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而且还在不断上演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这种预言反复出现，即我们仅仅拥有足够维持十来年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又总是在十多年之后，得以拥有比十多年前还要多的已探明的油田。

在专家那里，以及在贴有意识形态正确性标签的非营利组织或运动那里，经常带有这样的意味：他们并不是在为赢利而努力，他们也不会被自我利益的偏见误导。这个观念是许多只要由经验仔细审察后就可确认不可成立的观念之一，但这一观念却极少被仔细审察。除了专家在专业知识的应用中（而不是在其他的经济机制或社会机制中）的既得利益会促成重要决定的走向外，还有大量关于他们的偏见在决策中发挥作用的经验证据。城市规划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城市规划者经常召开远景规划会议，以便向公众咨询他们对于其所在地区的发展愿望。

在一个典型的远景规划会议上，公众中的成员被问及他们所偏好的主要问题。你愿意承受更多还是更少的污染？你愿意在通勤方面花费较多还是较少时间？你愿意生活在脏乱差的街区还是生活在干净漂亮的街区？城市规划者们将答案诠释成对他们预想中观念的支持，通常会巧妙地为一些答案增加内涵。比如，如果你想要较少的污染，你必然愿意更少驾驶汽车。如果你不想在上班路上花费更多时间，你必然愿意接受更密集的城市好让你距离上班地点更近。如果你想要苹果派，你必然反对城市扩张，因为那可能会让苹果种植园消失。

抛开这些问题的倾向性不说，即使是一个诚实的尝试也未必理想。假设在一个决策制定过程中，从答案到问题的输入都有意义，既不对回答有任何损耗，甚至也不对问题中的任何观念有所损耗，然而这样的尝试也只能在一个无成本的世界中才能够实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世界中的关键性事实则是：所有的作为或所有的不作为都会付出代价，如果要达成一个理性的决策，那么就必须将这所有的代价都考量进去。在这里所用的“理性的”一词，是其最基本的意思，即确定比例的能力，就像在数学中“有理数”的含义。由此来看，理性的决策就是权衡了轻重之后的决定，不同于知识阶层的圣战那样的决定，因为后者的决定是为了达成某些“好处”而不计其余的另一种权衡方式。

城市规划者和其他专家一样，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自己的收入和职业生涯，都有赖于为他们的雇主（包括政治家在内）提供可以出售的观念；那些雇主的目标和方法，因而就变成了专家们的目标和方法。甚至在讨论用来衡量成本与获利的形式依据时，他们也会在过程中只保留那些已经与政治上既定目标相吻合的形式。例如，一位政客下指令给一位规划专家，想要专家制订一个建造铁路系统的规划，并且要求“调高铁路客运量人数预计、同时调低成本”。于是，在这样的指令和相应的专家规划之下，就会引发出成本超支惊人、财政短缺的公共丑闻。但是这位政治家可以这样开解：“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依赖于我的团队的预见，现在看来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换句话说，专家们经常被官员召去，不是出于为负责官员的决策制定提供事实信息的目的，或者也不是出于为官员们提供不带偏见分析的目的，而是出于为已经制定好的决策提供政治掩护的目的。会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决策从体系性程序中游离出来，会导致成千上万人不得不去进行多方适应，并且人们也不得不自己承担他人的决策所带来的风险或对此付出代价。对专家们来说，尽管他们有提交自己最好判断的自由，但由他们将一个宏伟规划强加给所有人，这种做法是有很大问题的。有时专家仅仅被用来装点门面，以掩盖其他人所做出的任意的甚至是错误百出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对“所有专家”在某个问题上的说法的全面信任，就是极为危险的事情。即使当专家完全自由时，“所有专家”最可能一致同意的事情就是运用专家的专业知识去处理问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专家拥有他们的位置，在这些位置上他们可能具有极大价值，无疑因此才有这句老话：“专家极有用，但也不是神。”^g然而，对于广阔范围中的社会决策制定来说，专家并不能够替代体系性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包含着无数因素，没有哪个具体个人可能成为将这些无数因素全面掌握的专家。这一过程也包含着零星分布于全体大众中的那99%的重要知识，这些知识在人们彼此之间供与求的多元适应过程中，系统性地合作着。

苏联时期的中央计划者，有多于2 400万种的价格要去确定，仅仅这一事实就能呈现出中央计划者所承担之任务的荒诞性。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计划者们已经一再地失败，既有民主国家中的中央计划者，也有独裁统治下的中央计划者。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因为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成为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所有事情上的专家，哪怕只是胜任者也不可能。在20 世纪后期，中央计划模式被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摒弃，即使是在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国家里也是如此，这一事实也表明了中央计划之失败的深刻程度和不可否认性。

在那种一般而言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中，经济层面的中央计划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其他领域的社会工程的恶劣后果并不总是像在经济领域的后果那样极端显著、容易计量、不容否认，尽管这些其他社会后果可能会跟经济后果一样糟糕或者更加恶劣。虽然律师和法官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也都在其专业知识的范围内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年来他们都在不断地越出他们的那些角色，把法律当成了“社会变革的工具”使用。这就是说，律师和法官在远远超出他们职业专门知识的狭窄范围之外的复杂事务上，做出了外行的决策。此外，志趣相投的专家们在超出其专业知识事务上的共识，加强了许多法律专家的这一想象：在他们这些精英群体的认知水平和其他人的认知水平之间的差别，几乎不用说，就是知识渊博人士与蒙昧大众之间的差别。其他领域的专家也同样会有这种倾向。

专家的这种态度有许多案例，其中一个就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法学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一名已退休的警察局局长试图向在场的法官和法学教授们说明，法院最近对罪犯的法律权利的扩张，是如何削弱了执法效力。出席会议的那些人中，有最高法院的威廉·布伦南法官和首席法官沃伦伯爵。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两人在警察局局长陈述期间，都表现出“冷漠的表情”。但是后来当一位法学教授站起来对那位警察局局长所说的内容冷嘲热讽时，他们都“爆发出了笑声”。但是威廉·布伦南法官和沃伦伯爵这样轻蔑的拒斥，并没有任何事实证据作为基础。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后不断增加的证据让人们痛苦地认清：法律执行事实上被破坏了，这也导致了随之而来的犯罪率的激增。

在60年代早期的刑法司法解释革命之前，美国的犯罪率已经在几十年里持续降低。例如，1961年的犯罪率只有不到1933年犯罪率的一半。但是，谋杀率长期下降的这一趋势，在60年代里陡然逆转，到了1974年，谋杀率竟然高至1961年谋杀率的两倍。

然而，与其他方面一样，一手的观察经验和日复一日积累下来的多年亲身经验，例如此案中这位退休警察局局长所具有的这些经验，不仅被专家拒斥而且遭到嘲笑，而那些专家所依赖着的，仅仅是精英中所共享的但却毫无根据的假定。具有“圣化”构想的那些人不屑一顾地拒斥别人的替代性观点，而不是对别人的观点进行有效回应，这种问题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