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

收入的多样性，一方面能够根据经验来看待，另一方面，或者也能用道德判断来看待它。大多数的当代知识分子往往两者兼顾。但是，为了评估他们所得出结论的有效性，最好还是去分别评估经验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不是抱着理性融会贯通的预期来尝试在这两者之间来回穿梭、寻找答案。

经验证据

假定能够从人口普查局、国家税务局和很多研究机构及其项目中，获得大量关于收入的统计数据，那么人们就能够做出如此想象：关于收入差异的基本事实，能够为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所完全知晓，尽管他们可能会就这些具体的差异有何可取之处而持有不同观点。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的基本事实都还仍然处于争议之中。并且，那些被断言为事实的、不同数据之间的差异，看来在最低程度上也与收入的差异一样大。在看待当前现实时持有不同构想的人，面对收入差距的幅度，以及面对收入差距久而久之所形成的趋势时，也都持有极为不同的看法，即使不去考虑不同的人可能会如何设想理想未来的因素。

或许对收入的误解最多的是来自于把令人困惑的统计学的分类与肉眼凡胎的人广泛联系在一起。媒体和学术界做出许多声明，声称富人们正在获得更多收入。不仅如此，它们还声称：富人们在总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增长，而在收入金字塔顶层的人和底层的人之间的鸿沟也在不断扩大。但是，这些陈述几乎一成不变地建立于混淆之上，即把统计范畴中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错当成了现实中的人们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宣称“美国的贫富差距增大了”。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新闻周刊》（Newsweek）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该文指出，这个时代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的时代，超级富人和一般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加大”。这一主题在其他一些著名媒体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无数电视节目中也经常出现。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尤金·罗宾逊所说，“富人能够比穷人得到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一位作者同样宣称：“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安德鲁·海克教授在其著作《货币》（Money）中说：“尽管所有人都在分享收入的增长，但最富有的5%的人比最贫穷的5%的人，在收入增长方面高出了24倍。如果按他们各自在收入总量中的比例来衡量，那么不仅是最底层的5%的人口，甚至是8%，其收入比例都在迅速下降。”

尽管这些讨论在提法上都使用了“人”这一措辞，但实际上被引用的经验证据是关于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统计范畴中的东西 ——其结果与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的情形正好相反，因为大多数人会随着时间由一个范畴转入另一个范畴。就统计范畴而言，那些前20%的富有阶层的收入及其在收入总量中的比例，多年来确实都增长了，扩大了最富有的20%的人口与最贫穷的20%的人口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但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财政部多年来跟踪具体个人交给国家税务局的所得税申报表，根据由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人”的概念之下，那些在1996年的收入处于底部20% 的具体纳税者，到2005年时其收入增长了91%；与此同时，那些在1996年其收入处于顶尖20%的具体纳税者，到2005年其收入仅仅增长了10%；并且，那些处于最富有的5%和最贫穷的1%的人，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却下降了。

尽管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统计数据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同时为真，但让它们能够互相协调兼容的却是这一原因：现实中的人，总会随着时间发展而从一个统计范畴转入另一个统计范畴。当那些纳税者开始处在最低收入阶层时，他们的收入在十年里几乎翻倍，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经济地位上升，并且脱离了最贫穷的20%的人口范畴。另一方面，那些收入位居前1%的人，当其收入减少四分之一时，他们很可能就此掉出最富有的1%的阶层。国家税务局能够通过纳税申报单来追踪具体个人，因为报税单上有能够确定个人身份的社会保险号码。而与国家税务局的统计数据不同，来自人口普查局和许多其他来源的数据，只是记录了统计学上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改变，而不是同样范畴内相同时间里同一个体的改变。

描述“穷人”和“富人”在收入差距上不断扩大的数据大量存在，其中所用的“穷人”和“富人”只是用来描述收入方面的不同，而不是如同日常语言中那样被用来描述财富上的不同，就像“穷”和“富”两个词所意味的那样。正是源自于从收入角度来定义“穷人”和“富人”的表述方式，导致许多媒体也声称“超级富人”和“一般富人”之间存在着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例如《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宣称：“顶级富人甚至把普通富人都甩开了一大截”，这则新闻中把“最高收入的0.1%，即全体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称作“超级富翁”，并指这些人“甚至把年收入几十万美金的人都甩开很远”。这些表述方式使人再次感到困惑：当人们随着时间的发展从一个统计范畴转入另一个统计范畴时，什么才是统计范畴的历时性变化，什么又是真实的人的历时性变化？

尽管从统计范畴的角度来看，纳税者中这一统计范畴（全体人口中收入最高的那1‰）内的人们的收入增长了，但从现实来看，原本属于这一范畴中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实际上无论在其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上，从1996年到2005年间其降幅都高达50%，那么原本属于这一范畴中的具体个人也就变成了其他范畴中的具体个人。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一半后，掉出原来所属的那一统计范畴，即收入最高的1‰，这一点都不奇怪。在任何时点上，在整个统计范畴的收入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与此范畴内的真实的人在收入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不是同一回事。但是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看来只准备去采用那些符合他们构想的数据。

在知识阶层和媒体的这些统计数据和他们杞人忧天的隐喻背后，其实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事实：大部分人从底层开始他们的事业，最初拿着最微薄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技巧和经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使他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并成功进入了更高的收入阶层。撰写励志著作的作家霍雷肖·阿尔杰，其所讲的故事并不罕见，从穷小子成为大富翁，这只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人的常见模式。1975年处在收入最底层20%的美国职场人士中，有超过四分之三在1991年已经跻身于前40%的高收入者行列。在1991年，原本处于底层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仅有5%的人依旧原地踏步，而这一范畴中的人口竟有29%上升到了顶层的五分之一的范畴中。但是，知识阶层的辞令技巧，却将这个不断变动的人群处理成一个静止不变的统计范畴，即一个被称作“穷人”的持久阶层。

在那个被定义为“穷人”的统计范畴中的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持续不变的阶层中的固定成员。同样，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希腊所做的许多研究中，也表现出了在统计范畴内具体的人暂时性地属于该范畴的特征——那些在某个具体时间处于低收入档次上的人，只是暂时性地如此。领着最低薪水的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正处于16岁到24岁之间；人们当然不可能一直处于16到24岁，尽管这样一个年龄范畴可以是一直不变的。这些固定不变的范畴，为许多学者提供了符合其先入之见的数据。

只有通过聚焦于收入档次，而不是聚焦于在收入档次之间变动的真实的人，知识阶层才可能创造出一个必须要去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他们制造出一个关于“各种不同阶级”的强大构想，其“不同阶级”中存在着收入上的“差异”和“不平等”，这些阶级是由“社会”中所形成的各种“障碍”引起的。但是成千上万的人随着时间逐渐脱离最底层的5%，这导致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学者所假设的“障碍”成为空谈。

知识阶层远远不是运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去清晰区分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区别，反倒是运用他们的辞令技巧，使统计范畴上一段时间内不断变化的数字关系，与现实中的人们在各种范畴之间随着时间不断转移的关系相混淆，因而造就了“穷人”和“富人”这样相对固定的阶层。尽管知识阶层如此混淆统计范畴与真实的人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个人收入的跟踪数据，却讲述了这个与统计范畴所得数据截然相反的情形，即人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从一个范畴转移到另一个范畴。

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令人困惑的关系，会与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困惑纠缠在一起。被称作“富人”或者“超级富翁”的那些人，是被媒体仅仅从收入的角度来加以区分的，而不是从那些人拥有的财富数量的角度来讲的，尽管通常而言成为“富人”就会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1996年拥有最高收入的人当中，即那些顶尖1%当中的前1%的人，到了2005年时仅仅只剩25%还保留在这个档次”。假如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超级富翁，即他们真正拥有巨大数量的财富的话，那么就很难去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当中的四分之三，在仅仅十年之后便掉出了这一阶层？

一个相关的但又稍微有点不同的情况是：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令人困惑的辩证关系，致使媒体和学术界做出大量类似的宣称：过去几年美国人的收入陷入了停滞，或者宣称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几年仅仅以缓慢的速度增长。比如，从1967年到2005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货币收入，即实际家庭收入的中间值，仅仅增长了31%。并且在这个时间跨度内的任意一个时间段，实际家庭收入方面的增长更少，因此这些时间段被学者们界定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停滞”时期。但与此同时，从1967年到2005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却增长了122%。比翻了一番还要多的收入增长，竟然被称作“停滞”，这便是辞令技巧的众多功绩中的一个。

家庭收入与个人收入二者的增长率趋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原因非常简单：家庭中的户均人口数量，在这些年里一直在减少。例如在196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宣称，家庭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得出以下结论：“家庭数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样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许多人更愿意独自居住，他们住在自己单独的居所或公寓里，而不是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也不是搬到某个家庭中成为其室友、房客等等。”不断增长的个人收入使得这种趋势成为可能。

媒体和学术界无视如此明显和寻常的事实，却在持续地、广泛地引用不断下降的家庭收入数据。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人均收入数据却被广泛忽视，全然不顾家庭的规模是变化的，而人均收入却总是不变地指向个人的收入这一事实。知识阶层一直引用的是与他们关于美国的构想更为一致的数据，而被他们一直忽视的数据，则与他们的构想不怎么一致。

正因为家庭数据低估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所以这些数据也夸大了收入不公的程度，因为低收入的家庭一般比高收入的家庭人口少。有3 900万人属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而有6 400万人属于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这也并不奇怪，比如说低收入的母亲和她的没有父亲的孩子住在一起，低收入的房客会住在廉价旅馆中的单人间或者与别人合租。

即使整个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收入，在那6 400万人和那3 900万人的家庭平均收入之间，也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仅仅计算有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那么这种差距会更大，即使这些有工作的成年人有着相同的收入。顶层的5%的家庭与在底层的20%的家庭相比，前一种家庭有着更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和全年性的工作。

许多收入数据在另一种意义上具有误导性，即它们撇开实物偿付不谈，例如不考虑食物救济券和福利性住房等收入形式，而这些实物偿付的价值常常会超过低收入群体所获得的现金收入。例如在2001年，底层20%的人所获得的经济资源中，可转换为现金或者实物的收入超过了四分之三。

道德考量

在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不同，影响着道德性问题，正如影响着经验性问题一样。然而，如果考虑的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经济命运，我们就不会受到统计范畴所显示出的命运的惊吓，也就更不会因此而愤怒不已。例如，迈克尔·海灵顿在其畅销书《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中，夸张地讨论人们的收入数据，并为美国穷人的“痛苦”而叹息，认为美国有成千上万“身心受到摧残”的人，他们构成了“另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美国”；海灵顿认为这些人“陷入了恶性循环”，并且在“身无分文所造成的扭曲的愿望和精神”中遭受煎熬。但是那些带有道德焦虑感的调查数据，无法建立起一个统计范畴中的暂时群体与通过辞令技巧虚构出来的持久阶层之间的联系。

海灵顿所用的这种辞令，可能在美国的某一个时期曾经有过其现实意义。也许这些辞令直到今天，可能也还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但是当前美国的情形却是：即使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下的大部分美国人，也拥有一两代之前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拥有的财富。在2001年时，收入在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中，有75%的人拥有空调（1971年时全部美国人中仅仅三分之一拥有空调），97%的人拥有彩色电视机（1971年只有不到一半），73%的人拥有微波炉（1971年只有不到1%），98%的“穷人”拥有录像机或者DVD（1971年无人拥有）。另外，72%的“穷人”拥有机动车辆。但是，无论这些数据反映出美国底层收入者生活水平方面的多少变化，都改变不了知识阶层所惯用的那些辞令。

许多知识分子的典型思维倾向，都反映在安德鲁·哈克的这本《金钱》（Money）中，该书提到每年数万亿美元变成了“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并且说：“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但是这些钱根本就没有被分配。这些钱是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变成了人们的各种收入。

“收入分配”的这一特别提法是有倾向性的。它从半路开始叙事，其中的收入或者财富不知道以何种方式而存在着，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收入或者财富是如何摊派的，或者是像海灵顿教授所说的“分配”。但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人获得收入是因为他们为其他人提供了想要的产品或者服务，即使这些服务仅仅是劳力。每种商品或者服务的接受者，根据他们所确认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付钱；消费者通过在不同的卖家之间进行选择来寻找价格和质量的最佳组合，并对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价格和质量做出判断。

这样一种寻常的、实用的步骤，与知识阶层中某些人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的构想，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那种构想中被注入了太多的道德焦虑。如果真的有业已存在的收入或者财富，其以某种方式形成，比如说天赐，那么当然就会存在社会成员各自应该获得多少分配的道德问题。但财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预先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成千上万的人是由另外成千上万的人根据其产品的客观价值来偿付的，在什么基础上，第三方能够有资格说某商品或某服务被高估或低估了价格，关于这一点根本就不清楚。例如，烹饪技术应该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木匠手艺应该被给予更低的价值，这些很难由第三方来决定。至于是否有任何一种工作，根本就没有得到与其工作付出相称的报酬，这样的问题就更不应由第三方去指出。

许多人愿意为听到帕瓦罗蒂唱歌而付出比听普通人唱歌多1 000倍的钱，这并不奇怪。

当人们根据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获得报酬时，一些人能够轻易获得高于其他人1 000倍的价值，就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对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更感兴趣。对那些产品或者服务的使用者来说，的确是这样，他们甚至会对不同人的完全相同的产品或服务都给出完全不同的价格。例如，在老虎伍兹因为伤病而退出高尔夫锦标赛的那几个月里，各大电视台的锦标赛观众数量下降到原来的61%。这些电视观众数量上的流失，就相当于流失了好几百万美元的广告收入。

一个人生产力的价值是别人的1 000倍，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优点是别人的1 000倍。生产力和优点是不同的事物。一个人的生产力受到数不清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许多都是处于个人努力之外的，例如天生一副好嗓子就是不受个人努力影响的因素。生长在一个具有特殊价值取向或者生活习惯的家庭中，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或社会环境中，或者仅仅是天生就具有一个正常大脑、而不是在出生过程中遭受大脑损伤等等，仅仅这些方面的区别就能使得一个人的生产能力发生重大不同。

此外，第三方并不能预言一个人的生产力对于另一个人的价值，也很难想象一个人的优点怎么能被另一个“并没有设身处地”之人做出准确的评价呢。一个生活在恶劣家庭条件或者恶劣环境中的人，如果成为一个普通的、正派的并且拥有普通工作技能的修鞋匠，他可能就会被周围的人大加赞赏。但是一个出生在优越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的人，即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脑外科医生，也不一定能够获得比前者更多的赞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人来说，修鞋和治疗脑疾具有同样的价值。

在说到不同的人的优点可能相同时，并不是指其生产力也相同。我们既不能从逻辑上也不能从道德上忽视以下这两种情况在相对紧迫性上的重大差异，即急需修鞋者的紧迫性，与急需脑外科手术治疗的病人的紧迫性。换句话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衡量一位收入获得者的利益相对于另一位收入获得者的利益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忽视与收入获得者相关的大量的其他人——那些人的福祉依赖于这些收入获得者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如果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经济，在其中人们的收入与其生产力相分离，那么这种经济的情形就需要被说明它何以能够如此。但是那将完全不同于知识阶层的这样一种做法：在描述问题时仅仅在辞令技巧的基础上做出这种巨大又根本性的改变，就好像这种改变仅仅是今天的一套“收入分配”的数据相对于明天的另一套替代性“收入分配”数据之间的改变。

至于道德方面的问题，即一群人是否能对其他人的生产力以及最终的收益产生影响，取决于这些人能够控制多少导致不同生产力的因素，说是否能够控制得住那些因素，因为正是那些因素才导致了生产力方面的现实区别。但是，因为并没有人能够控制过去，并且过去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已经沿袭了下来，所以现在所能够做的限制，也只能是由社会对那些被视作道德败坏的行为加以限制而已。至于将群体间在统计学上的不同，机械地归因于社会所创造的“壁垒”，这就更加不合理。壁垒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就像癌症客观存在一样。但是承认癌症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死亡都能机械地归因于癌症，甚至大部分的死亡都未必能够归因于癌症；同样道理，大多数的经济差异也都不能机械地归因于社会“壁垒”。

在环境的限制之下，社会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以拓宽人们能够获得的机会，或者帮助那些因为自身严重缺陷而不能利用已有机会的人。事实上，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早已有人在做那些有益的事情，并且仍然会坚持做下去。美国的慈善事业全球领先，这不仅体现在美国人所捐助的慈善资金数额方面，也体现在美国人将他们的时间贡献于慈善事务方面。但是，仅仅通过这样的假定：一切都还没有做到事情本来应该已经达到的那种完美程度——而无视于那种完美程度所需要的成本和所面临的风险，就能够使得个人和社会都应当受到指责，因为真实的世界还远未达到能够和关于理想社会的某些构想相媲美的程度。真实世界和完美构想之间的差距，并不能自动地归咎于现实世界，正如梦想家并非一定就错了一样。

作为消费者的穷人

尽管一段时间内处于收入底层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档次，但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确实会如此。而且，一些特定街区会在好多年里都一直是穷人的居住区，无论此街区中曾经有过多少人随着收入档次的提高，而从这个街区迁出，去了更好的地方。街区内部居民种族成分的彻底转换，仅仅是这种经济变动性的迹象之一。例如纽约的黑人住宅区，曾经就是犹太人的中产阶级社区。

低收入街区往往有它们自己的经济特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那里的商品价格比其他街区更高。知识分子们对于“穷人需要支付更多金钱”的讨论，通常是对一些商家愤怒的控告或者谴责，他们认为这些商家向最缺乏支付力的人收取了高价格。高价格的原因被暗示性地假设为起源于收取高价的商家，尤其是假定了那些商家具有“贪婪”、“种族歧视”等恶意的倾向。但是由谁或者由什么因素传递了低收入街区的高价格，以及由谁或者由什么引发了低收入街区的价格比其他街区更高，这二者之间的情形可能大为不同，但这种可能性却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说被调查了。令人困惑的因果关系传导，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关于“社会问题”讨论的核心。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价格经常传递着一种潜在的事实，而不是价格本身成为那一种事实的起因。

潜在于许多低收入街区的事实还包括：高犯罪率、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暴力现象，以及缺少规模经济的其他先决条件。而在更富裕的街区内，这种先决条件使大型连锁商店能够存在，因为这些商店可以在更高存货周转率的基础上，在较低廉的价格水平上就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但是这种简单枯燥的原因，并不能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一个展示他们特殊才能的机会，也不能给他们提供通过谴责他人而展示自身美德的机会。设想一下，如果位于低收入街区的商店事实上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全国性连锁商店和许多其他商业机构会对这些低收入街区避之唯恐不及。其实正是因为其中更低的投资回报率，使得这些低收入街区缺少在那些更富裕街区里很普遍的商业活动。

为低收入街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潜在成本，被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部分）忽视。相反，对穷人的个人贷款所收取的高利率，却足以引发疯狂的批判，并引发对政府干预的要求，以期停止“剥削性的”和“不道德的”利率。辞令技巧经常被运用于对年利率的描述，但事实上低收入街区的贷款期限往往很短；这些贷款常常都是用来应付紧急情况，因此贷款周期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甚至几天，被借去的钱，也通常只有一两百美元。并且几个星期的期限内，每100美元的利息是15美元。由此可以计算出，100美元的年利息相当于数百美元，这样的统计结果曾经在媒体上和政治上引起过轰动。

这种短期贷款收取这样的利率，其背后的成本原因，却很少被知识阶层或被所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者”以及其他人调查研究；这些人对这种利率收取做出轰动性的反应或者对其谴责，但他们却对这种商业模式知之甚少。在美国的一些州，能够看到政府干预年利率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例如在俄勒冈州，当政府开始实施一个上限为36%的年利率限制后，四分之三的“日贷款”业务消失不见了。如果人们肯于审视事实的话，并不难看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后果的原因：当年利率被限制在36%以内时，以贷期两周为例，原本每贷出100美元所能获取的15美元利息，将会降低到不足1.5美元，这样低的利息额连贷款程序的成本都不够，更低于贷款业务所可能具有的风险。^l

至于那些低收入的小额贷款人，据信他们正是道德精英们对利率关怀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道德精英们真要为低收入者着想的话，就必须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权衡：是彻底拒绝低收入者100美元的急需贷款，还是同意其以15美元的利息为代价来获得满足急用的贷款？为什么低收入者经过权衡就可以自行得出的决策，却应当被法律强行转移，而将这种决策权转交给远远与特定知识和一般情境不相关的第三方？为什么不能让那些对自身情况了如指掌，同时也是被相关政策影响最为深重的人来自行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很少被问及、更无人回答的问题。既然知识分子们自认为知识渊博并且富有同情心，那么他们就应该尽可能不去干涉自己并不懂的事情，因为在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会让那些本来就不太幸运的人反而承受更大的代价。

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谴责日贷款提供者收取了“三位数的年利率，这使人们陷入了绝望”；又说这些提供贷款的商人，是“在资本美德的掩饰下大发其财”。这篇社论认为，政府设定36%的年利率上限，对于阻止“日贷款的过分剥削”是必需的。无论《纽约时报》把年利率上限这一措施说得有多么好，但社论并不能回答我们：这一措施是否从穷人们本来极为有限的选择权中，又拿掉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