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了，其实不是我病了

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症状，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在生理系统的反馈作用机制之下可能会影响其他器官的功能，例如高血压长期控制不住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同样，一个家庭成员症状的出现或消除，也可能会通过家庭系统的反馈机制影响其他成员的心理状态。不管是生理系统还是家庭系统，如果系统的反馈机制出了问题，器官和成员的功能很难得到有效代偿，离开这个环境或者系统发生健康性改变，疾病才能得到治疗。在临床治疗中，如果病人在医院的表现良好，回到家病情就会出现反复，或者依据规范化治疗，使用了很多药物依然无效，那么这类病人几乎都处于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系统之中。

明轩是一位24岁的小伙子，两年前被医院诊断为“双相障碍”，前后一共住了5次医院。他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已被迫从重点大学退学。他被医院判定为难治性病人，他让医生头疼的症状是，他总是说活着没有意义，出院后只要与母亲发生冲突，就会站在阳台上说要自杀。母亲苦苦哀求，答应他的全部要求，然后强行把他送到医院，如此反复。

最后一次住院，医生给他用了两种抗抑郁药、两种心境稳定剂、一种抗精神病药，其间还做了十余次电休克，但是消极的想法依然存在。他就这样打败了医生，被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病人，但他也是一个无能的孩子。

明轩的家庭结构就像米纽庆描述的那个个案一样，与母亲特别亲密，父亲因工作原因长年在外地。母子关系既亲密又冲突，目前还没有分房睡，儿子用自杀的症状维护母亲存在的价值，让自己永远以孩子的角色留在家里，保护母亲，守护家庭，不让父母去面对自己的困难。

如果家庭关系不改变，用药是治不好这样的症状的。治病，要从改变家庭关系开始。

当丈夫心情烦躁、唉声叹气时，林娜也是以鸡汤文来鼓励丈夫：“你很棒，你可以的，你可以这样做……”隐含的意思是：“你的情绪不能这么糟糕，优秀的人是不能有坏情绪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夫妻治疗，当丈夫抑郁时，林娜会安静地陪在他身边，倾听他的恐惧、无助和悲伤，甚至一起痛骂那个只让员工加班却不给加班费的老板。当外界的压力在家庭内部得到显著缓解时，这个家庭就具有了弹性，可以保护家人避免伤害，同时家庭成员间的凝聚力也会增强。当家庭开始改变沟通方式时，抑郁就无处遁形，也就从这个家里逐渐消失了。

明轩家的变化具有戏剧性。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关系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家庭关系在症状的反复作用下已经固化，每个父母都不可能拿孩子的生命来做赌注。两年内儿子的病情反复发作、多次住院，对于每个父母来说都很难接受，无望、无助是必然的。

我问那位绝望又带着希望而来的母亲：“你们在中国最好的精神病院接受了最先进的药物和物理治疗，但明轩的病依旧反复发作，可能目前的治疗技术和手段对他来说效果有限，如果这样，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吗？”这位母亲被当头一棒，她一直在拯救儿子，可是儿子似乎并不想好起来。

后来，当明轩病情复发，再次站到阳台上要往下跳时，母亲不再选择阻拦，而是默默地走出家门。她想好了，如果儿子一直这样折腾下去，动不动以死相逼，真的生不如死，还不如死了算了。这就是我们治疗过程中讨论的，曾经被医生和家人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果病治不好，症状一直存在，该如何生活。

母亲下楼去隔壁超市转了一圈，但是心里一直在打鼓，儿子到底有没有跳楼。她走到小区门口，偷偷观察保安的动向，好像和平常一样。她上楼打开房门，儿子坐在客厅。明轩说，他已经走到了阳台，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又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当母亲换一种方式与孩子互动时，原先卡在关系里的症状就可能会消失。但是这个家庭另一段更重要的关系，即夫妻关系需要建立起来，才有机会让已经开始松绑的母子关系继续松动。当父母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家庭矛盾，重新开始对话时，焦点从孩子身上转移，孩子就会从枷锁中解脱出来，专心发展自己，疾病就会慢慢好转，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