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没有信念的陪伴，是没有意义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规模较小的精神病院工作，门诊病人非常少，医生不需要按常规坐班。有一天，轮到我值班，门诊有一个新病人需要我出诊。一对外地来苏州打工的年轻夫妻带着八九岁的女儿来看病，主诉是“孩子不愿意上学”。我按照精神科的常规流程做了检查，没有发现病理性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我告诉那对夫妻，你们的女儿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小孩不愿意去上学，那肯定是有问题啊，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对夫妻显得非常着急和无奈。当时，我一下子被问住了，对呀，困扰这个家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有些心虚：“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们，这不属于精神科的就诊范围。”我一直记得那对年轻夫妻焦急无助的眼神，还有我内心的不安。

这份不安促使我开始关注疾病之外的部分。

苏是一位绣娘，她的老伴在60岁时突发脑出血，虽然被抢救过来了，但是永久地失去了意识，成了植物人。她几乎每天都会去医院陪老伴，给他翻身、拍背、洗澡、料理大小便等。忙完之后，她就会拿出顶针和一小块绸布，打开收音机，坐在老伴的病床边开始绣花。苏的到来，给精神病院的老年病房增添了许多生机。但是，她似乎不太受医生、护士的欢迎，原因是她比较挑剔，今天这块床单有点硬，老伴睡了会不舒服，要求换一块；明天那个菜有些不合口，希望医院能重视特殊人群的健康需求。她总是有很多建议和反馈。医生和护士看到她，都尽量保持距离，生怕一不小心被她“告状”。

我到老年病房时，苏的老伴已经在那里住了十多年。同事们说起过她家的故事，建议我查房时要小心这个老太太。但是，这个与众不同的绣娘总有一股吸引我的力量。一个戴着老花镜的银发老妇人，头发油亮油亮的，挽成发髻挂在脑后，丝线随着右手上下翻腾，穿过洁白的绸缎，她哼着苏式小调，收音机里不时传来昆曲，陪着她的是没有意识的老伴。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美！

我经常到病房听她讲她和老伴的故事。苏不愿意相信老伴失去了意识，她觉得他只是睡着了，他还有喜怒哀乐，能感受到周围的一切，她甚至认为老伴还会醒过来。我尝试理解和共情她：“你们的故事真感人！你是一个好妻子。”她笑了笑，慈祥地看着我：“你将来会是一个好医生。”

我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和倔强，总想搞清楚苏是否真的不知道老伴不可能恢复意识了。我想告诉她接受现实，不要那么执着和难过了。那天，苏有点严肃：“陈医生，我是相信他能醒过来的。没有信念的陪伴，是没有意义的！”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质疑和修正她对老伴的态度。一年后，苏的老伴在肺部感染后生命体征不稳，她和家人签署了拒绝有创抢救的同意书。苏握着老伴的手，唱着昆曲，看着心电监护仪的数字逐渐下降。那些曲子是苏年轻时丈夫经常唱给她听的，丈夫用昆曲陪伴着夜间刺绣的妻子。

苏给我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医学人文课，任何人的存在都不仅仅是个体的表达，疾病之外的意义有时候比疾病本身更重要。与“信念”（理解）、“陪伴”（互动）和“意义”（功能）相关的临床实践丰富了我的精神科知识体系，让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过往的经历会使症状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功能和意义，这些意义比治疗疾病本身更具有价值。苏让已经是植物人的丈夫在这个充满美好情感的世界中离开，这远比把他看成一个无法醒来的、冰冷的人要高级许多。这种高级让我在日后的工作中，更多地看见了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陪伴者，更愿意了解患者背后的家庭故事，这也让我的工作不那么枯燥乏味了。后来，直到我到上海师从赵旭东教授研习家庭治疗，才知道这叫系统式思维。

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系统式思维让我具备了与传统线性思维不同的理解以及干预疾病的经验和视角。系统式思维的核心是“互动”，在交互影响的人际系统中理解每个人，建构不同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人际系统是家庭。在治疗每个患者的过程中，我都会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故事，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理解和干预。我将这些感悟、体验和理解整理成书，分享给诸多需要了解和理解自己，尤其是需要从家庭心理意义层面了解和理解自己的读者。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从家庭心理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出发，结合临床个案阐述家庭如何塑造和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第二部分着重分享带着心理困扰前来寻求帮助的来访者的家庭问题，以及他们的改变历程，帮助你更进一步地理解家庭如何通过问题影响人、这些问题又是如何影响家庭建构的，从而达成对健康家庭的理解。第三部分介绍新组建家庭的常见议题、困难和冲突，着重介绍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和方法，让每个人从新家庭伊始，学会健康地进行家庭互动。

本书所述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看法，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患者和来访者，是你们的陪伴让我的生活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