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冬去旅行，特别拐进黄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只为参观村里一座六角塔。
六角塔为青砖结构，没有一根木头支撑，全靠着砖砌形成的弧度相互支撑，塔约有三层楼的高度，从剥落的泥灰中可以看到：每一块砖的侧面，都刻着制作时间和制造者的名字，从题款的时间上能看出这是一座明代的塔，至今还能攀爬上到二层。
想必占着那时的天空，最高的屋顶是当地一座寺院的屋脊，离地面也就几米高度。终于有一天，一根矛呼啸着在丛林中耸立，它以盘踞整座山为基座，在天空没有发现它之前，有意种下一棵香樟树，掩盖它的起意：
那支颤巍巍直刺苍穹的矛，在天空中写下对龙王任性发大水，造成山洪爆发，村民死亡不共戴天的誓言；是伫立于天际线的一根地标，也是一座刻下幸存者归乡之路的界碑。
造塔的功能就是纪录当地所做的大事。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座这样的塔。
我爬到这座五百多年前故事的二层楼时，站立在塔心中央，它微微隆起，象一顶手工编织的六角帽，在中央将六个角分散的六片等腰三角形收线缝合，因此顶部中央隆起，而站在此处看塔顶，也是同样的效果。
朋友没有爬上来，说怕两个人的重量加在一起，会把塔压垮，他是当地人，知道这座从未对外公开宣传过的景点，他小时候就经常爬，估计不久会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怕是不让再爬了。
朋友说很值得一看，于是就把我带进了村。
经过村里的省道，直接连着黄山风景区，因此自驾游的朋友，选择在村里吃完中饭或晚饭再上山，权当在此打个尖，因此，村里的每家饭店都是生意兴隆，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徽菜做得地道。
重油重色，山珍野味说的就是徽菜。
朋友説吃野味要提前预定，比如果子狸、麂子之类，我説这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不吃为好，吃点正常的就行。
刀板腊肉、红烧鳝鱼、老鹅锅巴汤的香味弥漫在不大的空间里，肆无忌惮地挑逗吃货的味蕾，要吃当地的特色徽菜，就需要花时间排队等。
一位司机掀开塑料门帘，用方言直喊着老板的小名，他是当地人，马上要赶到W市去，让老板娘做一碗面，多放点辣椒和牛肉块。
排在前面的客人不乐意，叫道大家都守点规则好不？
司机瞪着眼：“我这是赶着给死人送花圈的，有谁的事比这事急？”
客人们纷纷説：那也要守先来后到的规则。
司机更不乐意地咕哝，星期天的，还得给单位办事，饭都吃不上一口，这长途要跑四个小时，来回得八个小时，晚上还要往回赶，让不让人活了？
我对司机招招手：
“师傅你可以排在我前面，让您。”
他点点头，表示感谢，BJ来的人就是素质高，他肯定。
坐在我面前，一阵风卷残云般地吃起一海碗的面，嫌辣子放得不够多，又把桌子上的辣油都倒进碗中，仿佛这是人生中最后一餐，辣得满头大汗，似要抵御这初冬皖南山区的寒冷。
我问他：
“W市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很熟悉，不知道你们单位给谁送花圈？”
他埋头在热气中，甩出一串怨言：
“是市里的某学校一位校长死了，与我们县的学校是联合办学的合作单位，头死了，这边的学校怎么也要赶在第一时间表示哀悼吧。”
心中掠过一个名字，我想不会是我认识的人吧，不会是他吧？
他用手背擦了擦嘴，沿着碗把汤都吸入了口中，满足地叫道：
“结账。”
我装着是上外面的厕所，绕到他的金杯车前，趴在窗上看到那只硕大的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缀满了白纸扎的花朵，白色的挽联，用黑墨写着他的名字，很工整的隶书，如果不是挽联，完全是一幅极为出色的书法作品，可以装裱挂起来欣赏，
花圈上的这个人，与我面对面在办公室里坐了十一年。
司机掀开门帘，看我呆立在车窗边，以为是找烟抽，客气地递过一根迎客松，表情轻松：
“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哦，饭前也一样。”
他想到是我让他先吃的，我还没有吃饭呢。
我接过烟，表示同意他的观点，然后问：
“您们这里的花圈全是白花吗？”
他惊讶：
“难道还要扎上一朵小红花？”
我摇摇头，説咱北方的规则是对逝世年纪有要求，对应不同的花的色彩，比如五十五岁去逝的人，中央一圈是黄花，边缘一层是绿色的花，中间掺着白花，而只有长寿者是全白的花，如雪。
司机惊讶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校长正好五十五岁？”
我赶紧说这是打个比方。
他干脆把车门拉开对我説：
“看这位老师好有学问，正好还有点时间，上车看仔细点，我们南方的花圈与北方的有啥不同的地方？”
我坐在车位上，用手抚摸他的名字，是的，那个第一天去单位报到时接我的人，那个恶狠狠地搞办公室政治的人，那个最终给我看了他最好的藏书的人，那个借了我两千元不还，给了我一封密信做抵押的人，终于死了。
我吸了口烟，把烟圈吐向他名字所在的位置，像当年我们在办公室里一样，都刚刚学会抽烟，熬夜赶写第二天部长要读的时政报告。
我的办公桌上堆满杂物：
左手边放着《新华字典》，随手翻查需要，它占据着主角的位置，右手边放着参考用的资料，通常是各种写材料用的报刊杂志，内参等范围的资料，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一般我们会把它分类，剪贴下来，找楼下的打字员小丁要上打废了的文件纸，反面贴上剪辑内容并进行分类，方便写报告时参考，这是他教会我的工作方法。
我们面对面放着两张办公桌，现在回想，那是用刨花板做的简易的办公桌，中间是一个大点的抽屉，左边是五个小抽屉，右边是一个小柜子，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款式，我后来在收藏的家俱类别中，从路易十四风格到摄政王时期，再到维多利亚时期的，都没能发现它的设计元素，办公室都是这样的标配，唯一不同的就是年限出现的色彩变化，我一新来的，分到一张新一点的柿黄色的桌子，而张乎的已经褪色，边角露出了里面刨花板的灰白色。
两张桌子中间的三八线是两个铅笔盒，用废纸盒做的，一个装铅笔，一个装英雄牌钢笔墨水，红蓝、黑三种，两个纸盒的空隙间还会随手放着几盒防困的清凉油、几支开会用的划重点的粉笔、组织学习时过期的市委大礼堂的门票，看过的电影票，路上捡到的无用的纽扣或是好看的石子，我还捡到过一根鸽子的羽毛，后被他扔掉了，説那东西有股味道，让他时常想到小时候挨饿时，把邻居家的鸽子全都偷吃的穷困。
我正高兴着又找到了他人生的污点时，他改口説都是大哥张之干的，他只负责红烧和吃，杀也是大哥一个人完成的，一般答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无法再对话，他的大哥是人人皆知的疯子。
张乎的桌子上多了一个宜兴紫砂杯，杯内被泡得分不出原来的颜色，用他喜欢的宣城炒青绿茶长年泡的，又不清洗，説是养杯子，我喜欢用一个白面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泡茶，茶叶当然也和他同款，那是单位发的福利，算是对加班人员的嘉奖，以至于我在黄山喝了十二种他们认为的好茶后，评点：还是没有我在坐机关时的茶叶好喝。
第一口茶的印象如此难以改变。
茶叶是写稿人的必备利器，它的灵魂是写不同稿子时，喝不同山头的炒青，而这点，也是张乎教给我的，全机关的茶叶，都是在谷雨前，机关委托他去山上搞到的。
当年要想以最便宜的价格，拿到不同档次的茶叶，你要躲过各种关卡，还要找到信任的村民，这样可以免掉特产税，然后趁着月色，扛着百十来斤的麻袋，翻越几座山头，从小路躲开各村派出的监督检查人员，很多单位在这一条上失了手被抓住，补了好几倍的罚款，唯有张乎一次也没有失过手，因此我想，他后来去当校长，能与黄山脚下的村庄结成助学的对子，一定是当年翻山越岭偷运茶叶的功力。
当年中国第一个茶叶集市峨桥茶市，就是一个不产茶的地方，交易不收特产税。
想到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最后一次见面，是一种预言将要实现的前戏，它充满了未知的刺激，也充满了惊险回顾，我决定放弃接下来的行程，赶紧打道回府，去打开那封存了二十多年的密信，看看里面到底里面写了啥。
人总是受到好奇心的鼓励，或许这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我承诺在他允许的情况下打开。
这是一个藏宝的地点，还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