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版《中国现代文学散论》前言

新加坡青年书局决定出版一套《国际汉学研究论丛》，邀请陈荣照教授出山担任主编。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学术远见的举措。

从五千多年前开始，人类早期出现的几大文明中，华夏文明就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比肩而立，各自做出过独特的贡献。不同的是，古埃及等文明，后来有的变异，有的中断，有的消亡；独独以汉字为联结点的华夏文明，却不仅没有中断，没有消亡，反而如黄河、长江、珠江般曲折向前，容纳百川，浩浩荡荡，在哲学、文学、史学、医学、科技、美术、宗教、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诸方面都获得相当高的发展。并且在它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涵盖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东亚汉字文明共同体。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廷晚期政治上的昏庸腐朽和外国帝国主义接二连三的侵略行径，中国陷入不断割地赔款、几乎被瓜分的危机之中。华夏文明从此也发生重大转折：在许多代先进中国人的带领下，向近代西方去寻找真理，经比较借鉴而求取新生，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和奋斗，走上了漫长的复兴之路。回顾和研究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和最近一百七十年中华学术文化史，有多少内容可以书写和已经书写，有多少著作已经诞生和将会诞生，有多少新见解、新成果将会出现和不断出现。因此，我有充分理由相信，青年书局这一计划定会获得成功。

承蒙陈荣照教授的关爱，要我个人也为这套论丛提供一本著作。我为此感到荣幸，很愿意尽一份绵薄之力。由于我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隶属于汉学的现代阶段，因而我从自己十几种论文集或专著内，选出了二十多篇读者可能感到有点兴趣的文章，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散论》一书。之所以说“读者可能感到有点兴趣”者，一是因为这些论文较多体现了学术上的一些新发现，为学科的发展带来若干新的面貌。二是一些论文具有较浓厚的实证气息，抓住问题的关键之点展开论述，依靠摆事实、讲道理，用证据来说服人。无论是研讨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到底在何时也好，考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也好，或者论述鲁迅小说创作的特点也好，探讨徐志摩新诗的艺术成就也好，都运用了这种实证的方法，这大概体现了我对清代乾嘉学派方法论的倾心和吸取吧。三是在本书所收的一些文章中，首次披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些史实，大多得自我本人的亲身经历，也有一些是从一般读者不会留意而我却较为熟悉的友人文章中引出并经过我的验证的。前一方面的事例，可举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怎样获得斯大林文艺奖来说明。我曾经和很多人一样，以为这部作品的获奖一定是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向苏联推荐的，所以在1962年秋天举行的一次提纲审稿会的休息时间，我曾向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问到了50年代初推荐斯大林文艺奖的具体情况，周扬的回答却是：“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去获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原来，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后一方面的事例可举：毛泽东作为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竟然同时又有相当严重的帝王思想，而且早在到达延安时期之初，就已通过他本人之口毫不隐晦地道出，这不免使人感到震惊，也给当事者丁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丁玲自己就曾在我面前提到过，虽然不像她与杨桂欣或李锐所谈到的那么具体周详。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一些，恕我不在这里一一列举。

尽管如此，这部《中国现代文学散论》终究只是一本选集，自有它作为选本的局限，另外也可能有它自身的缺点乃至失误。我诚恳期待着专家和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