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2]。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3]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4]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5]，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6]。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7]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8]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9]。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10]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11]，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2]东壁下。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二期。
[2] 大方之家 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3] 伟大的人物 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个体的过去（前世）、现在（现世）、未来（来世）。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
[4] “正人君子” 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他们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曾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等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参与学潮的女师大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北京《大同晚报》在1925年8月7日的一篇报导中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5] 通人 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讽刺陈西滢等人。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1925年7月25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6] 华盖 古星名。《宋史·天文志》：“华盖七星，杠九星如盖有柄下垂，以覆大帝之座也。”旧时迷信的人有华盖星犯命之说。
[7] “党同伐异” 语出《后汉书·党锢传序》：“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1925年12月12日）的《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8] “公理” 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等曾组织“公理维持会”，以“公理”的名义支持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反对女师大师生复校。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9] “以待来年” 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10] 文士们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常以研究过莎士比亚而自傲。徐志摩在1925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曾谈到他和陈西滢、丁西林在观看中国艺人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的“自大”的心态：“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认为这种“自大”使他们看不起对莎剧的“古戏新演”，是应该“自省”的，因为英国人的莎剧“新演”也很“有趣”。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11] 《莽原周刊》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1925年4月24日创刊于北京，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27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1927年12月25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批评。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2] 绿林书屋 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后来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一些人，曾辱骂鲁迅等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潮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