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公元1000年的世界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并没有新技术导致区域间旅行的勃兴。正如在更早的时代一样，此时的人们仍主要通过步行，或骑着动物，或乘坐畜力车，在陆地上迁移；靠乘坐独木舟、帆船或木船横渡水面。在公元1000年，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有所增加，因为农产品剩余导致了人口的增长，使得一些人停止了全职耕作，转而为市场生产商品，并成为商人。

在公元100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中国，它的人口约有1亿。纵观整个历史，中国人可以占据地球上生活着的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随着中国商人和船只与东南亚及南印度的人们进行贸易，宋朝（960—1279）经济蓬勃发展；而水稻种植也支撑起东南亚及南印度迅速增长的人口。

中东和欧洲粮食种植区的人口虽不像亚洲那么多，但数量仍然很大。公元751年到大约公元900年，阿拔斯帝国（Abbasid Empire）控制了西起北非、东到中亚的大片领土。

阿拔斯帝国的统一促进了许多农作物在帝国各地的流动。有些作物，如高粱，原产于西非；还有些作物，比如大米，来自印度。而来自伊朗和印度的热带植物的种植，则激励农民在整个夏天进行劳作（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改变了整个阿拔斯帝国范围内的人民生活。这一变化在阿拔斯帝国哈里发统治时代的早期，为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带来了持续的繁荣。

然而，公元900年以后，阿拔斯帝国分裂为几个地区性王朝，每个王朝都由不同的军事领袖统治。位于巴格达的哈里发依然是伊斯兰共同体名义上的首脑（在前阿拔斯帝国的领土上，各地穆斯林仍旧会在周五的礼拜中提到他），但阿拔斯帝国不再统一。前阿拔斯帝国土地上的人口则继续增长，在公元1000年时估计达到3500万至4000万人。

随着西欧当地居民采取了意义深远的农业变革，西欧的人口也有所增加，英国历史学家R. I. 摩尔（R. I. Moore）称其为“谷物化”。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土地上种植了小麦和大麦。在法国北部和英格兰，耕种者们率先认识到，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种植同样的作物，会降低土地的肥力，于是他们让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休耕。

公元1000年以后，农民们开始轮作他们的庄稼。芜菁、苜蓿和谷物的轮作是一种流行的方式，有助于保持土壤的养分。这种做法对提高农产量非常重要，但传播缓慢（而轮作此时在中国已经广为人知）。与此同时，其他的发明创新——马拉犁、水磨、风车和铁制工具（后者比木制工具更能深入土壤）——也增加了粮食产量。在“谷物化”之前，西欧的大部分土地都没有被定期耕种；但在“谷物化”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改善。

除了人口的增加，这些变化还促进了欧洲定居社区的兴起。在广泛种植谷物之前，西欧的许多农民都是居无定所的，他们到处迁徙，去耕种土地和饲养牲畜。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的农民也是如此，他们跟随着饲养的猪、山羊、绵羊、牛和马等牲畜群而流动。但由于农作物轮作和农业的其他发展，农民开始建造房屋并在村庄定居，这首先发生在法国、英格兰和德意志地区，然后发生在东欧和北欧。

欧洲人口几乎翻了一倍，从公元1000年的不到4000万，增加到1340年的7500万（在1347年黑死病暴发之前）。人口的这一增长与中世纪温暖期相吻合，中世纪温暖期始于公元1000年，在1100年左右达到顶峰，至1400年结束。由于气候历史学家尚不了解是否全世界都出现了变暖的现象，因此他们现在将这一时期称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尽管某些地区（例如欧洲）的温度升高，但其他地区变得更冷。

欧洲各地的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南欧和东欧（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尔干半岛）的人口增加了50%。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西欧和北欧（即今天的法国和德国所在的地区）的人口增长要快得多：那里的人口猛增了三倍，到1340年，欧洲近一半的人生活在北欧和西欧。

中国人口的迁移与欧洲情况相似，但方向相反：中国人向长江以南的水稻种植区迁移；而欧洲人则向北迁移，远离地中海，迁往北海。公元742年，中国6000万人口中的60%生活在北方，他们在那里种植小麦和小米；但到公元980年，62%的人生活在中国南方，他们在那里种植水稻——一种比北方粮食作物产量更高的作物。

与中国皇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元1000年，没有某位君主实现过对欧洲的统治。在东欧，拜占庭帝国是最繁荣的国家，但其军事实力正在迅速衰落，这迫使皇帝依赖雇佣军或外国军队。尽管如此，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欧洲最先进的城市。当西欧人来到这里参观时，他们简直无法相信其街道之美或其建筑的精致复杂，尤其是宏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在西欧，查理大帝（Charlemagne）统一了今天的法国和德国，但当查理大帝在公元814年去世后，他的王国一分为三。在公元10世纪，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Otto I）、他的儿子奥托二世和孙子奥托三世（他们三人被称为“奥托三帝”）是西欧最强大的统治者。奥托王朝控制了德意志王国和罗马的领土，但没有控制整个意大利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拜占庭帝国。国王拥有的权力使其可以任命教皇；反过来，在公元962年，教皇为奥托一世加冕，使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儿子和孙子也继承了这一头衔。

奥托三世选择让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 999—1003年在位）领导罗马教会。西尔维斯特二世是他那个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之一，他知道一点代数运算方法，这是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学到的一种数学技巧〔“代数”（algebra）一词来自阿拉伯语“al-jabr”，意指平衡方程两边所需的操作〕。

公元1000年正值西尔维斯特二世统治时期，但这一年对欧洲人来说意义不大，因为很少有人使用这种从耶稣诞生之日开始纪年的历法。该历法在公元6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发展缓慢，直到16世纪，教会才正式接受它。大多数人以在位的国王或教皇来纪年，例如人们称公元1000年为西尔维斯特教皇在位的第二年。

很少有基督徒相信公元1000年基督会重返人间。各种各样的巡回布道者和教会改革者都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并领导了暴动，但他们的运动发生在不同的世纪，都不在公元1000年左右。

在公元1000年世界上所有的农耕帝国中，学者们对中美洲的玛雅了解最少。大约在公元600年以前，玛雅人已经开始广泛使用灌溉技术来种植玉米，他们在位于今墨西哥、伯利兹、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原始中心地区的高地上种植玉米。玛雅在公元700年左右达到人口顶峰，当时其总人口已达数百万。（2018年的一项估计认为玛雅人人口数为1000万至1500万。）位于今危地马拉的玛雅城市蒂卡尔（Tikal）是公元600年至800年间最大的城市之一，约有6万居民。在公元8世纪末，可能是因为过度耕种或环境变化，多个城市崩溃并被废弃。公元830年以后，玛雅人几乎没有建造新的城市。而公元1000年至1100年间发生的一场长时间的干旱，导致人口急剧下降，大量人口迁移到尤卡坦半岛的北部，在那里，新城市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崛起了。

尽管玛雅文字的书面记录止步于公元1000年之前（最后的石刻文字可追溯到公元910年），但奇琴伊察的玛雅人经历了复兴，他们将贸易往来扩展至北起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四角地（Four Corners，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的四州交界处），南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广大地区。大都市奇琴伊察拥有一个巨大的球场和一个精密的天文观测台。这座城市给公元1000年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邻近的统治者都派遣使者携带礼物，拜访玛雅统治者。

公元1000年的世界人口是多少？粗略估计为2.5亿人。比起那些没有人口记录的社会，我们对那些进行过人口普查的社会（比如中国）更为了解。而农耕社会要比流动的游牧社会拥有更多的人口。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主要的稻米生产国，亚洲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超过50%，约有1.5亿人）；欧洲紧随其后，约占世界人口的20%；非洲可能占了另外的20%，而美洲只占10%或更少（大洋洲的人口从未达到世界总人口的1%）。

2.5亿的世界人口是历史的转折点。当探险家们从其祖国出发，前往邻近疆域时，与人口较少的早期时代相比，此时的他们更容易遇到人。

在农业蓬勃发展、人口增长的不同地区，有些人能够停止耕作，居住在城市里。公元1000年到1348年间的欧洲城市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巴黎有2～3万人口，伊斯兰时期的科尔多瓦（Córdoba）有45万人口，两者都比宋朝的都城开封和临安人口少，这两个城市都至少拥有100万人口。

随着城市的发展，有创业精神的商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在遥远的地方购买到非凡的物品，而人们想要更多物品的渴望也被激发了。贸易货物通常是重量较轻的物品，如羽毛、毛皮、漂亮的纺织品和药品。贵金属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人们愿意带着它们长途跋涉。

在一些相似的社会中，粮食的盈余也有助于大型文化官僚机构的存在。他们都有自己的书写系统。公元1000年，世界上最主要的文献是由拉丁语、古冰岛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梵文和汉语写成的。因为有书面记录，我们对这些重要地带的人们及其近邻的了解，远超于对没有文字系统的地方的了解。

本书没有涵盖地球上的边远地区，这些地区没有文字记录，或没有与相邻地区进行贸易。澳大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某些地区以及美洲多个地区都是如此。在这些地区中，有的居民从事狩猎和采集，并进行间歇性耕作。他们在春天播种，夏天不予照料，秋天则回来收获。近年来，有人认为渔猎的生活，远远优于在田间种植农作物。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是渔猎没有产生足够的盈余，以支持人口的大量增长。这些社会并未孕育出书写传统，这意味着除了借助考古学，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许多人认为，书写首先出现在大型的农业帝国中，因为统治者需要掌控自己的臣民，并记录税收情况。

尽管如此，那些与外界接触甚少的地区并不都是一样的。在西非，古城杰内（Jenne-jeno）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他们的基本假设，即只有定居的农业社会才能兴起城市。在那里，当地人多是牧民，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与其牧群一起迁徙，但会在杰内度过雨季，当时的杰内人口多达两万。该古城遗址有一个深达8米的巨大的碎陶器堆积层，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年，证明当时已经存在着一个主要的定居点。有趣的是，关于杰内的唯一书面记录来自外部人，他们在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书写与该城市相关的内容。

在世界上文献记载较少的地区，当然也存在类似的大型定居点，但我们是通过考古发掘才知道它们的。在许多地方，如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考古学是我们唯一的资料来源。

在我们当下的世界里，人们已经仔细地探索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并详细绘制了地图，但在公元1000年，欧亚大陆各地的作者们，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对远方感兴趣，并记录下他们对处于已知世界边缘的土地的了解。用汉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写作的古典时期的作家们，都曾描述过生活在那里的类似人类的生物。许多后来的作者还简单记录过一些没有头、没有四肢，或是呈现出其他奇怪形状的物种。公元1000年左右的早期旅行者，对他们的邻居所知甚少，而且总是充满无所畏惧的精神。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阿拉伯语文献详细地记载了非洲-欧亚大陆上许多无文字社会的居民、货物、贸易路线和习俗的情况。一位名叫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radadhbih， 820—912）的阿拔斯帝国邮政和情报部门的波斯官员，撰写了第一本地理书，书中描述了位于特定路线上的不同国家及其特产。他很恰当地把其作品命名为《道里邦国志》（The Book of Routes and Realms）。后来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作的地理学家们，在描述他们观察到的不同地方时，使用了相同的书名，这些著作对于理解公元1000年的世界至关重要。中国人也有书写异国的悠久传统，他们的描述提供了同样有价值的信息。[1]

要判断这些叙述的可靠性，最好的方法是将一份报告与其他可用资料进行比较，然后判断该报告记载的是否属实。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检验那些声称有的旅行者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了美洲的理论。有些理论是完全可信的，并得到了广泛的学术支持；另一些则毫无根据，引发了人们的高度怀疑。例如，维京人航行到纽芬兰岛的证据是板上钉钉的，而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说法则是推测性的。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人最先到达的想法既富有吸引力，又耐人寻味：如果他们已经来过，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海军在船队统帅郑和的带领下[2]，在15世纪时航行到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统帅郑和的船队越过好望角航行到美洲、大洋洲或南北两极——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作品《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提出的。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销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但没有一个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接受这本书的观点。这本书的问题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位研究明史的知名学者起诉该书的出版商，因为他们把这本书当作非虚构类书籍来销售。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称，穆斯林探险家也比哥伦布更早抵达美洲。他的证据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记录了在古巴看到清真寺的情景。但实际上，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其中一个（当地的山脉）山顶上还有一座小山，就像一座优雅的清真寺”，他显然是在描述一座清真寺形状的小山，而不是一座真正的清真寺。

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S. 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也持有类似的说法，认为比鲁尼（al-Biruni）比哥伦布更早认识到美洲的存在。比鲁尼是中亚一位杰出的博学之人，生于公元973年，死于1040年之后。他以研究历法、天文学、地理学和印度而闻名。S. 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声称“比鲁尼发现了美洲”，称比鲁尼认识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一块大陆，与非洲-欧亚大陆相望。这是不准确的。

比鲁尼并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但他确实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这一知识从古希腊人传到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学者那里。比鲁尼还知道，人类只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地区。北极对人类来说太冷了，而赤道以南又太热了。他怀疑地球的另一端大部分都被水淹没了，而非洲-欧亚大陆的居民对此毫无所知。比鲁尼是一个足够严谨的思想家，他没有排除那里有一些人类定居地的可能。然而，比鲁尼从未发现过一个大陆，更不用说一个叫美洲的大陆了。

除了比鲁尼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主要学者，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人很少能想象出整个地球。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地图，是由伊德里斯（al-Idrisi）在1154年绘制的，该地图展示了大部分非洲-欧亚大陆，但并没有展示美洲。伊德里斯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名制图师，伊斯兰化的西西里岛也是当时进入欧洲的门户之一。伊德里斯是个土生土长的休达（Ceuta）人，在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Roger II）的宫廷里工作，他在一个直径超过2米的银盘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附上了显示所有地方的经纬度坐标的完整列表。不出所料，最初的地图被毁掉了（可能因为白银的价值而被熔化了），但通过那些根据伊德里斯所收集信息而绘制的地图，他的地点列表连同对每个地点的简要描述都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本书（英文版）的封面上的地图正是其中一幅。

从公元1000年开始，随着欧洲人学习阿拉伯语和翻译阿拉伯语文本，更多的知识从伊斯兰世界进入欧洲。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是从原希腊语的阿拉伯语译本，再翻译成拉丁语的，斐波那契（Fibonacci）则引进了阿拉伯数字（这比罗马数字方便得多）。

知识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学术领域。欧洲人还学会了如何玩新游戏。国际象棋最初是公元600年左右，在印度发明的，后来传遍了伊斯兰世界，并于公元1000年前后在欧洲流行起来。这个游戏教授了军事战略的基础知识；玩家们认识到，同单独行动相比，与多名兵卒一起行动更为明智。随着国际象棋进入欧洲，一些棋子有了新的身份；“象”之所以成为“主教”，是因为工匠们误认为象的两根长牙是主教帽子上的两个尖角。有些棋子是用象牙制成的，但更多的则是用海象牙制成的，在维京人最活跃于北大西洋的时期，大量海象牙进入欧洲。

习惯于乘坐飞机、火车、汽车和轮船的现代旅行者，往往把早期旅行想象得过于困难。我们很好奇人们是如何徒步穿越数千公里的，却忘记了大多数人一天可以走32公里，而且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公元1000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一位使节在1024年到1026年间，徒步行走了超过4000公里的路程。

记录这次长途旅行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提及这位使节是如何做到的，但我们可以推测，不管地形有多艰难，他——以及这本书中的大多数探险者——得到了当地向导的帮助。在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帮助一个研究小组克服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处困难路段，向他们展示了多条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出现过的路线。根据一年中时间和雪量的不同，这些路线的行进难度也有所不同。甚至还有一条适合孕妇行走的平坦路线。

现存有很多关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徒步旅行速度的数据。正如16世纪初西班牙人对印加地区的记载显示，如果信差是在不携带任何行李的状态下行进，且是分段传送，而不需连续跑完全程，那么整个信差团队可以达到一天240公里的惊人行进速度。

当然，携带食物和武器的士兵要走得更慢。包括波斯统治者薛西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甚至更现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军队在内，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介于每天16～32公里。即使是现在，美国陆军准则也规定了每天32公里的正常行军速度。任何更快的速度都可以称为强行军。

骑马者的骑行速度可以更快：在蒙古，现代骑手如果频繁更换坐骑，一天可以骑行483公里。在过去，蒙古士兵在激烈的战役中可以连续几天保持每天100公里的速度。

良好的道路条件也能显著提高速度。在公元1000年，道路情况差别很大。在最发达的社会，比如中国，土路和河上小桥随处可见，交通也很方便。其他国家则几乎没有道路，探险者不得不自己找寻道路。

陆路旅行的条件，也决定了人们能把大宗货物运送到多远的距离。公元1000年左右，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Chaco Canyon）的居民会定期将玉米拖运到150公里外，偶尔也会从270多公里外的地方运来大量木材（查科峡谷没有树木）。他们有时甚至会走得更远去购买金刚鹦鹉羽毛等奢侈品。

在公元1000年，长距离并不是陆路旅行的唯一困难。温度、地形和障碍物等因素，会加快或减慢出行的速度。

乘船出行的情况也是如此，不管是在河中行舟还是海上航行。出行的速度各不相同，并且令人惊讶的是，航行或划船的方式通常并不比陆路快。当然，坐在船上比在陆地上行走要轻松得多。

维京人的船只以其灵活轻便的结构、高速度的航行以及在浅水区的强登陆能力而闻名。在航行时，维京船仿制品的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7公里，但这种速度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装有三角帆的波利尼西亚双体独木舟的速度明显要慢得多，其速度约为维京船以正常风速航行时的一半。即使在今天，建造精良的传统帆船平均时速也仅为16公里，而“美洲杯”帆船赛的参赛选手的速度是这一速度的五倍。

划艇或乘坐独木舟的速度要慢得多，大约每小时11公里。除非在短程冲刺，否则很难划得比这个更快。但划艇可以向任何方向行驶，而帆船则不能直接逆风前进。划船对于维京人的成功至关重要。不论风向如何，他们都可以在海岸附近航行，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划桨，并发动袭击，然后迅速逃离。

洋流塑造了公元1000年时的水手们的旅程，今天也一样。如果水手们能顺着海洋表面的规则洋流，也就是所谓的环流航行，就能前进得更快。环流是由风型、重力、来自太阳的热量以及地球自转的速度决定的。北半球的环流（北大西洋环流和北太平洋环流）顺时针流动，而南半球的环流则逆时针流动。

由于北大西洋环流的顺时针方向，所以穿越北大西洋到加拿大的旅程比回程要困难得多。维京人紧靠着海岸，被流动缓慢且冰冷的格陵兰洋流带到冰岛和格陵兰岛，然后从那里又被拉布拉多洋流带到加拿大。这种旅行有其危险性。格陵兰洋流在格陵兰岛南端的法韦尔角（Cape Farewell）遇到了温暖得多的墨西哥湾暖流，由此产生的雾和风经常将船只吹离航道。

公元985年或公元986年，一位名叫比亚尼·赫尔约夫森（Bjarni Herjolfsson）的维京水手可能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从冰岛起航前往格陵兰岛，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刚刚搬到了由“红发”埃里克（Erik the Red）建立的新定居点。

从冰岛到格陵兰岛，比亚尼和他的船员们航行了三天。据萨迦记载：“风停了，他们受困于北风和大雾；有许多天，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当天空放晴的时候，他和手下看见了陆地，但比亚尼对格陵兰岛有足够的了解，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显然这块陆地并非格陵兰岛。在探访了另外两个地方之后，他们改变了航向，安全到达格陵兰岛。比亚尼和他的手下从来没有踏上过这块陆地，但他们的报告启发了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被认为第一个到达美洲的维京人。雷夫在公元1000年沿着比亚尼的足迹前行，最终在加拿大东北部靠岸。

当维京人远航返回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时，可能遇到了属于北大西洋环流一部分的墨西哥湾暖流。航行于墨西哥湾暖流，就好比航行于一条穿越平静海域的湍急河流。墨西哥湾暖流沿着美洲东海岸向北移动，然后转向纽芬兰岛周围的大西洋。它到达不列颠群岛，然后继续向北进入欧洲。墨西哥湾暖流一天移动超过160公里，它的宽度（因为它与周围水的颜色不同，所以肉眼可见）大约是70公里。

横跨太平洋的路线距离，远大于那些横跨大西洋的路线距离：太平洋最宽的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和哥伦比亚之间，绵延两万公里，而大西洋最大的宽度只有6400公里。甚至日本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距离也达8800公里。早期的水手们利用北太平洋环流，使用带有帆的双体独木舟，继续他们在跨越太平洋航线上的扩张；像维京人一样，他们不使用任何航海仪器。他们从萨摩亚（Samoa）出发，在1025年左右到达了社会群岛（the Society Islands），并花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才到达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

事实上，正如下面这14名不幸的日本水手所发现的那样，如果条件合适，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帆的情况下随洋流漂流跨越太平洋。1832年12月2日，他们乘坐长约15米的木制渔船，从日本东海岸的名古屋出发，驶往东京。一场强烈的风暴把他们吹离了航线。这艘没有桅顶的船先是被黑潮卷走，然后是被北太平洋洋流推着前进，这两股洋流都是北太平洋环流的一部分。

大约14个月后，也就是1834年1月，这艘船在华盛顿州的奥泽特镇（Ozette）靠岸。只有三名水手靠着饮用收集的雨水、食用鱼类和捕获偶尔出现的鸟类生存下来。由于没有维生素C的供应，这些人很容易得坏血病，他们的11个同伴已经死亡。

风向为一些旅行提供了便利，也给别的旅行带来了麻烦。任何有经验的水手都知道，顺风而行，船只的航行速度会更快。季节性天气模式对某些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最著名的是季风，它是由于春季临近，欧亚大陆升温，空气流向海洋，然后在6个月后沿着相反的方向回流而引起的。到了公元1000年，航海家们精确地掌握了风向和季风时间，这样风便可以带着他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行。

正如研究阿拉伯航海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乔治·F. 霍拉尼（George F. Hourani， 1913—1984）所指出的那样：“这条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路，是人类在16世纪欧洲扩张之前距离最长的常规航路。作为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条航线值得人们关注。”沿着波斯湾—中国航线航行的船只，其航行距离几乎是哥伦布航行距离的两倍；如果加上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到莫桑比克的索法拉（Sofala）的这段航程，那么航程则是哥伦布航程的三倍。

公元1000年左右，印度洋和太平洋见证了阿拉伯地区、印度、东南亚、东非和中国港口之间贸易的繁荣。没有水手到菲律宾东部去，因为中国人认为所有的海水在那里汇聚成一个危险的漩涡，没有船能从那里返回。

这种看法有其依据。印尼贯穿流将温暖的海水从太平洋带到印度洋；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然后向西进入印度洋。这些洋流发生碰撞，并在东南亚岛屿周围向四面八方移动，导致当地海平面上升了46厘米，超过了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这里的水流波涛汹涌且面积开阔，以至于科学家们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单位“斯维尔德鲁普”（Sverdrup）——该单位的流量为每秒100万立方米——以测量流量。洋流的方向使得漂浮在海洋中的船只和其他物体很容易向南和向西进入印度洋，但任何向北的移动都比较困难。

因为往南走更容易，人类早在大约5万年前就乘船前往澳大利亚，但几乎没有人往北走。因此，至少在1300年或1400年以前，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或东南亚大陆之间几乎没有接触。事实上，中国人最初去澳大利亚是为了寻找海蛞蝓，它们也会被称为海参。中国消费者非常喜欢海参，以至于他们的渔民先是在广州附近的水域过度捕捞，然后沿着东南亚海岸南下直到越南，再从那里到印度尼西亚，最后在1400年左右到达澳大利亚的北海岸。

在公元1000年，大多数水手通过“航位推算法”来导航，这意味着他们依靠肉眼以及对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了解，来选择自己的航线。但穆斯林航海家和中国人是例外，前者使用六分仪，后者大约在公元1000年制造出了船用磁性罗盘。

熟练的波利尼西亚人和维京水手能够通过仔细观察海浪、海草、鸟类的飞行姿态、陆地轮廓来确定航线。密克罗尼西亚人马乌·皮埃鲁格（Mau Piailug）研究了传统的波利尼西亚航海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他把这项知识传授给了史蒂夫·托马斯（Steve Thomas），托马斯后来成了一名狂热的航海家，再后来又成了电视节目《老房子》（This Old House）的主持人。马乌解释说，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就借助星星来导航，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就靠海浪的形状来确定路线。

像波利尼西亚探险者一样，维京人不使用任何工具。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他们要去新的地方旅行？事实上，社会结构，特别是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种组织结构促使雄心勃勃的酋长们寻求新的领土；用古英语写成的著名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现存唯一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而故事发生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解释了这些群体是如何运作的。年轻的瑞典王子贝奥武夫前往丹麦帮助一位邻国国王，该国的领土受到一个名叫格伦德尔（Grendel）的怪物的威胁。陪伴贝奥武夫的大约有20名年轻的男性，他们在贝奥武夫身边战斗，和他一起航行到遥远的地方寻找奇珍异宝。作为回报，贝奥武夫把财物奖励给这些追随者，财物通常是从其敌人那里掠夺来的银臂章。贝奥武夫的追随者们并不总是在打仗；有时他们会出去闲逛，享受彼此陪伴的乐趣。

维京武装团体的成员不全是男性；这一群体有时包括少数女性，通常是领导者的妻子。而女性也可以领导战队。袒胸露乳的弗雷迪斯最终成功指挥自己的船只到达美洲，正如由她的后代流传下来的萨迦所叙述的那样。武装团体也不是由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们组成的；来自不同国家或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经常会聚在一起。小型战队可能有20名左右的成员，但他们可能会成长为100人至200人的大团体。而成功吸引到更多追随者的战队领袖可能最终会成为国王。

维京人“红发”埃里克的真实生活经历说明战队领导者如何带领自己的人，走出本国并来到新的领土。公元980年，埃里克在冰岛被判犯有谋杀罪，被流放了三年。由于他此前已被驱逐出挪威，因此只得出发寻找新的领地，这一新领地即格陵兰岛，人们大约是在公元900年发现了这个岛。当三年流放结束后，他又回到冰岛招募追随者，这次，他们乘坐25艘船前往格陵兰岛。其中的11艘船被风吹离了航线，再也没有出现；其余14艘船抵达了格陵兰岛，船上的人建立了东部定居点。埃里克的儿子雷夫和其他穿越北大西洋到达加拿大的维京人，也都率领着他们自己的战队探索新领地。

让我们从1492年以前的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某个接触时刻开始我们的全球之旅：公元1000年，维京人登陆纽芬兰岛。我们将从那里出发，沿着书面资料所描述的路线环游世界，并根据考古发现重建其他路线。

公元1000年，维京探险家们使全球性的环线得以闭合。一个物品或一条信息，第一次可以穿越整个世界。当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个具体的物品或信息。但因为维京人在公元1000年时航行到加拿大，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达美洲的航线，所以事实是（而并非假设），那一年形成了一个全球航线网络。于是，我们开始了全球化的历史。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1] 如《诸蕃志》（宋赵汝适）、《岭外代答》（宋周去非）、《岛夷志略》（元汪大渊）、《真腊风土记》（元周达观）等，更多类似书目，可参见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译者注

[2] 郑和以正使身份下西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