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宏观经济系统结构的战略性优化

由上述定理可知，宏观经济系统结构战略性优化的方向是：

对任意的i∈I与j=1，2，在各自不同的相应时段内，令

式（1-3）意味着，下一期的资源（劳动力或资金）配置，应根据本期的需求确定，或按先兆需求确定供给。该结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同欧美西方各国实施“滚动计划”（规划计划预算系统PPBS）中明确规定“以产出定投资”，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一点不谋而合。

此外，式（1-1）所规定的比较收益GBC，实际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具有引导人类自发地趋向结构的进化与优化的社会功能。作为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管理等）所有者的个人或组织，从比较收益出发，都希望投入少产出多，所以令各自的。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自发的竞争、进化与优化的过程。这就是亚当·斯密设想的无宏观调控系统，即只由企业和市场共同组成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便能自觉地实现供求均衡的状态，或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也就是零失业率与零通货膨胀率同时存在的均衡状态。但由于种种原因，瓦尔拉斯均衡不符合经济实际，从而出现了非均衡经济学（厉以宁，1991）。

事实上，实现由式（1-3）确定的宏观经济系统结构战略性优化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与配置；二是计划机制的定向调节与配置。前者即让人们接受GBC力量的导向，在未来是能不受行政干扰而自发进行资源的自由流动。因而，欠发达地区和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产业、行业、部门等的过剩资源，必将自发地流向较发达地区和生产力水平较先进的产业、行业和部门。后者指政府在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均衡（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建立并完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制定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编制计划，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在内）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有目的、有意识地将欠发达地区和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产业、行业与部门的过剩资源，自觉地调往较发达地区和生产力水平较先进的产业、行业与部门等，以促成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均衡，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这意味着，我们在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上应改变传统的观念。一是在人事、劳动、用工制度和就业、户籍等政策上，要做出有利于人口和人才自由流动的重大调整；二是在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上要向GBC大于1的地区、部门、产业、行业、所有制等方面倾斜，以便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带来更多的国民收入，而不是不分轻重缓急，“撒胡椒面”似的均摊，更不是相反，造成更多的“孤岛经济”（张龙平，1998）和无效投入；三是在收入分配政策上，不能不分付出、效率和贡献的大小，再搞平均主义“大锅饭”。

笔者以为，如果在未来的改革岁月里能排除一切干扰，按照公式（1-1）的要求，对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进行及时、切实而又全方位的测算，并坚定不移地按的方向进行上述宏观调控，则可以相信，宏观经济系统长远的总量均衡与全方位的结构优化将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