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三次产业的投资与就业指南

一、中国三次产业的投资与就业结构现状及其战略性优化——投资与就业指南

上述理论、模型和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探讨产业投资与就业。只要将中国产业结构（即产业的需求结构）、产业的投资结构和就业结构现状（见表2-5）及其相应的比较收益计算出来并进行比较即可，计算方法同上，其结果见表2-6与表2-7。

表2-6、表2-7显示，中国2012年与2017年三次产业的供求总体来说有巨大变化。特别是第一产业的劳动比较收益由8年前的严重过剩（≪0.29≪1）变成了严重短缺（4.10≫1）。三次产业的劳动与资金的比较收益共6个项目，有4个项目（第二产业的劳动比较收益和第一、二、三产业的资金比较收益都是朝着1的方向趋近）是朝着正确方向转移的。这说明五年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有所成绩，值得肯定。但除了第二产业的劳动比较收益外，其他5个项目依然严重失衡（因为），尤其第一产业的劳动与资金比较收益都依然远离1。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任务依然繁重，必须选准方向，加大力度。

就劳动的比较收益而言，2012年第一产业的劳动供给已经变得严重过剩。而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的供给又不足（=1.44、1.15≫1）。这反映了中国第一产业即农业生产力水平几年来迅猛下降，所以应将第一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

就资金的比较收益而言，表2-6、表2-7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三产业投资虽然较2012年有些许进步，但依然投资过剩（G₂₃（t）=0.87≪1）；第一产业投资虽然较2012年亦有些许进步，但依然严重不足（G₂₁（t）=2.21）≫1），不及第三产业的（0.87/2.21）<39%和第二产业的（1.10/2.21）<50%。这说明中国对第一产业（农业）的资金依然“欠账”太多。这意味着应尽快地调整投资结构，将第三产业的大量过剩与无效投资转移到第一产业中。

二、中国产业结构战略性优化的关键所在：第一、第三产业结构的对应调整

根据以上对表2-6的分析可知，中国产业结构战略性优化的关键在于第一、第三产业结构的对应调整。一方面，尽快地将第三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另一方面，应该控制对第三产业的投资，而着力向第一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和规模。问题是如何进行资金与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

众所周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同宏观经济系统的其他结构优化问题一样，是需要从总体上进行长远谋划的战略性问题：需要选择优化的方向、途径与重点，确定优化的目标、难点与力度，制定优化的政策、法规与措施等，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旷日持久，而必须分阶段、按步骤、有条不紊地抵达目标。

（一）战略方向与途径

根据前述宏观经济系统的最优结构定理，宏观经济系统最优结构的充要条件是：

对任意的i∈I={i=1，2，…，n}，j=1，2均成立，即

以及宏观经济系统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战略性优化的方向是：

对任意的i∈I与j=1，2，在各自不同的相应时段内令

事实上，我们曾经以1985—1999年的相关数据分析过全国就业结构的演进态势，确切地表明中国正在势不可挡地走向现代文明：第一产业的构成分额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构成分额趋升，其推动力就是GBC。第二、第三产业的GBC（>1）对第一产业的GBC（≪1）具有强大的吸引势差。如前文所述，12年来，第一产业的GBC越来越低，迫使大批第一产业（即农村）的劳动人口自发地涌向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和第二、第三产业，形成广为关注的“民工潮”，这也正是由GBC的导向所致。这在本质上是一股进步的潮流，是一种由“看不见的手”指挥的、积极地谋求“社会公道”的力量。正是这种“硬的不怕，软的不吃”的讲求公道，旨在GBC的力量，促进了社会和人类的共同进化。

实现由公式（2-5）确定的结构战略性优化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与配置；二是计划机制的定向调节与配置。

前者即让人们接受GBC力量的导向，在未来不受行政干扰而自发地进行资源的自由流动。因此，就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言，生产力水平较落后（比较收益<1）产业的过剩资源，必将自发地流向生产力水平较先进的产业。

后者指政府在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均衡（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建立并完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制定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编制计划，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在内）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有目的、有意识地将生产力水平较落后（比较收益<1）产业的过剩资源，调往生产力水平较先进的产业，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而不是相反。

（二）战略目标、重点与难点

中国已确立了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通常中等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结构，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需求结构）还是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基本上都是第一产业低于10%，第二产业低于40%，第三产业高于50%。而表2-6所示的中国这两个结构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都相差甚远。鉴于此，笔者以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战略目标应分为近期、中期与远期三种：近期目标，即到2020年需求结构与就业结构分别为：9%、45%、46%和28%、33%、39%；中期目标，即到2030年需求结构与就业结构分别为8%、42%、50%和20%、35%、45%；长期目标，即到2045年需求结构与就业结构分别为6%、38%、56%和10%、34%、56%。这意味着，在2012年的基础上，未来的7年内有占全国近9.68%和15.34%的从业人员要逐渐地从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至农村。因此，就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如何将第二、第三产业的过剩劳动力转移至农村，而难点则是第一产业对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人口大规模的吸纳。

同理，2020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结构目标似乎应确定为8%、46%、46%。这意味着，在2012年的基础上，未来的7年内分别有超过全社会投资总额近4.8%和1.46%的资金要逐渐地从第三、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一产业。因此，投资结构调整的重点与难点都是如何将第三产业的过剩资金移出。显然，未来若干年中国的投资重点是转向第一产业，特别是通过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转向该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

（三）战略步骤与措施

依公式（2-1）所规定的最优结构的判据来衡量，上面所确定的7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与最优结构（1，1，1）依然相差甚远。其中，尤以三次产业间的就业结构和第一、第三产业间的投资结构为甚。尽管如此，这一战略目标却是沿着公式（2-3）所规定的结构优化方向前进的。因此，这里所制定的目标可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初期目标的参考。由于产业结构历史性的严重失衡，结构的优化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逐步地实现结构优化。

为了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优化，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在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措施的选择上，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一是在人事、劳动、用工制度和就业、户籍等政策上要做出有利于人口和人才自由流动的重大调整。二是在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上要向GBC>1的产业倾斜，以便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带来更多的国民收入，而不是不分轻重缓急，“撒胡椒面”似的均摊，更不是相反，造成更多的无效投入。三是在收入分配政策上不能不分付出、效率和贡献的大小，再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加大对教育（尤其是资金）的投入。

为了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优化进程，要特别注意解决制约这一进程的两大因素：一是高素质人才的匮乏；二是稀缺资金的来源与投向。

就表2-7所反映的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现状而言，笔者认为：

（1）要创造促使人力资源更加自由流动的劳动、人事、用工、户籍等制度的良好环境，让人们在任何产业都拥有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

（2）资金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稀缺资源，长期以来浪费在除教育以外的第三产业上。中国今天和未来投资的重点，不应该再是投资效益差的第三产业，而恰恰应是长达几十年被忽略的第一产业以及投资不足的第二产业，特别是这两个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条重要原则是非歧视性。这是一条为国际社会所普遍遵循的原则。因此，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扩展资金的来源，要尽量吸引民间资金与引进外资。在这方面不应该存在政策上的产业歧视，而是要积极创造催生风险投资基金的条件，并且让资金的所有者在任何产业都拥有平等自由的投资空间。

资金的投向应该向教育倾斜。借鉴国际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尽管战败但之所以能迅速崛起，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位，其根本原因就是重视教育，尤其是对教育的资金投入。1962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教育白皮书》正式宣布教育经费是经济投资的一部分，把“教育投资论”作为日本政府办教育事业的行动方针。

所谓“教育投资论”是将教育支出视为“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取得“将来收入的投资”，即把人看作资源，把教育视为发展经济的手段。这一思想理论的盛行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日本各大企业与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资。统计数据表明，1950—1972年教育经费增加25倍，并在日本政府的行政费用中，教育经费占20%以上，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最。其总体教育经费通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多时达6.8%。而我国却长期低于4%，通常为1%~3%。

（3）中国拥有异常丰富的人力资源，但由于教育发展的滞后和人才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其中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收入分配政策）长期扭曲等原因，适应产业结构大规模战略性调整与升级的高素质人才资源却异常匮乏。因此，一方面要不惜一切地全方位（基础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以及终身教育等）抓好教育，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建议每年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取消对教育的垄断，规范教育市场，大规模提高教师群体待遇。另一方面，要切实调整好人才政策，做好人才的科学评估、选拔、引进、培养和使用工作，特别要做好知识分子价值的科学评估。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让“国内知识分子真正愿意留下且令国外知识分子羡慕、向往以至于纷纷申请移民中国大陆”。唯此，才能够解决好第二、第三产业大规模吸纳第一产业过剩劳动人口的难题，并为中国产业结构多元化与高度化（战略性优化）以及城市化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