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校多样资本的基本类型
自人力资本突破传统的物质资本单一形态后，资本的形式日益向多样拓展，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学术资本等概念相继进入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资本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大学资本开拓了广阔空间。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样资本形态，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抽离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类型进行分析。针对大学组织，我们在研究其资本多样性时，将沿着布迪厄的思路，着重分析大学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结合大学组织特色，分析大学的学术资本。
一 高校经济资本
按照薛晓源、曹荣湘的理解，经济资本“包含了我们经常说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等。它是基础性的资本类型，其他类型的资本首先都被看成是经济资本，后来才从经济资本中分离出来，如目前获得广泛认同的人力资本，以及正在获得广泛研究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都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5]。可见，在众多资本类型中，经济资本是最为基础的资本类型，其他资本必须具备经济资本的可交换性、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等基本特征，才能够称之为资本。
在经济学界，物质资本主要指的是像工厂、机器、建筑之类的能够产生新的产品的具体物品的集合。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问题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也开始逐步接受自然资本的概念。自然资本指的是那些自然界所拥有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此外，还包括对这些资源的保持和开发进行生态化的管理的过程。[6]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是最早对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所谓金融资本是指由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而形成的一种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7]希法亭以货币作为最基本的、最原始的范畴，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进行了明显区分。金融资本不是以产业或商品流通而产生利润，而是以资金运作来产生利润。这里的资金已经突破了现金的范畴，包括债券、股本、股份、基金等多样的货币形态。
在分析经济资本及其包含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的相关概念后，我们可以总结出高校经济资本的基本范畴。同理，高校经济资本也可以划分为高校物质资本、高校自然资本和高校金融资本等。高校物质资本主要指的是校园建筑、占地、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能够为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等提供条件的具体有形物品的集合。高校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大学所处自然环境中所拥有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汇总。众所皆知，一所大学校址是处于城市还是处于乡村；是处于沿海还是处于内地，直接关乎高校师生的衣、食、住、行、医的质量，并进而关乎高校的生存和发展。高校金融资本主要是指高校所拥有的现金、基金、股份、债券等，以及这些资金所产生的直接利润。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UM，Ann Arbor）2014—2015年预算收入为例，州政府拨款2.95亿美元、学费（Student Tuition & Fees）12.78亿美元、联邦政府拨款（Federal Sponsored Programs）7.97亿美元、非政府组织资助（Non-Government Sponsored Programs）1.86亿美元、间接成本回收（Indirect Cost Recovery）2.14亿美元、私人捐赠（Private Gifts & Sponsored Programs）1.21亿美元、投资收入2.85亿美元、医学院收入（UM Health System）32.08亿美元、其他收入（Other Auxiliary Units）3.07亿美元、院系收入1.21亿美元，总计年度预算收入为68.12亿美元。[8]以上年度收入均可以看作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所拥有的金融资本。
二 高校文化资本
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所以清晰界定文化资本的概念相对困难。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之所以要区别对待，是因为这种形式使得文化资本披上了一层完全原始性的财富面纱。[9]根据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类，可以看出，“具体文化资本”的具体形式，可以等同于人力资本，因此又可称之为“人力文化资本”，这种资本类型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当下的传承。“客观文化资本”（客观的形式）是以记忆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的，譬如雕塑、绘画、纪念碑、历史建筑物等，其文化的物质性层面是可以传承的，这种文化资本又可称之为“物力文化资本”。“体制文化资本”（体制的形式）可以等同于文化制度，创造和维持该项制度是要付出昂贵代价，需要进行讨价还价、长期维持和合法保障。布迪厄给出的体制文化资本的典型例证是“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10]具备这些证书的个人，因得到合法保障而明显区别于“自学者”或“经纪人”的文化资本，因为后两者的文化资本随时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怀疑。
布迪厄是从微观个体层面对文化资本进行分析的，如果移植到大学组织层面，对高校文化资本进行分类，亦可划分为人力文化资本、物力文化资本和体制文化资本三种类型。高校人力文化资本主要包括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等；高校物力文化资本的形式更加多样，譬如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等保存的、带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本或善本图书、绘画、仪器设备等，也包括大学校园内，能够彰显高校文化特色的纪念碑（如哈佛雕像、伟人塑像等）、建筑物（如中国教会大学留下来的建筑、北大红楼等），等等。高校体制文化资本包括经过讨价还价制定的、稳定的、得到官方认可的组织制度和规章制度等，譬如组织制度中的董事会制度、学科和院系设置制度、教师组织制度、学生组织制度等，规章制度中的大学章程（包括成文的办学理念、校训、办学宗旨等大学精神层面的文化）、招生制度、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学位授予制度等。
在高校多样资本中，文化资本是最为复杂、边界最为模糊的，高校文化资本往往与其他资本类型交叉存在。譬如，在高校人力文化资本中，那些从事高深知识教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既是高校的文化资本，同时还是高校学术资本的重要载体，因为“文化”和“学术”的边界不清，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但是，由于“文化”和“学术”所包含的知识范围和程度不同，因此从具体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高校文化资本要比学术资本涵盖的人员广泛得多。再如，在高校物力文化资本中，无论是图书、绘画、仪器设备，还是纪念碑、建筑物等，都属于高校经济资本中物质资本的范畴。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高校物力文化资本是那些带有历史文化价值或彰显高校文化特色的实物。因此，从物力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高校文化资本要比高校物质资本所涵盖的范围小得多。
三 高校社会资本
除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外，社会资本近年来受到了不同领域、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布迪厄从“场域”（一个力量关系的场所）的概念出发，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与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密不可分。詹姆斯·科尔曼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此外，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经济学家格伦·卢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和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以及国内学者都曾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资本中“社会”一词的中西方词源学考察，我们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或组织在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长期交往、合作互惠，进而在形成的一系列互动的网络关系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11]如果将社会资本的外延进行分类的话，它可以划分为客观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和主观社会资本（“粘合”关系网络的非正式制度）。
网络关系作为资本是不难理解的。举个极端例子来说，甲是一名百万富翁，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但是社会网络关系封闭；乙是一位一文不名者，但却拥有众多可信赖、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这些亿万富翁可以随时为乙的行动支付成本。我们说，尽管从经济资本上乙不如甲，但是从客观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角度来看，乙远远胜过甲。但是，这种客观网络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需要条件的：乙尽管是一位一文不名者，却不是一个无用者，否则无法进行长期交往、合作互惠。换句话说，乙在经济上是拮据的，但在政治、文化、学术、声望等方面却拥有丰厚的资本，而且亿万富翁们明白，将千万巨款借贷给乙是无须经过耗费时间、金钱、精力等法律途径，就能收到预期收益的。这就体现出了主观社会资本（道德规范、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价值所在。
按照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将高校社会资本划分为客观社会资本和主观社会资本两个层面。与个人社会资本不同，作为组织的大学，其客观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内部客观社会资本和外部客观社会资本，也就是说既有大学组织内部的网络关系，也有大学组织与外部的网络关系。大学内部和外部网络关系的运作，都需要主观社会资本这一粘合剂。所以，高校社会资本又可以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层面。高校外部社会资本的运营，与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运营相仿，外部网络关系的广度和密切度是决定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校内部社会资本的运营，对于高校发展同样重要，内部网络关系的自由度、和谐度和认同度是决定高校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学术自由压抑、官僚气息浓厚、组织认同感低的大学，很难具备良性发展的基础。
四 高校学术资本
尽管早在1979年布迪厄就明确提出了学术资本的概念，但是相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学术资本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偏少。英国学者马修·艾迪，美国学者布拉德福德·怀特、珍妮佛·普雷斯利和凯伦·迪安杰利斯等从个体层面对学术资本进行了研究；德国学者布朗、美国学者萨乔万尼、加拿大学者伊斯曼等则从组织层面对学术资本进行了研究。[12]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学术资本主要来源于对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相关研究。换言之，学术资本是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一个变种，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学术资本，称为高级智力资本或高深知识资本。界定学术资本，可化约为显性高深知识、隐性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三个层面。与学术资本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带有明显价值倾向性所不同，学术资本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样，是一个中性词汇。
根据学术资本的三个层面，我们可以把大学学术资本划分为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和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三种类型。所谓显性学术资本是指那些以实物为载体的、可以通过文字、语言、模型、证书等来精确描述或表达的高深知识资源，譬如论文、著作、发明、专利等；所谓隐性学术资本是指那些以人为载体的、很难通过文字、语言、模型、证书来精确表述或表达，一般情况下需要面对面地交流或熏陶的高深知识资源，譬如学术思想、教学能力、思维模式、创新方法等；所谓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是指那些既可以以实物为载体，也可以以人为载体，通过显性和（或）隐性高深知识的积累、传播、创新、应用等形成的学术声望资源，譬如名师名家、名著名作、杰出校友等。
在高校学术资本的外延中，尽管我们把显性学术资本和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都概括为可视的人或物，但是与隐性学术资本一样，这里仍然强调依附于人或实物的、无形的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正如索托所强调的那样：“并非任何真实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有形的、可见的。时间是真实的，但只有当它通过钟表或日历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被有效加以运用。”[13]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同样是真实的，它只有通过人或实物，并经由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活动表现出来，才能被有效地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