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一个组织和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需要安身立命的凭借，否则就会被社会逐渐淘汰。大学作为传承近千年的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至今，它所凭借的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依靠大学什么，而能够对大学不舍；大学能够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什么，而能够不为所弃；大学在发展中积累了什么，能够使自己具备与外界讨价还价的生存能力。毫无疑问，资本是组织和个体竞争发展的产物，而资本多样性为解释竞争发展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一切形式，而不只是考虑经济理论认可的那一种形式，否则是不可能对社会界的结构和作用加以解释的。”[1]布迪厄的观点为我们解释高校[2]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路。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一定要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核心使命所在。那么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换句话说，在多样资本中，何种资本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动力所在。本书共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是论述高校学术资本的若干基本问题。这几个基本问题主要包括高校学术资本的概念、性质、功用和积累，其中尤其重点分析了高校学术资本的概念，因为这是本书的基本逻辑起点。
1.概念。为了给出高校学术资本一个更为明确、更为客观的概念界定，在对“资本”一词的中西方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种视角对学术资本进行了内涵分析。从词源学的视角来看，资本的多样性在中西方的语境中都是被普遍认可的；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学术资本的研究理路是沿着从个体学术资本到组织学术资本这一进程展开的，高深知识是研究者们对学术资本概念界定的核心要素；从知识程度的视角来看，相对于人力资本、智力资本而言，学术资本是大学内部最为核心、最为高端的那一部分；从基本性质的视角来看，相对于“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学术资本”是一个不含特殊情感或者价值倾向的中性词，学术资本是众多资本形式中的一种，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相对应。学术资本的道德约束性是区别于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层面。综合多视角分析，我们认为，所谓学术资本是指在特定学术场域内（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的个人或组织，通过所拥有的稀缺性专门知识、技能等高深知识，逐步形成学术成就和声望，以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为约束，通过商品的形式与外界（或在组织内部中）进行交换，进而实现价值增殖、提高自身存在和发展竞争力的学术资源总和。高校学术资本的概念，是建立在学术资本概念分析和澄明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组织的大学，既是国家和社会中学术资本集结的重要场所，也是研究学术资本的一个主要对象。
2.性质。从高校学术资本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这一资本形式具有资本的普遍性质，亦即“价值增殖性”，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的分析，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本书对学术资本的分析，是建立在学术场域中高深知识的传承、创造和交换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资本的本质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学术资源的总和。整体来看，相对于企业知识资本而言，高校学术资本突出表现为“高深”性；相对于高校的其他资本形式，高校学术资本突出表现为“知识”性。高校学术资本除了具有价值增殖性之外，还具有艰深性、复杂性、历史性、非均衡性、无形性和依附性等性质。
3.功用。作为从事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运用其雄厚的学术资本与外界产生广泛交换，不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且还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如果学术资本缺失，高校就不可能积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大学也就丧失了与外界讨价还价的基本条件。学术资本是高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发挥的主要凭借，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果高校自身学术资本不足，就不可能建立广泛的、高层次的教学科研联盟。事物的双重性意味着任何发展都摆脱不了自然辩证法的属性。人类生活离不开水，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高校学术资本在拥有诸多良性功用的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根据高校学术资本的双重性，我们又可以将其划分为本体学术资本（内生的、合理的）和衍生学术资本（外生的、不合理的）两种类型。当大学内部的衍生学术资本超过并压制本体学术资本时，必将面临大学组织的衰落。譬如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传统大学，教师聘任不是基于学术水平，而是基于信仰或关系；师生之间不是基于知识传授，而是以金钱来维系；大学不是致力于知识创新，而是对新知排斥或抨击等，势必要造成传统大学的衰落甚至消亡。
4.积累。学术自由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基本底线，道德规范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内在诉求，法律制度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外在保障，知识创新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不竭动力，以上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共性特征。此外，具体到大学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在不同国家，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现实情况又各不相同。
第二章主要对高校多样资本的基本类型、相互转换及意义展开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财政出现了共同危机，但是各国政府的回答基本相同，大学需要自力更生！作为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第三组织部门，高等学校完全依靠政府拨款运作的黄金岁月已成明日黄花。大学如果要凭借自己的力量，突破当下的经济困境，就不能仅仅依靠经济资本，还要关注自身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等多样的资本形式。
高校多样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种转换严格来说就是一种社会博弈，它不同于转盘赌博，有着不断积累的过程。强调资本转换中的“连贯积累”，就是要强调资本生产过程中的耗费时间性、精力性。任何一种资本形式的转换和积累，不能寄希望于“一夜暴富”，也不能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一定意义上，资本转换中的价值增殖性，是一切资本积累和转换最为原始的基本动力。但是，任何资本的积累转换都需要耗散一定的成本，成本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资本积累和转换中，不应完全注重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其他价值，同时又不能不关注经济价值。当多元价值面临冲突时，大学就应当认真考量究竟何种价值更为重要。如果大学在资本积累转换中，一味向“钱”看，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学术资本缺失或者是负面学术资本增多，进而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外部学术声望以及学术自由空间等。
大学资本的转换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转换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经济转换和社会转换；从转换是否需要中介来看，可以分为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从转换的手段来看，可以分为强制转换和诱致转换；从转换的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内部转换和外部转换。无论是大学内部的资本转换，还是大学与外部的资本转换，都是要受到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等）和非正式制度（道德规范、习俗惯例等）约束的。正是由于资本形式之间的转换，大学才变得生机勃勃，才能够丰富多彩，才能够历经千年而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强调大学资本的多样性，就是强调大学学术资本在多样性中的基础性，大学不能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动摇了学术资本的根基；强调大学资本的多样性，就是强调大学学术资本在外部交换中的长期性，大学不能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放弃关乎生死存亡的使命；强调大学资本的多样性，就是强调大学要始终警惕学术资本主义泛滥，积极培育大学多样资本的土壤，不为物欲横流所淹没。
第三章是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化的视角分析中世纪大学之兴衰。如果说前两章是基于高校学术资本的原理分析，那么从第三章起，我们将研究聚焦于大学的历史发展。换言之，就是将高校学术资本放置到历史长河之中，通过高校组织的兴衰探寻学术资本发展的基本规律。毫无疑问，以高深知识为业进而催生出来的中世纪大学，无疑是进行这一历史分析的逻辑起点。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高深知识作为商品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大学产生之初，教会曾三令五申反对知识作为商品，但是伴随民众对教育的不断需求，世俗化学校的不断产生，教会在资助教师薪俸力不能逮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知识作为商品的合法性。当然，可以作为商品的知识，已经不再是以《圣经》为内容的单一性信仰知识，而是具有同时代的复杂性、综合性的高深知识；大学在传统知识和外来知识的基础上，不断进行阐释和创新，建立了以文学、法学、神学和医学等边界相对清晰、层次分明的学科知识体系，为“黑暗的中世纪”点燃了知识之光。尽管教会、王权等对知识强势介入，但是大学学者仍然坚守着知识的道德底线，坚持知识发展的理性捍卫，从而形成了“教权”“王权”“学权”三足鼎立的状态，为中世纪大学赢得了诸多特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大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生存环境。
作为从事知识教学的行会组织，中世纪大学与其他商业性质的行会运营具有高度相似性。大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学术资本，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交换，从而不断积累自身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换言之，没有学术资本，中世纪大学不可能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经济资本；没有学术资本，中世纪大学内部不可能构建为一个整体，也不可能获得外部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没有学术资本，中世纪大学不可能获得教皇、皇帝、王权等授予的诸多特权，大学政治资本的积累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是，学术是一种资本，绝对不应该学术资本化；学术是一种商品，绝对不应该学术商品化。当高深知识被物质金钱所蒙蔽，当高深知识被利益关系所隐蔽，当高深知识被政治权力所遮蔽，当高深知识与道德操守相分离，遭受损失的，最终是大学自身。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往往就会演变为谬误。当知识的商品性超出一定的范围和限度，演变为学术资本化甚至是学术资本主义的时候，大学自身的知识根基就会发生动摇，这种演变就可能成为大学发展的一种灾难。中世纪大学后期，欧洲传统大学的不断衰落，就是这种灾难的历史注脚。
第四章主要论述学术资本视角下19世纪德国大学之崛起。相对于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德国大学的产生不但要晚了两个多世纪，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发展缓慢。当高等教育发展的车轮进入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迅速崛起，并占领世界高等教育之巅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无论是研究世界大学发达史，还是探寻研究型大学起源，19世纪德国大学都是绕不开的重要节点。关于德国大学崛起的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研究立场给出了多样解读。但是，作为从事高深知识的机构，大学的崛起应该主要表现在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的繁荣和隆盛。大学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学术之间的竞争，学术资本的多寡决定着大学在竞争中的序列。
反思19世纪德国大学所走过的学术资本积累历程，不难看出，政府支持是大学学术资本生成的外部保障，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并没有因为对大学拨付巨额经费，而将其视作自己掌控、可以随意介入的附属机构。相反，无论从大学的内部运营，还是从大学的外部管理来看，政府都赋予了大学组织充分的自由和自治。这与同样是政府管理体制下的法国大学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相对于英国政府对牛津、剑桥学术发展的过度放任，法国政府对于大学学术发展的过于牵制，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有效地做到了自由与责任的完美结合，成为大学学术资本积累的源头活水。教授治校是学术自由的自然延伸，也是学术自由的具体体现。德国大学讲座教授制度，一方面给予教授充分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融入编外讲师制度，从而有效避免学术“小帮派”的形成，成为德国大学学术资本发展的组织保障。
教学和研究相结合，通过研究促进教学，是19世纪德国大学为后世大学保留下来的一份宝贵的制度遗产。没有研究的教学，无疑又回归到中世纪大学时期的照本宣科（Reading）；缺少创新的教师，很难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生。同样，没有教学的研究，仅仅是专门研究机构的事情，既缺乏学生与教师之间思想上的碰撞，也很难存在多学科人员之间的交流，这样的人员只能称之为研究员，这样的机构也不能称之为大学。康德之后，追求“纯粹知识”一直成为德国学者追随的重要信条，即使是合乎应用型的工科大学的创办及运行，也是在理性范围内的适度拓展。换言之，工科大学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仰望星空。这样的学术发展才有别于低层次的技术培训，才有别于沉陷于世俗的蝇营狗苟，才能够走向长远并不断达致无限。学术声望的形成因素复杂多样，但是不断探索星空，不断将知识推陈出新，时刻坚守着心中的道德自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也是19世纪德国大学能够创造出诸多辉煌，能够吸引世界范围的学子负笈求学的重要动因。
第五章主要是从学术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德国大学之滑落。在国内学术界，谈及德国大学，大都聚焦于19世纪德国大学的崛起，鲜有论及德国大学是如何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即使有也往往将历史的拐点定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或者是希特勒上台后至二战结束这段时间。这样的分析有其合理之处，但德国大学的衰落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战争。无论是19世纪初期的德国，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一定意义上正是战争的刺激，使本国的高等教育不断走向巅峰。从学术资本的视角来看，如果把德国大学的辉煌界定在从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余年时间，那么德国大学的滑落起点恰恰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之后，尤其是在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德意志帝国崛起之时。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认为：“俾斯麦的最高胜利已经暗藏着失败的根源，德意志帝国的覆亡已随着建国而萌芽。”[3]如果把德国大学的百年辉煌历程比喻成一个向下开口抛物线，那么俾斯麦时期就可以看作抛物线的顶点，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可以被视作抛物线的两端，待到希特勒执政时期，德国大学则继续滑入深渊。
国家支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成立为标志的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特色，也是德国作为欧洲大学之林中产生大学较晚的后发国家，一跃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强国并蜚声世界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三种基本特色中的至少两种，亦即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在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后便遭遇严重危机，往日学术自由之风不再，教授治校被官僚体制所替代。尽管从1870年之后，德国大学拨款的数额不断增加，但是伴随入学人数的不断扩张，大学经费的相对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与德国政府对大学拨款绝对数量的不断减少相对应的，是美国在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案》，联邦政府开始意识到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并为大学发展注入资金，一批赠地学院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共同呵护下产生并茁壮成长。从此，高等教育的天平开始向美国倾斜。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在19世纪来到德国，把德国大学发展科学的精髓带到本土并进行创新性改造，从而使美国高等教育逐渐代替德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高等教育之巅。
到了希特勒时期，大学完全归由政府管理的弊端逐渐暴露无遗。长时间在政府温室中生存的大学组织，一遇到外部社会的狂风暴雨便花落树折。因纳粹政府的种族歧视，德国不但流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而且也丧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科。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科，都是学术资本依存的重要主体和平台。一定程度上，美国高等教育正是吸纳了德国流失学者和学科的多数，才能够迅速代替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心。但是，美国代替德国高等教育强国地位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仅就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德国就明显处于劣势。德国政府高压政策与资助减少，与美国政府宽松环境与资助增加，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了鲜明对比。除此之外，美国大学还拥有无数富可敌国的私人财团提供资助，这都是德国大学所不具备的。
讲座教授制曾经使德国大学走向辉煌，然而，正是这种制度安排成为俾斯麦之后大学学科发展的桎梏。讲座教授权力的高度膨胀，压制了底层学科分化的活力。每个讲座教授都要配备一套人员设施，也使得政府无力支持学科的无限分化与整合。每个习明纳和研究所在讲座教授的带领下，逐渐形成大学内部的一个个壁垒，不利于文理交叉，也不利于学科融合。相反，19世纪来到德国学习的美国人，把哲学博士、学术至上等理念带回，把习明纳的研究方法带回，但是他们并没有照搬以讲座教授为统领的校内组织设置，而是在学院下面设立学系。民主、平等的学系为美国大学的学科分化和整合提供了重要平台。此外，尽管美国把哲学博士带入本土，但是在大学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以哲学为统摄的学科发展势态。科学代替哲学成为美国大学高深知识发展的学科坐标，也正是基于此，美国大学的学科才能够突破哲学的藩篱，设立了一系列以职业应用为导向的专业博士。在德国大学坚持哲学博士独大之时，专业博士开始与哲学博士共同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大学渐渐失去了竞争的氛围。往日，编外讲师通过收取讲课费谋生，他们可以在教学中与讲座教授站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但是，伴随大学讲座教授的权威逐渐强势，伴随讲座教授职位的相对数量越来越少，编外讲师的职位越来越多，讲座教授和编外讲师的公平竞争已成过往云烟，讲座教授逐渐成为坐享政府高薪、日益慵懒的食利者，编外讲师则成为生活无依无靠、前途惨淡的打工仔，终身能否晋升讲座教授全靠碰运气。编外讲师竞争教授职位，犹如赌徒般激烈且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生态下，学术走向滑落实属必然。19世纪后半期，德国大学入学人数不断攀升，然而与这种趋势相悖的是，大学越来越排斥穷人，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时期，种族成为学生进入大学不可逾越的障碍。学生是大学教师未来之补充，而且是大学学术增长的生命力，以贫富和种族将其排除在外，无异于大学自断后路。与俾斯麦、希特勒等政府的政策相反，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但对贫穷子女进入大学提供资助，而且对少数族裔的子女予以倾斜。两国学术发展后劲判若云泥，高等教育中心地位发生转移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六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在这一章是以美国高校为中心进行展开的，因为选择美国高校可以对学术资本形成一个连贯性、系统性认识。在前几章论述中，我们先后选择了中世纪大学、德国大学进行研究。如果按照大学职能演进的先后顺序来划分，中世纪大学聚焦于培养人才，德国大学则是以发展科学为鹄的，美国大学开拓了大学服务社会的第三种职能，因此在对中世纪大学和德国大学进行研究之后，分析美国大学的学术资本发展，会使本书形成“中世纪大学（培养人才）→德国大学（发展科学）→美国大学（服务社会）”的演进理路来层层推进，这样更容易把握学术资本与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此外，无论是从学术资本主义的理论产生还是从实践发展来看，选择美国高校都更加具有代表性意义。当然，选择以美国高校为中心并不排斥对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分析，因为从学术资本演变到学术资本主义，绝不是美国高校的独特现象。一定程度上，学术资本主义的表现已经融入全球大学的发展之中。
整体来看，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政治、市场、文化、教育等力量的外部裹挟，以及高校、管理者、师生等力量的自我驱动的联合作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高校学术资本主义表现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方方面面。首先，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表现在大学的理念层面。伴随市场化、商业化对美国大学的侵袭，指导大学发展的理念开始逐步转向，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滋生和盛行，更是完全颠覆了传统大学观的认知。其次，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表现在大学职能层面。培养人才的目的越来越趋于功利性，大学为了生存不得不将教室塞满并不断提高学费；发展科学已经渐渐远离“纯粹知识”的探究，杀鸡取卵式的科研产出不断被物质利益所诱惑；服务社会也已经跨越州的、国家的边界，不断向商业集团扩展，在义利之间，舍义取利、追名逐利者使知识殿堂内充满铜臭。最后，从学术资本到学术资本主义表现在大学管理层面。大学组织自上而下渐渐形成一种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校长不再是大学学术的象征而成为企业组织的CEO，类似于企业组织的公关部、人力资源部、战略规划部组织结构等在高校内部相继产生，教师由大学的主人演变为受聘的雇员，学生由大学的主体演变为付费买单的顾客。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大学作为从事高深知识的专门机构，承担着人类知识的传承与创新，肩负着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无论社会如何风云变幻，无论前途有几多艰险，高校都不能跟随市场大潮而随波逐流，否则，大学将会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我，失去社会良心的责任担当，不再是人们心中的学术殿堂。知识除了商业价值，还有更加可贵的文化价值，正是因为知识具有文化价值，人类才能够不断走向文明。另外，此时看似不具备商业价值的知识，不见得永远不具备商业价值，等到人类认识到知识的经济价值时，再回头寻找这些知识，会发现它们已经成为无人能识的“绝学”。因此，回归学术是大学充分发挥其职能的应有之义，唯有坚持学术，大学才能够真正履行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重任。倡导大学回归学术就是要倡导回归一种超越名利的学术，倡导大学回归学术就是要倡导回归一种求真求善的学术，倡导大学回归学术就是要倡导回归一种不忘初心的学术。
社会上任何一个组织，都会根据其不同性质而拥有一个最为主要的资本形式，譬如一个企业最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应当是经济资本，一个中介最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应当是社会资本，一个文化团体最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应当是文化资本，一个政党最为主要的资本形式应当是政治资本，等等。强调主要资本形式，就是要强调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够忘记本真，否则必然会引起组织的变异。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中，许多中性甚至褒义的概念，如果加上“主义”二字，概念内涵就会发生质性的变异，譬如形式与形式主义，理想与理想主义，经验与经验主义，自由与自由主义，等等。因此，对于学术资本主义，我们提出要超越主义，回归学术。对现代大学而言，回归学术与超越主义是一对相伴而生的行动，大学在张扬学术资本，规避学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需要国家、大学和学者共同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无论是大学还是教师，如果不能回归学术、超越主义，那么最终伤害的必然是自身。
第七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学术资本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状况。创业型大学所强调的创业，是在政府不能够完全承担其发展运营经费的情况下，或者是大学主动地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治，而采取的通过自身能力赢得发展资源的一种行动趋势。简言之，这种行动趋势，就是大学从依附走向自主。
早期大学的综合特点是，大学发展来自于学费、教会、慈善捐赠或（和）国家支持，不需要与产业发生直接联系，外界应当给予支持是大学在发展中天经地义的想法。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大学学术资本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要么完全依靠学费，譬如中世纪早期的原生型大学；要么主要依靠教会支持，譬如欧美某些教会大学、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等；要么主要依靠慈善捐赠，如早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初创时的芝加哥大学等；要么主要依靠政府资助，譬如19世纪以后的德国大学、法国大学等。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70年代是教育经费危机开始的起点，也是各个国家对教育拨款由增长走向滑落的拐点。在政府无力全部承担大学发展运营经费的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强势介入。一般来说，大学走向市场也就意味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走向学术资本主义，一条是走向创业型大学。前者为了金钱可以牺牲自己的灵魂，后者为了争取发展资金不得不自主图强。
知识转化是创业型大学运作的基本途径，这种途径又可以划分为英国以教学为主的学术资本转化，以及美国以研究为主的学术资本转化。与依赖于政府或其他慈善组织的传统大学相比，创业型大学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追求自主创业，这是未来大学寻求自治之路、坚守学术自由的根本保障；与凤凰城大学等私立营利性大学相比，创业型大学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避免商业化的侵蚀，大学通过高深知识的外部交换来争取发展资源，但是从交换到商业化有着鲜明的界限；创业型大学与传统大学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大学始终坚守旨在发展学术的传统，不因外界的物欲横流而陷入迷茫，也不因利益关系的引诱而放弃组织的特性。
从未来发展看，多元共济是大学学术资本的理想态势，责任担当是大学学术资本的基本底线。创业型大学的一个核心依靠是将知识作为资本，从而增强自身对外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不断拓展自己发展的外围空间。但是，知识作为资本，绝不是建立在取代科学无私性的基础之上的。知识作为资本其最终目的是使公益性知识能够健康发展。将知识转化为资本的创业型大学也需要这种精神气质。伴随学术资本主义现象在美国大学内部的不断滋生，美国高等教育群体开始在内部发生渐渐质变。我们尚且不能够预言，这是否预示着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地位将发生转移，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地位一定会受到重要威胁。站在21世纪初期的历史起点上，在我们国家宣布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机遇时期，在党和国家决心建设“双一流”的重要历史节点，在国家庄严承诺将承担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全部建设经费之时，在各个省政府不断推出加大省属院校投资力度之时，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大学组织的国家队和省队共同发力，呈现出大学建设中的百花齐放、百舸争流之势。此时，我们的大学不应当享受着国家和政府的资助，而丧失了忧患意识，更应该时刻警醒自己，不断在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应该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主动性、机灵性，早日形成一个自力更生的大学群体，一个多元资助的大学群体，一个创业型的大学群体！
第八章是以学术资本为中心论述中国新时代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时代一流大学，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比较概念，是放置在世界大学之林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学竞争力的体现。资本无疑是大学间竞争博弈的基本条件和凭借。高校社会资本、学术资本等概念提出后，为分析新时代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之所以聚焦于高校多样资本的研究，主要是期望能够对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双一流”建设有所启迪。
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应当以学术资本为中心。基于高深知识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的竞争，既是大学竞争的核心元素，也是高等教育竞争的核心元素。当大学的学术创新思想趋于泯灭，当大学掌握的高深知识趋于陈旧或者不再稀缺，大学的学术声望必然滑落，大学在竞争中也就处于劣势。我们国家的学术发展理念应当是建立在规避学术资本化的基础之上。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不难看出，学术资本伴随大学之兴起，学术资本化伴随大学之衰落的普遍规律。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更应当在借鉴他国高等教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时刻警醒他者失败的前车之鉴！总之，高等教育强国之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移植，这对于建设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借鉴德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强国之路，不难看出，两者都是在充分吸收强者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融入本土文化，形成独特学术发展理念，而后迅速崛起的。为此，我们提出用文化来统摄学术发展的思路。
中国大学和学术的精神文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国大学作为西学东渐、模式移植的产物，先后从制度、行为和器物等层面，学习了日本、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等多国高等教育的模式。时至今日，应当说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组织架构。但是，独特的大学文化和学术精神还远未形成。中国学术之发展，亟须树立“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亟须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义担当。通过这些精神文化引领和滋养，学术才有可能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规避学术资本主义的侵蚀。
中国大学和学术的精神文化，更需要紧跟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步伐。由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中国大学和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确定的，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不但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更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行动指南。学术只有不忘记人类福祉，国家富强，才能够砥砺前行，永不懈怠；学术只有解放思想，激发活力，才能创新发展，创造转化；学术只有坚持价值信仰，恪守道德规范，才能抵制外界侵蚀，不迷失自我。唯有此，学术才能够不为物欲横流所淹没，中国高等教育基业才能够由大变强！
[1]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等《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 一般来说，高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在西方语境中没有单独表示高校的词汇。当然，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也曾出现“高等学校”的表述，但是此“高等学校”是指层次上低于帝国大学的“低度大学”。换言之，在当时的日语语境中，“高等学校”特指“专门学校群”，是不包括“大学”的。我们经常把高校翻译成“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现在西方文献中也将高等教育机构称作“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事实上，“Universities”与“Colleges”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Universities一词直接来源于中世纪知识行会的拉丁文“Universitas”，在当下往往表示具有较高学位授予权的学术机构，在美国它至少应当是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在英国，要想获得universities的地位，必须经过皇家委任状或者政府立法部门的认可；而college的含义则更为广泛，在中世纪时期，最初它仅仅是一个慈善资助学生住宿的地方。现在来看，college既可以指代低于大学的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譬如美国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也可以与School、Institute、Department等词汇相当，指代大学内部的一个二级单位。事实上，我们认为要描述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用“高校”一词会更能体现学术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也能够更好地涵盖西语语境中的不同组织机构类别，譬如University、College、Institute等。同时，也避免著作名称出现“大学学术资本论”用词上的重复和拗口。因此，在本书论述中，“高校”与大学是可以通约的。
[3]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