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拉美现代化道路的若干种“主义”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都会受到各种理论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的“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早在18世纪后期就出现在欧洲了。这一学说脱胎于亚当·斯密的思想。它认为，（1）分工出自人类要求交换的“天性”，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主要途径。分工的规模受交换（即市场）的范围限制，因此任何限制自由贸易的政策也必然妨碍分工。（2）世界上各地区的要素禀赋有别，其互补性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地域分工应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发挥各自的优势。（3）经济活动只能受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不能被其他力量限制和束缚。[133]
自由主义传入拉美的时间早于传入其他经济落后地区的时间。这是因为，拉美的上层分子与欧洲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掌握了法语、英语或德语，可以直接阅读旧大陆的出版物。他们还经常到欧洲旅行，因而不仅亲自体验到了那里的物质进步，而且十分了解那里的思想理论界的动态。尽管“他们回到了新大陆上比较安静的首都，但仍念念不忘巴黎，扼制不住地渴望并模仿他们在欧洲所见到的一切。……上层分子对欧洲的学术思潮也同样是熟悉的。实际上，他们对埃米尔·左拉或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比对毫尔赫·伊沙克斯或马沙多·德阿西斯的小说更为熟悉。他们会停下来赞赏欧洲画家的油画，却忽视了他们自己同胞的油画”。① 因此，尽管新旧大陆之间的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仍然竭力照搬在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
欧洲的自由主义是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在拉美，当时虽然还没有工业资产阶级，而地主阶级却在拉美社会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了从教会、政府和土著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以生产更多的面向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自由主义这种理论武器。此外，他们还希望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水平，通过进口较为廉价的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而言）来开发市场和提高生活水平。
19世纪拉美人所说的“进步”，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化”。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拉美国家把扩大初级产品出口视为获取财富和求得“进步”的有效手段。巴西财政部长若阿金·穆尔蒂纽（1898—1902年）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不应该是少进口，而是应多出口、多进口。”[134]又如，哥伦比亚政治家弗洛伦蒂诺·冈萨雷斯（1847年任财政部长）于1846年从欧洲返回拉美后，在报纸上多次撰文，大力宣传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哥伦比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要素禀赋决定了它的出路在于出口热带产品。因此，传统的小手工业者不能得到保护，因为他们应从事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热带农业生产活动。他还指出，高关税率只能使少数人受益；相反，如果降低关税率，更多的欧洲产品能进入本国市场，政府就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关税。不仅如此，更多的进口还能使更多的出口成为可能。[135]
总之，自由主义在拉美找到了肥沃的土壤。而且，“自由主义构成了
①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为建立和巩固各国政府以及改革各国社会所需要的纲领和理论的基础”。[136]事实上，自由主义也是拉美各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在追求“进步”时高举的理论旗帜。
自由主义对拉美现代化道路的最大影响是它加快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运转。尽管许多拉美人当时并不能深刻地理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他们对拉美经济纳入北大西洋经济体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则深信不疑。不仅如此，阿根廷总统 D.F.萨米恩托（1868—1874年）等人甚至把这一结合视为把拉美社会从“野蛮”转为“文明”的必要途径。然而，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并没有使拉美国家摆脱对欧洲先进国家的依赖，也没有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没有缓和政治舞台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二 实证主义
一方面，自由主义在拉美新独立国家的“试验”似乎并没有使当权者和上层社会的“精英”感到满意；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大多数拉美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政治上，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得到强化，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和政局的稳定，政教关系开始向比较和谐的方向发展。在经济领域，新开垦的土地和人口都在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在完善，金融机构不断问世，外资流入量在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此外，一些拉美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上述因素都为自由主义被新思想取而代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世纪下半叶对拉美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是来自欧洲的实证主义。有人认为，实证主义对拉美的影响比它对美国的影响还要大。[137]如在巴西的国旗中，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词语：“秩序和进步。”
实证主义的核心是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美国学者黑尔认为，实证主义这个名词并无公认的定义，但就其哲学意义而言，它是一种认识论。它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唯一的认识手段，其要素是：（1）强调观察和实验，因而否认一切先验的知识。（2）探求各种现象的规律或它们之间的关系。[138]实证主义主张通过“科学的”组织和社会及政治的理性化来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它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现代化目标。根据实证主义者的主张，社会应该是有秩序和等级差别的，应该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来领导。可见，虽然实证主义也主张“变革”和“进步”，但希望在一个有序的框架下进行，而非通过革命来实现。
自由主义要求政府为各个利益集团充当“裁判者”的角色。而实证主义除了这一要求以外，还希望政府本身成为一种能够构建政治体制的主要力量。可见，实证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实证主义也不同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因为前者并不需要动员整个社会，也不想使整个社会政治化。[139]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拉美，实证主义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实证主义对20世纪拉美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倡导拉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证主义者认为，为了加快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造就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必须使政府领导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而传统的学校已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不少拉美国家对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新建了一些高等学府。毫无疑问，这一阶段拉美教育事业的发展为20世纪初拉美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2）倡导拉美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工业化是“进步”的象征，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吸引外国资本和建设基础设施等途径来发展工业部门。他们还认为，衡量“进步”的标准就是看一个国家有多少工厂、蒸汽发动机、铁路和煤气灯。有些拉美人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进步”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首都的建筑在多大程度上与巴黎相似。且不论他们的认识是多么狭隘，不容否认的是，19世纪末拉美工业部门的发展为20世纪该地区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三 职团主义
职团主义于19世纪中叶出现在欧洲，20世纪初传入拉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在二三十年代，职团主义在拉美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成为当时影响拉美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140]
职团主义同样主张变革，但它强调的是这种变革应该在国家和精英人物的领导下进行。
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同的是，职团主义希望把工商界与工人阶级都纳入政治发展进程之中，使劳方和资方处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因此，它推崇既非马克思主义、亦非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欧洲国家的职团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它的名声每况愈下，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很少再提及它。但是，由于拉美国家没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职团主义的影响没有减弱。庇隆时期的阿根廷（1946—1955年）、瓦加斯时期的巴西（1930—1945年）以及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仍然在推行职团主义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庇隆、巴蒂斯塔和特鲁希略的下台，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中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民主化的发展使职团主义在拉美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在进入60年代后，军人干政的浪潮开始席卷拉美，[141]职团主义再次兴起。
职团主义对拉美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是间接的。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拉美工业化的推进，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中产阶级也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甚至农民的觉悟也在提升。各国当权者力图将现代化进程引上一条有序的道路，以避免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常遇到的那种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不合拍的问题。
可见，30年代后拉美的职团主义政权追求的目标是如何在加速发展工业的同时，使工会、农民组织、学生组织、工商界团体、各种利益集团和其他一些政治力量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机器之下，以便为现代化进程创造一种稳定、和谐和有序的环境。正如美国学者维阿达所指出的那样，职团主义使“拉美的经济发展时而受到现实中多元化带来的破坏性趋势的影响”。[142]就此而言，职团主义的这一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有些职团主义政府（如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政府）在追求这一目标时采用了高压手段，但大多数则是比较“善良”的。在委内瑞拉和秘鲁，职团主义政府甚至将一些群众组织纳入政党政治的框架内。
四 民众主义
民众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起出现在拉美，60年代后因军人不断干政而消亡。拉美的民众主义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最大限度地将民众纳入政治参与进程。因此，在民众主义国家举行的大选中，投票率一般都比较高。如在阿根廷，1910年的投票率只有9%, 1936年上升到48%, 1950年高达78%。在巴西，1934—1945年期间的投票率增长了11倍。[143]
第二，民众主义具有“多阶级”的特点。换言之，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既有城市工人，也有中产阶级成员、知识分子和学生。但农民常常被“冷落”。民众主义的基础之所以在城市，主要是因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政治家的选民基础随之转移到城市。
第三，将民众动员起来的政治家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民众支持某一个政党，还不如说是他们在支持某一个政治家。阿根廷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庇隆的个人魅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正义党常被称作“庇隆主义党”。庇隆夫人艾维塔“在她的雄伟的大理石宫殿里亲自分发现金和其他恩惠，因而很快地赢得了一批狂热而忠诚的追随者。她的超凡魅力加强了她丈夫的魅力。他们两人成功地建造了一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政治机器，指挥着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144]。艾维塔去世后，阿根廷总工会要求其会员哀悼一个月。在她的遗体从总统官邸运到劳工部（在那里供人凭吊）的过程中，哀悼者如此之多，以致于有8人被挤死。在此后的24小时内，有2000多人因拥挤而受伤。有人甚至立即为她设计了一个纪念堂，其高度超过纽约的自由女神。由此不难看出庇隆夫妇在民众中的巨大威望。
第四，为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民众主义政府惯用的手法就是扩大就业、增加工资或提高社会福利，有时甚至人为地压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以便维系城市工人的购买力。一位美国学者是这样描述庇隆的民众主义政策的：“工人无条件地忠诚拥护庇隆及其夫人埃娃。作为回报，工人得到了工作、加薪和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大量好处。埃娃的使命是（为穷人）奉献一份爱心，向他们分发食品、衣服、玩具和其他日用品。”[145]
在政治上，民众主义适应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城市化程度上升的大趋势，将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民众纳入政治参与轨道，从而为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经济上，民众主义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由于民众主义政府总是动用国库收入来满足民众在经济上提出的要求，政府的财政收支常常得不到平衡。而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是开动印钞票的机器，扩大货币发行量。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上升。毫无疑问，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与民众主义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其次，由于民众主义政府将城市作为其政治基础，忽视农民的利益，因此农村发展相对而言就比较缓慢。因此，民众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差别。最后，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民众主义政府常常通过扩大政府部门的规模和新建国有企业等措施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使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
总之，民众主义政策至少在经济上是没法持续的。一旦民众得不到期望中的好处，民众主义政治家就会失去其支持。无怪乎拉美的许多民众主义政府最后都被军政府取而代之。
五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又称发展主义）是对拉美现代化进程影响时间最长、最深刻的理论。由于大多数结构主义论者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因此，结构主义论也可以被看作拉美经委会的发展理论。
结构主义论对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以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为基础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新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把产生贸易的原因归结为各国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尽管两派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着分歧，但是它们都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贸易能使一切国家受益。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它们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用初级产品交换发达国家“最适宜”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以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其国民收入。
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一外部冲击以后，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和学者认识到，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并不能使拉美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一认识还使他们滋生了一种所谓“出口悲观主义”（export pessimism）的观念。“出口悲观主义”的含义是：由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因其需要较多的技术而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拉美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只能用外国资本来弥补本国的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
结构主义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中心—外围论”。世界经济体系由“中心”和“外围”两部分组成。首先被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渗透的这一部分是“中心”，在生产、技术和组织等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的这一部分则是“外围”。“中心”国家利用新技术建立起了资本业生产部门，并将得到改善的技术传播到其他部门，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了一体化。其次，与此相反，“外围”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传播过程中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它们所需的新技术基本上全部依赖于进口，而且主要在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部门中使用。这使得“外围”的生产结构出现高度专业化。（2）不平等交换与贸易条件恶化。技术进步使“中心”国家的工业部门受益匪浅，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并未降低。而在“外围”国家，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微乎其微，因此，“中心”和“外围”不能从技术进步中获得相同份额的成果。此外，由于“外围”国家面对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长期趋势，国际交换的不平等性质会永远存在下去。（3）开展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了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外围”国家必须从以扩大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外向发展模式转向以增加本国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内向发展模式。即使本国生产的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外围”国家仍然有必要生产这种产品；否则，一部分生产要素会被用来生产初级产品，从而使“外围”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4）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拉美的工业部门难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好处，从而使效益得不到提高。消除这一障碍的出路在于拉美国家共同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5）强化政府的作用。政府应该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拉美的“幼稚工业”生产的产品难以与外国产品展开竞争，政府必须对本国市场加以有力的保护。保护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限制进口。除了保护本国市场以外，政府还应该在其他方面对经济生活进行有力的干预，并通过引进外资（尤其是外国贷款）来弥补国内资本积累的不足。
结构主义论的积极意义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1）结构主义论开创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从第三世界角度分析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先河。在它问世以前，主宰经济学界的理论基本上全部来自发达国家，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来自“中心”的国家理论和经济学家常常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第三世界角度来探讨发展问题，因而缺乏对第三世界的适用性。结构主义论摆脱了上述局限性。它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完全从第三世界角度探讨发展的道路。因此，结构主义论可以被看作经济学界的一次“革命”。（2）结构主义论深刻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它的分析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还促成了依附论和新结构主义论的问世。（3）结构主义论对来自“北方”的正统理论提出了挑战，积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工业化道路来求得发展。事实表明，结构主义论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以及众所周知的东亚“四小龙”，都已经通过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4）结构主义论强调了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否定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普遍适用性，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不同于昨天的资本主义，今天的贫穷落后不同于昨天的贫穷落后，因此，变化了的国内外条件是第三世界在选择发展道路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结构主义论也有以下几点局限性：例如，它过分强调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第三世界的贫穷落后是一个内外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在较多情况下，内因的作用更加重要。又如，它片面地看待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性和市场的局限性。换言之，它相信国家能做市场不能做的一切，但轻视了国家并非无所不能这一点。再如，它强调的所谓“出口悲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内向发展。众所周知，那些有力地介入世界市场的第三世界国家成功地获得了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而那些消极地把“出口悲观主义”作为出口战略的基础的第三世界国家则难以打入世界市场。
六 官僚威权主义
如前所述，20世纪60年代后，军人当政风靡拉美。由于这些军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146]因此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将前者称为官僚威权主义政权。
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政府部门的职位交给具有技术专长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众；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动；第四，积极谋求与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改善关系，以振兴国民经济，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147]
威权主义政府确实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但这种统治也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因此，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是脆弱的。换言之，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并非能永远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甚至会制造出一些不安定因素。
巴西和智利是最为典型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在巴西，军人掌权的时间长达20多年。军政府基本上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一方面，巴西的军政权强调政治稳定，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另一方面，军政权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为此而启用了一些文人担任经济部门的要职。例如，在布兰科将军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罗伯特·坎波斯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成为巴西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坎波斯拥有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巴西的银行部门担任过重要的职务，甚至还做过大学教授。他上台后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改组，修改了劳工法，简化了出口贸易的有关规则，并使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变得进一步体制化。
在智利，皮诺切特于1973年9月上台后，立即在智利推行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军政府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148]但是，皮诺切特也大胆地使用一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即芝加哥弟子），从而使智利成为拉美经济改革的“先驱”。
官僚威权主义对拉美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它对拉美民主化进程带来了颠覆性的破坏。直到今天，军政府践踏民主和人权的“后遗症”尚未彻底消失。第二，为了确立军人统治的合法性，绝大多数军政府十分强调经济发展。如在皮诺切特当政时期，尽管80年代初曾遇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说来，智利的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第三，绝大多数军政府采取了限制外国资本的活动范围和保护本国市场等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政策。[149]毋庸置疑，拉美的国有化运动之所以出现在六七十年代，与这一时期拉美军人积极参政不无关系。
七 经济民族主义
美国学者肖夏娜·B.坦塞在其《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那些尚未取得 ‘现代化’或 ‘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 ‘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150]“二战”后，尤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
拉美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即使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国家也仍然依靠出口初级产品来获取进口资本及中间产品所必需的硬通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拉美国家难以掌握本国的自然资源。如在50年代末，美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地区矿业生产的80%和石油产量的75%。中美洲的水果生产和蔗糖业则基本上全部为外国资本所垄断。[151]被称作“绿色魔鬼”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拉美拥有250万公顷的土地，并自设军警和自订法律。
拉美的民族主义者不仅要求从跨国公司手中收回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而且还主张管制跨国公司在其他领域中的活动。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与东道国的关系并不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互利关系”，而是一种冲突的关系，因此，东道国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干预作用，有效地限制外国资本的活动范围。正是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不少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修改了外国投资法，对外资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国有化运动。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在1960—1976年期间，将近200家外国企业被收归国有。[152]这些企业分布在采矿业、石油业、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还应该指出的是，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受到了依附论的影响。面对日益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一些拉美学者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具有左派倾向的学者（如非洲的S.阿明和欧洲的A.G.弗兰克）提出了依附论。这一理论思潮认为，包括拉美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难以摆脱贫穷落后，就是因为它们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一些依附论者甚至认为，拉美的工业部门与跨国公司的生产国际化进程结合得愈密切，那么拉美的对外依附性就越强。其结果是，被外资控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增强拉美的经济独立性，反而加剧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为了摆脱这种依附性，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国家“脱钩”（de-link）。
70年代后，一些依附论者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的观点，例如，卡多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跨国公司的利益变得与依附性国家内部的繁荣相吻合了。就此而言，跨国公司促进了东道国的发展。但卡多佐同时也指出，外围的发展充满了矛盾，因为它没有“自主性的技术”，也没有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资本货部门”[153]。可见，尽管依附论者承认发展中国家能够取得一些“依附性发展”，但从本质上说，依附论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变化。
依附论固然有其可取的一面。例如，它指出了南北关系的本质（即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后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是，依附论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外部根源，并提出了脱离现实和不合历史潮流的“脱钩”。尤其在全球化趋势汹涌而来之时，“脱钩”更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东亚“奇迹”的出现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经济业绩也表明，扩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并不仅仅导致“依附”，而是有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本匮乏和技术落后等“瓶颈”现象。
八 新自由主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加之福利国家的政策实践不尽人意，凯恩斯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74年，《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作者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以后，新自由主义学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
美国学者S.乔治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文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学说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胚胎”发展为后来几乎要统治世界的理论，完全是因为哈耶克及其学生弗里德曼等人坚信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你能占领人们的头脑，那么他们的心和手就会听从头脑的指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者不惜花费巨资，在世界各地推行其理论。[154]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最为重要的“试验地”是拉美。在拉美，最早进行这一“试验”的国家是智利。通过政变于1973年上台的皮诺切特将军，依靠政府部门中的一大批通晓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的“芝加哥弟子”，在贸易、金融、社会保障和劳工等重要领域开展了重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大，曾被称作智利的“经济政变”。
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拉美国家走出了80年代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90年代，该地区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3%，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然而，新自由主义“试验”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尽管拉美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但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更为不公，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
此外，新自由主义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低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强调开放经济的同时，低估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它甚至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计划经济是“乌托邦”，其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必然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而市场化和私有化则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与十多年前相比，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判。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前途，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的问题。2001年2月阿根廷危机爆发后，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我们应该指出，新自由主义既不是解决拉美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应该成为阿根廷危机的“替罪羊”。
（原载《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