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伴随这一进程，我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逐渐地向城市转移，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称谓“农民工”也逐渐被公众所熟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并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重要力量。

图1—1 2008—2018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及同比增长
数据来源：2008—2018年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相比2008年的22542万人，10年间增长了6294万人。2018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2岁，比上年提高0.6岁。在全国农民工的构成中，老一代农民工占比48.5%，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51.5%，比上一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构成中，“80后”“90后”与“00后”分别占比50.4%、43.2%与6.4%，从比例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最高，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要群体。

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正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1]，恋爱、择偶、婚姻、家庭、生育等是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2]，但在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外出流动打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特殊事件，他们的恋爱择偶观、婚姻模式、家庭关系等也在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不仅对农民工流入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将会对中国整个城镇化的进程与发展质量、“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人口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主体地位的凸显，其婚育观念、婚恋行为和婚姻质量中出现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模式的变迁。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双重影响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模式以“传统与现代共生与冲突”最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初婚年龄推迟、恋爱观趋于自主、交友方式形式多元、性观念适度开放、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少生优生”的生育观逐渐被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抚养孩子的质量提高，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群内部独特的婚恋观。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婚育模式的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模式不再以单一的传统婚育模式为主，而是向多元化的婚育模式发展，传统的地缘与血缘关系为主的婚姻圈也随之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例如，刘淑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模式类型进行研究，认为从地理位置其婚育模式划分为：“家乡—家乡”模式、“家乡—外地”模式、“家乡—当地”模式和“两栖恋爱”模式。[3]从双方地位来看，“向上婚恋”与“向下婚恋”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模式的新趋势。张庆宇、侯双根据农民工是否有融城意愿将其婚育模式划分为有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有融城意愿返乡婚恋、无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和无融城意愿返乡婚恋四种婚育模式。[4]现有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5]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障碍。婚恋障碍是指影响婚恋正常进行的各种因素。现有的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障碍主要有婚恋观念障碍和婚恋行为障碍。[6]其中影响婚恋观念的因素主要包括家乡文化或家庭观念、感情经历、朋友的观念、不良价值观四个方面；影响婚恋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7]、婚姻挤压、经济条件落后和生活圈子限制[8]四个方面。第四、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质量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传统的婚姻制度受到其城市流动范围扩大与流动频率的影响和冲击，他们的婚姻自主权大幅度地提升，同时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促使其原有的通婚圈扩大、拥有更多的婚姻资源。[9]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外出务工使其家庭经济情况明显改善，婚姻质量上升，新生代女农民工家庭从属地位被打破。[10]另一方面，他们的婚姻质量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在离散化的影响下，家庭在情感与性的满足、生产和抚育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功能障碍对婚姻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其出现情感危机甚至破裂。[11]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问题上具有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复杂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面临更高的婚姻风险。新生代农民工在婚育模式上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有什么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质量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其婚育模式的转变是否会影响其婚姻质量？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与掌握新生代农民工婚育模式与婚姻质量的现实特点，也能帮助我们基于代际的视角探索与分析农民工的婚育模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机制，从而加深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特点的了解，同时，还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促进其婚姻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