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新中国成立7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工业发展的惊人业绩，无疑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历史见证。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更是中国真正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性课题。从强国根基的角度看，制造业的深度发展正是中国产业转型的核心内容所在。因此，我们对新兴大国产业转型的讨论与认识，自然是围绕着制造业的研究来进行的，确切地说，是在经济史与国际比较视角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产业发展选择为中心展开的。

推进制造业的深度发展，本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项永恒性主题，因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1]。当代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迁，更是把如何认识制造业发展的当代意义这样一个时代课题，推到了世界各国面前。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由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而遭致世界危机重创的发达工业国家，先后开始对其付出的沉重代价不断进行反思，并付诸结构调整的行动。[2]那么，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的中国，我们需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历史反思，以及如何就产业的转型与发展进行反思与再认识呢？问题恐怕不难回答。作为一个正在致力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为什么制造业的发展却屡屡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成为一项争议性的话题？这是近年来从事国际产业比较研究经常萦绕在脑海里的问题。例如，当我们讨论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时，就会碰到制造业被边缘化的情形，[3]即便是在2018年4月的“中兴事件”凸显出中国的高端制造存在短板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重点更多的时候也还只是在外部，[4]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与如何发展的认识依然混杂。[5]可见，世纪之交以来，尽管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过数次关于制造业发展的讨论热潮，但是，对制造业的发展这个关乎到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走向问题的认识，恐怕还未能在理论和实践的深层次上得以真正的解决。[6]眼前所发生的这场世界贸易史上最大规模的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这场贸易战，事实上就是一场以制造业发展为中心的大国间政治与经济实力的博弈，[7]亦是一场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工业强国之间工业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对局。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就是说事关中国能否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切实实现从制造大国向现代化强国的转变。[8]

因此，基于中国的国情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我们尝试选择经济史与国际比较的视角，通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研究，来进行历史的反思。期望能够在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过程中，深化我们对当代制造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认知，借以完成对其产业转型的再认识。由于该项研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身处转型过程的国家来说，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探讨性课题，[9]为了便于问题的讨论，在研究展开之前，我们将简要阐述本项课题从提出到认识的深化过程，以及基于以往相关研究构建起的本课题研究结构性框架，以明示课题研究的整体思路与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转型框架下产业发展选择课题的提出及其认识的逐步深化

工业化是推动一国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乃至社会形态的变迁，连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这条工业链条所发生的变化，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认识与探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世界性危机推进了这个探索过程，尽管这种探索在开始时是发达工业国家所被动进行的。[10]而对于已经成长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对新兴大国来说，它所面临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课题，也就使其自然而然地进入转型中产业发展选择的探索之中。[11]因此，2015年，面对经济萧条、市场萎缩的恶劣外部环境，为破解当时中国的转型与发展面临的困境，[12]也为澄清我们在如何推进工业化上存在的认识误区，[13]即为工业化的完成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支点，我们所提出的经济史和国际比较视角的本课题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支持。[14]作为工业化先行者的发达工业国家，为保持其新形势下的领先地位在产业转型与发展上所留下的调整轨迹，以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选择，给了我们一个与发达工业国家近距离比较的可能。两者在经济发展上所处的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结构性问题，并不妨碍比较研究的进行。因为比较中观察到的新的产业变动趋势及其对产业转型与发展规律的认知，将会极大地开拓我们的眼界与发展思路，同时比较也会促进我们对自身发展状况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并有可能促使我们弄清楚一个新兴大国要有效地解决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应做的重点产业选择，以及与这种战略层次的选择紧密相联所可能形成的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围绕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选择的研究主题，当时我们就正在到来的科技革命给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在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制造业在其经济中的发展地位，对新兴大国工业发展的研究及其对追赶过程的观察与比较，以及对结构性问题的宏观与微观思考及其方法论四个领域已有的研究，进行了重点的关注与讨论，[15]以此展开了我们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的阶段性成果。

从那时之后至今，虽然只过去了四年多的时间，但是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产业化突飞猛进，在创新与竞争的强力驱动下，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智能制造开始崭露头角，能源结构的变化已现端倪。伴随着各国经济与政策调整的努力，世界经济也逐步呈现出缓慢复苏的景象。尤其是致力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科技进步取得重要成绩的同时，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从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16]也就是说，面向建立现代化强国的可期目标，中国已经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昂首阔步地踏上新的征程。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是否仍有必要继续在转型框架下研究产业发展选择问题？仍有必要就此进行经济史与国际视角的比较研究？深入的国内外产业调研，使我们切实意识到研究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在产业转型中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工作尚未完成。

首先，从产品市场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广交朋友的同时确实为我们的产品销售拓展了渠道，创新的发力，也使我们的一些企业成功地跻身于国际市场的前端。[17]但是在国际竞争力赖以提高的品牌创建能力，尤其是关键技术的掌握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上，我们仍有不小的差距；在满足国内消费所要求的高质量和多样化需求上，我们仍有待付出切实的努力。

其次，从要素成本来看，在以往增长的基础上，尤其是在近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情况下实现的稳定增长，使我们的资本供给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不断地吸引着人才流入，人力资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但是，面对我国普遍存在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与众多劳动者需要就业之间的矛盾，我们尚缺乏更多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在解决产业转型的结构性问题上，我们还面临着诸多课题，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新征程的战略目标与发展使命，则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工业化“两步走”的战略和建设现代强国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尽可能地认知规律，选准路径，避免弯路，明明白白地谋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但不仅仅是增长。况且我们目前的增长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18]当前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则是一个明显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两个没有变”的基本事实为基点谋求发展的，即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9]反映在产业层面上的认识就是，只要中国制造业还没有弥补发展的短板和扭转大而不强的状态，我们就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工业国家是如何完成从一个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同时有必要研究与借鉴其他新兴大国在实现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与教训。比如，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昔日工业国家中是如何发生的？是否蕴含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时期，新兴大国的工业化将以何种方式完成，也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与实践层面的探讨。因此，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产业转型与发展选择方面的经济史和国际比较研究，仍然需要扎扎实实地深入推进，以实现我们对变化了的环境的快速适应和对新趋势的正确认知。眼前以中美贸易争端形式表现出来的中美两个大国间的政治与经济实力的博弈，则进一步在战略层次上提示了课题研究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 国际比较与历史反思下构建符合新兴大国转型实际的研究架构

我们对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的研究，是从对已有研究的评估展开的。上面陈述的四个重点关注领域的已有研究，[20]为本课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例如，理论上的分析范式与新技术产业应用方面的前瞻性探讨，对本项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方法论和研究方向的启示；工业发达国家在当代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反思，提醒我们去细致观察与深度思考当代产业发展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对新兴国家工业发展和追赶过程的相应研究，又启发我们立足国情、注重从大国的视角进行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而来自宏观与微观不同层面的结构性问题研究，则为课题研究框架的搭建与研究思路的确定，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多维视野等。

不过，围绕着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的研究，目前已有的相关成果可能至少在三个方面还存在着重要的缺欠。第一，相对于丰富的产业实践，对当代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正在发生变化的产业形态及其产业间的联系，尚缺少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必要的规律性认识。第二，面对工业化过程中关乎新兴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要结构转型，尚缺少一个大国视角的问题思考方式与产业选择依据。第三，与上述两者相联系，对新兴国家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尚缺乏一种与其国情紧密相联的系统性研究。而上述三点对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即产业结构升级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正是本课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独到价值所在。

本课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为研究对象的。这里的发展选择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哪里，也就是一个经济体将自身的产业发展的支点放在哪里的问题。比如说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例如服务业）。不同的选择，对新兴大国工业化的进行及其他在国际上所处地位的影响，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其二，与此相联系，是一个国家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建立起这样的发展支点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国要走向世界强国，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将有可能不自觉地陷入追赶的陷阱之中。[21]我们将尽力通过经济史与国际的比较研究，对上述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及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清晰阐释。

以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通过对美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曲折发展轨迹的历史研究，以及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目前到来的经济转型中所面临的产业发展课题的深入讨论，在经济史与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谋求在产业变迁与产业发展选择方面，获得理论研究与政策选择的双重收获。进而使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真正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从根本上打牢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产业根基。[22]基于这样的目标与基本思路，本课题试图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即以对转型节点上发达经济体产业选择的历史探源，进而对其当代转型期产业变化的动态观察为基础，来探索可能存在的产业发展规律性和当代产业发展新趋势，尤其重点探讨将这种趋势与新兴大国国情融合的产业发展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将由五个相互联系的有机部分组成。

第一，课题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体系的逻辑构建。由于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后起工业国家，尤其重点研究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所以我们以对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产业发展研究、经济转型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产业发展的综述与评价为起点，在后危机时代各国对实体经济的反思所提供的产业研究视角下，通过思考与回答诸如制造业发展的当代意义等与转型中的产业选择直接相关的理论问题，来着手建立一个适合课题研究的创新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力求通过对当今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及其产业发展的比较研究，提出我们的若干理论观点与发展经济学的新认识。基于国内外产业调研的实际提出课题研究的若干理论假设，也将包括其中。相关内容的研究与阐释，将集中反映在第一编的研究综述与第四编的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选择中。第五编的研究结论则做简要的概述。

第二，工业发达国家产业发展选择轨迹的历史检视。作为新兴大国在经济转型时期进行产业发展选择的重要比较研究对象，这里将重点研究与揭示美国这个后起的世界第一制造强国在现代的两次“制造业复兴”的历史意义。研究日本这个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实现崛起与赶超的世界工业强国，在其经济成长过程中几个关键的转型时期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经验与教训。并为有利于新兴工业国的借鉴，而重点“集中于那些奠定了这个过程的基础并解释了这个过程的因素”的研究，即从传统与现代因素、本土与外来知识关系的处理上，来探讨究竟什么样的产业支点可以使一个经济体保持其发展优势，以及经济体形成其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及其他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为使分析能够进一步深入，微观案例的研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研究。以对这类国家的历史性崛起，以及现实的产业发展状况的考察与分析为基本内容，基于新兴大国的特征、经济发达程度及其在产业发展链条上的位置，讨论其在经济转型时期有别于其他类型国家的产业发展选择条件。制造业作为其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以及在体现福祉的市场消费开拓中所承担的角色分析，是该部分不可缺少的研究重点。新兴大国在现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所处的境况，及其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博弈，也使它在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上，不得不考虑选择能够保障国家安全与自主发展的基础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我们将以实际的产业发展与具体的国家案例来说明这一点。与此相应，今后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方向的探讨，就成为决定新兴大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关键环节。

第四，对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产业发展选择的理性认识，以及对中国制造业突破“陷阱”可能途径的探析。在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这部分的研究，转向了对后起大国经济转型中产业发展选择的理论探讨，即通过对美日等国产业变动轨迹及其微观案例的详尽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包括对其经验和教训的深层剖析与对比，力求认识与揭示后起国家产业演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未被认识（或易被忽视）的制度性因素与规律性现象。并就其在经济转型时所做的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产生的实际经济绩效，给出一种经济史研究上的恰当解释。同时将研究转向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实际状况的分析，以及基于国情的产业升级路径思考与政策选择的讨论上。进而尝试建立一种符合后起国家实际的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理论，以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转型中结构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以求在战略的层次上推进中国等新兴大国有序地实现产业与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五，研究结论。作为本项研究的一项总体性结论，我们将在这一简短的结论部分，概括性地阐述通过课题研究得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这些成果将涵盖对于后起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这一主题的理论认识，也涵盖了同一主题下的实践中的政策建议。并且将在最后尝试性地提出我们关于后起大国，尤其是今天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面对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发展经济学认识，并相应给出简要的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三维模型及其阐释。

上述内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的课题研究框架图示，作为反映本书内容的一个索引。

图绪—1 课题研究框架结构

三 新兴大国产业发展选择研究的主要课题、侧重点及其达成目标

首先，就课题研究的内容而言，其重点也可以说是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发达工业国家产业发展轨迹经济史检证基础上的产业变化分析与制造业本质的揭示。由于当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及其科技产业化步伐常常使人始料未及，致使我们的分析与认识仅仅是就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还有待于成熟的产业实践来检验与深化。[23]第二，是对新兴大国面对经济转型以制造业作为发展重点与支点的产业选择阐释。因为对与一国的经济转型相联系的产业转型如何认识，本身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有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相应的惯性思维。这些现实情况，都极大地增加了对这两个在已有的产业问题研究成果中涉及较少和争论较多问题的研究难度。而事实上，它们都是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向现代化强国迈进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也是本书尝试加以探索性推进的重要内容。

其次，就课题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与达成的目标而言，本书将从中国转型面临的问题意识出发，运用宏观与微观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史学、经济史检验等方法，在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和全球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中，研究和揭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理论性和规律性认识。在注重思想性成果的同时，在战略高度上探索解决新兴经济体发展瓶颈的途径。具体来说，本书采用经济理论探讨与经济史检验融合的方式完成它的研究。学术思想与学术观点上的创新性目标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将工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将工业化作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揭示制造业发展的当代意义。在力求克服静态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与事物认识方法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尝试建立一个新兴大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选择的新的理论研究框架。

第二，尝试通过经济史的宏观与微观史实的检验与国际比较来论证，适应本国实际的、恰当的产业发展及其路径选择，是新兴大国破解转型中的结构性难题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项根本性战略选择。而相应的政策选择应是国家战略层面下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

第三，以新兴大国的视角，探究和认识决定其做出恰当的产业发展选择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进而基于经济体的大国国情，包括它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提出一种后起国家完成工业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选择理论。

与上述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欲达成的目标相联系，本书是一项有别于那些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及其经济走势进行全面论述与评估的著作。而是基于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制造强国、日本是依据制造业的发展跃升为世界制造强国的事实，将两者分别作为具有不同特点的比较研究对象，在后起大国的同一视角下来观察与分析当今的制造业发展趋势，认识产业演进历史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性。对中国之外的新兴大国的研究，也是把重点放在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其基础产业——制造业发展的关系上，放在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的相同特征（大国国情与外部环境）及其在今天的经济转型中面对的同样的产业课题上。对中国在当前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研究是本书的核心与重点，合理、有效地解决产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充分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加快我们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步伐，是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表明，本书是围绕中国发展的核心命题，在产业领域里所进行的一项专题研究。当然，我们讨论制造业发展的课题，并非否认其他产业的发展，而是着意将制造业的深度发展及其产业升级，与发展中大国所处的位置、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实现的发展目标相联系。也就是意在揭示这类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与其解决转型中的发展瓶颈，进而成功地跨越大国追赶陷阱，最终建成现代化强国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此，课题研究的内容结构与研究对象选择，即是遵从上述原则加以安排的。2020年春天爆发的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各国与世界经济造成的强烈冲击，并不改变我们基于经济史和国际比较视角的分析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不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研究，还只是产业转型研究与认识的一部分，尽管对于当前面临跨越追赶陷阱的新兴大国来说是最为核心的部分，但是对于我们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建设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而言，还远远不够。通过经济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弄清楚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是我们在总结与克服本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24]今后产业转型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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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马丁·A.施密特、菲利普·A.夏普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与生产委员会的研究成果《重塑制造业》一书所写的推荐序“制造业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参见[美]苏姗娜·伯杰《重塑制造业》，廖丽华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2] 诸如人们常见的美国等国“重返制造业”。

[3] 此前的“去工业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我们的一些学者或机构也会把服务业比重的升高简单地视作产业升级的最重要指标。

[4] 当然不是说不应该关注外部环境，而是说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放在哪里的问题。

[5] 例如将不同类型的问题加以混淆，即把产业发展上的问题意识与“唱衰中国”画上等号；同时也把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以往完成工业化的产业更迭，不加分析地当作当代技术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做出的选择。

[6] 当然，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而且这是一个包括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在内都需面对的重大历史性（时代性）课题。

[7] 纳瓦罗的《致命中国》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纲领，披露的美国政府文件也坐实了其打击的首要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

[8] 虽然贸易战的形式与展开深度可能会随着美国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国际形势有所变化，但问题依然存在。

[9] 即便是发达工业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上也会常常犯错，比如说美国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的IT泡沫，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一度盲目追随他国等。

[10]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及其欧洲对实体经济的反思。当然也不排除其智者的主动反思与积极探索，诸如具有优良传统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所进行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工作。

[11]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事实上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变迁过程。

[12] 即中国刚刚经历了外部产品市场严重萎缩、内部要素市场成本攀升等不利局面下的增长困境。

[13] 依据实地调查，当时在经济生活中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都曾自觉不自觉地存在过某些“去制造业”的现象。例如，习惯于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简单地等同于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上升一项指标；漠视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大规模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基本国情，重高技术产业而轻传统工业产业发展；在模具生产行业这样的关键性基础行业，任凭国外公司运作而不见政策作为；以至一些大型骨干企业普遍“兼业”，为获取远高于制造业的丰厚利润，而将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工业以外投资等，都是其实际表现。

[14] 说明这个视角的研究，在当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重大现实意义的。

[15] 重点关注的内容主要是：（1）对正在到来的科技革命给产业发展可能带来影响的研究。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应用，使人们对它能够给产业的发展与变革带来的影响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以里夫金撰写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同类报告为代表，人们从它给技术基础、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和产业竞争优势等可能带来的变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如安德森的《创客：新工业革命》讨论了互联网和制造业融合将引发制造业革命，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第二次机器革命》的重点，是论述数字技术将会带来的产业、经济和社会变革。3D打印、物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制造等也是国内外广泛议论的话题。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和对“大制造”课题的探索亦属此类。（2）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在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制造业发展地位的研究。除去政府的各项文件与政策（如为逆转实体经济的日渐衰落，美国2009年以来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保持工业优势，德国推出了为全欧洲乃至世界工业领域认同的工业4.0概念；日本则与经济再兴紧密相联，提出了《机器人新战略》），学者们的研究也颇为集中。如彼得森研究所的利伟诚以《美国制造》为题目，就为什么要在21世纪全球市场保持一个富有合理性的制造业部门，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研究。被称为工业分析家的斯米尔则以相同题目著书，阐述制造业如何成为美国夺取全球经济、战略和社会主导权的基本力量，并对解决美国制造业危机的政策进行了评价。围绕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制造业的讨论，在日本学者中也在同期进行。（3）对新兴大国工业发展的研究及其对追赶过程的观察与比较。如纳特所著《崛起的印度》，对这一新兴大国近几十年来的IT奇迹、工业腾飞以及面临的贫困等挑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等，则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更广的视角上分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任务。中国学者黄群慧的《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金碚的《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等，都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对追赶过程的观察与比较，恰是福布斯、韦尔德在《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与创新》一书的出色研究所对准的焦点。在工业转型中研究和比较巴西、墨西哥、印度的案例，是美国学者禹贞恩在《发展型国家》一书中所做的工作。（4）对结构性问题的宏观与微观思考及其方法论研究。佩蕾丝、弗里曼和卢桑等学者建立起了一个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他们指出，因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这种制度变迁的能力和愿望是不一样的”。并“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日本学者中谷岩和天外伺郎等，则分别在宏观与微观不同层次上对结构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6]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2013—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总和。

[17] 例如徐工集团的重型机械已经进入世界前十，并且这样的例子在逐渐增多。

[18] 例如原有的对外部市场较大程度上的依赖，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情况下面临的严酷外部环境与冲击。

[19] 在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被称作反映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的“两个不变”。

[20] 这四个领域的已有研究分别为：（1）对正在到来的科技革命给产业发展可能带来影响的研究；（2）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在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制造业发展地位的研究；（3）对新兴大国工业发展的研究及其对追赶过程的观察与比较；（4）对结构性问题的宏观与微观思考及其方法论研究。

[21] 这也是我们从一些拉美国家的曲折的工业化历史中感悟到的东西。

[22] 我们认为，使制造业从根本上走出发展的困境，是完成上述过程的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着眼点。

[23] 当然，对不当认识部分的纠正也自然包括在这一过程中。

[24] 关于本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们将在后记中进行概括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