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族群竞争视角

族群竞争视角认为不是相对剥夺感或愤懑心理（grievance）导致族群动员，而是对权力或经济利益等资源的贪婪（greed）使族群精英主动塑造族群身份，争取资源和权力。族群竞争视角来源于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其基本假设是动员者具有明确的意图和行为理性。该视角被广泛运用于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活动。[23]

族群竞争视角认为，在多族群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族群之间的职业分化明确，或者族群被地理分隔时，族群关系比较稳定。[24]如果这种资源分配的稳定秩序被打破，当族群之间不再相互孤立，而是在地理上逐渐融合，或者有新的资源引入分配的时候，族群竞争会愈发激烈。甚至在初期族群区分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如果引入新资源，也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族群归属认同，从而改变其族群属性或形成新族群。科恩[25]对尼日利亚豪萨族商贸网络的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证案例。

因此竞争性族群动员的形态有如下特点：（1）在人口流动性高的现代化移民城市中，族群动员的程度远高于农村。[26]城市中职场的族群歧视、族群的行业隔离和阶级隔离促进了族群的群体化和政治化。族群动员的方式被职业、地理位置、阶层等社会经济因素塑造。（2）城市的族群动员更多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农村主要依靠族群精英的个人力量。这是因为在城市中，语言、文化、宗教差异为族群组织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在人口同质性高的农村，这些特质的意义不大。[27]（3）如果动员者拥有数个族群身份，他们会选择最有广泛性的族群身份组织动员，提高动员成功的可能性。[28]

族群竞争视角下的分支——资源动员理论从动员领导人是理性人的前提假设出发，提出动员是“族群企业家”综合考虑金钱、经验、人际网络等动员资源之后的决策。“族群企业家”的存在是组织抗议运动的前提条件。他们往往是知识分子，试图在现有职业体系和官僚体系之外塑造一个新的阶层体系。[29]族群企业家在抗议运动中起到构建族群身份和组织抗议运动的作用。一些族群企业家诞生于特定的族群政策，例如，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将族群企业家安排在各级官僚体系中。他们被授予资源和权力，依据国家意志使用族群动员工具。[30]另一些族群企业家往往在社会转型期间自觉产生。资源动员理论往往夸大族群精英的个体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尤其是提供动员资源的能力。

在族群竞争视角下，“精英煽动”（provokasi）是解释1998年前后印尼族群暴力和2003年后非暴力族群动员的重要理论。1998—2003年的大范围族群暴力被归咎于依托苏哈托政权的国家精英的煽动。[31]他们通过流氓团伙组织（preman）煽动暴乱，[32]增强人民对公共安全产品的需求，从而巩固军人的政治地位，[33]以期恢复原来的精英统治规则。然而学界普遍认为这种阴谋论的说法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或精英的作用被夸大了，如阿拉贡指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中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的族群冲突背后有国家精英煽动。[34]也有学者指出地方精英是为了争夺地方分权制度下的新资源而煽动族群暴力。1999年地方分权法通过后，地方精英面对民主选举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先发制人进行族群动员打击异己，如阿拉贡对中苏拉威西波索族群暴力的分析，[35]冯·克林肯对马鲁古[36]和加里曼丹族群冲突[37]的分析。

地方精英也采用制度内方式进行族群动员以争夺新的政治资源。在印尼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时，制度的不确定性和地方分权下更多的庇护资源刺激了旧制度下的地方精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争夺优势地位。[38]例如，中央政府支持新行政区分立的政策在大部分情况下成为地方精英竞争资源的手段。[39]建立新行政区活动中的族群动员必须依靠族群企业家的资源和领导。地方精英（传统贵族和商业新贵）[40]和年轻一代的族群投机者的作用尤为重要。也有研究指出，地方精英和国家精英的联盟是在地方分权制度下资源竞争型族群动员的必要条件。木村惠人等人指出，从地方到国家的族群企业家合谋批准建立新自治区，[41]地方精英得以瓜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位，国家精英则巩固了在地方的政治根基。印尼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后，地方选举中的族群动员成为竞争性族群动员的一种方式。在断裂型多族群国家，族群性政党竞争往往加剧族群冲突，[42]但印尼不存在族群—地方政党（亚齐省除外），选举中的族群动员大体属于制度内、非暴力的动员。

族群竞争视角与反应性动员视角初看上去有一些相似之处。的确，印尼的一些族群动员案例中既有反应性动员的因素，也有竞争性动员的因素，如亚齐分离运动既反映了内部殖民政策下亚齐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也不能排除艾伦油气田的经济利益对地方精英的诱惑。同样，一些新自治区的建立既体现了被边缘的族群谋发展的需求，也反映了精英对权力和资源的渴望。既有研究表明，当族群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以外且其聚居区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时，即同时具备反应性动员和竞争性动员特征时，发生族群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会增加。[43]

尽管两种视角同时出现的情况很多，但是反应性视角和竞争性视角也有明显差异：前者是“穷则思变”，后者则是“贪则思变”；前者多反映普通民众的集体意识，后者则多反映精英意识；前者多发生在贫困的乡村边缘地带，后者多发生在经济和政治资源丰富的地区；前者存在既有的、较为清晰的族群群体边界，后者常伴随族群的再发现甚至重构。印尼民主改革前后的族群动员同时具有反应性动员和竞争性动员特征的情况较多，而新秩序前期和中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族群动员较多属于反应性族群动员，如外岛少数族群反对政府和经济寡头非法征用民俗地的动员活动，反映了在贫困的少数族群社会中，国家的族群歧视性政策剥夺了少数族群的共有财产权利，民众利用既有的族群身份进行动员争取合法权利。

族群竞争视角对解释国家政权重构基本完成后的印尼族群动员具有参考意义。从经验事实上看，该时期的印尼族群动员更偏向采用制度内方式。然而，由于该视角强调精英集团在动员中的角色，精英集团对动员方式的选择有较强的话语权，精英集团的目标、性质和资源与动员方式之间的关系还尚待深入分析。另外，精英的暗箱操作还会产生“伪动员”，即看似许多民众支持，而实际上是临时雇佣的“群众”来表演民意。伪动员在印尼的政治生态中极为常见，也是在研究印尼当代族群动员时需要仔细甄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