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都城：北宋文学对东京基调声景的书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贵

有关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研究可谓多矣，独不见对声音环境的关注。[1]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都不可能没有声音，人们对空间和地方生态环境的感知，最重要的方式固然是视觉，但听觉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声音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具有流动性，给空间赋予意义，帮助塑造了地方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弥漫时间和空间，诸如音乐之类的声音跟视觉一样重要，也能帮助所有人确定生活所处的方位”,[2]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声音感知地方，声音勾连起个体的经历、感受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独特的地方感知和地方认同。有鉴于此，作曲家和生态学家谢弗相对于“风景”（landscape，或译“地景”）一词，提出“声音景观”（soundscape，简称“声景”）的概念，并创立“世界声景项目”（World Soundscape Project，简称WSP）。在该项目组织出版的《声音生态学手册》中，作者特鲁瓦克斯（Truax）明确地把声音景观定义为“一种声音环境”,“强调的是被个体或社会感知和理解的方式”。[3]谢弗认为，声景有三个主要的基本声音面相：一是基调声（keynote sounds），由自然产生的声音，如风、水、森林、平原、动物等发出的声音；二是信号声（sound signals），被有意设计并传递确切内容意义的声音，如报警装置声、钟声、哨声、号角声、警笛声等；三是标志声（soundmark），对一个地方而言是唯一或独有的声音，是该地区的声音标志。[4]已有论文从声音景观的视角讨论徽宗时期首都的音乐文化，[5]但尚不足以复原东京的声音生态系统。限于篇幅，本文先从自然声音出发，以当时人的感知、理解为对象，揭示北宋文学里表现的东京最突出的基调声景，以此探讨声音、环境与人的相互关系。

一莺啼：首都、皇权和承平

东京作为一座大城市，是一个空间结构，若从高处俯视、远处遥望，首先是一种视觉印象；若是在城里生活，则时刻会有听觉感受。基调声就是人类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一种自然生态声，发自天然，入于人耳。东京的基调声无疑是多样的：鸟鸣犬吠，风吹树叶，夏雨冬雪，汴河和御沟的流水声，等等。录存东京声景的最佳方式当然是实地录音，但当时尚无技术条件，能够记述声音并流传下来的只有文字书写，后人欲了解北宋首都日常生活中的基调声，也端赖其时作者的记述。在北宋文学对东京自然声响的描写中，最突出的基调声景是莺啼蝉鸣。兹按季节顺序，先论莺啼。

宋初名臣田锡（940—1004）撰有律赋《晓莺赋》，编在省试、殿试律赋之后，盖进士登第为官后作，中有“宝帐酒醒宫漏浅”之语，当系赋汴京晓莺：

烟树苍苍，春深景芳。听黄鹂之巧语，带残月之余光。金袂菊衣，新整乎迁乔羽翼；歌喉辩舌，斗成乎一片宫商。尝以清汉云斜，东方欲晓，华堂静兮寂寂，珠箔深兮悄悄。新声可画，初历落于花间；余啭弥清，旋间关于树杪。宛转堪听，缠绵有情。伊宝柱之清瑟，与银簧之暖笙。虽用交奏，而咸艳声。未若我胧月淡烟之际，莺舌轻清。听者踌躇，闻之怡悦。若清露之玉佩，触仙衣之宝玦。随步谐音，成文中节。未若我晓花曙柳之间，莺声清切。美夫藻井霞鲜，金盘露圆，语因繁兮乍默，韵将绝兮重连。窗背红烛，星稀碧天。楚襄王春梦觉来，还应默尔；陈皇后香魂断处，宁不依然。有时杨柳回塘，梧桐深井，声烟袅兮忽断，意春牵兮自永。新篁宿寒，芳店朝景。关关枝上，带花露之清香；喋喋风传，入月帘之静影。楼阁轻阴，房廊悄深。引万重之芳意，成百态之余吟。绿窗梦断玉炉残，堪怜俊品；宝帐酒醒宫漏浅，弥称清音。余以为春帝之命，敷宣词令，鄙桃李之无言，嫌百舌之多佞。知仙翰兮善歌，可司花于香径。巧绪非一，词端靡定。其声也，累累然端若贯珠，悦春朝之采听。[6]

作者自注，全赋以“芳天晓景悦听清音”为韵。京城莺啼之音在赋中渐次铺陈。起首破题，点明题旨是拂晓时分听黄鹂之巧语。次以黎明之寂静，衬莺啼之新声。相比清瑟、暖笙的“艳声”，莺声显得婉转缠绵、轻清清切。相较桃李之无言、百舌之聒噪，莺声的节奏音高恰到好处。结题再次强调莺声连贯成珠、悦耳动听，是春天的标志性声音。全赋句式错落灵动，音律谐协婉转，风格“芊眠清丽”,[7]对莺啼声的描写刻画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尤其“伊宝柱之清瑟……未若我晓花曙柳之间，莺声清切”数句，整个长骈句共82字，其中有六六对、四四对、九四对、当句对，对偶奇巧，令人印象深刻。清李调元论宋朝律赋当以田锡、文彦博为“正则”，赞许《晓莺赋》“关关枝上……入月帘之静影”数句“犹有唐人遗意”,[8]又引宋人《赋钞》称田锡《春色赋》《晓莺赋》等五篇体物赋“传诵人口”。[9]《晓莺赋》烘托出承平时期首都的自然声景，其艺术成就和广泛传播奠定了东京莺啼声的基调。

莺啼声弥漫东京城内外。夏竦（985—1051）《闻莺》:“春光容与晓风高，花映金涂见羽毛。莫讶绿杨留不住，内园新雨熟含桃。”[10]石延年（994—1041）《莺》:“何处传新哢，间关出建章。至清无奈玉，更巧莫如簧。谷口凄寒甚，花阴淑景长。上林栖处稳，慎勿近雕梁。”[11]这是在皇宫园圃内。刘敞（1019—1068）《西掖闻莺》:“宫树阴阴翠盖成，熏风尽日语流莺。只应欲助归田兴，故作林间旧友声。”[12]这是在中书省。欧阳修（1007—1072）《夏享太庙摄事斋宫闻莺寄原甫》:“四月田家麦穗稠，桑枝生椹鸟啁啾。凤城绿树知多少，何处飞来黄栗留？”[13]这是初夏在太庙，位于大内皇宫的左前方。梅尧臣《送赵谏议知徐州》:“雨过短亭云断续，莺啼高柳路西东。”[14]这是在汴京郊外。自春至夏，从宫城到街道，从城内到郊外，莺啼声遍布东京。

在欧阳修笔下，莺啼声不仅是京城的基调声，也是过往生活的标记。嘉祐四年（1059）孟夏，朝廷荐享太庙，欧阳修在太庙后庙摄太尉行事，刘敞在太庙集禧观，欧阳修先作诗《原甫致斋集禧余亦摄事后庙谨呈拙句兼简圣俞》:“受命分行摄上公，紫微人在玉华宫。楼台碧瓦辉云日，莲芰清香带水风。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联句恼诗翁。凌晨已事追佳赏，绿李甘瓜兴未穷。”[15]既带着对清雅舒适生活的欣赏，也包含对年华老去的伤感。又作《夏享太庙摄事斋宫闻莺寄原甫》，诗见前述。太庙的莺声触发其诗思，也深印其脑海。刘敞有唱和《和永叔宿斋太庙闻莺二韵》:“碧树凋零满眼秋，黄鹂飞去使人愁。翰林仙老斋房客，犹恨人间岁月流。”[16]点出了惜时伤逝的主题。嘉祐七年（1062），欧阳修用前韵再致刘敞，《斋宫感事寄原甫学士》诗云：

曾向斋宫咏麦秋，绿阴佳树覆墙头。重来满地新霜叶，却忆初闻黄栗留。[17]

重来太庙，时值秋天，但四年前孟夏的莺声始终萦绕心头。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又作《斋宫尚有残雪思作学士时摄事于此尝有闻莺诗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18]其一云：

雪压枯条脉未抽，春寒憀慄作春愁。却思绿叶清阴下，来此曾闻黄栗留。

三到太庙，这次是春天，仍让诗人想起那年夏天的莺声。其二：

老来何与青春事，闲处方知白日长。自恨乞身今未得，齿牙浮动鬓苍浪。

其四：

诗篇自觉随年老，酒力犹能助气豪。兴味不衰惟此尔，其余万事一牛毛。

后两首透露出作者反复咏叹太庙莺啼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青春已逝的悲哀和年老无聊的无奈。欧阳修是在用整个身体和文化去感知东京的莺声。对他而言，变化的是岁月和世事，不变的是莺啼声及其记忆。莺声仿佛有一种魔力，帮助他更深地理解了空间和生活，如影随形，成为其情感的触媒和记忆的载体，他的反复书写反过来强化了莺声的存在。《夏享太庙摄事斋宫闻莺寄原甫》一诗被历代选入多种类书、选本，[19]影响广泛，在文学史上突出了东京莺声的意象。

莺声在物候学上本是春天的象征，《礼记·月令》言“仲春之月”“仓庚鸣”，郑玄注以仓庚（鸧鹒）为“骊黄”，即黄莺。[20]此外，《诗经·小雅·伐木》诗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21]后世遂以“出谷莺”比喻升迁者，以“迁莺”喻指境遇好转、职位升迁；唐宋科举时代更直接将迁莺与中举等同，词牌“喜迁莺”的早期作品即咏进士及第之状。到北宋，文人常将莺声与皇宫结合用以歌功颂德，莺啼从而又与首都和皇权联系在一起。如晏殊《奉和圣制立春日》其一，为了夸耀城里皇宫的春天早于城外的农田，选用的意象是宫苑内的莺鸟早早啼叫：“上林莺啭早，南亩雪消迟。”[22]郭积《朱萼亭侍宴》则谓莺声压过了御宴上的歌管声，[23]这只有在莺声被作为首都和皇权的象征物之后才能如此高调。华镇（1052—?）《春日杂兴十五首》其一二可谓首都春天的颂歌：“宫槐出华阙，御柳夹银河。玄鸟杂飞舞，黄鹂竞鸣歌。”[24]诗以黄莺竞唱收束，余音袅袅，营造出所谓太平盛世的听觉氛围。

到徽宗朝，莺啼与盛世的结合更为明显。大晟词人万俟咏《三台·清明应制》奉承当世是“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箫鼓”，又描述“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25]黄莺时断时续、动听婉转的啼声被用以标志“好时代”的欢呼。徽宗本人更亲自塑造这一声景，其画作《桃竹黄莺》卷尾题画诗云：

出谷传声美，迁乔立志高。故教桃竹映，不使近蓬蒿。

又有《金林檎游春莺》画卷，题诗云：

佳名何拔萃，美誉占游春。三月来禽媚，嬉娱异众伦。[26]

二诗指出黄莺声美志高，远离蓬蒿俗物，其声名出类拔萃，是春天物候之冠。“出谷迁乔”固然典出《诗经》，但由皇帝在皇宫中作画题诗来定调，这种“钦定”方式具有定格意义。

经过众多文人的书写，再由皇帝作画御题，莺声、首都、皇权和承平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在北宋文学中建构起来。北宋末年，吕颐浩（1071—1139）在真定（今河北正定）任河北都转运使，作诗《真定城中闻莺声方响和贾明仲》：

谁家方响闻莺声，恰似年时在帝京。宝马金鞍芳草路，却教潘鬓二毛生。[27]

方响是一种敲击乐器，唐宋诗词咏方响者多矣，独吕颐浩听方响乐音而联想到莺声，又由莺声联系到帝京，这种独特的感受反映出汴京莺声始终深藏于作者心底，一有触媒即浮现眼前。联想到莺声即想起首都东京，莺啼与东京之间互相隐喻的关系非常直接而明显。莺声把真定和东京两处空间压缩在一个平面内，因了莺啼，关于昔日东京生活的种种记忆浮现于该平面。吕颐浩尝撰《燕魏杂记》，称真定：“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28]当地如此美景，恰与莺声匹配，诗人却由此而思念昔年在帝都之场景，感慨人生渐老，是因为莺声联系着京城，指向政治权力的中心，象征着个人的仕途迁转。

在北宋众多的东京莺啼书写中，初期田锡《晓莺赋》较早烘托出承平时期首都的自然声景，其艺术成就和广泛传播奠定了东京莺啼声的基调。中期的欧阳修将莺啼与个人的生命体验、自我认知结合在一起，在文学史上突出了东京莺啼的声景。末期，宋徽宗通过作画题诗而将莺啼与首都、皇权、承平之间的联系定格起来，莺啼成为权力运作的声音表征，外任的吕颐浩则将莺啼与东京互为隐喻。莺啼是北宋文学为东京建构出来的一个自然声景，给首都赋予美好平和的意义。

二蝉鸣：单调的虫声与复调的首都

相比莺啼声，北宋文学中的东京蝉鸣声的含义更为丰富。通常，婉转的莺声受人喜爱，单调的蝉声则令人厌烦，在闷热的夏天更觉其刺耳乏味。但文学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对凡庸的日常生活的超越，东京蝉鸣声在北宋文学里建构了空间形塑的多重意义，虽只是一种声响，却呈现多种感受，单调的虫声在被反复书写后获得了流动性，构成复调的首都声景。

首先，东京蝉声烘托出清幽的宫禁环境和承平的时代氛围，这与传统上借蝉声叹逝伤怀的主流写法截然不同。[29]宋初徐铉《奉和御制闻早蝉》：

绿树阴阴惬豫游，早蝉清韵远还收。唤回昼梦和宫漏，引起微凉助麦秋。禁柳烟中飞乍觉，御沟声里听偏幽。群生遂性宸章悦，从此人间不识愁。[30]

环境不同，对同一声音的感受就不同。因为是在宫中听蝉，又是迎合皇帝，徐铉就感知到早蝉的“清韵”而非传统的悲秋。杨亿《禁中庭树》诗：“直干依金闼，繁阴覆绮楹。累珠晨露重，嘒管夜蝉清。”[31]亦以禁中蝉声之清高衬高官生活之闲雅。北宋中期，宋庠《从幸亲稼殿观新秧稻奏御》咏叹道：“弭灾消暴蟘，迎稔嘒鸣蝉。”[32]清脆的蝉声是丰收的预兆。后期，有苏辙《学士院端午贴子二十七首·夫人阁四首》其四：

御沟绕殿细无声，飞洒彤墀晓气清。开到石榴花欲尽，阴阴高柳一蝉鸣。[33]

时维盛夏，御沟水缓，丹墀气清，石榴花盛开，最后以绿阴高柳上的一声蝉鸣收束，余音不尽。从北宋初期到后期，皇城里的蝉声是清平的象征。

其次，借东京蝉声伤怀悲秋、表达自我。《西昆酬唱集》中有作于真宗景德三年（1006）的同题七律《馆中新蝉》，参加酬唱的有刘筠、杨亿、钱惟演、张咏、李宗谔、刘骘等六位达官重臣。[34]六诗描写在收藏皇家古籍的秘阁里听到初蝉新声所引起的感受，既实写馆中蝉声，也想象内城西墙宜秋门乃至郊外长亭短亭的情景，率多伤时惜别之叹，不无优游舒适之情。其中李宗谔诗云：“雨过新声出苑墙，烟轻余韵度回塘。短亭疏柳临官道，平野西风更夕阳。八斗陈思饶赋咏，二毛潘岳易悲凉。感时偏动骚人思，不问天涯与帝乡。”想象馆中蝉声越出宫墙，环绕陂塘，飞临郊外官道，在夕照西风里嘶鸣不已。虽然尾联议论不论身处江湖或魏阙，蝉声都容易触动诗人感时恨别的情思，但首联和颔联的这些想象在在强化了都城蝉声的主导地位。诸作用事精巧、丰富藻丽，在“杨刘风采，耸动天下”的真宗、仁宗朝，[35]集体建构起首都蝉声的景观，堪称声势浩大。

需要指出，西昆体诗“务积故实”,[36]“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锦、绣等以实之”,[37]近似类书的诗化，[38]《馆中新蝉》同题诸诗的写实性不强，但借助西昆体的流行，人们对宫禁蝉声留下了印象。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谓“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并赞扬刘筠《馆中新蝉》“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一联虽用故实，未害为佳句。[39]欧阳修的摘录好评扩大了宫禁蝉声的影响。

除了西昆派的集体发声外，其他作者也先后借京城蝉声表达自我。寇准《新蝉》诗：

寂寂宫槐雨乍晴，高枝微带夕阳明。临风忽起悲秋思，独听新蝉第一声。[40]

尽管身居高位，寇准在宫禁中并无优游闲适之感，首句的“寂寂”和尾句的“独”形成呼应，孤独的人在寂静的宫城里听到新蝉的第一声嘶鸣，兴起悲秋之思，作者和蝉声是一种相互隐喻的关系。北宋人说寇准“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41]此新蝉诗亦属此类。宋庠《禁中寒蝉》：

何处幽林蜕，来依禁树鸣。风非冒宠，露腹只知清。晓韵飘觚阙，残嘶逗彩甍。秋螳多怒臂，寂寞好全生。[42]

古人认为蝉餐风饮露，遂以为品行高洁之象征，此诗颔联即指此端，亦借以自我辩白：自己的所作所为非为邀宠，自我是清白的。颈联言蝉声从早至晚围绕宫阙不去，言下之意即对朝廷忠心耿耿。尾联要秋蝉警惕螳螂捕蝉，应该寂静无声，不引起螳螂注意，才能保全生命，实是以蝉声自喻，自戒自警，似是针对因弟宋祁之子与张彦方游而被谏官包拯弹劾一事。[43]寇准自比孤独的新蝉初声，宋庠自我辩解噤若寒蝉，与西昆酬唱诸人一起呈现出丰富多样的东京蝉声景观。

最后，与莺声类似，北宋文学在蝉声与首都、皇权之间构筑起直接的联系。王禹偁长诗《七夕》：

去年七月七，直庐闲独坐。西日下紫微，东窗晖青琐。露柳蜩忽鸣，风帘燕频过。……宠辱方若惊，倚伏忽成祸。九月谪商於，羁縻复穷饿。凤仪困鸱吓，骥足翻鳖跛。山城已僻陋，旅舍甚丛脞。……自念一岁间，荣辱两偏颇。赖大道依据，故得心安妥。……[44]

王禹偁被贬商州（今陕西商洛）后，生活艰苦寂寞，故无限怀念前此在京城的日子，直史馆高柳上传来的蝉声犹在耳边，贯穿在一年之间荣辱升沉的极大反差之中，是东京日常生活的标记和作者个体记忆的凭借。其后，寇准《秋兴浩然追忆馆殿幽致偶成长句寄徐休学士》诗：

轺车南去咏江天，闲忆群贤倍黯然。御水莎青孤立鹭，宫槐烟冷数声蝉。石渠吏散帘风静，凤阙云归霁景鲜。幽致不知何日共，思君唯赋帝京篇。[45]

如前所述，寇准在宫禁里独听蝉声而起悲秋之思，作《新蝉》诗，提笔即云“寂寂宫槐雨乍晴”；而此诗乃诗人离京南下后追忆京城生活，仍旧聚焦宫槐树上的蝉声，以之作为“帝京”景物的代表。经过众多作者的书写和追忆，东京的蝉鸣声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关于都城的集体记忆。

在北宋文学有关东京蝉声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中，有三篇不同体裁的作品影响最大，需要分论。

一是欧阳修《鸣蝉赋》[46]。据作者自序，嘉祐元年（1056）夏，大雨成灾，奉诏祈晴于醴泉宫，闻鸣蝉声，有感而作。其铺写蝉声云：

古木数株，空庭草间，爰有一物，鸣于树颠。引清风以长啸，抱纤柯而永叹。嘒嘒非管，泠泠若弦。裂方号而复咽，凄欲断而还连。吐孤韵以难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蝉。

先铺叙声音，再引出此为何物的问答，固然是出于“设为问答”的赋体要求，同时也首先突出了京城醴泉宫的蝉声。接下来推测发出不同蝉声的主体是：

岂非因物造形能变化者邪？出自粪壤慕清虚者邪？凌风高飞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树喜清阴者邪？呼吸风露能尸解者邪？绰约双鬓修婵娟者邪？

这六种蝉声主体，指向不同的士人臣子，则蝉声亦为人声。蝉声的性质是：

其为声也，不乐不哀，非宫非徵，胡然而鸣，亦胡然而止。

蝉声无关哀乐，无关宫商，不为任何原因而发声或停止，仅仅出于天性，故赋作紧接着解释说“吾尝悲夫万物莫不好鸣”，这显然继承了欧阳修所师法的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言论，[47]但已翻过一层，是平也好鸣，不平也好鸣，无关平与不平，只因天性使然。物犹如此，人将如何？欧阳修展开议论：

呜呼！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为乐以自喜。方将考得失，较同异，俄而阴云复兴，雷电俱击，大雨既作，蝉声遂息。

从蝉声到万物鸣声再到士人以语言文字发声，最终导出要“考得失，较同异”的个人理想，欧阳修从京城的蝉鸣声延伸到自身的写作天性和谏诤职志。此前仁宗对身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赞叹道：“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48]史学家亦指出：“从年轻直至老年，欧阳修的政治生涯一直以谏诤为第一关心点。”[49]在写《鸣蝉赋》之前的二月份，欧阳修上《论修河第三状》，主张速罢六塔河之役，未从。四月一日，六塔河成，朝廷引黄河水入故道，当晚河堤决口，水死者难以胜计。五月大雨成灾，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汴京城公私庐舍浸坏数万。六月十四日，欧阳修奉诏祈晴醴泉宫，闻听鸣蝉声，作《鸣蝉赋》；二十五日，京城又大雨，太社和太稷坛毁坏，上《论水入太社札子》，请修社稷坛，从之。七月，上《论水灾状》《再论水灾状》，又上《论狄青札子》，请罢狄青枢密使，后从之。[50]《鸣蝉赋》的写作背景和欧阳修在此前后的言行清楚表明了此处的蝉鸣声指涉个人的谏诤志业和公共关怀。[51]

二是王安石诗《题西太一宫壁二首》。

其一：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其二：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52]

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六岁的王安石随父亲王益、兄王安仁到过汴京；神宗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四十八岁的王安石入京，准备变法。前后相隔三十二年，符合诗中所言“三十年前”的成数。西太一宫在汴京西南八角镇，王安石旧地重游，以今昔对照感慨人世沧桑。柳叶密而绿暗，见出鸣蝉乃藏于浓绿之中，不见其形，只闻其声，蝉声更为显豁。诗人的可见世界从高处的柳叶到水中的荷花，视角转换，而听觉的蝉声一路伴随，弥漫整个空间。时移世易，陈迹难觅，时间空间都不可长久，唯有这西太一宫的蝉声萦绕作者耳边，成为挥之不去的私人记忆。

哲宗元祐元年（1086）五月，王安石在失意中离世。七月立秋，朝廷祭祀西太一宫，韩川作诗《奉祠西太一宫四首》（已佚），苏轼、黄庭坚、张耒等皆有和诗。苏黄就在这时见到王安石的题壁诗，王诗令作为政治对手的苏黄二人赞赏不已，自叹弗如。[53]苏轼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黄庭坚作《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乙宫壁二首》，后又作《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这些和作让王诗中西太一宫的蝉声一再鸣响。[54]黄庭坚《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其一，结尾道：“欲问老翁归处，帝乡无路云迷。”时神宗已薨，荆公亦逝，不惟“欲寻陈迹都迷”，人间和天上的帝乡亦皆无路可循，大概只有记忆中帝乡的蝉声伴随荆公失落的灵魂。

三是柳永《雨霖铃》词：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55]

此词脍炙人口，千古传诵。自来皆以“今宵”三句为全篇警策，但从结构着眼，起首“寒蝉凄切”四字亦颇重要。抒情主人公的恋人在京城门外的长亭设宴为他饯别，秋景萧瑟，暮色阴沉。一场急促的暴雨刚刚结束，被狂风暴雨吹打过的寒蝉再次鸣叫，声音凄切。开头凄切的蝉声奠定了全词伤时惜别的情感基调，贯穿全篇，也成为离别后彼此共同的场景记忆和感应桥梁。在寒蝉声的笼罩下，柳永道出了“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普遍感受。此词在不同阶层、不同时空皆广为传播，汴京城外那一声声凄切的寒蝉鸣叫寄寓着大众的普遍情感。

北宋文学中的东京蝉声烘托出清幽的宫禁环境和承平的时代氛围，作者们又借东京蝉声表达自我、寄存记忆，将蝉声与首都、皇权直接联系起来。从欧阳修、王安石到柳永，三篇不同体裁的东京蝉声名作分别隐喻了公共关怀、私人记忆和大众情感。这些思想情感彼此叠加，就使蝉声成为东京日常生活的标记，聒噪的蝉声不再单调，它们构成了复调的首都声景。

三都城：从视觉空间到听觉空间

“声音景观”的概念是西方当代人提出的，但中国古代人也有近似的观念。《礼记·乐记》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56]这里描述的宇宙化生过程中，雷霆、风雨之声就是参与了空间建构的基调声态。明代造园艺术名著《园冶·园说》描绘：“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晓风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57]在营造园林环境时，已充分注意到自然声音对园林美感的塑造。清代张潮《幽梦影》一书，从声音方面描述人世乐事：“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生此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黄仙裳（黄云）评曰：“此诸种声颇易得，在人能领略耳。”[58]张潮的描述和黄云的评论都突出了自然声响对风景的决定性意义，尤其强调了此种人地关系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感受方式的社会性，这与当代西方的相关理论暗合。因此，引入声景概念考察北宋东京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

声景概念也能解释中国文学的一些创作实践。此前本文从声音景观的视角，先从自然声音出发，探讨了汴京声音、环境与人的相互关系（欧阳修的《秋声赋》虽作于东京，但所写声音乃泛指，而非专指首都，故不涉及）。在北宋文学对东京自然声响的描写中，最突出的基调声景是莺啼蝉鸣。经过众多文人的书写，再由徽宗作画御题，莺声、首都、皇权和承平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建构起来，莺啼是北宋文学为东京建构出来的一个自然声景，给首都赋予美好平和的意义，其中欧阳修的东京莺声书写尤为重要。莺啼声不仅是京城的基调声，也是过往生活的标记。东京蝉鸣声的含义更加丰富，单调的虫声在被反复书写后获得流动性，构成复调的首都声景。书写者借东京蝉声伤怀悲秋、表达自我、寄存记忆。与莺声类似，北宋文学在蝉声与首都、皇权之间也构筑起直接的联系。经过文本叠加和互涉，东京的蝉鸣声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关于都城的集体记忆。

莺啼蝉鸣声环绕、穿梭在有关东京的现实和记忆当中，成为首都环境的标志物和作者情感的催化剂，弥漫性的声音通过其延展性而营造了空间性，东京因此而变得立体而丰满、多面而生动。通过阅读北宋文学对东京基调声景的书写，自宋至今的读者得以听见都城，体会北宋繁华首都空间的复调声部和多重面相。

在过往对北宋东京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声音和听觉对物质空间及文化空间的积极建构作用缺乏关注。不仅如此，整个20世纪堪称“图像时代”，视觉中心主义宰制着人文学术。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视觉人创造的环境是强烈分割的、疏离的，完整的世界需要建立与“视觉空间”感受相异的“听觉空间”，后者“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59]谢弗有关“声音景观”的研究设想即受此启发。事实上，正如当代影响深远的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在其名著《空间的生产》中所指出，听觉在大脑认知空间的偏侧优势（Lateralization）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空间是被看到的，也是被听到的，空间在进入人的视野之前首先被听到；在某些纪念空间里，空间是被耳朵测度的。[60]以上北宋文学对东京基调声景的书写即是其例。声音确实会定义和改变人们对空间及生活的感觉，书写者常常在用听觉感受空间的形状和文化的灵魂。人对场所的认同感是通过对场所的体验获得的，传统的“声音”研究偏重听觉性，而“声音景观”的视角则偏重空间性，强调处于特定空间中的人对声音的独特感受。北宋文学在对东京莺啼蝉鸣的书写中塑造了首都的基调声景，呈现出都城的日常生活，体现出皇帝、士人各自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折射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让首都空间流动起来。

北宋东京的声音景观是丰富复杂的。限于篇幅，本文只论及作为自然声响的基调声。此外还有信号声和标志声，前者如钟鼓声、军声、号角声等，后者如宫城朝参之声、贡院考试之声、管弦声、市声等，在宋代文学中都有形态多样的呈现，有待研究者去挖掘、解读和阐释。如果要复原北宋东京的声音景观，两宋文学就是最主要的凭据材料。长期以来我们过分依赖观看，并由此产生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甚至对立。我们亟须重新学会倾听，与客体建立亲密关系。声音具有时间感和空间感，没有倾听，声景就将消失，空间将要缺失，我们的听觉会退化，最终我们自身也不再完整。为了完整地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有必要深入研究文学中的声音景观。

（承蒙林岩、罗时进二位教授赐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1]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徐苹芳《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徐苹芳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日] 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郭万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2]A. Saldanha,“Soundscapes”, in R. Kitchin R.& N. Thrift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Vol.10, Oxford: Elsevier,2009, pp.236-240.

[3]Barry Truax,ed.,Handbook of Acoustic Ecology,Vancouver:ARC Publications, 1978, p.126.

[4] R. Murray Schafer,The Soundscape: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Rochester,Vt.: Destiny Books,1993,pp.9-10.

[5]黄艺鸥：《北宋都城汴京的音乐文化与声音景观研究》,《音乐艺术》2014年第2期。

[6]《田锡集》卷九，罗国威校点，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86页。

[7]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上，《历代赋话校证》附，何新文、路成文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8]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五，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第1页A、第3页B。

[9]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一〇，第3页B。

[1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8页。

[11]《全宋诗》第3册，第20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