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

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何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究竟是如何创造的？名称与事物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某人或者某物为何使用现在的名称而非其他？当人类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语言科学便产生了。正如最初回答世界上的其他谜题一样，人类多从神学角度诠释以上问题：上帝或者某个神灵创造了语言，又或者是上帝将所有动物带到亚当面前，让他逐一命名。在《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中，语言的多样性被诠释为上帝对人类罪行与傲慢的惩罚。面对这样一个重要且普遍的问题，犹太人已经探索到语言更加具体的层面，当时，他们运用词源学而非望文生义的方法解释人名的由来。

在希腊语与随后的拉丁语学者的著作中，近似词源学的原始研究被大量发现，这些研究或多或少以相似的发音或者某种意义上稀奇古怪的关联为基础。但是，对于思维敏锐的古希腊思想家来说，宏观、抽象的问题最具吸引力。语言是承载概念的自然表达？还是可以被其他声音替代的任意符号？关于这场无休止的争论，正如，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Plato's Kratylus）中指出，只要语言依旧是这场辩论的核心，人类将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即便在比较语言学发展百余年的今天，情况依旧如故。几个世纪以来，古希腊的“phúsei（自然论）”与“thései（约定论）”将哲学家与语法学家分为两大阵营，一些学者如柏拉图《对话录》（Plato's Dialogue）中的苏格拉底，尽管承认现存语言与事物之间并非必然关联，但他们依然希望人类能够创造出一种理想语言，能够让单词与事物之间以完全合理的方式联系，这为约翰·威尔金斯主教以及后来语言哲学的现代建构者铺平了道路。

不过，这种抽象且“先验（a priori）”的猜测，不论多么高明，令人振奋，正如该术语本身，很难被纳入科学。因为，科学的前提是对事实仔细观察、系统分类，但这样的行为在古希腊学者涉及语言的探索中极少。最初对语言观察、分类的大师是古印度语法学家。古老圣诗在诸多方面虽已过时，宗教信仰却要求这些倍受尊敬的文本不得有一丝更改，同时，严格的口述传统也让圣诗一成不变、代代相传。这为古印度语法学家创造了绝佳时机，能够精准地分析圣诗，对诗歌的每个发音做出详尽描述，同样，诗歌的语法探究也令人钦佩。尽管古印度语法学家自创了一些术语，但其分析系统有序，描述简洁巧妙，与西方语法学家的方法截然不同。在19世纪，帕尼尼（Panini）与其他梵语学者的著作首次为欧洲人熟知，它们对西方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某些印度语法术语延用至今，例如，各种复合名词等。

欧洲的语法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进展缓慢。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单词以“词性（parts of speech）”划分的基础，并引入了“格（ptôsis）”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成果随后被斯多葛学派[1]继承，该学派中的诸多术语沿用至今。不过，其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错误，如“genikḗ（类属）”误译为“genitivus”，即“出生的、起源的”；“aitiatikḗ（受格）”误译为“accusativus”，似从“aitiáomai（我控诉）”一词而来。随后，亚历山大利亚学派[2]将古代诗人（文人）作为解读对象，这些古代诗人（文人）的语言便不再通俗易懂。他们不仅对屈折词缀与词义做出详尽描述，还把单词分为规则和不规则两类。总之，不论亚历山大利亚学派还是古罗马时期学者，均未洞悉语言的本质，词源学研究依旧滞留在发展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