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研究
论公务员人格的基本素质
——兼论周恩来精神
行政道德建设的目的，是要在广大公务员中形成普遍的、完美的行政人格，亦即公务员人格。所谓公务员人格，是指国家公务员与其他职业者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公务员的伦理尊严、伦理品质、伦理境界以及所理解与实现社会伦理价值的总和；它是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中地位与作用的统一，是长期的习惯性伦理行为的升华。这种行政伦理人格，既具有普遍性，又为每一位公务员所特有。这样，公务员人格就成为评价公务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那么，怎样才算具备了公务员人格素质，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方面。
一 恪尽职责是公务员的起码素质
眼下，行政伦理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行政干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效率低下。表现在：首先，一些干部没有责任心，该做的工作不做，该管的事不管，造成工作事务在部门之间、人员之间推诿；其次，一些干部工作马马虎虎，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最后，一些干部业务水平低、素质差，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却又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显然，这些状况是达不到公务员起码素质的。
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公务员肩负着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重要责任。这样，忠于职守，就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天职；履行公务、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是国家行政人员最基本的义务。在中国古代，蜀相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世人久为传颂。在现代社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也理所当然的是保证政府工作正常进行，追求政府工作高效的前提条件，是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所谓恪尽职责，就是要求公务员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很好地完成所处岗位要求完成的任务，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业责任。每个党政机关都有自己的职能，每个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责任。每个公务人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到自己的职业责任，是行政道德的基本要求。尽职尽责可分为两个层次的要求。
首先是基本要求。这就是要求公务员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完成规定的任务。这个要求是对所有公务员的要求，如果谁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就应该受到批评或处罚，如果长期达不到这个要求，就应该被辞退。如果因为能力方面的原因达不到要求，就应该主动辞职。公务员要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完成规定的任务，必须具备智、勤、勇等素质。“智”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公务员主要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没有文化、知识和智慧，是不可能做好本职工作的。“勤”即“勤政为民”。一个公务员能力再强，本事再大，如果没有勤政为民的态度，得过且过，懒惰成性，也不可能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业责任。“勇”既包括在制定政策、进行决策和管理时要果敢，要有胆识和魄力，还包括要有勇气承认和改正错误，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出现责任事故时要勇于公开道歉、辞职等。
要做到这个基本要求，各级公务员都应力戒和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在现实生活中，行政管理方面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是：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衙门作风，老爷架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好大喜功，不干实事；遇事推诿，不讲效率；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权力，不负责任。官僚主义是一种顽症，不反对和克服它，正常的管理秩序难以维护，管理工作不能高效运转，公共事业和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受到影响，社会风气将会被毒化。问题还在于，公务员的职务越高，其官僚主义的危害就越大。所以各级公务员要做到恪尽职责，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提高克服官僚主义的自觉性。越是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越要在这方面有足够的警觉性和自觉性。
其次是较高要求。这是要求公务员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了把本职工作做好，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焦裕禄、孔繁森是达到这个要求的领导干部的典范，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工作牺牲了无数的休息时间，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幸福，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对于恪尽职责的更高要求来讲，还要求公务员在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的同时，必须具备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改造现实，有所作为，完成使命，诚如邓小平所讲的“干革命、搞建设，都需要勇于思考，勇于创新的闯将”。[1]因此，公务人员要不迷信权威，不崇拜偶像，要敢于和善于突破条条框框、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及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开创新局面。这样做，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好地恪尽职责。反之，如果公务人员缺乏创新，不思进取，墨守成规，怕承担风险和责任，怕挫折和失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庸庸，无所作为，实际上是最大的失职，是对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
总之，忠于职守、恪尽职责是公务员人格素质的起码要求。
周恩来在政府总理这个最高公务员的岗位上曾有一句名言：“历史把我推上舞台，我要完成历史任务。”他是这样说的，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狂潮翻滚、人妖颠倒的最混乱的年代，他“参天大树护英华”，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自1967年7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周恩来多次严厉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中南海的许多领导人。[2]他更同林彪、江青一伙直面交锋，以身作盾，倾全力保护陈毅。1967年8月27日凌晨，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要按他们所提条件批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座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已18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休息的周恩来，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3]周恩来这种坚守阵地、忠于职守、恪尽职责的大义大举更为可贵。
二 清正廉洁是公务员的当然要求
清正廉洁作为行政道德的重要范畴，是由行政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行政人员的职业特点决定的。这是因为行政人员总是掌握一定的权力，而“权力”又是一个令人生畏和着魔的词儿。对掌权人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要么清正廉洁，要么贪赃枉法。
清正即清白，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办事公道，不徇私情，不拉帮结派。古人云，“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以公为先，才能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搞歪门邪道，不滥用权力；廉洁，就是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更不贪赃枉法，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廉能生明，廉能生威，廉才能秉公执法，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使不法分子无机可乘。之所以说“权力”令人“着魔”，就是它还有腐蚀性的一面，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不怕出生入死，却被糖衣炮弹打中，最终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国家公务员一定要正确对待权力，正确使用权力，时时刻刻、事事处处想着清正廉洁、努力做到清正廉洁。
然而，目前行政伦理问题最严重、最普遍的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且形式、手段诡秘，花样翻新。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受贿、贪污、公款吃喝玩乐、集体营私、以权谋房、以权谋车、以权谋职、挪用公款、官商勾结、领导干部或其亲属利用职权“下海”捞钱，利用职权沽名钓誉等。其中，受贿是最普遍的以权谋私。在违反党纪国法的党政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问题出在受贿上。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就是这类反面教员的典型。公款吃喝玩乐也相当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大型饭店、酒家60%—70%营业额来自公款请客，一年吃掉的公款达1000亿元，可以支付全国三年的教育经费开支。一些领导干部经常出没于豪华夜总会、歌舞厅，一切开支公费报销。不少领导干部以参观、考察、学习为名到全国风景文化圣地甚至出国公费旅游。
那么，解决这些行政伦理方面的严重问题，使公务员真正做到清正廉洁，达到公务员的起码素质和当然要求，必须做到：
第一，严守法纪，不贪赃枉法。就是说，所有公务员必须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高度的纪律观念，绝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行使公务中向服务对象索要贿赂；不得向非法从事非法活动（如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等）的人提供便利，并从中敲诈、索取或接受贿赂；不得为达到某种目的给他人行贿、送礼；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挪用公款公物；不得巧立名目贪污公款，贪占或私分国家的财物；不得走私贩私，倒买倒卖。
第二，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国家公务员在履行公务、为人处世时，当坚持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原则。在充任公职期间，不得利用职务上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既不以私害公，也不假公济私，而应该公而忘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第三，艰苦奋斗，不奢侈浪费。作为国家公务员，要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在履行公务活动中，不可沾染和滋长挥霍奢侈的恶习，不得摆阔气，讲排场，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慷国家之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不得利用职权多占住房、利用公款旅游、动用公款请客送礼。即使在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今天，仍应这样做，诚如邓小平所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应该说，在清正廉洁方面，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最高行政长官周恩来的感人事例举不胜举。陈毅元帅的一句话是最经典的概括：“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三 无私奉献是公务员的崇高追求
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务员除了应当具备恪尽职责、清正廉洁这些基本素质外，还应有更高标准的素质追求。这当然是由公务员的政治信仰和人生价值目标决定的。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大多都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的宗旨，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充分的论述。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就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1939年，在《纪念白求恩》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又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5]1944年在《为人民服务》一文毛泽东提出“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又进一步阐明：“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同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6]可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等，就规定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崇高追求和精神境界。事实上，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等无数的革命先烈，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相当多的共产党员成为人民政府的公务员，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克己奉公，有些同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达到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自1962年冬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后，不顾自己身患肝癌，为解除兰考36万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痛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跋涉5000多华里，查遍了全县84个风口、1600个沙丘以及大小河流，并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以不改造好兰考死不瞑目的决心，总结典型经验，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治理“三害”。焦裕禄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64年5月14日逝世时，年仅42岁。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孔繁森是山东聊城人，原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79年起他两次进西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生前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衣脱给藏族老阿妈；三个藏族孤儿，900毫升鲜血，他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情感，是博大、深沉和无私的爱。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因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阿里人民称颂孔繁森是“新时期的雷锋”“90年代的焦裕禄”。1995年4月29日，江泽民在北京向全党全国发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号召。他说，孔繁森同志是我们全党的楷模，我们要向当年学习焦裕禄、学习雷锋一样，大力开展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
实践“三个代表”的典范——郭秀明。郭秀明生前是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惠家沟村党支部书记。1991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他立志“把党的阳光送到群众手中”，带领党员和群众向贫困宣战，绿化荒山，发展养殖，平田修路，建桥兴学，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苦战八年，将一个昔日贫困落后的小山村领上了致富路。更可贵的是，他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仍以超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继续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郭秀明用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于1988年入党转正申请书中的誓言：“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我不加入自己的组织，不把党的阳光送到群众手里，我死不瞑目。”郭秀明的事迹很快在三秦大地和祖国的四面八方传颂开来。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在郭秀明事迹报告会上发表讲话说，郭透明同志深刻理解并始终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愧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
周恩来是新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无私奉献精神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无我。对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段记述：“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7]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对周恩来作了这样的评价：“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8]周恩来忘我工作的情景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现在公布的周恩来工作台历可知，周恩来经常连续工作23小时、26小时。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尤其如此。为了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有一次竟连续工作84小时。由于他长期苦撑危局，积劳成疾，在1972年5月常规检查中，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能住院治疗，一直带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就在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这五个月中，他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在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小时到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小时到24小时的共44天。
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精神上、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找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处理日常工作。在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里，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以上情况说明，周恩来作为一名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心中装着的只有工作、人民，而唯独没有他自己。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倡导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他完全超越了自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是率先进入共产党人最高精神境界的领导人、公务员。
焦裕禄、孔繁森、郭秀明，从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代表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国家公务员无私奉献的精神！
周恩来是用他的一生把这种精神升华到了一种最高境界。
无私奉献应当成为我们国家公务员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
四 “双向负责”是公务员的应有精神
这里说的“双向负责”，是指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完美结合。作为公务员，忠于国家、恪守职责是其应尽的天职和基本素质要求，同时，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也是公务员的义务和责任。一个称职的公务员，对此应该两全其美，兼而优之。周恩来总理仍是这方面的一面镜子。
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和人民公仆。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周恩来的卓著功勋、崇高精神和人格风范，指出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江泽民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
关于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结合，江泽民进一步作了阐释：“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是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又是关心同志、关心群众的模范。作为人民共和国总理，他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他每天都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成了他毕生勤勉的显著标志。他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心里时刻记挂着人民群众，只要是关系群众生老病死的事情，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飞临抗洪前线，奔赴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有群众的困难，就及时出现在哪里。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问题。越是功高如山，他越是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他严于律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真正做到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9]
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完美结合的事例不胜枚举。
1956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周恩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生意见分歧。4月下旬，在反冒进问题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在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力陈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亲自找毛泽东，说他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就离开了北京。为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4月下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又到鞍钢、太钢等大型企业作调查研究，发现“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在5月中旬的国务院会议、6月上旬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反复阐述反冒进的必要性并采取“压指标”的断然措施，才使一股来势凶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暂时得到遏制。
但由于后来毛泽东不能容忍反冒进，发动反反冒进，其直接后果是酿成了1958年那场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霎时间，“浮夸风、共产风”，甚嚣尘上。在全党齐奏“狂想曲”的气氛下，周恩来比较清醒，是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者，是他最先发现和察觉了“浮夸风”，并明令要坚决予以纠正。当他看到河南省新乡县放出一天高产生铁102万吨的“卫星”后，马上产生怀疑，遂派曾搞过钢铁生产的经济秘书去现场了解情况。是年冬，四川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陈钢向周恩来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土法炼钢，既无棉衣御寒，又缺乏粮食，请示怎么办？周恩来听完汇报当即命令：立即下山。当他目睹了某地弄虚作假、啼笑皆非的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后，严厉批评了那个省委的负责人：“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其实，周恩来虽无力从根本上制止这个运动，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大跃进”泼了冷水。
1971年2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继续施虐，江青反革命集团逐渐形成，极“左”思潮还在继续。是月13日，周恩来在修改《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稿时加写：“一切领导机关，切不可对下面提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对那些爱说假话和逼人说假话的人，要敢于批评抵制，不能把反对说假话、顶歪风，看成是泼冷水。”[10]在“左”得不能再“左”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能够和敢于发此言论，非常难能可贵。
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从根本上说，还是对人民负责。周恩来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事业，铸就了一个光辉的人民公仆形象，一种伟大的公仆精神。周恩来离开我们28年多了。28年来，人民对他的思念从未停止过。诞辰、忌日的纪念活动，不过是一种更集中的表达方式。28年来，他的光辉形象不断出现在电视、电影、戏剧、报刊、书籍里，人们几乎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艺术手段来纪念他，学习他；28年来，他爽朗的笑声，时时回响在祖国上空；他稳健的脚步，天天踏在祖国的大地上；他温暖有力的双手，仍在和人民一道推动着伟大事业的进程。时光流逝，没有冲淡人民对他的记忆，相反，时间越久远，他的形象越清晰，越高大，越光辉。
人民怀念周恩来，是怀念他所体现和代表的公仆精神。在21世纪的征途上，一切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难道不应该好好学习周恩来这种精神吗？
总之，公务员人格的基本素质还可以归纳概括出好多条来，诸如忠于政府，团结协作，实事求是，等等。但前述四个方面是最高的和基本的素质要求。就这四个方面而言，前两条（恪尽职责、清正廉洁）是起码素质、必备条件，后两条（无私奉献、“双向负责”）则是更高的素质要求，即使短期内还做不到，但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力争达到。
（刊于《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660页。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8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9] 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
[1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