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文本

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体内容。这四大板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罗列，而是有着内在的关联和思想发展进路。总的来说，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社会表层病症最直接的诊断，当代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更多的是依靠技术而不是暴力性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地，技术无孔不入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领域扩散到文化商品生产领域，并且通过媒体技术塑造了大众对于流行文化的沉迷上瘾状态，从而保障文化工业的再生产与资本利润。由此，技术理性批判就必然要进入到对依靠技术来控制大众的大众文化的批判。再进一步，大众文化对象化影响着大众的消费心理，因此是大众意识形态的一种客观化、实体化，这就必然隐含着要对文化工业得以横行的群众意识形态基础进行一个批判性考察。而经过弗洛伊德学说的洗礼，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已经把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深化到无意识批判的深度，即心理机制批判的深度。这样，就形成了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的四位一体的批判理论。

一 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社会表层病症最直接的诊断，当代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更多的是依靠技术而不是暴力性的国家机器。现代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聚焦的中心，而现代性得以建构的重要基础就是技术理性。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型理性，它成为以霍克海默为起点，直至后来学派成员破解现代性密码的一个入口。因此，技术理性批判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开端。

霍克海默关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可以用其一句经典判断予以揭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25]技术成为脱离了具体的人的一种新型专制力量，活生生的人被现代技术特别是工业生产技术所吞噬。从生产、生活到所思所想所为，完全按照技术理性设计的方案进行。霍克海默在其《人的概念》中指出：“我们的机械化世界，目前正在把人同化成这个世界的自身，加上机器和贪婪精神对个人生存的入侵，这两种因素正在剥去浪漫主义爱情悲剧的历史关联性。”[26]可见，霍克海默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实际上直接承接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生产机制使得人丧失个性发展的基本向度。

马克思关于现代大工业戕害人性的弊端，有着许多经典的论述。例如，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27]，在他（资本主义生产主体）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28]反映在技术方面，技术本身应服务于人、为人所控制，但其在实际运用中却成了潘多拉盒中跑出的魔鬼，反身成为不可一世的主人。再如，马克思对于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心灵伤害也有着深刻地体察。《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大工业通过普遍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29]现代社会中流行的现代病，许多都是由现代生活所导致的竞争焦虑使然。霍克海默将马克思不愿用过多笔墨来描述的现代人的生存窘境进行了细致地刻画：“每一个人总是忙碌不停。往日，一个病人往往在深夜中听着大夫的马车辘辘穿过寂静的街道，时间就悄然飞逝了。今天，大夫坐在自己的车里时，和任何生意人一样，得要提防自己是否将安全地驶过交通线。由于技术发达所加强的竞争，他的病人增多了。任何思虑，诸如在他开业中涉及的种种人情关系的考虑，不管它们多么认真，只要与他的工作无关，都必须彻底放弃和消失。”[30]

霍克海默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既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某种向度的继承，又与当代西方的整个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相契合。海德格尔是技术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作者，因此尽管霍克海默与海德格尔在许多思想主张上格格不入，但二者对于技术所导致的人类世界生存异化却有着共同的认知。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是也对于其强调的原因给予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含有将人类从技术牢笼中解救出来的某种可能性。为此他写道：“欧罗巴……遭遇来自俄国与美国的巨大的两面夹击，就形而上的方面看，俄国与美国二者其实是相同的，即相同的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和相同的肆无忌惮的民众组织。[31]”这同样是对于技术理性泛滥所导致的社会控制技术化的一种严厉批判。但是，海德格尔、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不是从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点去思考技术的运用，不是把资本作为技术疯狂运作的动力来批判，而是将技术独立化、实体化，谴责技术本身。这就回避掉了问题的真正症结，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一些对苏联持有极大偏见的西方学者，最喜欢将苏联的统治术作为技术理性疯狂运作的案例。如福山认为：“20世纪前也曾有过许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但希特勒和斯大林却是让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制度服务于邪恶。”[32]我们抛开社会制度层面不论，福山所揭示的现代战争体系（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确实引人深思。不过，福山回避了现代战争体系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和本质，而只是从道德上谴责技术的危害，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的泥淖。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对于当代人类技术理性难题具有合理关切，但他们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规定、单就技术谈技术的思想进路是片面的，这是技术理性批判活动的一个致命局限。

再如，西美尔对于技术理性的反思，也是与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息息相关的。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写道：货币的使用改变了知识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由于货币的使用，使得人们精于计算，善于抽象的思考，也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货币促进了文化向着知识的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再调整。[33]传统社会当中，自然经济是主体，而商业活动既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总是被自然经济统治者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认为其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心变得狡诈，从而冲击道德基础。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后，商品交换行为的普遍化在一种契约机制下运行，而这种技术性行为不可避免地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乃至精神信仰均发生相应的变动。霍克海默写道：“随着内心世界的枯萎，作出个人决断的乐趣、文化发展的乐趣、自由想象活动的乐趣，也随之消逝了。今天人的标志是一些别的爱好和目标：技术专长，神态镇定；乐于掌握机械；选择某个团体或多数党作为楷模，要求参加进去赞同其主张，以其种种规章代替个人的判断。忠告，命令和楷模代替了道德本体。”[34]

二 大众文化批判

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孔不入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领域扩散到文化商品生产领域，并且通过媒体技术塑造了大众对于流行文化的沉迷上瘾状态，从而保障文化工业的再生产与资本利润。由此，技术理性批判就必然要进入到对依靠技术来控制大众的大众文化的批判。

对大众文化进行犀利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鲜明特征之一。资本主义在西方进入到发达或者说晚期阶段之后，基本生存资料生产的规模越来越能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利用文化产业来拉动经济，获取剩余价值。大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扩张蔓延开来的。由于大众文化本质是还是要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因此其文化的严肃性、艺术的纯净性、形上的超越性被物质利益所压制。本来是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与形态的文化艺术活动，反而成为为资本增殖服务、为制造大众文化的消费需要而刺激群众形成大众文化思维与活动习惯服务的一种新的经济产业。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敏锐地体会到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异化性质。在他们的术语当中，大众文化也就是“文化工业”，这种以经济术语命名文化现象的做法，鲜明地表达出其对于大众文化的资本增殖新兴工具属性的理解。《启蒙辩证法》将“文化工业”称为“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35]，则是用更加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其大众文化观。大众文化或者说文化工业的异化性质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36]这就从根基处颠倒了艺术的性质——创造性、差异性、超越性、形上性。在古典文化当中，艺术与文学总是与特定的作家、极具创造性的心灵紧密相关的，尽管它表达的是普遍的人性主题，但正是由于那种不可复制的、当下发生的、用无数偶然性建构成的、需要受众用自身生活体验来予以深刻领悟的作品特点，才赋予其永不磨灭的魅力。现代文化工业则不然，“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37]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这也就是使文学艺术等活动降格为无意义的大工业生产活动，剔除了激发个体创造性精神的文化因素。

其次，与标准化的文化工业生产相对应，文化工业又造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现象——“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38]生产决定消费，文化工业的生产决定文化工业的消费。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不仅是生产大众文化商品本身，而且大量地生产群众自愿消费大众文化的心理，用鲍德里亚的术语说就是“欲望生产”。由于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本身就是精神性的，所以其更有专业能力生产精神性的消费推广要素，如利用美学技巧使群众产生购买的冲动，利用语言技巧使群众重复生产厂商的销售策略，利用各种各样的媒体对群众进行狂轰滥炸地洗脑，迫使群众将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视为其自身必不可少、多多益善、需要永远追踪的一种时尚的理念与行为方式。在资本增殖的逻辑角度看，这是一种极其成功的营销手段；但从人的理想化生存生活取向来看，则是让人受制于文化工业，丧失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与创造性活动。不仅如此，由于长期浸泡在文化工业之中，群众渐渐失去了文化工业消费之外的实践的兴趣与能力，进而对于现存制度、既有生活采取一种视为天然合理的态度，革命精神、反抗精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造精神被消磨掉。“乐不思蜀”“玩物丧志”，是文化工业所能达到的一个结果。尽管资本增殖的本意不在于此，但确实有这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奇功效。这对于资本主义机制来说，简直是一个一箭双雕、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美好效应。

最后，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花样翻新而事实上没有任何创造性因素，来长期控制群众的生存方式，让群众获得一种廉价的天天有新意的心灵假象。从而用一种形式主义机制来取代了人类追求不断超越的形上取向，进而严重地阻碍了创造性思考与创造性活动的开展，阻碍了严肃文化的薪火相传，将各种文化艺术的天才扭曲成为了功利性目标而自废武功，使其投身于所在娱乐公司成为盈利的纯粹工具。《启蒙辩证法》写道：“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39]大众有一种无意识，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是自主的。但在霍克海默等人看来，这是一种假象，是被洗脑之后出现的幻觉。不仅如此，各种文化工业的生产模式都是可复制的，并无实质性新意。中国近年来流行的几款文化娱乐节目，可以视为这种文化工业效应的新鲜例子。例如，荷兰所开发的一款流行唱法选秀节目《荷兰好声音》，其节目模式被多个国家整体引进。尽管在每个国家都会获得大致流行，但究其实质，并不是因为每个歌手的独特的艺术魅力感染了听众，而是这种节目模式本身的商业运营模式取得了成功。再如，《非诚勿扰》的节目模式源自美国，《英国达人秀》节目扩展到世界，韩国的《爸爸去哪》版权出售等等。

霍克海默、阿多诺据以批判大众文化的标准，显然是精英文化。霍克海默提出，“过去往往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的上层阶级的文化，如今处处都得适应新兴的大众社会的需要。”[40]尽管阶级不平等是霍克海默所反对的，但独立于下里巴人的高层文化创造，则是霍克海默心目中艺术的样板。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所揭示的是：艺术开始失去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开始沦为非创造性的、商品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欺骗人、统治人的异化的力量。[41]这正是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里资本造成人的异化相同的、新型的异化。

三 意识形态批判

大众文化对象化着大众的消费心理，因此是大众意识形态的一种客观化、实体化，这就必然隐含着要对文化工业得以横行的群众意识形态基础进行一个批判性考察。意识形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以及心理机制批判，都从属于广义意识形态批判之列。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继承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如此，他们将这一批判维度的重要性极大地有时甚至是过度地彰显出来。法兰克福学派同意卢卡奇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人们（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无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造成的。意识形态的迷信使人丧失了追求不同于既有生活的另一种生活的兴趣与激情。因此，撼动资本主义，就要从撼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入手。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当中，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系统的批判揭露。总的来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把现存社会制度永恒化、自然化、天然合法化。马克思说：“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42]这种意识形态几乎是出于一种阶级利益的本能，因此它在未经拷问之前，是以一种未经反思的、无意识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斯密、李嘉图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而当代西方学者中有用更加赤裸裸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意识形态的。如福山就认为，“自由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因为它把这些相互抵触的获得认可的欲望协调成一个唯一的互相接受的基础，即人人相同、人人平等这个基础。自由的国家必须是普世性的……自由的社会通过消灭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而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43]福山的表述直接对应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资产阶级的描述：他们把他们自身特殊的利益说成是人类普遍的利益，把他们自己当作人类普遍利益的代表。

如果借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双层结构：表面的显化的一层，是其自己未曾觉察的、无条件地当作事实的表述（如认为所谓私有制、自由体制是人类一般要求等等）；但是在其隐形的一层，则是其特殊的利益需要所支配的本能的心理趋向。美国学者詹明信在这个意义上，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置于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有一定启示。詹明信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属于19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之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意在指出18世纪那种对理性的信念的消退，表明在这一时期不断明确化的一个观念，即意识并不真正是统率一切的主人，有更为深刻的诸种因素在直接、有意识的经验和思考这一表象的背后起作用。”[44]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意识形态是与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现象，意识形态是由某种特殊利益包裹，而又采用科学式的一般性表述来予以自我诠释的精神现象。阿尔都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将马克思与传统的人道主义者相并列。阿尔都塞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历史主义，也不是人道主义；在许多情况下，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是建立在同一意识形态总问题之上的。”[45]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继承而又强化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用其一句集中的表述来概括：“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46]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资产阶级处于阶级本能，总会将自身的想法描绘成普遍的想法——公理。所以，资产阶级所理解的真理也就是其自身的观念。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当中，并不存在一个意识形态与真理的对立或差异问题，甚至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存在意识，只存在真理、科学的存在意识。这也就是实证主义的一个阶级心理根源。

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非自觉性、实证主义的自我阐释性质。如霍克海默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条件使一种更加自由类型的人成为可能，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也就需要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机器。”[47]意识形态机器与意识形态本身一样，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的机制，同时又具有一套美化、强化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精神魔力。正是由于这套机器的存在，使得资产阶级具有了暴力性的国家机器所不具有的日常统治功能、诛心功能，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巩固性，以至于被美化成唯一的、绝对的、天然的、永恒的人类制度，被美化成人类历史的终点，美化成千年太平王国的最终实现。再如，马尔库塞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消费异化现象出发，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制特点、迫使人异化的特点。《单向度的人》一书写到：“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48]资本增殖的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机器而转化成社会成员的自愿、自主、自发、自我陶醉行为，从而使整个社会消失了异己的存在者。所有的人都在消费狂欢中达到了共鸣，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要表达的主题。

法兰克福学派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是要拆穿现存社会思想的天然合理性，并揭示这些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49]支配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机制，正是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它为了实现自身的无意识的增殖冲动，将人、人的头脑、人的意识转化成物的增殖冲动、物的衡量标准、物的交换等等。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始终并未离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地基。不过，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又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将在后文（法兰克福学派历史观考究，以及对法兰克福学派形而上学理论困境、社会改造方案、资本逻辑批判进行批判式研究）的分析中予以展开讨论。

四 心理机制批判

经过弗洛伊德学说的洗礼，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已经把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深化到无意识批判的深度，即心理机制批判的深度。法兰克福学派甚至被一些思想史家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其成员的理论渊源极大地依赖于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说。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对于精神分析都有着深刻的研究，其中马尔库塞与弗洛姆的思想是典型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主张所对应的批判领域，乃是现代社会的心理机制。

例一，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于法西斯主义横行时期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和批判。阿多诺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一文中，从心理机制的层面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控制术。阿多诺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发，但又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改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纯粹自然主义弊端，赋予心理机制考察以社会历史的内涵。阿多诺指出，“弗洛伊德认为，群众心理的问题与富于时代特征的新型心理痛苦有密切的联系，这种心理痛苦证明了个性的衰退以及随之产生的弱点的社会经济原因。然而弗洛伊德未曾关心社会变化，可以说他是在个体的单子论范围内展现出社会的深刻危机的痕迹。”[50]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的主要兴趣还在于揭露造成现代社会心理危机的现实根源，从而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战术是为应对社会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浅薄、但对于大众确乎有魔力的宣传手段。“事实上，思想内容的经常重复和贫乏是整个手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51]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程式具有政治和心理的双重机制，“人们不能不感觉到，这种挂着法西斯招牌的宣传材料，形成了一个带有总的共同概念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构单位，决定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个结构单位似乎涉及暗含的政治概念，也涉及心理的本质。”[52]总之，阿多诺对于法西斯主义横行现象的研究，突破了仅仅从显性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原因入手来分析的传统思路，从心理机制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例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的“存在主义式焦虑”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和批判。阿多诺在上述《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一文中，特别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等著作中，对于现代人因心理孤寂而引发的种种心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阿多诺事实上已经初步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煽动家的阴谋在宣传活动中得逞的受众的心理原因。阿多诺指出，“法西斯主义性本能形式以及法西斯主义煽动家的全部技巧是独裁主义的。这就是煽动家和催眠术师的技巧与一种心理机制相符之处，这种心理机制的作用就在于迫使个人倒退到仅仅是某集团成员的地位。”[53]从传统的、流俗的看法来看，迫使个人从属于某个集体，是对于现代人要求自由的一般愿望的压制，因此将遭到反抗。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专制主义的宣传正好契合了现代人隐蔽的渴望。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等著作，专门探讨了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对于人来说构成了二律背反的境遇改变：“前个人状态社会既为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54]马克思、西美尔、涂尔干等人都分析过传统社会的人群共同体与现代社会单子式个人结合体的差异问题，弗洛姆则从心理分析的层面重新研究了这一主题。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55]弗洛姆说的是，当现代社会中无法实现人争取真正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时，逃避自由的机制就会乘虚而入——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正是建立在个人逃避消极自由的心理机制基础之上。

应当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机制批判融合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当然，其中也内蕴着许多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左的思想因素。对此，我们在后文中将分类进行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相当广泛，这一方面是其跨学科研究的风格特点和思想主张使然，另一方面是人才众多且各有专长的人才素质使然。理论界对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主要内容的概括，集中在其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等方面。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从另外的视角有着其他的概括，如胡大平等人编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资本主义理解史》中，专门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根源批判、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等等。[56]当然，这些内容总是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