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一直激励中国人民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努力奋斗、自强不息，我国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时代，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叶剑英，1979）, “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迈斯纳，197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是插上腾飞的翅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 1992）下的GDP曾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甚至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至今，给世界留下了极为震撼的深刻印象。

但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在发展进程中也面临不少矛盾和困惑，一度时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也给经济发展本身带来诸多伤痛和被动。我们过去长期依靠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GDP增长的动力模式，带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入的大力扩张，资源耗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不断攀升和加剧，使经济增长陷入有量而质不高的怪圈（王学义，2015）。为此，我们也试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中央1995年提出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到2007年提出以“三大结构”转变为核心的发展方式转变，再到2009年提出以“八个加快”为核心的发展方式转变（相伟，2011）。目标在于转换增长动力，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通过技术进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等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但这些政策措施仍未能真正使经济发展转到效率型、质量型并重的轨道上来。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进入了新的转换期，主导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可持续性的力量已经由需求侧为主转向供给侧为主”（方福前，2016）。因此，“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2015），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构架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新目标。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经济发展方式是达到一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路径和模式”（李书昊，2019）。严肃检省起来，曾经30余年“数量速度型”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投入产出低下、创新能力不强、环境约束趋紧、持续性缺乏等问题（申田等，2018），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路径转换。依据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必须把握好新时代赋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求，努力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质量的提升。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再次成为新时代研究热点，这对繁荣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推动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结构优化，提高竞争力等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发生，并且存在时空差异，而这种时空差异又是地区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差异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这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因而从时空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视角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果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类研究成果依然偏少，尤其是结合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多方法阐释中国经济方式转变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理论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前瞻性、创新性、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显得有些滞后。令人欣喜的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毕业的青年学者、副教授熊升银博士，其即将付印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就是一部富有瞻性、创新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学术专著。具体而言，该专著至少有以下四大方面的显著特点：

其一，时代感强、主题明确、主线清晰、结构合理、内容翔实、论证严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依据，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构建—转变评价—时空格局—形成机制”为逻辑主线，构建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测度体系，利用二次加权的“纵横向”拉开档次动态评价法，对我国及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进行动态评价，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其时空演化格局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了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

其二，依据充分的文献和政策梳理、基础理论总括，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探讨耐人寻味。从经济发展的含义与本质出发，在界定经济发展方式的一般内涵与类型基础上，重点阐释了融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内涵、目标任务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程、内涵与特征，深入剖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性问题及理论推论，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阐释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逻辑。尤其是建立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涵盖高质量发展述求的特定范畴，并赋予特定内涵：经济增长稳定是其基础形态，创新驱动是其核心依托，市场机制完善是其有效途径，经济结构优化是其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其普遍形态，资源高效利用是其表现形式，人民生活美好是其价值导向。进而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认知。

其三，基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所构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度指标体系及其应用评价令人印象深刻。指标构建根据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确立目标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领域层（经济增长稳定、创新驱动发展、市场机制完善、经济结构优化、绿色发展、资源高效利用、人民生活美好）、系统层（23个层级）、指标层（32个指标）以及指标衡量方式。同时，利用指标动态评价了中国31个省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划分了三大转变类型并得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不均衡、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梯度降低趋势等结论。特点是指标系统而全面，具有新颖性、代表性，适用性强，评价结果也具有较强可转化性。

其四，重视定量研究，模型方法掌握和应用熟练，尤其是通过空间立体刻画较为准确地呈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演化格局或特征。研究以“时间和空间”为切入点，在描述2007—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动态时序变化特征、各维度时序变化特征和时间序列差异变动特征基础上，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标准差椭圆法（SDE）、莫兰指数（Moran's I）等方法，清晰刻画、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空间分异特征、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演变轨迹特征，并利用灰色动态模型对未来空间分布格局趋势进行了预测。这极大增强了成果科学性、解释力和影响力。

当然，本书是一部创新探索之作，既然创新探索，就必定有所不足，甚至存在错误。我认同本书作者的看法，关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转变案例研究、研究尺度选取、区域性变动趋势预测以及时空演化格局形成机理等有待深入剖析和完善。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本书仍不失为一项优秀的研究成果。我作为熊升银博士的导师，熟知他具有执着的学术追求和远大的抱负，也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区域科学、空间计量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应用能力。该成果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所形成的，我对于他的著作公开出版感到由衷地高兴。我相信熊升银博士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向科学的高峰继续攀登。

是为序。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学义

2020年12月于光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