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楚辞”按其本义来说就是楚人的歌辞，它是用楚国方言按照独特的语言方式写作，富有浓郁的楚地色彩和风情，并且有的还能够歌唱的一种诗体。楚辞这种诗体最早产生于楚国民间。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在学习和接受了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并以其光辉的创作奠定了楚辞的典型形式。

“楚辞”经过流传，至西汉末年由刘向编辑成书。刘向所编《楚辞》十六卷，除了收有二十五篇屈原的作品，还有屈原之后，自宋玉至西汉时期一些模仿屈原、用楚辞体写作的作品。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成《楚辞章句》十七卷。《楚辞章句》收录屈原作品共二十五篇，即《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楚辞章句》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收录了屈原作品的著作。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和最主要的作家。屈原名平，出身于楚王朝的远房宗族。根据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五三年（楚宣王十七年）的正月二十三日。在楚怀王时期，屈原先任三闾大夫，这是一个与宗族事务有关并负责督导楚王朝贵族子弟的职务。之后，屈原又任左徒之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起初，楚怀王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能够接受屈原的进步主张，对内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使楚国的国势一度出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屈原的进步主张和变革措施严重损害了整个旧贵族势力的利益，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屈原遭到来自楚国的贵族集团的诬陷和迫害，楚怀王也终于疏远屈原并使政治变革中途夭折。屈原的变革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修明法度与举贤授能来实现楚国的富强。修明法度与举贤授能在战国时代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前者反对旧贵族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后者反对权贵世袭与任人唯亲。二者都触及了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旧贵族们必定要竭力阻挠变革的进行。

政治变革的失败，使楚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楚国屡次遭受秦国的侵略和欺骗。随着楚国形势的转恶，屈原也一再遭受迫害。先是被斥离郢，谪居汉北。当他从汉北被召回不久，秦昭王约楚怀王会于武关，怀王被囚而客死于秦。顷襄王即位，屈原的处境更加恶劣，被流放到江南，一去不返。最初，屈原从郢都出发，沿长江、夏水向东南流亡，经过洞庭湖和夏浦，然后到达陵阳（即今安徽青阳县南的陵阳镇），在那里逗留九年之久。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之后，屈原又大致循原路西还，重经武汉地区，然后穿洞庭，入沅江，而至于辰阳、溆浦。屈原到达辰阳、溆浦之后，本来是不可能再有大的迁移了。但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兵攻陷了楚国的黔中郡（郡治故城在今湖南省沅陵县西），迫近了屈原的流放地。因此屈原只得重入沅江，横渡洞庭，至于湘江流域。此时楚国大势已去，不可避免地要被秦国吞并。屈原在极度悲愤与绝望中，在长沙东北的汨罗江投水殉国。据考证，屈原的逝世当在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或二十三年（前276年）。

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当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爱国主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种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有种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者，最关心的显然是楚国的兴衰成败及其在列国中的地位与处境，所以他的爱国之情首先就表现为参与楚国现实斗争的政治热情。正是这种热情，既支持他在斗争实践中百折不挠，甚至以身殉国；又凝结为一系列具有深刻政论性的抒情巨作。屈原的爱国热情还表现为强烈关心楚国人民的命运；深刻恋念楚国人民开辟和建设起来的美好乡土；尊重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并为之自豪；特别是他始终怀着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远大理想和迫切愿望，说明在他心目中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诸侯割据只是历史发展中的暂时现象。这种种思想感情的因素，都表明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如果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思维经验来看，那么屈原的诗篇确曾为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

屈原的辞作富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在他之前，艺术文学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基本上处于朴素、自发的阶段；自屈原始，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才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集中表现于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在楚国当时的现实中，反动贵族势力占有很大优势；但以屈原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在比较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却有其较为远大的前途。屈原基于一定的历史预见而对自己的理想怀有坚强的信心，并在文学的创作中有气魄把自己刻划成一个崇高、完美的艺术形象。同时还通过形象的对比，把那曾在楚国猖狂一时的反动势力，从政治上、道德上、美学上加以鞭挞和摧毁。同时，为了塑造崇高、完美的艺术形象，屈原也充分发挥了他的丰富想象，绘制不受时间空间局限的广阔背景，配备多种多样、生动奇异的景色和事物。因此，他的许多诗作都显示了色彩浓艳、形象瑰丽、气势雄伟等特色，能以足够的容量来表现他深刻的思想和奔放的热情。

屈原辞广泛运用了比兴的艺术，使抽象化的政治热情得到生动具体而丰富多彩的表现。比兴手法在《诗经》中已经大量运用，屈原对此做了巨大的发展。他所运用的比兴形象不再像《诗经》所用的那样比较单纯和静止，而是丰富复杂，互相联系，且有很大的能动性；因而就更有艺术表现力，能够生动地表现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及其变化和发展。

屈原辞的诗歌语言也很有特点。他在创作中一方面大量运用华美的词藻，写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另一方面又总是用质朴本色、刚劲坚实的语句来构筑篇章的骨架。像《离骚》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抽思》的“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等等，表现着认识的深度，情感的高潮，把抒情和说理融为一体。在屈原的诗中，华美和质朴两种语句总是恰当交织，相得益彰，所以就形成一种华而又实、丰厚茂密，多彩而统一的语言风格。

另外，屈原的辞作中多有对偶句的锤炼和运用，这是一种积极修辞的形式，目的在于利用汉语汉字的特点，使诗歌语言更加美化。这一特点对后来诗赋词曲等各种文学形式的语言运用都有深远的影响。

下面对本书的体例做几点说明。

（1）王逸《楚辞章句》所标明的屈原作品是二十五篇，本书以之为据，排列的顺序也依照《楚辞章句》。涉及作品真伪和顺序问题的不同意见，则于各篇题解中议及。

（2）本书采用的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楚辞补注》。遇底本有误，征引异文校正。校勘征引异文，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所引异文及朱熹《楚辞集注》为主，凡有校正，皆写入注文，不另出校记。原书中的繁体字、古体字一律改为通行简体字。

（3）题解说明各篇的篇题命意、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等，并对某些疑问或有争议的问题做简要的述介。

（4）本书注释包括词语的解释、典故用事的说明等，力求准确、简明。除表达我们的意见之外，对于有分歧的字词的解释，也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以供读者参考。词语的解释不避重复，但同一篇中意义相同的词语一般只注一次。生僻的字词，用汉语拼音和同音汉字注音。引文必注明书名，但以段落为单位，同一段落中，同一书名只出现一次，如再次出现同一种著作的引文，书名则省。

（5）注中对原作的大部分句子，基本上以两句或四句为单位作了串讲；其中标明“以上二句说”的，大体上是直译；标明“以上二句意思是”的，大体是意译。另外有个别句子由于理解有异，或者译文不能充分反映作者用意，则在串讲之外再作简要的文字解释。

金开诚 高路明

199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