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积极心理学取向及其对网络利他行为研究的启示

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刘易斯·特尔曼(LewisB· Terman)有关天才和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以及荣格(Rogers)关于生命意义的研究[66]。20世纪中叶以后,马斯洛和荣格(Maslow和Rogers)等主张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开始重视人性的积极面,为推动积极心理学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正常人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心理学家的重视。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针对人们所面临的层出不穷的心理困扰和问题,传统心理学并未从根本上给予全面的心理治疗,使人们获得幸福。而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最早在西方兴起的一股重要心理学力量。其首倡者,赛里格曼(Seligman,2001)等研究者提出,积极心理学是使用心理学目前相对成熟和有效的测量、实验等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股新思潮[66]。这一思潮倡导应该对如何使个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如何创设积极环境使人们更好地生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这一思潮还强调心理学家应用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视角去对待人们的潜力、人格和动机。可见,积极心理学超越了长期以来传统心理学中的消极研究取向,其重视个体内在的积极力量,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主张研究人的潜能与美德,以帮助所有的人实现幸福为使命。

回溯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在借鉴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开拓了现代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视野,获得了较大进步与发展。应该说,心理学不仅仅要对损伤、缺陷和伤害进行研究,也应对个体的积极品质进行探讨;心理学不仅仅是关于疾病或健康的科学,也应该是关于成长、教育和爱的科学[67]。此外,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也实现了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超越,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第四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反对行为主义取向的背景下登上心理学舞台,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并成了反一切实证主义倾向的心理学。而积极心理学强调的则是人的幸福感的获取和积极人格的塑造,主张弥补传统心理学的弊端,吸取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训,表现出很大的超越性,从而使这一取向在当前心理学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

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目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相对还比较分散,大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主观层面上关于积极情感体验的研究,而且积极情绪体验中又以幸福感的研究最多;第二是个人层面上关于积极人格特质研究,积极心理学要培养和造就健康人格,必须对个体人格优势的产生机制、作用途径等有深刻的了解,如胜任、勇气、乐群、美感、宽恕、创造性、天赋和智慧等;第三是群体层面上关于积极组织系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如何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促使个体发挥其人性中的积极层面,如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积极教育等。

1.幸福感

赛里格曼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幸福感的三个黄金要素:积极的情绪、投入和意义,即幸福1.0理论[68]。积极情绪也就是自身的感受,包括愉悦、自豪、快乐和舒适等。投入指的是完全沉醉在一项吸引人的活动中,自我意识消失。同时,人类不可避免地要追寻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有意义的人生”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个体的自我超越。“幸福1.0理论”指出幸福的测量指标是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紧密地将“幸福”与积极情绪联系起来,积极的情绪成了幸福的代名词。主观幸福感是基于快乐论而提出的,此观点认为人的幸福是由个体的情感所表达的,是人们对生活满意感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69-70]。研究指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越多,消极情感越少,则个体的幸福感越强烈[71]

在长期思辨和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赛里格曼提出了“幸福2.0理论”,同时幸福感的研究也由主观幸福感向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延伸[72]。有研究者指出,人本主义自我实现观主要关注个体与生俱来的潜能、才华的实现与发展,可以使个体功能更加健全,这种传统反映在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研究中[69]。心理幸福感侧重于人的理性,强调幸福并不只是情感上的体验,而更应该关注个人潜能的实现。从心理幸福感视角来看,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人生意义的体验。另一方面,社会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幸福2.0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一个可构建的概念,由若干可被测量的元素组成,每个元素都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每个元素都能促进幸福。这样,幸福感理论为研究者探讨实现幸福的干预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从主观到客观、从个人到社会、形成现代幸福感研究中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此外,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提出也将人们的视线从情绪转向意义,从个体转向社会,从以个体为中心转向更关注个体对社会的融合和奉献,这些转变丰富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2.积极人格

积极心理学强调人格心理学必须研究人内心存在的积极力量,只有人固有的积极力量得到培育和增长,人性的消极方面才能被消除或抑制。在人格研究中,积极心理学虽然也不忽视先天生理因素的影响,但更强调后天社会文化环境对人格的作用。在个体的生理机制、外部行为和社会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中,积极心理学强调人格首先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活动,之后在一定生理机制的作用下内化为个体的一种稳定的心理活动[73]。在外在的社会活动内化为个体心理活动过程中,积极体验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赛里格曼在“重要优势品质”研究中建构起优势的价值实践分类体系,这一体系概括出人类本性的六大美德,即智慧、勇气、仁慈、正义、节制与超越。这些词汇与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美好德行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在生物学上通过物种进化研究找到证据。积极心理学正是要通过对人格的分析来唤起心理学对积极力量的关注,并以这种积极力量来帮助所有人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也就是一种积极的人格观。赛里格曼认为,完善人格的塑造与生命意义的达成需要每个人具备这些美德。六大美德分别对应个体人格中的二十四种优势,它们包括兴趣好奇、热爱学习、创造能力、思维判断、洞察悟性、勇敢无畏、坚持勤奋、正直诚实、生机活力、爱与被爱、善良慷慨、社交智慧、公民责任、公正平等、领导才能、宽容宽恕、谦逊谦虚、谨慎审慎、自我控制、美的领悟、感恩感激、希望乐观、幽默风趣和信仰灵性,这些具体的人格优势是个体获得美德的途径。

积极人格对个体全面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积极人格的功能有利于个体形成较好的自我接纳水平与自我认知能力,有效处理自身与社会文化环境所产生的问题,促进个体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积极人格使个体追求更多的正性体验,有益于个体产生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拥有积极人格的个体在其情绪的整合与管理上也存在着较高的水平,情绪整合能力发展比较好的人,可以在他们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可以促进个体创造力的发展,更进一步地促使人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同时,积极人格还可以使个体产生较高的自尊,个体对自我价值感会有良好的评估,形成有益于其自身发展的价值观。积极人格会让个体有更多正面的心理享受,从而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内在积极力量,这种力量会推动个体塑造更多的良好行为,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行为模式。积极的行为模式反过来又会促使个体更有效地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3.积极组织系统

积极心理学还着眼于对积极环境的创设,个体积极品质的形成与良好的组织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思潮强调,虽然个体在积极体验和形成积极人格过程中受基因的影响,但这一过程更加依赖个体生活的外在环境,这主要因为社会组织系统是影响个体成长的一个最大环境条件。积极心理学将积极的组织系统分为三个层面,主要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鉴于微观层面主要针对个体的核心生活交际圈,对个体积极情绪和积极人格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研究着重细化其微观领域,如健康的家庭亲子关系、良好的同伴交往关系以及开放包容的学校氛围等,从个体成长、生活和教育方面激发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塑造青少年健全人格。

在亲子关系层面,从增加幸福感和关系和谐的角度出发,积极心理学能够帮助家庭成员改善彼此的沟通方式,增进亲子的幸福体验,充分发挥家庭功能的建设作用,促进家庭和谐氛围的建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中家庭规则、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74]。发展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更好地发挥家庭支持系统的关键作用,进而使家庭成员获得最大积极体验。作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同伴交往即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际,是在同学之间进行交往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类人际关系。同伴关系在儿童的发展和社会适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增强个体的社会适应性,降低焦虑、孤独和抑郁等适应不良问题出现的频率。同时,早期同伴关系和后期适应的因果理论模型指出,同伴交往在儿童的发展中扮演多重重要角色,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会影响后期适应结果[75]。在同伴交往的研究中,社会行为与友谊质量的关系吸引了大量研究者[76-77]。总的来说,社会行为和友谊质量呈正相关,即表现的积极社会行为越多,消极或偏差社会行为越少,儿童的友谊质量越好。学校氛围是指学校中那些影响学生认知、社会性及心理发展的学校成员之间人际互动的质量和频率,主要包括学校中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校氛围也是教育软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质量建设和效能提升的重要支撑。相关研究认为,一个安全、支持及有助于应对挑战的学校氛围将切实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有利于克服青少年学生的消极心理状态[78]。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同样重要的支持性资源,通过塑造学校氛围与核心理念,营造学校的组织氛围,有助于弥补学生群体家庭功能与自身资源的不足,进一步推动学生积极认知、自我概念以及积极情绪的发展。可见,加强学校的人际氛围和学习氛围的建设,对于学校在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引导学生自身正性情绪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三、积极心理学对网络利他行为研究的启示

当前互联网心理学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众多研究者开始探索网络给人们心理和行为带来的影响并积累了一定成果。然而,研究者大多集中于对网络使用的病理性心理及其负面影响的探讨,如有关主题主要聚焦于网络成瘾者在抑郁、焦虑、攻击与孤独方面的探究,将网络成瘾定位在病理性使用之中,却忽视了个体自身所拥有的积极力量与美德,以致屏蔽了对网络使用积极因素的考量。虽然网络使用给个体发展和适应带来消极影响(如网络成瘾),但其更具有积极影响(如网络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是网络积极因素的较集中体现,对这一积极行为的探讨初见端倪并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由此,网络利他行为为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开启了崭新视角,改善了网络生态环境。且作为道德传播的积极介质,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过程本身蕴含着道德传播的功能和道德教育的过程,激发网络利他行为有利于网络社会隐性德育机制的构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梳理以往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可以发现,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与此同时,对该领域问题的探讨还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在研究取向方面

研究者主要从进化论(如本能观)或社会学理论(如社会交换论和社会学习论等)出发来解释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机制,却忽略了利他主体的内在积极动力。积极心理学是研究潜在力量和美德等积极因素的一种心理学思潮,它着重关注个体的积极人格与认知、积极情感体验及积极组织环境,旨在帮助个体发现和利用上述三种积极心理资源来增强自身素质,提升幸福感。因此,本书旨在将这一思潮的有关理论融入网络利他行为内在动力的探讨,并对这一行为提出相应有效的塑造路径。

2.在研究思路方面

以往研究者仅关注利他者或环境因素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而忽略它们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共同作用。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网络社会支持系统是积极组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指网络生态中的支持系统和人际互动的综合。班杜拉的三元交互论认为,个体并非单向地受内在的倾向性或者外在的环境所决定,情境、行为以及个体因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79]。据此,个体的积极人格或认知与网络生态环境如何共同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发挥作用呢?本书的第四章至第八章将对此问题深入探究,这有助于系统地认识和把握网络利他行为的内在机制。

3.在网络利他行为的意义方面

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利他的影响因素或机制,却并未涉及这一行为对个体发展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积极心理学认为,在积极功能条件下个体更容易和先天气质特点发生内化而形成积极人格特质。因此,积极心理学把增进个体的积极体验作为培养个体积极人格的主要途径。虽然不期望获取回报,但利他者在网络助人行为过程中往往能获得较高的愉悦感和自我价值感。那么,网络利他行为对个体积极人格的建构以及积极心理资源的培养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呢?在本书的前两章将对此予以深入探讨,这可以进一步扩展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范围并深入理解网络利他行为对个体积极发展的功能。

4.在研究方法方面

以往研究多采用观察描述或个案访谈,很少有运用调查问卷或实验法进行的实证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相应问题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由此,本书尝试使用定量的实证方法探讨相关问题,从而为研究结论提供更可靠的支撑。

5.在理论应用方面

多数研究侧重于关注网络利他行为机制本身而忽视对这一行为的培育途径,特别是缺乏对利他行为传播策略的讨论,这就极大限制了相关成果在建设生态化网络环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本书在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提出网络利他行为的多元化引导和培养策略,实现理论成果的实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