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距离产生的问题

个体心理学在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确定个体的生命计划和生命线在多大程度上由个体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他对生活中正常和必要问题的态度，他获取声望的计划，以及他的群体意识决定。如果读者可以接受我的某些结论[81]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自卑感，这是影响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基本因素，也是决定因素。与自卑感本质相似的是“一种通过设立目标来提高自我意识的冲动”。它是“代偿”功能，也是“生命计划”，迫使个体在充当“男性抗议”角色的同时，又会“惧怕做出决定”，并通过各种攻击手段和失常行为来达到目的。让我们进一步假设神经症和精神病个体的精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问题：患者有对“指导原则”的固着，而健康个体并没有。健康个体会认为他理想中的“指导原则”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方向”，而且只能作为一种手段使用。因此，我猜想：从整体上看，神经症和精神病可以被解释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安全机制”。

人类持续追求优越的努力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完善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技能。这种生活方式和技能中的机会和现实，即使没有以合适的方法得到利用，也会有一定的效用。这时，我们必须足够明确地以适当的角度来看待“结局”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而不是随意地对此加以解释。所谓“性心理学”不成立的具体证据就包含神经症患者的性态度，许多人想当然地把“性心理学”看作生命计划的某种缩影。个体心理学也不承认这一观点。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获得快乐”的倾向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会完全适应生命计划所规划的方向。与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观念相反，个体身上的性格和情感特征经历了个体的充分验证，会为达到一个虚构的优越感目标而进行持续的准备。只要我们发现了这一事实，那么那些认为“性变态、犯罪倾向由遗传因素主导”的理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因此，我们有理由去定义神经症的基本要素，并对那些从儿童时期就有疾病倾向的个体进行研究，不管他们的疾病倾向是来自器官自卑、错误的教育系统，还是糟糕的家庭传统。无论是深深的无力感，还是杞人忧天的态度，所有似曾相识的计谋、偏见、把戏和得意，都与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高人一等的感受相关。我们早已熟知这些想法、偏见、计划与状态，它们本身也十分相似。患者身上的每一种特征、每一种表达，都与他渴望平静和胜利的目标紧密相连，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所有的神经症表现都展示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与个体的人格缺陷和强大野心之间的矛盾有关，而这正是神经症产生的必要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神经症。

我们学派已经证明过，心理上的过度劳累其实也会体现在想象、梦与幻觉当中。个体的驱动力本质上是一种准备工作，一种探索，一种“如果是这样”的假设的扩张，一种压制他人的斗争，一种对出路的探寻，也是一种可以对抗危险的安全感受。在这里，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个体行为的后果并不完全来自个体所做的决定。通常，患者患病的证据或臆想的信念所产生的社会性后果，足以满足患者对社会认可的渴望。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神经症患者获取的所有经验对他而言都仅仅是材料和手段。通过他的生命视角，这些材料和手段会顺着他的神经质倾向赋予他新的独特的意义。患者有时会同时利用明显对立的态度[82]，即“双重竞争”、分离关系、两个极端、矛盾对立。在这里，还应该补充一些其他内容：患者对外部事实的扭曲，甚至可能会演化为屏蔽现实的程度。而且，患者对情感生活和感觉进行了有意的塑造，由它们会衍生出外部导向的反应。记忆和失忆，有意识和潜意识，有知识和无知识，在患者身上相互作用。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并且明确认识到神经症的每一种精神表现都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方面是缺陷、自卑的感觉，另一方面是为达到近神的目的而进行的被催眠般的强迫性努力，那么就像克拉夫特—埃宾（Krafft Ebing）[83]所指出的那样，神经症症状的“多重意义”就没有办法再糊弄我们了。在神经症心理学的发展中，这种多重意义产生了不小的阻碍。个体心理学学派原则上致力于研究精神疾病的“图式”，即坚持探索患者反复行进的路线。我们的工作已经证明，患者身上的真实材料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患者对这些真实材料的评价。因此，对个人的准确理解和对个体主义的讨论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在患者对生命计划的完善过程中，患者对彻底的优越感的顽固坚持让他与现实的要求产生了矛盾，也就是与社会产生了矛盾。为了从无助的行为和经验中解脱出来，患者被迫用疾病的形式反抗社会生活中的正常决策。一个明显的心理社会因素因此进入了神经症研究的范畴。神经症患者的生命计划总是按照他自己对社会、家庭、两性关系的个人理解来运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说明患者会对自己的生活缺陷和伙伴的敌意态度进行不加分辨的预设。患者身上也会出现人类的普遍特征，虽然没有经过内在的调整，未经强化，却也会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神经症和精神病离精神生活的本质并不遥远，它们确实只是精神生活的变体。

患者对确定的神经质生命线的坚持，根植于一种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的目标是我们学派所提出的“向上运动”（upward movement）。如果沿着患者的生命线，沿着我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进，我们就可以理解患者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这意味着他只会操控个人所获取的经验和观点）来强化自己的自卑感，并以此来推卸责任的。因为他会认为自己的自卑感是来自遗传、父母的失误或其他因素，而最后，我们通过他的行为和策略认识到他对“完美”的坚持，那么如果我们在某个特殊时刻发现他的行为偏离了预期方向，我们一定会非常惊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会将这种“偏离”细分为四种模式，每一种都值得我们留意，因为患者会在某个特定的点上，试图在自己的预期行为和决定之间准确无误地设置一个“距离”。总体来说，患者设置障碍看起来像是一种“怯场”，而这种怯场会表现为神经症症状和疾病。这一疾病与患者有目的性的“距离”相一致，经常表现为患者身体状况的变化。患者会用不同的强度塑造这种疾病，这让他能够从世界与现实中脱离出来。这样，每一位神经学家在要考虑疾病的多方面等级的时候，都可以将患者的疾病常态与患者自身的经验相对照。

1.退行运动（retrogressive movement）。包括自杀，自杀未遂，严重的广场恐怖症，精神性癫痫发作，强迫性脸红和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神经性哮喘，偏头痛和严重的癔症疼痛，癔症引发的瘫痪，意志丧失，缄默症，各种严重的焦虑发作，拒食，健忘症，幻觉，酗酒，吗啡成瘾，等等。另外，患者还可能经常出现犯罪倾向。患者经常会焦虑，也经常会梦到跌落和犯罪，这说明他身上夸张的预防措施在起着作用——他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充满恐惧。对患者来说，外部强迫的概念被极大地扩展了，他过分敏感地拒绝所有社会与人道的要求。在一些严重的病例中，患者会终止所有有益的活动。对患者来说，能够证明自己患病，自然有积极的一面：这种证明能够判定患者的个人意志，让患者能够消极地战胜正常的社会需求。这对其他三种模式也同样适用。

2.中止（cessation）。我们对患者有一种印象，好像患者周围有一个魔术圈，让他无法与生活的事实进行更加密切的接触。他无法面对真相，无法对他的价值进行思考，无法做决定。患者罹患神经症的直接原因来自工作任务、考试、社交、爱情以及婚姻关系。如果它们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并影响生活的话，患者就可能因此患病。焦虑，记忆力减退，疼痛，失眠及随后引发的工作能力丧失，强迫现象，阳痿、早泄、手淫及完全丧失性能力的性变态行为，哮喘，癔症性精神病，等等，都是患者为防止外界过度入侵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这同样也适用于第一类不那么暴力的外界攻击。患者会经常做梦，梦到自身被限制，无法实现理想或参加考试。这会具象地勾勒出患者的生命线，让他在这条路线的某个特定的点上突然停下来，构建自己的“距离”。尼布尔（Niebuhr）[84]在《罗马史》（History of Rome）中写道：“国家的虚荣心和个人的虚荣心一样，都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意味着承认自己权力的不足，这比其他不光彩的事情都更严重，这种失败会让人放弃努力，懦弱地接受事实。害怕失败让人们卸下伪装，而接受失败让他们得以活下去。”

3.犹豫不决，也就是心理上和现实中的“来回”摇摆不定。通过这种方式，患者可以让他心理与现实的“距离”更加安全。这一距离会以上述疾病，或是与疾病相伴的犹疑，即一种“太晚了”（致命性的延误）的想法作为终结。我们会千方百计地消磨时间，这让强迫性神经症有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一般来说，我们会在患者身上看到如下机制：他会将一种困境召唤到生活中，并将其神圣化，然后试图去掌控它。我们总是会发现患者有清洁强迫、病态的谨慎、害怕与他人接触（这同样也是患者对“距离”掌控的空间表现）、拖延、进度倒退、破坏工作进程、总是不触碰某些东西等特征。就像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延误了工作和决策，是因为我们对无关紧要的活动和娱乐有着“不可抗拒”的强迫性关注一样。等到我们要采取行动时，已经为时已晚。或者我们会发现，就在要做决定的前一秒，某种困难会突然出现，而它通常是我们自己构建出来的（例如怯场）。这一行为与前一种模式明显有关联，但区别在于，在前一类情况中，患者往往会中止决策行动。患者经常会梦到一种“来回不定”的运动，或者梦到自己在执行生命计划时突然开始拖延。患者的优越感和对安全感的渴求，会通过一种“虚构”的假设被揭示出来。患者总是会谈到这种“虚构”的假设从未被他忽视，也从未被他理解。患者说了这些话，但是并不理解它们。患者会从一个假设句开始辩解：“如果我没有（得这个病的话），我就会是第一名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患者坚持自己的生命线，那么他就永远不会从这个生命谎言中解脱出来。一般来说，这种假设句会包括一些无法实现的条件或是患者的计划，是否对其做出改变，完全取决于患者自己。

4.个体对“障碍物”的构建和掌握，正是这种“距离”的标志。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太严重的病例，这些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偶尔也会有过得精彩的时候。有时，这些疾病是自发产生的，或因为一些治疗，从更严重的疾病中继发性地产生。有时候，医生和患者都会轻信患者身上的疾病“残留”（remnant）不过是原来存在的“距离”。但是，患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它，而它还有更强的社会意义。就像患者以前构建这种“距离”是为了断绝关系，现在，患者构建“距离”是为了胜利。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猜到这种方式的“意义”和目的：有了这种“距离”，患者既不受自己判断的影响，也不受他人对他的自满和威望的评价影响。如果这个决定对他不利，那么他可以退回到自己的困境和他（自我构建）的疾病证明上。相反，如果他胜利了，那么他就会想：如果我身体好的话，那还有什么是我不能实现的呢？我虽然生病了，却依然达成了这么多成就，这些可以说是我只用了一半能力就完成的啊！患者对这一类症状的“安排”是：轻微的焦虑和强迫状态，疲劳（神经衰弱），失眠，便秘和胃肠功能不佳（这既会消耗患者的体力，也会消耗他的时间，并且患者还会把这作为一种刻板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头痛，记忆力减弱，易怒，喜怒无常。患者会固执地寻求一个顺从自己的外在环境，并且一直都对这种环境抱有敌意。另外，患者会有带有迷信色彩的手淫及处理秽物（精液）等行为。自始至终，患者都会测试自己，以判断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患者还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认自己在病理上有着一些缺陷。通常这一结论不会被表达出来，却很容易被我们辨认出来，它隐含在神经症的“计划”中，处于患者的生命计划的保护之下。一旦患者有效地建立了这种“距离”，他就可以允许自己求助于某些其他方面的力量，或者会与他自己的态度相抗争。他的计划路线是由以下因素组成的：潜意识地构建一个“距离”，并对这种“距离”进行或多或少徒劳的攻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神经症发展的阶段中，患者与他的症状、抱怨、绝望和可能产生的内疚感的斗争，主要是为了强调症状在他眼中和环境中的重要性。

最后，我发现，在这些神经症的生活手段中，所有与成功有关的责任感似乎都被抛弃了。这一因素在神经症中占有多高的地位，我稍后会进行解释。因此，神经症患者总是没法融入社会，与陌生人建立关系，只能退缩到与家人、亲属生活。如果患者经常进入更广泛的社交圈子，那么他总是会表现出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圈的倒退回归倾向。

但是，与个体心理学学派的观点相一致的是，我们很难把神经症患者和健康人的行为进行比较。最后，分析认为，不管是哪种心理行为，都应该被理解成个体事先准备好的“答案”，来回应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经常会在个体身上发现他自己提出的前提假设、安全机制以及生命计划。

我们所说的几种“距离”类型与神话和诗歌的创造有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但这没什么奇怪的。它们都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源于类似的思想和思维方法，自然会相互影响。在艺术形象的生命线中，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距离”的象征。它在悲剧人物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那些为社会寻找新的陌生道路的人，更可能会面临与现实脱节的危险。上述几种类型中都存在着虚荣心和不安全感的相互作用，它们会让“命运的突变”浮出水面，而且会在个体的“距离”之内限制他采取果断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