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阁城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过花钱请人画领袖像这件大事之外，村上还每日里安排学校几个高年级娃娃站在村头按时按点地敲一阵锣鼓，活像护秋吓山猪一般鼓噪得村上多多少少有点声响。栓柱心里却比谁都清楚，自己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从本质上讲，压根就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内容，也无法和人家城里那种轰轰烈烈的闹法相比。若真让人家戳破了这层假象，作为村支书他绝对是吃罪不起的。凑巧得很，正在他苦于找不下一个革命的“对象”的时候，村上却逮住一个进村行窃的毛贼。
就在昨天夜里，四队的一副架子车轱辘夜里被人偷走了。谢有福领了一帮子人寻找了半天，东西最终在大车店废弃的老店窑里找到了。据推测，盗贼一时没能拿走赃物，隔天肯定还会来偷运的。不出所料，沟东伏六公社北伏蒙大队一个下狼杈子的人，当天晚上刚刚钻进藏东西的那面土窑起赃时就被逮了个正着。
栓柱马上来了精神。这件事情不管大小，已经能够挂上“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条了，趁此开个群众大会闹点声响，村上这场革命至少就有点实际内容。可是，当那小偷刚刚被人带到祠堂，两人四目相碰的一瞬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原来，这个老实巴交的外村人正是以前和高书记一同上过朝鲜的老战友，本人还在他们村里当过一阵子村干部。以前，这个人经常来找运喜撵兔打猎，村里许多人都认识这个脸上留着一块大伤疤的苟存德。当他被带进祠堂，在栓柱认出他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栓柱，立即羞愧得低下头，半天都不愿再抬起来。
栓柱一看人还被五花大绑着，脖子上的那副架子车轱辘压得他已经有点吃不消了，马上让先解了绳子。听了半天，这才知道老汉家里炕头瘫着个病老婆，这几天已经揭不开锅了。栓柱也不想把这个熟人咋样了，只有把人款款放走才是上策。他派谢舍娃半夜偷偷把人送出村口，走时还给塞了几个糜面馍馍……
吃过晌午饭，他百无聊赖地来到子升家看画画。这头刚进门还没等他把凳子暖热，大队会计谢安民就跟屁股赶了过来，叫他赶紧回大队去，高书记来了。
看安民说话那急迫的样子，他几乎一路小跑着来到祠堂，这头双脚刚迈进二门，一眼就看见高运喜身边还坐着一位身穿藏蓝毛花达尼中山装的白发老者。
他这头一进门，运喜也顾不上客套，马上站起身来给他介绍说，面前这位“靳同志”是国务院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并示意他不要紧张。栓柱牙疼一般地吸了一口气，惊得半天不会说话。运喜看似随便地问了詹木林最近的生活情况后，这才跟他郑重地说了一句话——“有个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咱们村的这个詹木林是个国际同志。”接着，他把老詹如何在朝鲜被俘，后又在志愿军总部为我军服务的事儿简短地说了一遍。
栓柱听着听着直惊得手心冒出了点点冷汗，加上老婆中午做的是红苕稀饭，肚子里此时不迟不早似有一股热烘烘的气体在猛烈地升腾！未已，那股热气好像顺着肠子终于寻找着了出路，他实在是控制不住满腹的憋胀了，也顾不上有中央的大官在，省着劲儿长长地放了一个响屁……
高运喜生气地盯了他一眼，靳同志却完全没有介意，依然语重心长地接过高运喜的话头对栓柱说：“你们多少年来对詹木林同志的悉心照顾，我已在公社听高书记讲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鉴于眼下的形势，中央首长专门指示，让我们下来分别征求一下本人意见，要采取一切手段，尽最大可能地把他们先保护起来。听高书记讲，詹木林同志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在村上公开，十年来，你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你，谢支书吧？你这就亲自去把他找来，我和高书记跟他谈会儿话……”
栓柱木呆呆地听完他这一番话，从凳子上站起来时腿脚都僵了，虽然勉强站起来了，一时却还迈不开脚步。不过，他依然一边满口称是一边趔趔趄趄地出了祠堂耳门，扶着墙走了几步。接着，可着力气一路朝老詹家跑去。
这阵子，栓柱的思维一直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他万万没有想到，老詹这个洋荤子居然是个美国佬！且不说别的，“美国鬼子”这玩意儿他只在电影上见过会动的活物，自己的村上居然窝着这么个真家伙！再说，这货也真他妈能守得住口……他一路发昏地小跑到巷头，碰上老大正在给队上盘粪土。他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这才恢复了理智般小着声问了一句：“大、大哥，老詹，麦……秀他们在家么？”
老大不知发生了啥事，虽然看到三弟神色不好，依然爱理不理地随口说：“你问我，我问谁去？人家是六队的人，谁知道呐。”
栓柱一时不知所措，转身就要走人，老大这才慢条斯理地跟屁股丢了一句：“你找他俩啥事嘛？晌午那阵好像开上拖拉机上麦秀娘家去了喀。”
栓柱也不应声，仍然不放心地去老詹家门上看了一遍，大门上果然挂着一把“将军不下马”大铜锁。他忙折身追上大哥的驴车，小声交代说：“你快把粪土卸了，立马到麦秀娘家跑一趟。见了面也先不要告诉麦秀，只告诉老詹就行了，就说高书记领了个远路客找他有点事……就这！”
老大把牲口吆喝住，奇怪地问：“等不着人回来吗？”
栓柱着急地说：“等不着喀！高书记候在大队等人哩，也没给我说到底是啥事……对了，你也得先给我保着点密，见谁也不要提说有人找过老詹这件事情，你记住了没？”
栓柱从来没在大哥面前这么丢三落四地说过话，老大低头一想，立即肯定三弟这阵真是遇上个过不去的坎儿了。于是，再不多问，扎好粪耙响响地在驴屁股上抽了一鞭，那头骟驴立即就拉着架子车尥起蹶子小跑了起来。
却说老詹开着拖拉机刚刚从大路上返回村庄，一路并没有遇上谢要栓，一进村口，却碰上了心急火燎的谢栓柱。
栓柱尽管装出一副啥事没有的样子，还是十分不合规矩地握住老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像看牲口牙口似的直盯着老詹那颗大鼻子寻找了半天异样这才结结巴巴地开口说：“你看是这……驴哥，高书记来了，还来了一个远路客，这阵子都还在大队候你哩……”
站在一旁的杨麦秀只是好奇地望了栓柱一眼，从车后座上取下包袱正要回家，老詹转身给她安顿说：“秀，你把拖拉机开到饲养室车棚里去，我去和高书记说个事情。记住，晚上我要请高运喜大哥在家吃你亲手擀的长长的面条！”
麦秀嗔笑着回答他：“看你个撑眼样子！”说完，丢了一个媚眼，把包袱放回车座，自己跳上去突突突地把拖拉机开走了。
老詹进了祠堂的耳门，高运喜和栓柱就知趣地回避出去了。
老詹粗粗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很随便地问：“您是专门找我来的吗？”
来人回答说：“是的。我是国务院外事局的靳辅臣，你称呼我老靳就行了。”
两人只寒暄了几句，老詹就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啦？”
老靳给他解释说：“詹木林同志，鉴于最近国内的形势，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特地让我亲自来告知您，如果您在这里生活不习惯或受到不公正待遇，可能或者已经给您造成了一些麻烦的话，您可以在这个表上签一下字，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复您的请求。”
老詹接过那张表看了看，奇怪地问：“要我离开村庄么？”
来人肯定地说：“是的。如果您还有更具体的要求，比如暂时申请移居香港或者选择其他地方，我们都会满足您的要求的。”
老詹立即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说：“奴奴。靳同志，这里有我的家，还有我的妻子和儿女们。我不准备到任何地方去，至少在目前，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公社去做一个城市居民。你不知道，我们的公社明年要干多少事呢！”
这个老靳很有些震惊地问：“这么说，您在这儿生活得十分愉快啰？”
老詹肯定地告诉他：“十分快乐。你们住在城市里当然不知道，我们公社的人们一块劳动、一块儿去分享收获的快乐。尽管生活还十分贫苦，但是，连年都是大的丰收，我们一定能过上富足的生活的！还有，这里没有仇恨和丑恶，他们都把我当成一个好的朋友、一个普通社员看。你没有见过我的妻子，她很漂亮，还有我们的儿女也很漂亮，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呢？”
靳同志想了想，觉得这个善良的老詹说的可能都是实话，他应当尊重他的意愿，便说：“好，我会把您的情况作一个专门汇报的。不过，我得给您留下我的办公地址和我在北京的家庭住址，万一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和写信都不方便的话，请您直接上家里来好了……”
老詹接过那张印着黑字的白纸片，十分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小心地收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这时，靳同志把高运喜和谢栓柱喊了进来，反复交代说：“詹木林同志的一切，你们俩要向党和人民负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为好。我想，他在你们这里或许是更为合适的地方……”说完，又问高运喜，“他的生活待遇还能落实吗？”
高运喜马上回答说：“县民政局一直按省上下的那个文件给他每月发放补贴，生活目前没什么困难。”
靳同志反问道：“假如县民政局陷于工作困难之中呢？”
高运喜还不能理解政府的办事机构怎么会陷入“工作困难”，几乎没有思考地说：“还有我这个公社书记嘛！”
靳同志又追问道：“你如果也不能为他说话撑腰呢？”
一听这话，高运喜一时还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你是说……我会被限制自由？”
靳同志十分诚恳地告诉他说：“我们都要多想几个怎么办才行。这次，我从省里直接调阅了他的档案，但没有给任何人透漏过此事。不过，我这里带了三千元钱，请大队替詹木林同志收下。还有这位谢支书，请你们二位记住，到任何时候，都要坚信我们的党能推翻一个旧中国，也能医治好自身的创伤……”
高运喜庄重地替老詹接过那一叠沉甸甸的人民币，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谢栓柱这阵子也不知哪来的胆子，居然讪讪地在一旁赔着笑脸，低头哈腰地对靳同志连连保证道：“我代表半阁城全体革命群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忠心，坚决保证把老詹保护好，他放在我们村上绝对丢不了喀。”
靳同志一看事情已经办完了，便要起身走人，高运喜也不敢留人家吃饭，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敢说。栓柱也一言不发地跟随着他们一起把贵客送出了城门。
谢栓柱这才抬头向远处瞭望一阵，他真真切切地看见六队的地头上停着一辆黑色的“屎巴牛儿”小车，周围好像还站着两个佩戴手枪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