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且严重的精神疾病，具有自杀率高、社会负担重的特点。患者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兴趣、快感缺失，持久的心境低落，严重时甚至出现自杀倾向。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刊发关于抑郁症的全球健康评估指出，2015年全世界抑郁症患者数量为3.22亿。中国有超过2 600万名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因抑郁发作导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为5 000万，造成的经济负担每年高达621亿元。

中医学认为抑郁症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脏腑功能失调所引起的一类病证。临床表现主要为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胁胀痛，或易怒喜哭，或咽中如物梗塞、不寐等。以情志内伤为主要因素，病机发展以气郁为先，进而变生他证。

抑郁症的记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中国社会的思想开放，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医和、扁鹊等名医相继涌现，《内经》已有对抑郁症相关症状的描述，并从多方面阐述了抑郁症的病因治法，提出“思则气结”“忿怒伤肝”“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思伤脾，怒胜思”等理论，是现代心理治疗的雏形。后又有以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为代表的医家发扬，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提出了抑郁症相关的病名，为后世抑郁症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并逐渐形成抑郁症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后世医家临症的重要理论基础。

隋唐时期，抑郁症诊疗的相关记载更为丰富，不仅症状描述趋于翔实，而且对抑郁症伴随症状的记载亦颇为丰富，出现了因病致郁的病理演变阐述。认为抑郁症的病因多由于伤寒大病后失调，情志失节，尤为惊恐忧思等所引起。阐述了抑郁症在发生、演变及治疗转归上的特点，将“奔豚病”分为“忧思奔豚”和“惊恐奔豚”，形成了对抑郁和焦虑的鉴别诊断雏形，治疗上除药物治疗外更注重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治疗。

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医书得以被大规模整理刊印。政府医政体制的改进，如设立太平惠民和剂局、采取发展医学教育等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从众多医籍文献中可管窥抑郁症的证治内容，有丰富的病证范畴及证治，在“百合病”“奔豚”“梅核气”“脏躁”的治疗上承袭仲景要旨，发展出行气化痰的治法，“抑郁（郁病）”的治疗注重清心安神，调和气血。提出“妇人多郁”的观点，出现产后抑郁的病脉症治，重视情志因素在外科病证中的影响。

金元时期，以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为代表的医家开创了学术争鸣的新局面。各医家既奉《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圭臬，又将新体会与应用心得加以发挥，推动了医学的全面发展。这一时期重视情志致病，形成中医精神医学的雏形。在研读经典的基础上，金元医家还对“情志致病”理论进行了发挥，特别是朱丹溪秉承张子和情志致病的观点，在《丹溪心法》中将该类疾病命名为“郁病”，提出“气血痰火湿食”之病因，并对症给予越鞠丸治之，形成“郁病”诊疗的新体系，至今仍指导着精神疾病的中医临床治疗实践。

明代医学临床水平在前代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医学正传》首先采用“郁证”这一病证名称，并逐渐把情志之郁作为郁病的主要内容。《景岳全书·郁证》将情志之郁称为因郁而病，着重论述了怒郁、思郁、忧郁三种郁证的证治。在具体抑郁症相关病证方面，除沿袭仲景和前代经验观点，特别是金元朱丹溪“六郁学说”之外，补充和发展了抑郁症相关病证的大量方药及新见解。其中，以卑惵的证治发展尤为嘱目，其主要临床表现特点、病机要点和治疗方药均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另外，郁证郁病从脾论治的记载也值得关注。

清代考据风气盛行，不少医家对重要的古典医籍，如《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注释工作，对前代医家的相关抑郁症的学说又有了重要的注解和发挥。例如，五郁学说、六郁学说、张景岳郁证学说等，并有大量注释本刊行。值得关注的是，以医案为代表的郁证临证著作的大量出现，说明不少医家对该病的诊治有了很高的水平，这也为现代临床提供了诸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