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间，似乎觉得不应再背负秘密，八十过后的勒卡雷决定向追随他多年的读者揭露自己。继2015年出版迄今为止最完整翔实的个人传记后，今年九月他又将出版一部回忆录The Pigeon Tunnel，其所记或人物事件，或器物场景，看似零星，却很可能会成为理解其作品完整意义的关键编码片段。
The last official secret（最后的官方秘密）一节中，勒卡雷从年轻时他头脑中一个古怪信念讲起——多年来他一直认为这个国家最“火爆”（hottest）的秘密锁在一只破旧的绿色保险箱中。保险箱放在一间顶楼办公室内，这间办公室所在大楼位于圣詹姆士公园地铁站附近，楼道复杂幽暗，只有获得特许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进入。大楼是军情六处总部，顶楼是首长办公室。勒卡雷二十出头刚刚加入间谍机构时就听人家说，那保险箱内的秘密文件只有情报处主管本人能够阅读。
岁月匆匆，事情来了。大楼要拆迁，新总部将坐落于泰晤士河岸，丑，而且现代化，在此之前情报处所有人员和动产先搬到临时驻地。关于那只保险箱展开了激烈讨论，让起重机、撬棍和沉默的人们护送它完整抵达下一个时代吗？高层反复争论，终于达成决议：无论保险箱中的东西多么神圣宝贵，也已不再适合现代世界了，打开它。不管那会带来多少麻烦，宣誓、详细归档、根据其敏感性重新授权，开无数会签无数字，总之，打开它。
但是，那把钥匙呢？现任首长不知道，他从未动过打开保险箱的脑筋，对其中秘密毫无兴趣。他的生活哲学是不知者不会泄密。前任呢？前任的前任呢？谁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儿。登记处、秘书处、内保部门，问了一大圈，没有人知道，永远板着面孔坐在厨房椅上的看门人也不知道。大家只晓得保险箱根据“蒙塞”（Menzies）先生的命令安装，“蒙塞”是二战时期情报处的领导人。钥匙在他那儿吗？是他从字面意义上严格履行了誓言：把秘密带进坟墓么？他有理由那么做，是他创办了英国战时密码破译机关“布莱切利公园”，他上千次密会丘吉尔，他既联络欧洲地下抵抗组织，也接触纳粹德国情报机关头子，天晓得那保险箱关着什么魔鬼，放出来也许就是世界末日。
情报处有能人，他们找来开锁专家。稍一摆弄就打开了，速度快得让人意外——那也太容易了吧？但保险箱内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等等，这地方可全都是阴谋家，训练有素，不会轻易上当。这个保险箱会不会是个假饵？它有没有夹层？它是不是掩盖着真正的秘密洞穴？一根铁撬棍送进房间，轻轻地从墙上撬下保险箱，高级长官亲自伸头过去，检视保险箱与墙壁的夹缝。哇，传来一声惊叫，瓮声瓮气，像是来自远方。他伸手进去，慢慢抽出来一团东西，灰扑扑，仔细看是一条旧裤子，有一小片档案标签，用尿布别针钉在裤子上，打字机字体清晰可辨，宣告裤子的主人是鲁道夫·赫斯，纳粹党副党魁，元首希特勒的亲密同志。当时他自己驾机降落在苏格兰，试图与汉密尔顿公爵单独媾和，因为他得到错误情报，以为汉密尔顿公爵同情纳粹。标签下方另有一行手写体，是情报处首长传统上使用的绿色墨水：请送实验室分析，也许能提供一些有关德国纺织工业的重要信息。
最大的秘密是没有秘密，加上一条脏裤子。不知勒卡雷是从什么时候起猜到保险箱中其实没有什么秘密的。他小说中那些情报机构，从来都没有完成过什么有意义的情报业务。书中人物永远都陷入假情报或者反情报陷阱中，希望渺茫，努力脱身。“巫术情报源”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故事最大的秘密，最终却证明都是毫无价值的伪造情报。五十年后，八十高龄的勒卡雷出版了《微妙的真相》，小说中事件的缘起仍然是一条假情报。
与史迈利的对手不同，《微妙的真相》中假情报的提供者是国防承包商。“巴拿马裁缝”们，以及格林笔下那种“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们，如今早已企业化。合法的情报骗子专项承包国家机构情报业务，假情报引发的行动和灾难结局被锁进国家最高机密的保险箱中，谁都不想打开它。在后冷战国际政治机制下，此类外包业务渐成惯例。针对敏感地区的间谍活动由私人公司承保，各国政府借此可以免除国际法责任。有关当代间谍活动的报刊报道中偶或见到一个词组，据说是情报业内行话，“cut-off”可以用来指称这种秘密行动或这类私人情报机构，因为对官方机构来说，把敏感业务（脏活）交给此类公司操作，目的就在于让它们成为一道防火墙，或者说一副白手套。争议、失败和丑闻一旦出现，官方便能切割关系，撇清责任。
在小说中，灾难事件真出现了。虽然是假情报，可是按预计没什么要紧。行动小组扑个空，写个报告上呈，总有理由可循，行动中偶然疏漏被对方发现，对方无故突然改变计划。一个小小失败，很正常，事情会完全掩盖起来，锁进保险箱。因为相关各方已提前兑现了利益。可谁也没有事先估计到小说中出现的那种情况，小失败变成大悲剧，当然在大部分参与其中者（包括部长、公司老板、雇佣兵头领）看来，那仍旧不过是一个小小意外，但有人就不同意了。
其中包括一名特种部队战士、一个老外交官和一位高级文官秘书。后面两位多少能看到一点作者本人的影子。勒卡雷年轻时也曾派驻使馆，工作业务范围与托比·贝尔差不多。老外交官基特·普罗宾退休后住在康沃尔，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勒卡雷自己也长期住在康沃尔，附近居民都记得他，下午独自步行在山谷坡地间，嘴里喃喃自语，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激动起来甚至站在面对大海的峭壁上朗诵，看样子好像都是些戏剧台词。
这些不同意把悲剧仅仅视作小小意外的人们想要揭露真相，可大人先生们认为真相十分微妙，必须掩盖起来。真相也是脆弱的，一不小心就会碎裂、溶解、消失。在勒卡雷自己那个时代，政府机构人员常常在说话中用到delicate这个单词，意味某种特别敏感的秘密，一旦揭露会引发政治危机，必须把它们牢牢锁进保险箱。能不能打开这个整个英国统治阶级（establishment）精心维持着的秘密保险箱，只能依靠这少数几位反对者。
勒卡雷曾对《电讯报》采访记者说，他确实变得越来越激进。他甚至改变了政治立场，不再给工党投票。因为新工党倾向富人的政策，因为新工党在外交政策上无所作为。他觉得把国家权力让渡给私人公司企业，很可能让英国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在《微妙的真相》中，他设计了一个新工党部长，充满野心和私欲，是他让英国政府卷入一个行将暴露的丑闻之中，让整个国家机器无可奈何地帮他一起掩盖真相，收买、暗杀知情人。
勒卡雷的后冷战间谍故事确实反映了作者某种更为激进的态度，与从前史迈利们不同，勒卡雷笔下这些新时代正义战士不再有各种精神困扰，他们不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只是勇敢地、几乎本能般地选择了某种道德立场。这确实让故事和人物变得简单了。甚至这也可能跟故事本身某种内在逻辑必要性有关，因为抽离了冷战这个大前提，故事中人也许需要更鲜明的立场才能投入战斗。然而归根结底，那是勒卡雷一以贯之的想法。在勒卡雷的间谍世界里从来就有两种敌人，一种站在冷战敌对那一方，另一种则躲在己方内部，冷战结束后，他们成了最大的敌人。他们是腐败机构和僵化体制、阶级、公学教育、利欲以及“微妙的真相”。是他们给世界带来伤害，是他们伤害了他的托比·贝尔和普罗宾们，是他们让他的史迈利们徒劳无益地付出代价，成为牺牲品。
勒卡雷回忆录的书名是The Pigeon Tunnel（《鸽子隧道》）。勒卡雷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多次考虑以它作书名，《纯真伤感的情人》、《荣誉学生》、《史迈利人马》，不知为何全都作罢。一直到八十多岁出版回忆录，才有机会用上。
多年来，“鸽子隧道”的意象始终萦绕在勒卡雷心中，他终于有机会用它做了书名，并且在序言中讲述了那个故事。在勒卡雷快过二十岁生日时，他父亲决定把他带进自己的生活——到蒙特卡洛来一场赌博狂欢。他们入住的赌场酒店外有一片草地，面对着地中海。赌场管理人把它设计成射击训练场，绅士们午饭后便来这儿打几枪。草坪底下埋着成排细窄管道，管道另一端在大海岸边露出地面。赌场在楼顶上饲养了大群鸽子。成群的鸽子被人从草地一头塞入管道，它们顺着这条地下隧道拥挤前行，终于来到大海边。它们振动翅膀，腾空而起，射击场绅士们手中猎枪齐齐开火。这时候最让勒卡雷感到震惊、让他无法忘记的一幕发生了，那些未被猎枪打中的鸽子并没有就此逃逸，反而再次回到赌场楼顶，因为自出生以来它们便栖息于此。等待它们的将是下一条隧道。
也许对于勒卡雷来说，意识形态敌人并不是最大的敌人，官僚机构中几名腐败高官也不见得能给世界带来多大灾难。是那个类似“鸽子隧道”的社会结构，让他的小说中人陷入某种永恒梦魇——努力前行，却永远只不过挤向牺牲品命运。
尽管已是八十高龄，勒卡雷在《微妙的真相》中仍旧展现了娴熟的叙述技巧。时间线、视角、尤其是人物对话。勒卡雷小说中的对话独具作者个人印记，有人将其形容作某种“腹语术”风格。那些说话声像是被窃听者记录，看不见对话者，声音却清晰可辨。那些声音疏离、断续，有时候需要在不同场景中多次回味才能辨识其意义。那些对话甚至总是跟正在说话的书中角色不在同一个时空中，具有它们自己的独特戏剧魔力。这也许跟勒卡雷的写作方式有关。我们先前说过，康沃尔的邻居们常常看到勒卡雷独自散步，口中自言自语，那正是作者在构思人物对话。勒卡雷写作时往往在书桌上先写好叙述部分，随后才重写对话。这部分工作他通常在散步时完成，他有戏剧天赋，会导会演，他想象对话场景，独自扮演小说中不同角色，让他们互相对话，回到家中用打印机记录那些声音。
小白
2016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