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凡
俄国资本主义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就有了长足发展。它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有力地冲击了俄国传统的贵族庄园文化。进步的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新时代的气息和特点，在艺术上迅速地做出了反映。作品通过对两个不同代表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和不同处世哲学的冲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与落后的贵族宗法制习俗的矛盾斗争中，作家明确地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暴露和批判了后者的弱点及其种种弊端。
作品着重塑造了三个不同的艺术形象：亚历山大·阿杜耶夫、彼得·阿杜耶夫和丽莎韦塔·亚历山德罗夫娜。侄儿亚历山大和叔父彼得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内蕴。亚历山大生长在旧的宗法制庄园里，从小受母亲和家人的宠爱，在保姆吟唱的摇篮曲中长大，在贵族学校里受教育，完全是一个由贵族庄园文化熏陶出来的人，被称为是三重的（即从人性、教育和生活环境而言）浪漫主义者；他心气很高，而且文凭上写着：通晓十多门学科，懂得五六种古今语言；最向往作家的名声。但他好高骛远，不务实际，耽于幻想。他的叔叔在京城做事，繁华都市的喧嚣，不断地传到乡村，他待不住了。
“我在乡村里待腻了，这里的生活太单调……我要到城里去享受生活。”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要去京城闯一番事业。
就这样，亚历山大带着天真的、浪漫主义的一腔热情来到了彼得堡。到京城后，他遭到的第一棒喝，就是叔父彼得对他的冷漠态度。亚历山大本以为，叔侄初次相见，叔叔一定会展开双臂热烈拥抱他，热情招待他。然而不，叔叔避开了他的拥抱，甚至都不瞧他一眼，皱起眉头，借口工作忙，无暇接待，更别说请吃饭了……叔叔只是像接待一位房客那样接纳了他。其实，叔叔采取这种态度，并不都是出于恶意。他是要教育侄儿，打掉侄儿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幻想气质，让他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不要想入非非。他是在给侄儿打预防针。可惜侄儿并没有觉悟。当然，叔叔对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也不能看成只是他个人的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待人接物的一种新的态度，是城乡两种人、新旧两个时代的两种不同处世哲学的具体表现。当叔叔看见侄儿没有接受他的教导时，便诚恳地对他说：“说真的，你还是留在乡下那边比较好，你会风光地过一辈子；在那边你可能是最聪明的人，可能被认为是作家和有口才的人；你相信永世不渝的友情和爱情，相信亲情、幸福，在那边娶个媳妇，不知不觉地活到老，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按这里的观念，你会不幸福的，因为在这里，所有那些观念统统应该倒翻个个儿。”是的，时代变了，在金钱支配一切的资本主义现实里，昔日的所谓的友情、亲情、爱情、荣誉等也必然要受到挑战。亚历山大所崇奉的那一套贵族宗法制的观念和浪漫主义的空想已经行不通了。他来到京城后，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闯，却到处碰壁：爱情啦，宦途啦，事业啦……在现实面前，一一被粉碎，碰得头破血流。他谈过三次恋爱，第一次是他爱上了娜坚卡，结果女人变了心，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二次是他为了完成叔父交给他的一个任务——去拆散年轻寡妇尤丽娅与苏尔科夫的爱情，不料自己却陷了进去，弄得十分狼狈；第三次是他遇上了一位真心爱他的姑娘丽莎，但由于姑娘的父亲坚决反对，而最终告吹。在官职方面，由于他没有脚踏实地地干事，沉湎于舞场和恋爱，因此多年得不到提升，后来的人一个个都成了他的上司，让他无地自容。在写作方面也一事无成，寄出的稿件，屡被退回，最后他把全部书稿付之一炬了事。在精疲力竭，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返回了庄园。
小说尾声中，亚历山大后来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决定接受叔父的人生哲学，并再次请求叔父帮助，回到京城，奋斗了几年后终于获得了成功：他当上了六品文官，薪俸丰厚，还有不少外快；企业经营上亦有建树，并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给他带来二十万的现金和五百个农奴。他终于顺应潮流，与叔父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彼得高兴地对侄儿说：“你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认为你不会有什么出息。你那时脑子里尽装着一些古怪可怕的想法，尽在天空中飞……不过全都过去了，真是谢天谢地！你在各方面就跟着我的足迹前进吧……”
彼得·阿杜耶夫是作家塑造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是作为侄儿亚历山大的对立面出现的。彼得十七年前就跟着哥哥——亚历山大的父亲来到了彼得堡，哥哥不幸去世后，他一个人在京城打拼，成就了一番事业。他是彼得堡一位显赫的富人，是官府中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官员，胸前挂有多枚勋章，有自己漂亮、高级的住宅；他是一位能干的社会活动家，又是稳健的企业家，拥有一年可得纯利四万卢布的大工厂。他为人讲究实际，反对侄儿不切实际的空谈，主张一切服从理性，崇尚实际目标，从物质利益出发，不讲情面，否定有永恒的友谊和爱情。他对侄儿说：“我从不跟任何人亲近到依依不舍的程度。”“我只把那些与我经常来往、给我带来好处的人称为朋友……干吗白供人吃喝呢？”“处处都得盘算，谁不盘算，我们俄国人就管他叫缺心眼、傻瓜。”“随处按规矩办事，不轻易相信别人，一切都靠不住，活着只想着自己。”“你们迷醉于爱情、友谊、生活的美好情趣，以为生活仅仅是这一套玩意儿，可叹哪可叹！”的确，他善于盘算，工于心计，精明练达，就是靠这一套处世哲学创出了一番事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新兴商人和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他什么都知道，既通晓一切世事，也了解自己，他知道他所欠缺及蔑视的是感情和热情。他本性上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考虑问题总以自我为核心，对人冷酷无情，缺乏宽宏大度的气量，但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伪善者，他很敬业也很自信，他真诚地认为他这套处世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用这一生活规则对待自己的家庭和妻子，也把它传授给侄儿。他认为，对亲人、妻子也得用心计，需巧妙地控制她的思想和意志，让她用你的头脑去考虑问题，走你所要她走的路，但务必又要使她觉得她是在走自己的路。他对侄儿说：“要想跟女人一起生活得幸福，那就不能像你那样疯狂，而是要有理性，要有许多条件……要善于按周密的计划和方法把一个少女变成一个妇人，还要使她了解并履行自己的使命；要给她划好一种奇异的圈子，划得不要太狭，要让她觉察不到界限，而又不会越出界限，不仅要巧妙地占有她的心……而且还要支配她的头脑和意志，使她的兴趣及脾性服从于你，让她用你的观点去看事物，你的头脑去思考……要安排得好好的，让她不觉得有女人的人格和尊严；要给她在她的天地里的活动自由，可是对她的每种举止言谈都要用你敏锐的头脑去加以监督：她在情绪方面的每一瞬间的波动和变化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丈夫表面坦然、然而是警惕的目光；要建立经常性的监控，却不带任何虐待的色彩；要巧妙地、让她不知不觉地走你所希望的道路。”
这一段精彩描写，让彼得利己主义老谋深算的形象跃然纸上，表现得极其生动而深刻。应该说，彼得这个人物从头到尾都写得栩栩如生，自始至终都显得神气十足。是刻画得最成功的形象，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成就。
书中着重刻画的第三个人物是丽莎韦塔·亚历山德罗夫娜。她是介于亚历山大与彼得之间的一个中间人物形象。她是彼得的妻子，但彼得“从来不跟她谈情说爱，也不曾向她求过爱”。他们认识不久，便谈婚论嫁，草草地结了婚。结婚后他也照样冷若冰霜，不喜欢“内心真情的流露”，认为那是“装腔作势”，甚至还对激情进行嘲笑。为了防止外部的诱惑，他让她的家庭世界变得简直就像一座堡垒，戒备森严，任何正当的感情流露也消除了。直至侄儿亚历山大天花乱坠地对她议论起爱情、幸福、快乐等问题时，她才回想起自己与彼得的整个婚姻生活的悲剧，触动了她深藏在心底的苦涩的秘密：“我的天哪！他结婚的目的难道就仅仅是为了有个女管家，为了让自己的单身汉住宅变得充实一些，让家庭更显体面，为了在社会上有更高身价？”这时她才看到，侄儿和丈夫身上的两种可怕的极端：“一个热烈到疯狂，一个冰冷到无情。”她心里感到害怕、痛苦。然而，这个可怜的女人还极力地掩饰自己内心的悲痛，因为她明白她已处于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境地：丈夫并不是坏人，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为她苦心地营造了十分舒适的环境：给她买豪华家具、各种玩具和贵重摆设，让她生活得幸福。可是她现在却觉得，这一切乃是“对真正幸福的嘲笑”。她得出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她也好，对她的爱也好，都不是他勤奋和努力的唯一目的”。
想到这里，她难受极了，闭起了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但立即又装出平和安详的样子。“可怜的女人！谁也不了解这一点，谁也看不到这一点。而对于这些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伤口、没有鲜血、不是遮上破布而且蒙着天鹅绒的无以名状的痛苦，别人还将问罪于她。可她呢，却怀着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隐忍着自己的忧愁，同时还要找到足够的力量去安慰别人。”丽莎韦塔由于长期陷于这种压抑的无以名状又无法解脱的苦闷之中，终于积郁成疾，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处于“异常麻痹的状态”。
直到要请医生为她看病并追溯病因的时候，彼得才终于意识到，“他对她所采取的手段及冷漠的态度无意中竟意料不到地发展成了冷酷而巧妙的虐待”。“她是被空虚乏味的生活所扼杀的……”而他犯这种错误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冷漠，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当他领悟到这一点时，他害怕了，失眠了，决心要对自己的过火“做出补救”。他甚至决定要变卖自己的全部家产，用所有的钱去为妻子治病。然而晚了，妻子已积重难返，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中肯地指出：“的确，他那件实用的哲学外套是用坚实而又耐久的材料制成的，它能很好地抵御其生活中的困厄。当他活到腰酸背痛、头发变白的时候，他是多么惊讶并害怕啊！他突然发现外套上有一个裂口——是的，裂口只有一个，可那是多么大的裂口啊！他并没有为家庭的幸福操心，但坚信他已把家庭景况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结果突然发现，可怜的妻子竟是他的睿智的牺牲品，他毁了她的一生，把她放在冷酷而压抑的空气里窒息了她。这对于正派人，对于健全理性的代表者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教训啊！”[1]这一教训在于，彼得这种只考虑个人实利而毫不顾及他人感受的利己主义思想，及其排斥一切感情成分的处世态度，首先在家庭生活中就经不住考验。丽莎韦塔这一形象表明，作者虽然在总的立场上是站在新兴资本主义一边的，但在对待资产阶级生活理想这一具体问题上，他持批判态度。在这里，批评家别林斯基与作家冈察洛夫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长篇小说《彼得堡之恋》原名为《平凡的故事》，译者之所以改动译名，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具体作品而言，其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写亚历山大的爱情故事，对其两次爱情都做了较详细的描述。但它并不是一部言情小说，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它的主旨是暴露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弊端，反映滞后的贵族宗法制文化观念在新兴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走向衰亡的命运。作品一方面抨击了贵族青年亚历山大所代表的封建庄园文化的种种陋习：耽于幻想的浪漫主义，不务实际的空谈，乖张而偏狭的人性，沉湎于荣誉、友谊和爱情，等等；另一方面又宣传了以新兴企业家彼得为代表的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创业精神。
但是，与此同时作家也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的进步也必将带来其反面的因素——利己主义和缺乏人性的冷酷。
小说发表后博得许多人的好评。别林斯基写道：“冈察洛夫的小说轰动了全国，真是空前未有的成功。”[2]这位批评家虽然指出，小说主人公亚历山大后来的转变有点“不自然”，但瑕不掩瑜，这部长篇小说“仍然是俄国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批评家尤其赞赏他的语言的优美，认为他的语言是纯正的俄罗斯语言，轻快而自由，没有半点儿抽象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哪怕是描写琐碎的细节时也依然带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