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

那年冬末，谢尔巴茨基家请医生会诊，来诊断吉娣的病，确定治疗方案，使她愈益虚弱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吉娣的病由于节令将近入春，更加恶化。家庭医生要她吃鱼肝油，接着给了她含铁剂，后来只开了硝酸银，可是三种药物都没有效。他就劝她开春出国疗养，还请来一位名医。这位名医年纪并不大，生得相貌堂堂，他要求检查病人的全身。他兴致勃勃地再三说，处女的羞怯完全是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一个未老的男子接触年轻姑娘的身体，那是极其自然的事。他认为这不算一回事，因为他天天都在这样做，根本不觉得或者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他认为处女的羞怯不仅是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而且也是对医生的侮辱。

看来也只好服从了，因为，尽管所有的医生都毕业于同一个学校，读的是同一类书，学的是同一种医学，尽管有人说这位名医其实是个庸医，但在公爵夫人家里和在她那个圈子里，不知怎的，大家都认为这位医生医道特别高明，只有他才能救吉娣的命。这位名医就仔细检查了羞愧得无地自容的病人，然后用心洗了洗手，站在客厅里同公爵说话。公爵皱着眉头，一面咳嗽，一面听医生讲解病情。公爵阅历丰富，头脑聪明，自己又没有病，不相信医学，而且全家只有他一人深知吉娣的病因，因此他对医生耍的这出把戏感到很恼火。“真是个牛皮大王。”他听着这位医生喋喋不休地谈他女儿的病，心里想。医生却强自忍住对这位公爵老爷的鄙视，竭力迁就他的理解水平。他懂得同老头子谈是没有用的，这里的一家之主是母亲。他准备在她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这当儿，公爵夫人带着家庭医生走进客厅来。公爵溜掉了，他认为这场戏太滑稽可笑，但竭力不让人察觉他的想法。公爵夫人十分惊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她觉得她对不起吉娣。

“嗯，医生，您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有话就请您直说。”她想问：“还有没有希望？”可是她的嘴唇直打哆嗦，这话怎么也问不出口。“啊，怎么样，医生？”

“等一下，公爵夫人，我要先跟我的同行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您禀告我的意见。”

“那我们应该回避吗？”

“请便。”

公爵夫人叹了一口气，出去了。

只剩下两位医生的时候，家庭医生就怯生生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她患的是初期肺结核，但是……名医不等他讲完，看了看自己的大金表。

“哦！”他说，“但是……”

家庭医生毕恭毕敬地说到一半住口了。

“您要知道，是不是初期肺结核，我们还不能诊断；没有发现空洞以前无法断定。但推测是可以的。症状也是有的：营养不良，神经容易亢奋，等等。问题在于：如果是肺结核，应该怎样增加营养？”

“不过，您也知道，患这种病总有些神经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因素！”家庭医生露出微妙的微笑，大胆插嘴说。

“是的，这个当然！”名医又看了看表，回答。“请问，亚乌兹桥修好了吗？还是仍旧得兜圈子？”他问。“啊！修好了。那我只消二十分钟就可以到目的地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在于：增加营养，调理神经。两者互相关联，必须双管齐下。”

“那么，出国疗养呢？”家庭医生问。

“我反对出国疗养。请您注意：假如是初期肺结核——但我们还无法诊断——那么出国疗养并没有好处。重要的是增加营养，但必须注意适量，否则反而对身体有害。”

于是名医就提出了用苏打水治疗的方案。他用这个疗法显然是因为苏打水没有任何害处。

家庭医生恭恭敬敬地用心听着。

“不过，出国旅行的好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习惯，摆脱原来的环境，免得触景生情。再说，做母亲的也有这样的希望。”他说。

“哦！那就让她们去吧，但那些德国的江湖郎中会害人的……又不能不听他们……好，那就让她们去吧。”

他又看了看表。

“哦！我得走了。”他说着向门口走去。

名医向公爵夫人提出（纯粹是出于礼貌）他要再看看病人。

“什么！再检查一次！”母亲恐怖地叫道。

“哦，不，我只是还要了解些细节，公爵夫人。”

“请进来。”

于是母亲只好陪着医生再到客厅去看吉娣。吉娣站在房间当中，身体消瘦，面颊绯红，眼睛由于害臊而闪出一种异样的光芒。医生一走进去，她一阵脸红，眼泪便夺眶而出。她觉得她的所谓病和治疗实在太荒唐，太可笑了！她觉得给她治病，就像把一只打碎的花瓶拼凑起来一样可笑。她的心碎了。他们想用药丸和药粉来给她治病，那又有什么用？但她不能伤母亲的心，尤其是因为母亲还觉得对她负疚呢。

“对不起，请您坐下，公爵小姐。”名医说。

他笑嘻嘻地在她对面坐下，按着她的脉搏，又向她提出一些讨厌的问题来。她回答了几句，突然发火了，站了起来。

“对不起，医生，这可实在毫无必要。这话您已经问过我三遍了。”

名医并不生气。

“这是病态的烦躁，”等吉娣走了以后，他对公爵夫人说，“不过我结束了……”

他把公爵夫人看作一位极其聪明的女人，在她面前科学地分析了公爵小姐的病，坚决主张那种毫无用处的饮水疗法。至于要不要出国旅行，医生沉思了一阵，仿佛在解答什么难题。最后他宣布了决定：可以出国，但不要相信江湖郎中，有事只能向他请教。

医生走后，家里仿佛发生了一桩喜事。母亲回到女儿身边，兴高采烈。吉娣也装得很高兴。现在她几乎常常装假。

“真的，我很健康，妈妈。但您要是愿意出国，那我们就去吧！”她说着，竭力装作对这次旅行很感兴趣，并谈到出门的准备工作。

二

医生走后，陶丽来了。她知道今天会诊，因此不管自己产后起床不久（她在冬末又生了一个女孩），也不管自己有许多烦恼和忧虑，抛下喂奶的婴儿和生病的女孩，跑来打听对吉娣的命运究竟做了怎样的决定。

“啊，怎么样？”她走进客厅，没有脱下帽子就问。“你们都很高兴，准是有好消息，是吗？”

大家想把医生的话详细告诉她，可是那医生虽然头头是道地讲了好一阵，要传达他的话却很不容易。唯一明确的是他们决定出国旅行一次。

陶丽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她的知心妹妹要走了，偏偏她现在的生活又很不愉快。她同奥勃朗斯基和解后的关系仍使她感到委屈。安娜所弥补的裂缝并不牢固，原来的那道裂缝总破坏着家庭的气氛。倒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但奥勃朗斯基几乎总是不在家，钱也几乎老是没有，陶丽一直因为疑心他不忠实而感到苦恼，她害怕再尝到妒忌的痛苦，竭力驱除这方面的猜疑。不久前体验过的那种强烈的妒意不会再有了，即使再发现他有不忠实的行为，也决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严重影响她的心情。今后即使再发生这一类事，也只能破坏她所习惯的家庭生活。她这样让自己受骗，并且因他有这种弱点而瞧不起他，但她更瞧不起的是她自己。此外，这个大家庭的琐碎家务不断地折磨她：一会儿，婴儿吃不饱了；一会儿，奶妈走了；一会儿，又是另一个孩子病了。

“你那几个孩子怎么样？”母亲问。

“唉，妈，您自己也够烦恼的了。莉莉病了，我担心不要是猩红热。我趁早先来打听一下，要不，万一是猩红热——但愿不是——那我就只好关在家里不出门了。”

老公爵等医生走后，也从书房里出来，他转过脸让陶丽亲吻，同她说了几句话，就对妻子说：

“怎样决定的？出去吗？唉，那你们打算拿我怎么办？”

“我想你还是留下吧，阿历山大。”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妈，为什么不让爸爸同我们一起去呢？”吉娣说，“一起去他高兴，我们也快活些。”

老公爵站起来，摸摸吉娣的头发。她抬起头，勉强笑着望望父亲。在家里她总觉得父亲比谁都了解她，虽然他很少谈到她。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是父亲的爱女。她认为父亲对她的挚爱使他能明察秋毫。此刻，当她的目光遇到他那凝视着她的慈祥的蓝眼睛时，她觉得他看透了她的心事，察觉了她头脑里一切不好的念头。她红着脸，向他凑过去，等待他的亲吻，他却只摸摸她的头发说：

“这种该死的假头发！叫人碰不到自己的女儿，却摸到哪个死婆娘的头毛。嗯，陶丽，”他对大女儿说，“你们那位公子哥儿在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爸爸。”陶丽回答，懂得是在说她的丈夫。“总是不在家，简直见不到他的影子。”她忍不住冷笑了一下。

“怎么，他还没有下乡去变卖树林吗？”

“没有，他还在作准备。”

“哦，原来如此！”公爵说。“那么我也得去吗？我听从你的吩咐。”他一面坐下来，一面对妻子说。“你呀，小吉娣！”他对小女儿说，“你有朝一日醒来会说：‘我可完全健康了，我真快乐，又可以一清早同爸爸踩着冰雪去散步了。’你说呢，嗯？”

父亲的话似乎很简单，但吉娣听了就像一个罪犯被揭发一般，说不出有多狼狈。“是的，他全知道，全明白，他说这话等于告诉我，虽然丢脸，但必须忍受。”她鼓不起勇气来回答。她还没有开口，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急急忙忙地从房里冲出去。

“看你开的玩笑！”公爵夫人责怪丈夫。“你总是……”她向他吐出一大套责备的话来。

公爵听着夫人滔滔不绝的责怪，一言不发，脸色越来越阴沉。

“她多么伤心，这可怜的孩子，多么伤心，你不知道，只要稍稍暗示一下那件事，她就难过得要命。真是错看了人了！”公爵夫人说，从她语调的变化，陶丽和公爵都听出她这是在谈伏伦斯基。“我真不懂怎么没有法律来制裁这种卑劣的家伙！”

“哼，我可不想听了！”公爵怒气冲冲地说，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仿佛想走，但到门口又站住了。“法律是有的，妈妈，既然你逼得我开口，那就让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谁的错：是你，是你，都是你。制裁这种骗子的法律一向是有的，现在也有！是啊，要不是发生了那种不该发生的事，我这个老头儿也会同他，同这个花花公子去决斗的。好，如今你们就来给她治病吧，把那些江湖郎中统统请来吧！”

公爵仿佛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公爵夫人一听出他的语气，就像平日遇到什么重大的问题那样，立刻变得平静而且后悔了。

“阿历山大，阿历山大。”她喃喃地说，向他走过去，大哭起来。

她一哭，公爵也就不作声了。他走到她跟前。

“啊，好了，好了！你也很难过，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仁慈的……谢谢……”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手上感觉到公爵夫人和泪的亲吻，他也回吻了她，接着走出房间。

这以前，当吉娣哭着走出房间的时候，陶丽出于做母亲的和家庭主妇的习惯，立刻看出面前摆着女人家的活儿，就想去做。她脱下帽子，仿佛在精神上卷起袖子，准备动手。当母亲责怪父亲的时候，她试图本着做女儿的身份去劝阻母亲。当公爵大发雷霆的时候，她不作声；她为母亲害臊，也更加敬重父亲，因为看到父亲这么快又变得和蔼可亲了。等父亲一走，她就准备去做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到吉娣房里去安慰她。

“妈，我有一件事早就想告诉您：您可知道列文上次来这儿，是来向吉娣求婚的吗？他告诉斯基华了。”

“那又怎么样呢？我不明白……”

“吉娣大概拒绝他了吧？……她没对您说过吗？”

“没有，不论这一个，还是那一个，她都没有说起过；她这人太好强了。不过我知道事情都是为了那一个……”

“是的，您倒想想，她居然拒绝了列文。但我知道，要不是为了那一个，她是不会拒绝他的……可后来那一个又狠狠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对女儿十分内疚，想起来都觉得难堪，因此恼羞成怒。

“哼，我可实在弄不懂！如今做姑娘的什么事都自作主张，什么话也不对做母亲的说，结果就……”

“妈妈，我去看看她。”

“去吧，难道我拦着你吗？”母亲说。

三

一走进吉娣的小房间——一个漂亮的粉红色小房间，里面摆满古老的萨克森瓷器玩偶，而吉娣自己两个月前还像这房间一般洋溢着粉红色的青春的欢乐——陶丽就想起去年她们姐妹俩一起快乐而亲热地布置这个房间的情景。她看见吉娣坐在近门的一张矮凳上，眼睛直瞪着地毯的一角，她的心凉了。吉娣对姐姐瞧了一眼，脸上那种冷漠而带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我这次回去以后就要长期关在家里，你也不能来看我了。”陶丽在她旁边坐下来说，“我要同你谈谈。”

“谈什么？”吉娣恐惧地抬起头，急急地问。

“谈什么？还不是谈你的苦恼。”

“我没有什么苦恼。”

“得了，吉娣。难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全知道。听我说，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种事。”

吉娣不作声，她的脸色变得更严厉了。

“你犯不着为他痛苦。”陶丽单刀直入。

“是的，既然他瞧不起我。”吉娣颤声说，“不要说了！请你不要说了！”

“谁同你说的？谁也没有说过。我相信他从前爱你，现在还是爱你的，不过……”

“哼，我最受不了这样的同情！”吉娣突然发火了，叫起来。她在凳上转过身去，脸涨得通红，手指急促地哆嗦着，忽而用这只手忽而用那只手捏着腰带扣子。陶丽知道吉娣一激动，就会两手乱抓。她知道她一生气，就会不顾一切，说出许多不该说的气话来。陶丽想安慰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什么，你要我感觉什么？”吉娣急急地说，“是不是我爱上了一个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的人，我还得为他去死吗？这种话亏你做姐姐的说得出口，你以为……以为……以为你同情我！……我可不要这种同情和做作！”

“吉娣，你这话太不讲理了。”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我吗，正好相反……我看见你难过……”

可是吉娣在火头上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

“我没什么好伤心的，也用不着人家的安慰。我这人挺自负，决不会去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是的，我也没有这样说……只有一件事，你老实告诉我，”陶丽拉住她的手说，“告诉我，列文向你提出来了吗？……”

一提到列文的名字，吉娣似乎丧失了最后的自制力。她霍地从凳上跳起来，把腰带扣子往地上一摔，迅速地做着手势说：

“你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列文？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我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我这人挺自负，我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像你那样，回到一个对你变了心、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身边去。我真不懂，这一层我真不懂！你办得到，我可办不到！”

她说了这些话，对姐姐瞧了一眼，看见陶丽忧郁地低着头，不作声。吉娣原想出去，看到姐姐这副模样，就在门边坐下，用手帕捂住脸，垂下了头。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光景。陶丽想着心事。她经常感觉到的委屈，经她妹妹一提起，又格外尖锐地刺痛着她的心。她没有料到妹妹会这样冷酷，因此很生她的气。她忽然听见衣服的窸窣声和压抑不住的悲泣，同时感到有一双手搂住她的脖子。吉娣跪在她面前。

“我的陶丽呀，我太……太不幸了！”她满怀歉意地低声说。

她把涕泗滂沱的可爱的脸埋在陶丽的裙子里。

眼泪就像一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少了它，姐妹俩谈心的机器就不能顺利运转。哭过一场之后，姐妹俩谈的已不是她们的心事，而是别的事，她们也互相谅解了。吉娣明白，她在气头上说的关于丈夫变心和委屈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可怜的姐姐的心，但姐姐原谅了她。陶丽呢，也弄明白了一切她想知道的事；她明确了她猜得对，吉娣的悲伤，无可慰藉的悲伤，就在于列文向她求婚，她拒绝了他，而伏伦斯基却欺骗了她，如今她准备去爱列文，恨伏伦斯基。这些话吉娣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她只谈了她的心情。

“我一点也不悲伤，”她平静下来说，“但我觉得一切都很丑恶、讨厌、粗野，首先是我自己。这一层你能理解吗？你真不能想象，我对一切都抱着多么恶劣的想法。”

“嘿，你会有什么恶劣的想法呢？”陶丽微笑着问。

“最最恶劣、最最粗野的想法；我简直没法儿告诉你。这不是忧愁，也不是烦恼，而是要坏得多。仿佛我心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唉，该怎么对你说呢？”她看见姐姐眼睛里疑惑的神色，继续说。“爸爸刚才对我说……我觉得他想的无非是要把我嫁出去。妈妈带我去参加舞会，我觉得她就是要赶快把我嫁出去，好把我摆脱掉。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无法驱除这些想法。我真看不惯那些所谓求婚者。我觉得他们是在从头到脚打量我。以前我穿着跳舞衣裳出去，觉得简直是一种享受，我总是很自我欣赏，现在却感到害臊，不自在。唉，有什么办法呢！医生……哼……”

吉娣迟疑了一下。她本想说下去，但自从她心里起了这样的变化以后，奥勃朗斯基在她心目中已变得很讨厌了，她一看见他，就无法排除最粗野最丑恶的想法。

“啊，我觉得一切都很粗野卑鄙，”她继续说，“这是我的病。也许会好的……”

“你别这样想……”

“没有办法。我只有在你家里跟孩子们一起才觉得快乐。”

“可惜你不能到我家去。”

“不，我要去的。我生过猩红热，我不怕。我去要求妈妈。”

吉娣坚持要去，就到了姐姐家里。孩子们害的确实是猩红热，她看护他们。姐妹俩照顾六个孩子，直到他们都痊愈，可是吉娣的健康并没有好转，谢尔巴茨基一家就在大斋节出国去了。

四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是一个整体，那里大家互相认识，彼此来往。但在这个大圈子里还有小圈子。安娜·卡列尼娜在三个不同的小圈子里都有朋友，而且关系密切。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员的圈子，包括他的同事和部下，成员五花八门，关系错综复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安娜起初对这些人怀着近乎虔敬的感情，而现在这种感情已经消失了。她现在熟悉他们所有的人，就像在小县城里人们互相熟悉一样。她知道每一个人的习惯和嗜好，以及他们的苦衷；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和以什么人为中心；知道谁庇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谁跟谁在什么事上观点一致，在什么事上意见分歧；但是这个维护男性利益的政府官员的圈子，虽经李迪雅伯爵夫人一再劝诱，却从来引不起她的兴趣，她总是避开他们。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小圈子是卡列宁赖以飞黄腾达的圈子。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就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形成这个圈子的是那些年老色衰、仁慈虔敬的妇女和聪明好学、功名心重的男人。这圈子里的一个聪明人把它称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卡列宁很重视这个圈子，而善于同各种人相处的安娜，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是在这个圈子里找到朋友的。可是现在呢，在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她觉得这个圈子叫人十分反感。在她看来，她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人都装腔作势。她在这个圈子里感到那么厌倦，那么不自在，就尽可能少去拜访李迪雅伯爵夫人。

最后，同安娜有关的第三个圈子是真正的社交界，那里充满舞会、宴会和华丽的服装。这个社交界一手抓住宫廷，免得堕落到“半上流社会”[27]的地位。这个圈子里的人自以为瞧不起“半上流社会”，其实他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安娜是通过她的表嫂培特西公爵夫人同这个圈子发生关系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万卢布收入。安娜在社交界中刚一露面，公爵夫人就特别喜欢她，照顾她，把她拉进她们的圈子，并嘲笑李迪雅伯爵夫人那个圈子。

“等我变得又老又丑了，我也会这么办的，”培特西说，“但您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进这个修道院未免太早了。”

安娜起初竭力避开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圈子，因为那里的交际费超过她的进款，而且她心里也比较喜欢第一个圈子；但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情况就反过来了。她避开她那些精神上的朋友，进出豪华的交际场所。她在那边遇见伏伦斯基，并在这种会见中尝到一种销魂的快乐。她在培特西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培特西娘家就姓伏伦斯基，培特西是他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伏伦斯基都去，一有机会就向她倾诉爱情。她没有给他任何鼓励，但每次见到他，心里就会燃起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他时的那种热情。她自己也感觉到，只要一看见他，她的眼睛里就会闪出欢乐的光芒，嘴唇上就会浮起微笑，而且抑制不住这种快乐的表情。……开头安娜满以为，他的大胆追求使她不快，但在莫斯科回来后不久，她去参加原以为会遇见他的晚会而没有遇上他时，她就会感到怅然若失，因此明白她一直是在欺骗自己，他的追求不仅没有使她觉得讨厌，反而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乐趣了。

那位著名歌星在唱第二遍了。剧院里集中了社交界人士。伏伦斯基从正厅第一排座位上看见了堂姐，不等幕间休息，就来到她的包厢里。

“您怎么不来吃饭？”她对他说。“在谈恋爱的人眼睛真尖，简直叫我吃惊。”她又笑嘻嘻地低声加了一句，低得只有他一人听见：“她不在。等歌剧结束，您来好了。”

伏伦斯基询问似的对她瞧了一眼。她低下头。他用微笑来向她表示感谢，在她身边坐下。

“您当初那种嘲笑的模样，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呢！”培特西公爵夫人继续说，她一直注意着他们这种爱情的发展，对他们的事特别感兴趣。“如今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您被人家揪住了，我的宝贝。”

“我就是希望被揪住呢！”伏伦斯基泰然而又和蔼地微笑着说，“说实在的，我要是有什么抱怨的话，那就是被揪得还不够紧。我有点丧失希望了。”

“嘿，您能有什么希望呢？”培特西为朋友感到委屈，说，“咱们心照不宣吧……”不过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火花，表明她像他一样懂得他能有什么希望。

“毫无希望！”伏伦斯基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笑着说。“对不起，”他说着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越过她那裸露的肩膀向对面包厢瞭望，“我怕我要成为笑柄了。”

他很明白，在培特西和社交界其他人的心目中，一个追求姑娘或者任何没有丈夫的女人而失败的男人，就要成为笑话的对象，但是一个追求已婚女人，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去把她勾引到手的男人，决不会成为笑话的对象，相反，倒有一种英雄豪侠的味道，因此他胡子底下现出矜持而快乐的微笑，放下望远镜，向堂姐瞧了一眼。

“那您为什么不来吃饭呢？”她一边说，一边欣赏他。

“这我要告诉您的。我很忙。忙什么？我让您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着。我在替一个做丈夫的和一个侮辱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呢。是的，真的！”

“哦，调解好了吗？”

“差不多。”

“这事您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她站起身来说，“您下次休息时来吧。”

“不成，我要到法国剧院去了。”

“去听尼尔生[28]唱歌吗？”培特西惊奇地问，她怎么也不承认尼尔生的歌喉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有什么办法呢？我和人家约定在那里见面，都是为了调解那件事。”

“‘和事佬有福了，他们可以进天国。’”培特西说，隐约记得有人说过这一类话。“嗯，那么您坐下来讲讲，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着又坐下了。

五

“这事有点荒唐，但太有意思了，我很想讲给您听听。”伏伦斯基眉开眼笑地望着她，说，“我不讲他们的名字。”

“但我会猜的，这样更有趣。”

“那您就听我说：有两个快乐的小伙子乘车去……”

“一定是你们团里的军官，是不是？”

“我没有说是军官，只是两个吃过早饭的小伙子……”

“说得明白些：是喝过酒的。”

“也许是这样。他们到一个同事家去吃饭，情绪非常好。他们看见一位漂亮的女人坐马车追过他们，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至少他们认为她在向他们点头，向他们微笑。他们自然就追了上去。他们没命地赶着马。使他们惊奇的是，这位美人儿就在他们去吃饭的那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美人儿跑上楼去。他们只看见短面网下的红唇和一双小巧玲珑的脚。”

“您讲得那么津津有味，我看您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您刚才是怎么对我说的？后来，这两个年轻人走到同事家里，他办酒替他们饯行。当然，他们可能多喝了几杯，这在饯行筵席上是常有的事。吃饭的时候，他们打听楼上住着什么人。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们问：‘楼上有小姐们住着吗？’主人家的仆人回答说，这里住着很多位小姐。饭后，这两个小伙子走到主人书房里，给这位素昧平生的女人写信。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白爱情，又亲自把它送到楼上，以便当面解释信里可能写得不够清楚的地方。”

“您把这种丑事讲给我听干什么？嗯？”

“他们打了打铃。出来一个侍女，他们就把信交给她，还再三向她表示，他们爱那个女人爱得神魂颠倒，要是不能见见她，简直就会在门口当场死去。那侍女疑惑不解地同他们谈着话。突然一位留有香肠般络腮胡子、面孔红得像龙虾的先生走出来，声明房子里除了他妻子以外没有别的人，就把他们俩赶走了。”

“您怎么知道他的胡子——像您说的那样——像香肠呢？”

“嗯，您听我说。我刚才去给他们调解过了。”

“哦，结果怎么样？”

“事情可有意思了。原来这是一对幸福的夫妇，九品文官和他的夫人。九品文官提出申诉，我就当了调解人，而且是个顶呱呱的调解人！我敢保证，就是塔列兰[29]也比不上我。”

“有什么困难吗？”

“好，您听我说……他们照例赔了罪：‘我们觉得很抱歉，这是个不幸的误会，请您原谅。’留香肠胡子的九品文官开始有点心软了，但还是要表示表示他的愤怒。他火冒十丈，满口粗话。我又只得施展施展我的外交才能了。我说：‘我也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对，但请您原谅，这是个误会，他们年轻无知，而且刚刚吃过早饭。不瞒您说，他们感到很后悔，请您饶恕他们的过错。’九品文官听了心又软了，说：‘我同意您的意见，伯爵，我也准备饶恕他们，但您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个正派女人，却遭到这两个小流氓的侮辱和调戏……’您要知道，那个小流氓当时就在场，我只好再给他们调解。我又运用外交手腕，可是事情刚要结束，我们的九品文官又冒火了，脸又涨得通红，香肠胡子又竖起来，我只好再一次施展我的外交手腕了。”

“嘿，这故事一定得给您讲讲！”培特西笑着对一位走进包厢来的太太说，“他真把我笑死了。”

“啊，祝您成功！”她用法语补了一句，把不握扇子的那个手指伸给伏伦斯基亲吻，耸耸肩膀，让缩上来的衣服滑下一点。这样，当她接近脚灯时，在煤气灯光和众人的目光下，她的肩膀和胸部就会充分袒露出来。

伏伦斯基到法国剧院去了。他确实要去看看那位从不错过一场法国剧院演出的团长，向他报告这三天来他起劲地忙碌着的调解工作。卷入这件事的有他喜爱的彼特利茨基，还有那个不久前才调到团里来的可爱的青年，出色的同事，年轻的凯德罗夫公爵。这件事主要是关系到团的名誉。

这两个青年都在伏伦斯基的骑兵连里服役。九品文官范登跑来找团长，控告他的两个军官调戏他的妻子。据范登说，他的年轻妻子（他们结婚才半年）和她母亲在教堂里做礼拜，她忽然感到不舒服，因为怀了孕，站不住，看到一辆马车，就雇了车回家。这时候，有两个军官追逐她，她害怕了，身体更不舒服，一到家就跑上楼。范登已从官厅回来了，听到铃声和说话声，便走出来开门。他看见两个喝醉酒的军官，就把他们推出去。他要求严办他们。

“不，不论您怎么说，”团长把伏伦斯基请来，对他说，“彼特利茨基也实在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闹事。这位九品文官也不肯罢休，他会去上告的。”

伏伦斯基看到事情不妙，又不可能举行决斗，只得竭力劝说那位九品文官不要太激动，私下了结这件事。团长请伏伦斯基来商量，因为知道他这人品德高尚，办事机灵，尤其是一向珍惜团的声誉。他们谈了一阵，决定让彼特利茨基和凯德罗夫随伏伦斯基去向这位九品文官赔礼。团长和伏伦斯基两人都明白，凭伏伦斯基的名字和他宫廷武官的身份，是能使九品文官回心转意的。这两个条件确实都起了作用，但调解结果究竟怎样，正像伏伦斯基说的，还在未定之际。

伏伦斯基来到法国剧院，同团长一起走进休息室，向他报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团长考虑了一番，决定不受理这个案件，但后来出于好奇，又向伏伦斯基询问他们会见的详细情节。他听伏伦斯基讲到九品文官刚有点平静，但一想到事情的经过，又冒起火来。伏伦斯基说完最后一句调解的话，就乘机退出，却把彼特利茨基推到前面。团长听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好一阵。

“这事真不像话，但挺好笑。凯德罗夫是打不过这位先生的！他大为生气，是吗？”团长笑着反问。“今天克列尔怎么样？美极啦！”他接着谈论起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看多少遍，她总是天天不一样。只有法国人才有这样的本领。”

六

培特西公爵夫人不等最后一幕结束，就离开剧院回家。她走进梳妆室，在苍白的长脸上扑上一些粉，擦擦匀，梳了梳头发，又吩咐仆人在大客厅里摆好茶。这时候，一辆辆马车陆续来到她那滨海大街的大住宅门口。客人们在宽敞的大门口下了车。看门的胖子每天早晨都在玻璃门外读报教诲过往行人，这时轻轻拉开大门，让来客从他身边进去。

主人和客人差不多同时走进大客厅：女主人新梳了头，脸上刚匀过粉，从一扇门进来；客人们从另一扇门进来。大客厅里的墙壁是暗色的，铺着柔软的地毯，灯光把桌子照得通亮，桌布白得耀眼，桌上摆着银茶炊和半透明的白瓷茶具。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掉手套。几个仆人悄没声儿地走来，帮助客人拉开椅子，大家就分两组坐下来：一组坐在女主人旁边，围着茶炊；另一组坐在客厅另一头，围着那位穿黑丝绒衣裳、生着两条弯弯黑眉毛的美丽的公使夫人。两组人的谈话开头照例总是游移不定，被招呼、寒暄、献茶所打断，仿佛在摸索话题。

“她作为一个演员真是出类拔萃，她一定研究过考尔巴哈[30]的造型，”一位外交家在公使夫人那一组中说，“你们可曾注意她是怎样倒下来的……”

“嗳，咱们别再谈尼尔生了！她没有什么新东西好谈了。”一位穿老式绸衣裳、没有眉毛、不戴假发而生着浅黄色头发的红脸胖太太说。这是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她以性格直爽、态度粗暴出名，因此绰号叫“可怕的娃娃”。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坐在两组客人当中，同时倾听和介入两边的谈话。“今天我就听到有三个人谈到考尔巴哈，谈的都是同样的话，仿佛预先串通好了似的。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这样喜欢这句话。”

谈话被她这个意见打断，只得再想新的话题。

“您给我们说些什么好玩的事，但话可不要刻毒。”擅长闲谈的公使夫人对外交官说。那外交官此刻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倒有点为难了，因为一般认为只有刻毒的话才好玩。”他笑眯眯地说，“不过我愿意试一试。您出个题目吧。关键全在于题目。有了题目，文章就好做了。我常常想，上个世纪的好口才，到今天也很难说出有趣的话来，因为一切有趣的话现在都已成为陈词滥调了……”

“这话也早就有人说过了。”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开始得很文雅，但因为太文雅了，谈谈又谈不下去。于是不得不采用那种最可靠的办法：挖苦人。

“您没发现土施凯维奇有几分路易十五的风度吗？”他瞟了一眼那个站在桌旁的浅黄头发的年轻美男子说。

“可不是嘛！他的趣味同这客厅是一致的，因此他经常到这儿来。”

这番话得到了人家的响应，因为他暗示的事在这个客厅里是不能直说的。那就是土施凯维奇同女主人的关系。

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同样在三个无法避免的题目之间兜来兜去：最近的社会新闻、剧院和对人的挖苦，但最后也集中到说人家的坏话上。

“你们听说了吗，玛尔基谢娃——不是女儿，是母亲，给自己定做了一件鲜艳的玫瑰红衣服？”

“不会的！要不那真是太妙了！”

“我真弄不懂，像她这样聪明的人——她确实并不笨——怎么不明白，她这样会被人家笑死的。”

人人都找些话来挖苦和嘲笑那个倒霉的玛尔基谢娃。于是谈话就像烧旺的篝火一样噼噼啪啪地谈开了。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和蔼可亲的胖子，热衷于收藏版画，知道妻子有客人，就在去俱乐部之前到客厅里来了一会儿。他踏着柔软的地毯，悄悄地走到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跟前。

“您喜欢尼尔生吗？”他问。

“哎，怎么可以这样偷偷溜到人家跟前来？您真把我吓死了！”她回答，“请您别来同我谈什么歌剧了，您对音乐一窍不通。还是让我来迁就您，同您谈谈您的釉陶和版画吧。那么，您最近在旧货市场买到些什么宝贝呀？”

“您要看看吗？不过您在这方面是外行。”

“给我看看。我在那些……他们叫什么呀？……那些银行家家里见识过了……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拿给我们看过了。”

“哦，您到舒茨堡家去过啦？”女主人在茶炊那边问道。

“去过，亲爱的。他们请我同丈夫一起去吃饭，还告诉我说，单是席上的调味沙司就花了一千卢布。”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发觉大家都在听她，就高声说：“那沙司真是糟糕，绿茸茸的。我们也只好回请他们一次。我花了八十五戈比做了沙司，大家都吃得很满意。我可没本领做价值一千卢布的沙司！”

“她这人真是举世无双！”女主人说。

“真了不起！”另外有人说。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话总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获得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说话虽然常常像现在这样很不得体，但她所说的普通事多少总有点意思。在她所处的圈子里，这样的话往往会像最俏皮的话那样产生效果。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自己也弄不懂，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但她知道会有，并且加以利用。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留神地听着，以致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也停止了。女主人想把两组人拉在一起，就对公使夫人说：

“您真的不要喝点茶吗？您还是到我们这儿来吧！”

“不，我们这儿很好。”公使夫人笑盈盈地回答，接着继续谈他们开了头的话题。

这场谈话是很有趣的。他们在对卡列宁夫妇说长道短。

“安娜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人大变了。她使人觉得有点怪。”她的一个女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了伏伦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嗳，那有什么呢？格林[31]有个童话，写一个没有影子的男人，一个失去影子的男人。这是为了某件事而给他的惩罚。可我一直不明白，这怎么能算是惩罚呢。不过，一个女人要是没有影子，她一定很寂寞吧。”

“是啊，不过有影子的女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安娜的女朋友说。

“烂掉您的舌头！”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一听见这话，立刻说，“安娜是个很好的女人。我不喜欢她的丈夫，但很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的丈夫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像他那样的政治家整个欧洲也很少见。”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可是我不信，”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要不是做丈夫的都这样说，我们早就看清他的真面目了。照我看，卡列宁简直是个傻瓜。这话我只能悄悄地说……事情还不一清二楚吗？以前人家告诉我，他是个聪明人，我就一直在考虑，还以为是我自己笨，看不出他的聪明来。如今我说他是个傻瓜——虽然是悄悄地说的——这就对头了，是不是？”

“您今天好刻毒！”

“一点也不。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两人中间总有一个是傻瓜。哦，不过您也知道，天下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可谁都满足于自己的智慧。”外交官说了一句法国谚语。

“对了，对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应声说，“但我可不许你们说安娜的坏话。她这人太好，太可爱了。如果人家都爱上她，像影子一样跟住她，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可不想说她的坏话呀！”安娜的女朋友辩解说。

“即使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住我们，这也不能表明，我们就有权利说她的坏话。”

米雅赫基公爵夫人把安娜的女朋友狠狠地奚落了一番，站起身来，同公使夫人一起转移到桌子旁边的一组，那边大家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边讲谁的坏话呀？”培特西问。

“在谈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对卡列宁做了一番鉴定。”公使夫人笑嘻嘻地在桌旁坐下来，回答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见。”女主人说，眼睛盯住房门。“啊，您到底来了！”她微笑着对进来的伏伦斯基说。

伏伦斯基不仅认识房间里所有的人，而且天天同大家见面，因此他进来的时候态度从容自若，好像他才离开大家一会儿就回来似的。

“你问我从哪儿来吗？”他回答公使夫人的话说。“没有办法，只好坦白了。我从滑稽歌剧院来。看了怕也有一百遍了，还是看不厌。真是妙极了！我知道这太不像话。我看歌剧要打瞌睡，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收场，总觉得挺有趣。今天晚上……”

他说出法国女演员的名字，正想讲点她的什么趣闻，可是公使夫人装出害怕的样子，打断他说：

“那种可怕的事情您不要再讲了。”

“好的，我不讲，其实那种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的。”

“要是它像歌剧一样流行，大家都会去看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附和说。

七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培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是安娜，就对伏伦斯基丢了一个眼色。他望望门口，脸上现出一种古怪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怯生生地瞧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欠起身来。安娜走进客厅。她照常挺直身子，眼睛望着前方，步伐轻快而稳健，同交际场中其他女人走路的姿势截然不同。她跨了几步，走到女主人面前，同她握了握手，嫣然一笑，并且带着这笑容瞟了一眼伏伦斯基。伏伦斯基对她深深鞠了一躬，推了一把椅子给她。

她只点点头回答，飞红了脸，皱起眉头。接着连忙向熟人点头招呼，握握一只只伸过来的手，又对女主人说：

“我刚才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本想早一点来，可是被她留住了。约翰爵士在她那儿，他这人真有意思。”

“哦，是那位传教士吗？”

“对，他讲印度的生活讲得可有趣了。”

因她的到来而中断的谈话，又像被风吹动的灯光一样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对了，约翰爵士。我看见过他。他身体挺健康。符拉西耶娃可完全被他迷住了。”

“小符拉西耶娃要嫁给托波夫，这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都已经定了。”

“我很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他们是纯粹凭感情结合的。”

“纯粹凭感情？您的思想倒很时髦！现在还有谁谈感情啊？”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蠢的老作风现在还流行着呢。”伏伦斯基说。

“谁坚持这种作风，谁准要倒霉。我知道幸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理性上面的。”

“是的，不过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旦遇到原来被克制的热情爆发，就会烟消云散了。”伏伦斯基说。

“不过，我们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双方都不再放荡了。这就像猩红热一样，要害过一次才能免疫。”

“那么，恋爱跟牛痘一样，也可以搞人工接种啰？”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过一个教堂职员，”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我不知道这对我有没有作用。”

“不，说实在的，我认为要懂得爱情，就必须先犯一下错误，然后再改正。”培特西公爵夫人说。

“连结过婚的都得这样吗？”

“改邪归正，永不嫌迟。”外交官说了一句英国谚语。

“对，正是这样！”培特西附和说，“必须先犯错误再改正。您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她问安娜。安娜嘴唇上隐隐约约地挂着坚定的微笑，正在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玩弄着脱下的手套说，“我想……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想法；有多少颗心，就有多少种爱情。”

伏伦斯基注视着安娜，屏住呼吸听她说出什么话来。等她说出这话，他才像脱离危险似的舒了一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哦，我收到了莫斯科来信。他们说谢尔巴茨基家的吉娣病得很厉害。”

“真的吗？”伏伦斯基皱着眉头说。

安娜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这事您不关心吗？”

“不，我很关心。我想知道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能告诉我吗？”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培特西跟前。

“请您给我一杯茶。”安娜说着，在培特西椅子后面站住了。

培特西公爵夫人倒茶的时候，伏伦斯基走到安娜跟前。

“信上说些什么呀？”伏伦斯基又问。

“我常常想，男人都不懂得什么叫卑鄙，嘴上却老是挂着这两个字。”安娜说，并不回答他的问题。“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她加了一句，走了几步，在屋角摆满照相簿的桌旁坐下来。

“我不太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伏伦斯基递给她一杯茶说。

安娜瞟了一眼身边的沙发，他连忙坐下来。

“是的，我想对您说，”安娜说，眼睛不对他看，“您的行为不好，不好，很不好。”

“难道我不知道我的行为不好吗？但是，是谁促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安娜严厉地盯住他说。

“您知道为什么。”伏伦斯基大胆而快乐地回答，接住她的目光不放。

不是他，而是她发窘了。

“这只能证明您这人无情无义。”她嘴里这样说，但她的眼神表明，她知道他是有情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她怕他。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是个误会，那不是什么爱情。”

“您记住，我禁止您说这个讨厌的词儿。”安娜身子打了个哆嗦说，但她立刻察觉，她用“禁止”这两个字，就等于承认自己对他有一定的权力，而这样正好鼓励他诉说对她的爱情。“这话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她继续说，坚决地看住他的眼睛，脸烧得通红，“我今晚特地跑来，知道会遇见您。我是来对您说，这事该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在人家面前红过脸，可如今您使我觉得自己仿佛有什么过错似的。”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流露出来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所打动。

“您要我怎么样？”他简单而认真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一次，请求吉娣的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做的。”他说。

他看出她说这话很勉强，不是出于内心。

“您要是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爱我，”安娜低声说，“那就这样去做，也好让我心里平静。”

伏伦斯基容光焕发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我不能平静，也不会让您平静的。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分开来想。我觉得咱俩是一体。我看，我也好，您也好，今后都不会有什么平静。我看只有绝望和不幸……或者只有幸福，无比的幸福！……难道这就没有可能吗？”他只动了动嘴唇，她却听见了。

安娜竭力想理智地说出应该说的话，但结果只把脉脉含情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什么话也没有说。

“嘿，有了！”伏伦斯基欢天喜地地想，“我原来都快要绝望，以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可是忽然来了希望！她爱我。她自己也承认了。”

“那么，为了我的缘故，您就那样去做吧，以后再也不要对我说那种话了。还是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吧。”她嘴里这么说，她的眼神所表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意思。

“做朋友，我们是不可能的，这一层您也明白。我们要么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要么成为最不幸的人——这全得由您决定。”

她想说些什么，但他抢在她前头，继续说。

“唉，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像现在这样还能抱有希望，还能忍受痛苦。要是连这样也不行，那只要您吩咐一声，我就走。要是我在您面前使您难受，那我就不再让您看见我了。”

“我并不想把您撵到哪儿去。”

“只要没有什么变化就好了。但愿一切都像现在这样。”他颤声说。“嗐，您丈夫来了。”

真的，就在这当儿，卡列宁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客厅。

他对妻子和伏伦斯基瞟了一眼，走到女主人眼前，坐下来喝茶，用他那不慌不忙、一向洪亮的声音开始说话，并且带着惯常的戏谑口吻取笑人家。

“您的伦布里耶人士[32]都到齐了，”他环顾所有在座的人说，“全都是美人和缪斯[33]。”

但是，培特西公爵夫人受不了他那种冷嘲热讽[34]的腔调。她这位聪明的女主人立刻就引他谈论起普遍兵役制这种严肃的问题来。卡列宁也就立刻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开始一本正经地为培特西公爵夫人所攻击的新敕令进行辩护。

伏伦斯基和安娜仍旧坐在小桌子旁边。

“这真有点不成体统！”一位太太低声说，对安娜、伏伦斯基和安娜的丈夫瞟了一眼。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安娜的女朋友回答。

但不仅这两位太太，客厅里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米雅赫斯公爵夫人和培特西本人，都对这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他们碍了大家什么事似的。只有卡列宁一次也没有朝那个方向望，一直热衷于这场开了头的谈话。

培特西公爵夫人发觉大家对这事都感到不愉快，就悄悄地拉一个人坐到她的座位上听卡列宁说话，自己走到安娜跟前。

“您丈夫说话条理清楚，我一向很钦佩。”培特西说，“最玄妙的道理，经他一说，我就懂了。”

“哦，是啊！”安娜说，脸上浮起幸福的微笑。培特西对她说的话，她其实一个字也没有听清楚。但她还是转移到大桌子旁边，参与大家的谈话。

卡列宁坐了半小时，走到妻子面前，要她一起回家，但她对他看也不看，就回答说，她要留下来吃晚饭。卡列宁鞠了一躬，走了。

安娜的车夫，身穿光亮皮外套的肥胖的鞑靼老头，好不容易才制服那匹在门口冻得不安宁的灰色副马。跟班打开车门，站在旁边。看门人站在门口，拉住大门。安娜用她灵巧的小手解开被外套上钩子钩住的袖口花边，低下头，心花怒放地听着伴送她出来的伏伦斯基说话。

“就算您什么也没有说过，就算我也没有什么要求，”他说，“但您要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谊，在我的生活中只能有一种幸福，就是您很不喜欢的那个词儿……爱情……”

“爱情……”她慢悠悠地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跟着他说了一遍。就在她解开袖口花边的一刹那，她突然加上一句说：“我所以不喜欢这个词儿，是因为它对我的含义太多了，远不是您所能理解的。”她说着朝他的脸瞟了一眼。“再见！”

她同他握了握手，接着敏捷而轻盈地从看门人旁边走过，坐进马车里。

她的目光，以及同她的手的接触，像火一样燃烧着他的全身。他吻了吻手掌上同她接触过的地方，得意扬扬地回家去，意识到今晚比前两个月更接近他的目标了。

八

卡列宁看见妻子同伏伦斯基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谈得很热烈，原来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和有失体统，但他发觉客厅里人人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些异常和有失体统，这才觉得的确有些不成体统。他决定就这事同妻子谈一谈。

卡列宁回到家里，照例走进书房，在安乐椅上坐下来。他翻开一本用裁纸刀夹着的论教皇主义的书，像平日一样读到一点钟。他只偶尔擦擦他那突出的前额，摇摇头，仿佛要驱除什么东西。他在规定的时间站起身来，漱洗一下，准备去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他夹着一本书走到楼上，但今天晚上他不像往常那样考虑官厅里的公事。他的头脑被妻子和与她有关的不愉快的事情塞满了。他一反常规，没有立刻上床睡觉，却背着两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无法睡觉，觉得必须好好考虑一下这种新的局面。

起初，卡列宁心里决定要同妻子谈一谈，他觉得这事很简单很容易。可是现在，把这新出现的局面考虑了一番之后，他却觉得这事很复杂很为难。

卡列宁不是个好猜疑的人。猜疑，他认为是对妻子的侮辱，而对妻子是应该信任的。至于为什么应该信任，应该完全相信他那位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他没有问过自己；但他对她从没有不信任过，因为一向信任她，并且对自己说应该信任她。可是现在呢，尽管他仍认为猜疑是可耻的，应该相信妻子，而且这种信念并没有被破坏，他却感到面对着一种乱七八糟的荒唐局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卡列宁面对现实，发觉妻子可能爱上别人。他觉得这样的现实实在荒唐，简直难以理解。卡列宁这辈子一直是在处理各种生活问题的官府里工作的。可是每当他自己同生活发生冲突时，他却总是回避它。他现在的感受就像一个人正平静地走在一座横跨深渊的桥上，忽然发现桥断了，下面是万丈深渊。这深渊就是生活本身，而桥则是卡列宁所过的那种脱离实际的生活。他第一次想到他妻子可能爱上别人，不禁大吃一惊。

他没有脱衣服，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室的镶木地板上，在阴暗的客厅——那里灯光只照在沙发上方他自己那个巨幅新画像上——的地毯上，步伐均匀地踱来踱去。接着他又走进她的起居室，里面点着两支蜡烛，照着她亲友的画像和她写字台上那些他所熟悉的精美小玩意儿。他穿过她的房间，走到卧室门口，又往回走。

每来回走一次，他总要在灯光明亮的餐室的镶木地板上停住脚步，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要制止，还要说出我的意见和决定。”于是他又往回走。“可是究竟说什么呢？做出什么决定来呢？”他在客厅里自言自语，但找不到答案。“到底出了什么事啦？”他在回书房去时问自己，“什么也没有。她同他谈了一阵。那有什么关系？一个女人在交际场所同人家谈谈话又有什么稀奇？还有，猜疑，这是贬低自己，也贬低她。”他走进书房时自言自语。这种论点，以前他觉得很有说服力，现在却变得毫无分量、毫无价值了。他又从卧室门口回到客厅；但他一回到客厅，仿佛就有一种声音在对他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既然人家都注意到了，那就说明有了问题。他在餐室里又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要制止，还要说出我的意见……”但从客厅里往回走的时候，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接着他又问自己：“出了什么事啦？”回答说：“什么也没有。”他又想起，猜疑对妻子是一种侮辱，但到了客厅他又相信出什么事了。他的思想同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却碰不到什么新东西。他意识到这一层，擦擦前额，在妻子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

这当儿，他望着她的桌子，桌子上摆着孔雀石文具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考虑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情。他第一次生动地想象着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一想到她可以而且应该有她自己的独立生活，他害怕极了，连忙把这种思想驱除掉。这也就是他所害怕正视的深渊。在思想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这对卡列宁来说是一种不习惯的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一种有害的危险的胡思乱想。

“最糟糕的是，”他想，“正当我的事业快要成功（他想到他刚提出的计划），特别需要安静和精力的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竟落到了我的身上。怎么办呢？我可不是那种一遇到麻烦和变动就没有勇气去正视的人。”

“我要考虑一下，加以解决，把它抛开。”他大声说。

“她的感情，她心里曾经产生和可能产生什么念头，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的范畴。”他自言自语，意识到新出现的局面可以归结为什么性质的问题，聊以自慰。

“是的，”卡列宁又自言自语，“她的感情之类的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的。我是一家之长，我有义务指导她，因此对她也负有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发觉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权力。我应当把我的意见向她说出来。”

于是卡列宁就在头脑里明确地编好了今晚要对妻子说的话。他一面考虑要说的话，一面又因为家庭问题这么不知不觉地耗费他的时间和脑力而感到惋惜。虽然如此，他的头脑里还是像起草公文一样清楚地组织好了当前这次讲话的形式和顺序。“我应当说出下列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面子的重要性；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有必要，指出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指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想到这里，卡列宁交叉起双手，掌心向下，用力扳开手指，把指关节弄得咯咯发响。

这个手势，这种双手交叉、把手指扳得咯咯发响的坏习惯，总能使他镇定下来，使他的头脑恢复冷静，而此刻他正非常需要冷静。门口传来马车驶近的声音。卡列宁在客厅中央站住了。

传来女人上楼的声音。卡列宁准备好了要说的话，站在那里，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看会不会再弄出声音来。只有一个关节发出咯的一声。

楼梯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他知道她已经走近了。虽然他对准备好的言辞感到很满意，但对当前这场表白还是有点害怕……

九

安娜垂着头，摩弄着头巾的穗子走进来。她红光满面，但这容光不是欢乐的光彩，却像黑夜里可怕的大火。安娜看见丈夫，抬起头来，好像好梦初醒，微微一笑。

“呦，你还没有睡？真怪！”她一边说，一边解下头巾，并且没有停下来，一直向梳妆室走去。“该睡觉了，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隔着一扇门说。

“安娜，我有话要跟你说。”

“跟我？”她惊奇地说，从门里出来，望着他。“有什么事吗？谈什么？”她坐下来问。“嗯，你要谈，那就谈吧。不过最好还是睡觉。”

这话安娜脱口而出，她自己听着，对于自己的说谎本领也感到吃惊。她说得多么自然，仿佛她真的很想睡觉！她觉得自己披着一件刺不穿的谎言的铠甲。她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帮助她，支持她。

“安娜，我应当警告你。”他说。

“警告？”她说，“什么事？”

她那么大方、那么愉快地望着他，要是换了别人——不像丈夫那样了解她——决不可能从她的音调和这句话的含义上听出有丝毫不自然的地方。但他是很了解她的。他知道只要他上床比平时迟五分钟，就会引起她的注意，她就会查问原因。他知道，她不论有什么事，高兴的，快乐的或者烦恼的，都会立刻告诉他。而现在呢，他却看到她根本不理会他的心情，而且只字不提她自己。这情况使他感到有点反常。他看到，她那一向对他开放的灵魂，现在却对他封锁起来了。不仅如此，他从她的音调中听出，她并没有因此感到窘迫，而且仿佛坦率地对他说：“是的，封锁起来了，应该这样，今后也将这样。”他现在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到家里，却发现家门锁着。“但说不定还能找到钥匙吧。”卡列宁想。

“我要警告你的是，”他低声说，“由于轻佻和不检点，你会使社会有理由来议论你。你同伏伦斯基伯爵（他从容不迫地断然说出这个名字）过分热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对你的注意。”

他说着，望望她那双神色难以捉摸而使他吃惊的含笑的眼睛。他一面说，一面就觉得这话是徒然的。

“你总是这样，”她回答，仿佛完全不了解他的意思，故意装作只懂得他最后那句话，“我烦闷，你不高兴；我快乐，你又不高兴。我不烦闷，这又使你生气吗？”

卡列宁身子打了个哆嗦，弯拢手，想把关节弄出响声来。

“啊，请你不要扳手指，我实在不喜欢。”她说。

“安娜，你变成什么样子啦？”卡列宁勉强克制着感情，停止双手的活动，低声说。

“到底什么事啊？”她用半真半假的惊讶口吻说，“你要我怎么样？”

卡列宁沉默了一阵，擦了擦前额和眼睛。他看到他没有照预定的计划做，也就是警告妻子不要在大庭广众丢脸，却情不自禁地为她的良心不安，并且同他凭空虚构的障碍作着斗争。

“我要对你说的话是这样的，”他冷淡而镇定地继续说，“我要求你听一听。老实说，我承认猜疑是卑劣可耻的，我绝不允许自己被这种感情所支配。不过，有一些礼法，你要是违反了，就会受到惩罚。今晚不是我，而是大家都注意到，你的行为不太得体。这从你给大家的印象可以做出判断。”

“你的话我简直一点也不懂。”安娜耸耸肩膀说。（“他自己倒不在乎，而是人家注意到了，这才使他不安。”安娜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你身体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她补了一句，站起身来，正要向门口走去，可是他抢前一步，仿佛想留住她。

他的脸色阴沉沉的很难看，安娜从没见过他这个模样。她停住脚步，脑袋一会儿往后仰，一会儿歪在一边，敏捷地取下一个个发针。

“好吧，我听着，”她平静而嘲弄地说，“我倒很想听听，因为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着，说得那么从容不迫，语气那么自信，措辞那么得体，连她自己都觉得惊奇。

“深入捉摸你的感情，我没有权利，而且我认为这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卡列宁开始说，“我们挖掘自己的灵魂，常常会挖到没有被发现过的东西。你的感情关系到你的良心，而指出你的责任，那可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应负的责任。我同你生活上结合在一起，那不是由什么人结合的，而是由上帝结合的。破坏这种结合就是犯罪，犯这一类罪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哎呀，天哪，我真想睡觉！”她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摸摸头发，搜索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分上，别这么说。”他温和地说，“也许是我错了，但你要相信，我说这话一半是为自己，一半也是为你呀。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色顿时沉下来，眼睛里嘲弄的光芒也熄灭了。他说“爱”这个字使她很反感。她想：“他会爱吗？难道他也会爱吗？要不是他听人家说到‘爱’，他恐怕一辈子也不会使用这个字吧。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真的不明白，”她说，“你有什么意见，尽管直说好了……”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爱你。我可不是为我自己说话，这儿关系到的主要人物是：我们的儿子和你。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话你也许会觉得是多余的，不得体的；也许这是出于我的误会。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原谅。但如果你觉得这儿有一点道理的话，那就请你想一想。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吧……”

卡列宁自己也没想到，他说出来的话，完全不是他预先准备好的那一套。

“我没什么要说的，而且……”她急急地说，勉强忍住微笑，“真的，该睡觉了。”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走进卧室。

安娜走进卧室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他的嘴唇严厉地紧闭着，眼睛不朝她看。安娜在自己的床上躺下来，时刻等待着他再和她说话。她又害怕他开口，又希望他开口。可是他不作声。她一动不动地等了好一阵，终于把他忘记了。她想着另一个人。她看见他，并且觉得一想到他，她的心就荡漾起来，就充满一种罪恶的喜悦。忽然她听见均匀而平静的鼾声。最初一刹那，卡列宁仿佛对自己的鼾声感到吃惊，停止了；但呼吸了两下以后，鼾声就又更加均匀而平静地响起来。

“迟了，迟了，已经太迟了。”她微笑着低声说。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阵。她觉得简直可以在黑暗中看见自己眼睛的光芒。

十

从那一夜起，卡列宁也好，他的妻子也好，都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安娜照常出入交际场所，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去的次数特别多，到处都同伏伦斯基见面。卡列宁眼看着这种情景，束手无策。他千方百计想引她开诚布公地谈谈，她却总是用一道难以突破的玩世不恭的障壁把他挡住。表面上一切如旧，其实他们的内在关系完全变了。卡列宁这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却觉得自己软弱无能。他像一头公牛，驯服地垂下头，等待着他已感到的高举在他头上的利斧。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应当再试一试，认为用善心、温情和规劝来挽救她，使她醒悟，还有一线希望，因此他天天都准备和她谈一次话。但每次他一开始谈话就感觉到，那个主宰着她的邪恶和欺骗的魔鬼，同样也主宰着他；他对她说的话完全不是他原来想说的，语气也完全不是他原来想用的。他同她说话，不由自主地用了他惯于对别人反唇相讥的语气。而用这种语气是无法说出他要对她说的心里话的。

……

……

十一

有一个欲望，差不多整整一年成了伏伦斯基生活中唯一的心愿，而排挤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这个欲望，对安娜来说原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怕的，因而也就格外使人销魂、神往。这个欲望终于得到满足了。他脸色苍白，下颚打颤，站在她面前，要求她镇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她镇静，怎样才能使她镇静。

“安娜！安娜！”他颤声说，“安娜，看在上帝分上！……”

不过，他说得越响，她那原来快乐高傲、如今变得羞愧难当的头就垂得越低。她全身弯曲，从坐着的沙发上滑下来，滑到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把她扶住，她准会倒在地毯上。

“上帝呀！饶恕我吧！”她呜咽着说，把他的手紧压在自己的胸口。

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除了低首下心，请求饶恕，没有别的办法。如今在她的生活中，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人，因此她只能向他要求饶恕。她望着他，深痛地感到屈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呢，觉得自己好像一名凶手，面对着一具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这被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初期的爱情。一想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付出羞愧难当的代价，她心里不由得感到又可怕又可憎。她这种精神上一丝不挂的羞愧感，也传染给了他。然而，不管凶手面对着尸体是多么魂飞魄散，他还得把这尸体切成碎块，掩蔽起来，还得享用凶手通过谋杀所获得的东西。

于是，好像凶手残暴而又狂热地扑向尸体，把它撕裂、切碎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上吻个不停。她抓住他的手一动不动。“是的，这些亲吻是用这种莫大的羞愧换来的。是的，这只手将永远属于我了，这是我的同谋者的手。”她拉起这只手，吻了吻。他跪下来，想看看她的脸，可是她把脸藏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她好容易控制住自己，站起来，把他推开。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但却更加逗人爱怜。

“一切都完了，”她说，“我除了你，什么也没有了。你要记住！”

“我不会不记住那像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为了这片刻的幸福……”

“什么幸福！”她厌恶而恐惧地说——这种恐惧不由得也传染给了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

她霍地站起来，把他摆脱掉。

“不要再说了。”她重复说，脸上露出使他惊奇的冰凉的绝望神情，离开了他。在这进入新生活的时刻，她觉得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种又羞愧又快乐又恐惧的心情，也不愿意把它说出来，唯恐被不得体的语言亵渎了。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她不仅还是找不到语言来表达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甚至头脑里也理不出一条思路来。

她对自己说：“不，现在我还不能思考这个问题，等我平静一点再说。”可是她的心情始终没有平静过。每当她想到，她做了什么，她将会怎样，她应该怎么办，恐惧就会袭上心头，她连忙把这些思想驱除掉。

“以后，以后再说，”她说，“等我平静点再说。”

但是在梦里，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她的处境就丑态毕露地呈现在她眼前。有一个梦几乎夜夜都来纠缠她。她梦见两个人都是她的丈夫，两个人都爱她爱得疯疯癫癫。卡列宁哭着吻着她的手说：“我现在多么幸福哇！”伏伦斯基也在旁边，他也是她的丈夫。她感到奇怪，以前她怎么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今她却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简单多了，现在他们两人都感到满足和幸福。但是这种梦好像恶魔一样拆磨她，把她吓醒过来。

十二

列文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每当他想起求婚遭到拒绝的耻辱，就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他安慰自己说：“从前我考物理得了一分[35]留级，也是这样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以为我这一辈子完了。当我把姐姐托我办的事办错的时候，我也认为自己不中用了。可是后来怎样呢？几年以后想起这些事，就觉得好笑，当时何必这样苦恼！现在这件倒霉事也是这样。过些时候，我也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

但是，过了三个月，他对这事还是念念不忘，他还是像开始时那样，一想起来就感到痛苦。他心里不能平静，因为他深感自己早已达到成家的年龄，渴望过家庭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而且结婚的日子越来越渺茫了。他也像别人一样痛苦地感觉到，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过独身生活是不好的。他记得他去莫斯科之前有一次对他的牧人尼古拉——一个朴实的农民，列文平时喜欢同他闲聊——说：“啊，尼古拉！我要结婚了。”尼古拉立刻像谈一件理所当然的正经事那样回答说：“早就是时候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可是现在，结婚这件事比以前更加渺茫了。位子仿佛已被占据了。他在想象中把别的姑娘一个个放在这个位子上，总觉得没有一个合适。还有，每次想到他去求婚遭到拒绝，以及他在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就觉得羞愧难当。不管他怎样反复对自己说，这事不能归咎于他，但一想到，也像想到其他类似的耻辱一样，总是面红耳赤，浑身哆嗦。以前他也同别人一样，有过他自认为放荡的行为，因此该受良心的谴责；但回忆那种放荡行为，远不如回忆这些细小而可耻的事痛苦。这些创伤永远不会愈合。除了原来那些回忆以外，如今又加上了求婚遭到拒绝，以及那天晚上他在众人面前的那副窘态。但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痛苦的回忆逐渐被他田园生活中琐碎而必要的事情冲淡了。他对吉娣的思念一星期比一星期少了。他急切地等待着她已经结婚或者即将结婚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会彻底治愈他的心病，就像拔掉一颗病牙那样。

这时候，春天来了。这是一个爽朗可爱的春天，既没有风雪，也不是变幻莫测。这是一个植物、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少有的好春天。这个可爱的春天鼓舞了列文，他决心抛开往事，独立自主而满怀信心地安排他的独身生活。虽然他回乡时拟订的许多计划并没有实行，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生活上保持纯洁——他是遵守的。他以前每次因为失足而觉得羞愧难当，这样的痛苦现在不会再有了，现在他可以大胆地正视人家的眼睛。还在二月间，玛丽雅就来信告诉他，尼古拉哥哥的病情日益恶化，可他又不肯就医。列文接信后就去莫斯科看望哥哥，总算说服他去看医生，并且出国到矿泉疗养。他说服了哥哥，借了路费给他，并没有惹他生气。这件事使他感到很高兴。除了春天特别需要照顾的农活和读书以外，列文早在冬天就动手编写一部农业方面的书，企图证明劳动力在农业中也像气候和土壤一样，是一种绝对因素，因此农学的一切原理，不能只根据土壤和气候这两个条件，而要根据土壤、气候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才能确立。所以，虽然孤独，或者正由于孤独吧，他的生活显得非常充实。偶尔感到不满的只是，除了阿加菲雅以外，他不能把头脑里萦回着的许多想法告诉人家，尽管他常常同她议论物理学、农业理论，特别是阿加菲雅所爱好的哲学。

春天回暖得很慢。大斋期[36]最后两三个礼拜还是晴朗而严寒的天气。白天，冰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夜里，气温又降到零下七度；路上还结着厚厚的冰，马车在没有路的地方也可以通行。复活节依然一片积雪。复活节后的第二天，忽然吹来一阵暖风，乌云笼罩大地，下了三天三夜温暖的暴雨。到星期四，风停了，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仿佛在掩盖自然界变化的秘密。在雾中，春潮泛滥，冰块坼裂、漂动，泡沫翻腾的浑浊的溪水奔腾得更加湍急。在复活节后的第七天，从傍晚起雾散了，乌云碎裂得像一块块羔皮，天空明朗了，真正的春天到了。早晨，灿烂的太阳升起来，迅速地吞噬了水面上薄薄的浮冰，温暖的空气带着充满苏醒过来的大地的水蒸气晃动着。隔年的老草和刚出土的嫩草一片葱绿，绣球花、醋栗和黏稠的桦树都生意盎然地萌芽了。金黄色花朵累累的枝条上，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一般的田野上空，在盖满冰块的留茬地上空唱歌；凤头麦鸡在积满黄褐色塘水的洼地和沼地上哀鸣；鹤和雁发出春天的欢呼，高高地在上空飞过。牧场上，脱毛还没有长好的牲口号叫起来；弯腿的羊羔在咩咩叫着的掉了毛的母羊周围欢蹦乱跳；活泼的孩子在留有赤脚印迹的刚干的村路上奔跑；从池塘旁边传来洗衣妇快乐的谈话；家家院子里扬起农民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

十三

列文套上宽大的长靴，第一次不穿皮大衣而穿上呢子短袄，出去视察农场。他涉过在阳光下亮得耀眼的溪流，忽而踩在冰上，忽而陷进污泥里。

春天是人们计划和设想的季节。列文来到户外，好像一棵树到了春天还不知道该把它那饱含浆汁的嫩芽和新枝怎样生长和往哪里伸展，他还不知道他那心爱的农场今后要办些什么事业，但他觉得心里充满最美好的计划和设想。他先来到饲养场。母牛已经放到围场里晒太阳，身上换过的新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们哞哞地叫着，要求到田野上去。列文欣赏着那一头头极其熟悉的母牛，吩咐牧人把它们放到田野里，把小牛赶进围场。牧人兴高采烈地准备到田野上去。放牛的农妇都撩起裙子，迈开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嫩的脚，啪哒啪哒地踏着泥浆，手拿树枝追逐着因春天到来而欢乐地哞叫的小牛，把它们赶进围场。

列文欣赏了一番今年生的特级小牛——早熟的小牛有农家一般母牛那么大；巴瓦生的小牝牛才三个月，就有周岁小牛那么高——吩咐工人把食槽搬到外面来，在围场里给它们喂干草。但是一冬没有用过的围场，秋天造的木栅已经坏了。他派人去找木匠。木匠照规定本该做打谷机了。但是木匠还在修理耙，而耙本来应该在谢肉节[37]之前就修好。这使列文很恼火。恼火的是他努力了多少年，可是农活上松松垮垮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他查明冬天不用的木栅被搬到耕马的马厩里，在那里被弄坏了，因为原来是围小牛用的，做得不坚固。此外，他吩咐冬天就该修理耙和各种农具，还特地雇了三个木匠，可是现在一查，也都没有修好，耙倒需要用了。列文派人去找管家，接着又亲自去找。那管家也像这一天的万物那样焕发着光彩。他穿着羔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干草，把它折断。

“为什么木匠不做打谷机？”

“啊，我昨天就要向您报告了：耙要修理。因为要耙田了。”

“冬天为什么不修？”

“您要木匠做什么呀？”

“小牛围场的木栅放在哪里？”

“我吩咐他们摆在老地方。您拿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管家摆摆手说。

“不是老百姓没有办法，是您这位管家没有办法！”列文恼怒地说。“哼，我雇您来干什么！”他叫嚷道。但是一想到这样斥责也无济于事，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只叹了一口气。“嗯，怎么样，可以播种了吗？”他沉默了一下问。

“土耳钦那边的地，明后天可以播了。”

“那么三叶草呢？”

“我派华西里同米施卡去了。他们正在播种。我不知道他们干得了干不了，地烂得很呢。”

“有多少亩？”

“六亩光景。”

“为什么不全播种呀？”列文大声嚷道。

三叶草只播了六亩，而没有把二十亩地都播上。这使列文更加恼火。根据理论和他个人的经验，三叶草只有尽早播种，甚至在雪还没有融化之前播种，才会有好收成。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做到过。

“人手没有。您拿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三个没有来。还有那个谢苗……”

“咳，您该把干草的事搁一搁。”

“我已经把它搁开了。”

“那么人都到哪里去了？”

“五个在搞蜜渍水果（他是说混合肥料）[38]。四个在翻燕麦，恐怕烂掉，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

列文明白，说“恐怕烂掉”，其实就是说他的英国燕麦种已经完了——他们又没有照他的话办理。

“我不是在大斋节前就说过了吗，要装通风筒……”他嚷道。“您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及时办好的。”

列文怒气冲冲地挥了挥手，走进谷仓去看燕麦，然后回到马厩那里去。燕麦还没有坏。不过，雇工们在用铲子翻燕麦，其实可以直接把它倒进底下的谷仓里。列文吩咐他们这样做，把两个雇工调去播种三叶草，对管家也不再生气了。是啊，天气这样好，还生什么气呢。

“伊格拿特！”他对那卷起袖子正在井边洗马车的车夫叫道，“给我备马……”

“哪一匹，老爷？”

“嗯，就骑科比克吧。”

“是，老爷。”

趁车夫备马的时候，列文又把在前面忙碌的管家叫到跟前，想同他和好。列文就跟他谈这个春天的农活和农庄的计划：

运输肥料要趁早动手，好在第一次刈草之前结束。要不停地耕远处的那块地，使它成为秋耕休闲地。刈草不用对分制[39]，而是雇人给工资。

管家用心听着，显然竭力想表示赞成主人的计划，可他还是露出那种列文早已熟悉、并且总是为之恼火的无能为力的沮丧神气。这种神气表示：一切都很好，但得听天由命。

没有什么比这种态度更使列文伤心的了。但这种态度是他所雇用过的管家的通病。大家对他的计划都抱这样的态度，因此他现在不再生气了，而是感到伤心，觉得需要更加坚决反对这种老是同他作对的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他想不出叫什么好，就叫它“听天由命”。

“要是来得及的话，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们至少还要雇十五个工人，可是雇不到。今天来了几个，干一个夏天要七十卢布。”

列文不作声。他又遇到了这种阻力。他知道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出较高的工钱也雇不到四十个以上的工人，最多只有三十七八个。但他还是不能不同这种阻力斗争。

“要是他们不肯来，那就派人到苏里，到契斐罗夫卡去招。总得招人来呀！”

“好的，我派人去。”华西里·费多罗维奇垂头丧气地说，“再有，马也都老了。”

“我们要添买几匹。这些我都知道，”列文笑着加上说，“您总是缩手缩脚的。今年我可不让您照您那一套去办了。一切我都自己来。”

“您可实在休息得太少了。本来，主人家亲自管事，我们是求之不得……”

“他们正在桦树谷那边播种三叶草吗？我去看看。”他说着跨上车夫牵来的那匹浅黄色小马科比克。

“小溪过不去，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车夫叫道。

“噢，那我打树林里走。”

这匹闲久了的小骏马，在水洼上打着响鼻，不时昂起头，轻快地溜着蹄子。列文就骑着它穿过围场，出了围场大门，向田野驰去。

列文在畜栏和粮仓里感到愉快，到了田野上，就更加兴奋了。小骏马的溜蹄使列文的身子有节奏地左右摇摆。他穿过那还留着一块块残雪和地上的脚印正在融化的树林，吸着温暖而新鲜的带雪味的空气，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每一棵树皮上长着青苔、枝条上暴出点点嫩芽的树。他出了树林，面前就展开一片丝绒地毯般广阔平坦的绿色田野，没有黄土，没有沼泽，只有洼地上还留着一块块正在融化的残雪。他看见农家的马和马驹在践踏他的田地，就咐吩一个农民把它们赶开。他遇到农民伊巴特，问道：“喂，伊巴特，快播种了吧？”伊巴特回答说：“先得耕地呀，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不论是母马和马驹践踏他的田野，或者是伊巴特愚蠢可笑的回答，都没有使列文生气。他骑着马越走越高兴。脑海里浮出许多农业计划，一个比一个出色：在所有田野的南面都种上一排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把田野划成六块耕地，再划三块作牧场，在田野尽头造一个饲养场，挖一个水塘，为了利用畜肥，再盖一个临时畜栏。这样，种上三百亩小麦、一百亩马铃薯、一百五十亩三叶草，就没有一亩荒地了。

列文脑子里充满种种幻想，小心翼翼地让马沿着田埂走着，免得践踏庄稼，向正在播种三叶草的工人那里跑去。一辆装种子的大车不是停在田边上，而是停在田当中，冬小麦被车轮碾过，都被马蹄踩坏了。两个工人坐在田埂上，大概在合抽一个烟斗吧。大车上拌种子用的泥土没有研碎，压成了硬块，或者冻起来了。工人华西里一看见主人，就向大车走去，米施卡也动手播种。这种情况很不像话，但列文是难得对工人发脾气的。华西里走过来，列文就叫他把马牵到田边上去。

“不要紧，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华西里回答。

“对不起，不要讨价还价，”列文说，“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是，老爷。”华西里回答着，抓住马笼头。“您瞧我们播的种，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他讨好说，“头等的活。只是难走得要命！草鞋上足足有一普特泥。”

“为什么你们不把土筛一筛呢？”列文说。

“噢，我们会把它捏碎的。”华西里回答，拿起一把种子，并把泥土放在手心里揉碎。

华西里确实没有错，因为没有筛过的泥土是别人给他装的车，但这事毕竟叫人生气。

列文经常用一种方法来平息自己的怒火，那就是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现在他又试用这个办法。他瞧瞧米施卡怎样双脚粘满大泥块，一步步走过来，他就跳下马，从华西里手里接过筛子，亲自动手播种。

“你播到什么地方啦？”

华西里用脚趾指一个标记，列文就仔细地把种子播在地里。地像沼泽一样难走，列文播完一行就满头大汗。他停下来，把筛子还给华西里。

“哦，老爷，到夏天您可不要为这一行骂我呀！”华西里说。

“怎么会？”列文快活地说，已经感到这种转变情绪的办法起作用了。

“啊，到夏天您再来瞧瞧，光景就不一样了。您看看我去年春天播过的地方，就像种的一样齐！我这个人哪，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干起活来就像给我亲爹干活一样卖力。我不喜欢马马虎虎，也不让别人马马虎虎。这样，东家高兴，我们也高兴。您瞧瞧！”华西里指指田野说，“真叫人心里高兴啊！”

“今年春天真不错，华西里。”

“是啊，几时有过这样好的春天，连老年人都记不起来了。我们家里，老头子也播了半亩光景小麦。他说你简直分不清是小麦还是黑麦。”

“哦，小麦你们早就种下了？”

“是您前年教给我们的呀！您还送给我两斗种子呢。我们卖掉四分之一，多下来的都种下去了。”

“嘿，你要注意，把泥块弄碎，”列文一面向马走去，一面说，“还要看住米施卡。要是苗长得好，每亩给你五十戈比。”

“谢谢老爷！我们本来就很感激您了。”

列文骑上马，向种有隔年三叶草的田野，向已经耕过准备种春小麦的田野跑去。

留茬地上，三叶草苗长势很好。新苗生气蓬勃，从去年小麦的残秆中间绿油油地一个劲儿往上长。马齐膝陷在泥里，每条腿从半解冻的泥土里拔出来，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在耕过的地里，马根本不能行走，只有结冰的地方才可以立足。在冰雪融解的畦沟里，马腿一直陷到膝盖以上的地方。耕过的地很出色，再过两天就可以耙地和播种了。一切都赏心悦目，一切都叫人心花怒放。回家时列文打算涉过小溪，希望水能退掉。他果然涉过了小溪，还惊飞了两只野鸭。“山鹬也该出来了。”他想。在回家路上转弯的地方，他遇见管林人，证实他的猜测是对的。

列文纵马小跑回家，以便赶紧吃好饭，准备好猎枪，傍晚去打猎。

十四

列文兴致勃勃地骑马跑近家门，听见大门口有马车铃的响声。

“哦，一定有人从火车站来了，”他想，“现在正是莫斯科班车到达的时候……这是谁呀？会不会是尼古拉哥哥？他不是说过‘可能到温泉去，也可能到你那里’吗？”最初一刹那，他感到担心和不快，唯恐哥哥一来，会扰乱他春天快乐的心情。但他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害臊。他立刻敞开胸怀，带着喜悦的柔情，衷心希望来的是他哥哥。他策马前进，跑到槐树前面，看到一辆火车站的出租雪橇和一位穿皮大衣的先生。此人不是他的哥哥。“啊，但愿是个谈得来的有趣的人。”他想。

“啊！”列文举起双手，快乐地叫道，“贵客临门啦！嘿，我看见你真高兴！”他一认出是奥勃朗斯基，就叫道。

“我一定能从他那里打听出，她有没有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他想。

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他想到她，觉得一点也不痛苦。

“怎么样，没想到吧？”奥勃朗斯基从雪橇上下来，说。他的鼻梁上、面颊上和眉毛上都溅着泥，但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跑来看看你，这是一；”他一面说，一面拥抱他，同他亲吻，“跑来打猎，这是二；来卖叶尔古沙伏的树林，这是三。”

“太好了！今年春天不错吧？你怎么坐雪橇来呀？”

“坐马车更糟，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那个熟识的车夫回答。

“嘿，看见你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列文像孩子般天真地微笑着说。

列文把奥勃朗斯基领到客房，把他的行李——一个旅行袋、一支有套子的猎枪和一袋雪茄——也送到那里，让他独自留在那里梳洗更衣。列文自己就到账房去安排耕地和三叶草的事。阿加菲雅一向很顾到家庭的体面。她在前厅看见列文，就向他请示怎样备饭。

“您瞧着办吧，只是要快一点。”他说着就去找管家。

他回来的时候，奥勃朗斯基已梳洗完毕，满面春风地从房里出来。他们一起上楼。

“啊，终于来到你这里，我真高兴！现在我明白你在这里所干的神秘事业了。说实话，我可真羡慕你呢！多么好的房子，一切都是多么出色呀！明朗，快乐！”奥勃朗斯基说，忘记并非一年到头都是春天，都是晴朗的日子。“你那位老保姆真可爱！要是有个穿围裙的侍女，那就更妙了。不过像你那样过着严肃的修道院生活，这样也就很不错了。”

奥勃朗斯基讲了许多有趣的消息，特别是提到列文的哥哥柯兹尼雪夫今夏准备到乡下来看他。

吉娣和谢尔巴茨基家的情况，奥勃朗斯基只字未提；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他的体贴，十分欢迎他的来访。列文过着孤单的生活，心里有许多感触平时无法对人诉说。现在他就尽情向奥勃朗斯基倾诉，又是诗意盎然的春天的快乐，又是他在农业上的失败和计划，又是对他读过的书籍的想法和意见，特别是他自己著作的构思——尽管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他的构思基础其实是批判一切旧的农业著作。奥勃朗斯基一向和蔼可亲，不论什么问题，只要稍作暗示就能领悟，这次来访格外惹人喜欢。列文发现他还有一种待人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亲切温厚的情意，觉得很高兴。

阿加菲雅和厨师竭力把饭菜做得特别美味可口，使这两位饿慌了的朋友一坐下，不等正菜上来，就大吃黄油面包、咸鹅和腌蘑菇。列文又吩咐先送汤来，不用等馅饼烘好，可是厨师原想用他拿手的馅饼来博得客人的赞赏。不过，奥勃朗斯基尽管吃惯各种珍馐美味，也觉得这里的一切特别有味：草浸酒哇，面包哇，黄油哇，特别是咸鹅，还有蘑菇哇，荨麻汤啊，白汁鸡呀，克里木葡萄酒哇，一切都很鲜美可口。

“太美了，太美了！”吃过热菜之后，他点着一支雪茄说。“我到你这里，就像从一艘喧闹而颠簸的轮船上来到宁静的海岸。那么，你说劳动者这个因素应当研究，它还决定着农业方法的选择。这方面我当然是个门外汉，但我认为理论和它的应用对劳动者也有影响。”

“是的，不过你听我说：我这里说的不是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是农业科学。农业科学应该是一种自然科学，它还从经济学、人种学的观点来观察各种现象和劳动者……”

这时候，阿加菲雅拿着蜜饯进来。

“啊，阿加菲雅！”奥勃朗斯基吻着自己肥胖的手指尖，对她说，“您的咸鹅太美了，草浸酒太美了！……怎么样，康斯坦京，咱们该出发了吧？”他对列文说。

列文望了望窗外落到光秃的树梢后面的太阳。

“该出发了，该出发了！”他说，“顾士玛，套车！”他说着跑下楼去。

奥勃朗斯基走到楼下，小心翼翼地解下帆布枪套，打开枪匣，动手装配他那支贵重的新式猎枪。顾士玛已嗅到一笔可观的酒钱，跟住奥勃朗斯基寸步不离，替他穿袜子，着靴子。奥勃朗斯基也乐于把这些差事交给他。

“康斯坦京，你关照一下，我今天约了商人梁比宁到这里来，要是他来了，让他等一下……”

“难道你把树林卖给梁比宁了？”

“是的，你认得他吗？”

“当然认得。我同他打过‘一言为定’的交道。”

奥勃朗斯基笑了。“一言为定”是这个商人的口头禅。

“是的，他这人说话真可笑……它知道主人要到哪里去！”他拍拍拉斯卡的头，加了一句。拉斯卡汪汪地叫着，在列文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舔舔他的手，一会儿舔舔他的靴子和枪。

他们走到门口，敞篷马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路虽然不远，但我还是叫他们套了车。不过，你要不要走过去呀？”

“不，还是坐车去好。”奥勃朗斯基一边说，一边向马车走去。他坐上车，拿虎皮毯子盖住两腿，点着了雪茄。“你怎么不抽烟！雪茄——这不只是一种享受，简直是人间妙品，其乐无穷。这才是生活的乐趣！太美了！我真希望过这样的生活！”

“又有谁碍着你啦？”列文笑着说。

“不，只有你才是幸运儿。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你喜欢马有马，你喜欢狗有狗，你喜欢农场有农场。”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有什么就享受什么，缺少什么也并不苦恼。”列文想起吉娣，这样说。

奥勃朗斯基明白他的意思，对他瞧瞧，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列文很感激奥勃朗斯基，因为凭着他素有的机警，发现列文怕谈到谢尔巴茨基家的事，就只字不提。不过，列文其实很想打听那件使他十分苦恼的事，但又开不了口。

“那么，你的事怎么样？”列文想到只考虑自己的问题是不得体的，就问。

奥勃朗斯基的眼睛快乐地闪着光芒。

“你认为一个人有了一份口粮，就不可以再去爱奶油面包。你认为这是一种罪孽，但我认为一个人没有爱情是无法生活的。”他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列文的问题，说，“我生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说实话，这事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大害，对自己却其乐无穷……”

“哦，你又有什么新的情况吗？”列文问。

“有的，老弟！你瞧，有一种属于奥西安[40]笔下的女人……那种在梦里才能见到的女人……啊，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可怕的。我说呀，女人这东西不论你怎样研究，总归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那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不，有一位数学家说过，快乐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求真理。”

列文默默地听着。不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捉摸他朋友的心，无法懂得他的感情和他研究女人的乐趣在哪里。

十五

打猎的地方就在离河不远的小白杨树林。进了树林，列文下车把奥勃朗斯基带到一块块冰雪融化、青苔丛生的潮湿草地上去。他自己来到另外一边一棵双干孪生的白桦树旁，把猎枪搁在一根低矮的枯枝上，脱去长袍，整整腰带，活动一下双臂，试试是不是灵活。

灰毛老狗拉斯卡紧跟在他们后面，小心翼翼地在列文对面蹲下来，竖起耳朵。太阳正落到树林后面去。疏疏落落夹杂在白杨中间的白桦，在落日的余晖中清楚地映衬出它们那缀满饱满嫩芽的枝条。

从积着残雪的密林里，隐隐约约地传来蜿蜒的细流的潺潺声。小鸟啁啾鸣啭，间或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

在一片寂静中，可以听见隔年落叶由于泥土解冻和青草萌发而发出飒飒的响声。

“多么奇妙哇！简直听得见、看得出青草在生长！”列文发觉一片潮湿的灰绿色白杨树叶在一片嫩草旁边晃动，自言自语着。他站着倾听，时而俯视布满青苔的潮湿土地，时而瞧瞧那耸耳细听的拉斯卡，时而眺望那伸展在面前山脚下树梢光秃的茫茫林海，时而仰望那白云片片、昏暗下来的天空。一只鹞鹰悠然鼓动两翼，在远处树林上高高飞过；另一只也以同样的动作朝同一个方向飞去，接着就消失了。鸟儿在树林里越叫越响，叫声越来越嘈杂了。一只猫头鹰在不远处啼起来，拉斯卡一惊，悄没声儿地迈了几步，侧着脑袋，留神倾听。隔河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它照例先咕咕叫了两声，接着就嘶哑地乱叫起来。

“嚯，布谷鸟叫了！”奥勃朗斯基从灌木丛里走出来说。

“是的，我听见了。”列文回答，老大不高兴地用自己也觉得讨厌的声音打破了树林中的寂静。“这下子快了。”

奥勃朗斯基的身子又隐没到灌木丛里。列文只看见火柴一亮，接着就出现香烟的红烟头和一缕青烟。

咔！咔！——传来奥勃朗斯基扳动枪机的声音。

“这是什么叫声？”奥勃朗斯基问，引列文注意那像小马淘气时嘶鸣一般拖长音的尖细叫声。

“啊，你不知道吗？这是公兔在叫。别说话！你听，飞过来了！”列文扳动枪机，几乎叫出声来。

远处传来尖锐的鸟叫声，接着按照猎人所熟悉的节拍，过了两秒钟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在第三声之后就听到粗嘎的啼声。

列文左顾右盼。在他前面苍茫的天空中，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梢的嫩枝上，出现了一只飞鸟。它一直向列文飞来，越来越近的粗嘎叫声，仿佛均匀地撕裂粗布的声音，在耳边鸣响。鸟的长喙和脖子已看得见了。就在列文瞄准的一刹那，从奥勃朗斯基站着的灌木丛里红光一闪。那只鸟就像箭一般落下来，接着又挣扎着向上飞起。又闪出一道红光，传出一声枪响。那鸟儿拼命拍着翅膀，仿佛想停留在空中。它停了一刹那，就沉重地啪哒一声落在泥地上了。

“难道没有打中吗？”奥勃朗斯基被烟遮住看不见，叫道。

“瞧，在这里呢！”列文指指拉斯卡说。拉斯卡正竖起一只耳朵，摇动它那翘得高高的毛茸茸尾巴，慢吞吞地一步步走过来，仿佛有意要延长这种快乐，而且似乎带着笑容，把死鸟衔给主人。“嘿，你打中了，我真高兴！”列文说，同时因为打死这只山鹬的不是他，不免有点妒意。

“老手失眼，意外意外！”奥勃朗斯基一面装子弹，一面回答。“嘘……来了。”

真的，又听到了接二连三尖锐的鸟叫声。两只山鹬嬉戏着，互相追逐着，只是尖叫，并不啼鸣，一直飞到猎人们头上。枪响了四声，山鹬像燕子一般来个急转弯，就消失了。

……

……

打猎成绩很可观。奥勃朗斯基又打了两只鸟；列文也打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色黑下来了。穿过桦树枝的空隙可以看见银光灿烂的金星在西方闪耀着温柔的光辉；而阴沉的大角星则在东方发出红色的光芒。列文望见头上的北斗星，但接着又找不着了。山鹬不再飞了，不过列文决定再等一会儿，等金星从桦树枝下升到树梢上空，北斗星全部出现。金星已经升到树梢上空了，北斗星的斗和斗柄在苍茫的天空中已经十分清楚了，可是他还在等待。

“该回去了吧？”奥勃朗斯基说。

树林里已一片寂静，也没有一只鸟在飞动。

“再等一会儿。”列文回答。

“听便。”

现在，他们两人相距有十五步光景。

“斯基华！”列文出其不意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姨妹结婚了没有，或者打算几时结婚？”

列文自以为十分镇定，任何回答都不会使他激动。可是，奥勃朗斯基的回答却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她并没想到结婚，现在也不想结婚。她病得很厉害，医生叫她到国外疗养去了。大家甚至为她的生命担心呢。”

“你说什么！”列文叫道，“病得很厉害？她怎么啦？她怎么……”

他们这样交谈的时候，拉斯卡竖起耳朵，抬头望望天空，又责难似的朝他们望望。

“他们可找到个说话的时候了！”拉斯卡想，“鸟儿飞来了……瞧，真的飞来了。他们却把它错过了……”

就在这当儿，两人忽然听见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声，两人同时抓住枪，接着闪出两道火光，在同一刹那响起了两发枪声。一只在高空飞翔的山鹬，一下子收拢翅膀，落在树丛里，把嫩枝都压弯了。

“嘿，妙极啦！大家都打中了！”列文叫道，跟着拉斯卡一起跑到树丛里去找山鹬。“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啊？”他回想着。“对了，吉娣病了……有什么办法，真叫人难过。”

“嘿，找到了！真乖！”他说着从拉斯卡嘴里取下温暖的鸟，放进差不多装满了的猎袋。“找到了，斯基华！”他叫道。

十六

在归途中，列文详细打听吉娣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听到的消息使他高兴，虽然他羞于承认。高兴的是他还有希望；更高兴的是，她使他忍受的那种痛苦，如今她自己也尝到了。不过，当奥勃朗斯基谈到吉娣的病因，并且提到伏伦斯基的名字时，列文就打断他的话：

“我没有权利打听人家的私事，老实说，我对这丝毫也不感兴趣。”

列文的脸色刚才还那么快乐，一下子却变得如此阴郁。奥勃朗斯基察觉列文脸上这种他很熟悉的迅速变化，微微一笑。

“你同梁比宁买卖树林的事讲好了吗？”列文问。

“是的，讲好了。价钱不错，三万八。首付八千，其余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忙了好一阵。谁也不肯出更高的价钱了。”

“你这样等于把树林白白送掉了。”列文老大不高兴地说。

“怎么是白白送掉呢？”奥勃朗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知道列文此刻对什么事都很反感。

“因为树林至少值五百卢布一亩。”列文回答。

“唉，你们这些土财主！”奥勃朗斯基开玩笑说，“你们这种瞧不起我们城里人的口气真叫人受不了！……至于办事，那我们一向都是行的。不瞒你说，我一切都算过了，树林卖到了好价钱，我简直担心对方变卦呢，你要知道，这树林里没有‘材木’，”奥勃朗斯基想用这种行话来证明列文的疑虑是多余的，“多半是些柴木。而且每亩不会超过三十沙绳[41]，他却给了我每亩两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微微一笑。他想：“我知道，这种作风不光他一个人有，城里人个个都有。十年里，他们只下乡过两三次，乡下话只学会两三句，就满口乱说，以为他们什么都懂了。什么‘材木’哇，‘沙绳’啊。嘴里尽管这样说，其实什么也不懂。”

“我并不想来教你怎样办公文，”他说，“一旦需要，我还要来向你请教呢。不过，在买卖树林这种事上，你太自信了。这事可不好办哪。你数过树吗？”

“树怎么数哇？”奥勃朗斯基笑着说，一直想消除朋友的恶劣情绪。“海滩的砂子，星星的光芒，除非有天大的本领才数得清……”

“是的，梁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商人买树，没有一个不数的，只有你才这样白白送给他。你那座树林我是知道的。我年年都到那边去打猎，你那座树林每亩值五百卢布现钞，他却只给你两百卢布，还是分期付款。你这是白白送了他三万卢布。”

“吓，你打的是如意算盘，”奥勃朗斯基可怜巴巴地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呢？”

“因为他同别的商人都勾结好了；他收买了他们。我同那些人都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贩子。要是利润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这样的买卖他们是不肯做的。他们总是想用二十戈比买进价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嗯，算了吧！我看你今天情绪不佳。”

“一点也不！”列文闷闷不乐地说。这时他们回到了家门口。

大门口停着一辆包着铁皮和皮革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阔皮带系住的牡马。马车上坐着脸色红润、腰带束紧的替梁比宁赶车的账房。梁比宁已进了屋，在前厅等候这两位朋友。梁比宁是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留着小胡子，凸出的下巴剃得光光的，生有一双浑浊的暴眼睛。他身穿一件蓝色的长礼服，纽扣一直钉到腰部以下的地方，脚蹬一双踝部起皱、腿肚笔直的长靴，外面套了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把整个脸擦了一下，拉了拉原来就很整齐的礼服，笑容可掬地迎接他们，向奥勃朗斯基伸出一只手去，仿佛要捉住什么东西似的。

“啊，您可来了！”奥勃朗斯基说，向他伸出手去，“太好了。”

“我不敢违抗阁下的命令，虽然道路糟透了。一路上简直只能步行，但我还是准时来到。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我向您请安。”他对列文说，竭力想握列文的手。可是列文皱起眉头，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手，同时把山鹬取出来。“两位在打猎消遣吗？请问，这是什么鸟？”梁比宁轻蔑地瞧着山鹬，加上一句说，“味道大概很不错吧。”接着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仿佛对打山鹬这种事是不是值得，深表怀疑。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阴郁地皱着眉头，用法语对奥勃朗斯基说。“你们到书房里去谈谈吧。”

“不成问题，哪儿都行。”梁比宁煞有介事地说，仿佛想让大家知道，怎样同人打交道，这在别人也许是困难的，但在他可从来不当一回事。

梁比宁走进书房，习惯成自然地环顾了一下，好像在找圣像，但找到了圣像，又不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橱和书架，又像对待山鹬那样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怎么也不同意花这么多钱去买书。

“嗯，您把钱带来了吗？”奥勃朗斯基问。“请坐。”

“钱，我们是不会拖欠的。我跑来见您，想同您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呀？您请坐。”

“行！”梁比宁说着，坐下来，十分费力地把臂肘搁在椅背上。“您该让点步哇，公爵。要不太罪过了。钱都准备好了，一文也不会少的。我是不会拖欠的。”

列文这时已把枪放在柜子里，走到门口，但一听见商人的话，又站住了。

“您简直是白白拿了人家的树林，”他说，“他到我这里来得太晚了，要不我会替他定个价钱的。”

梁比宁站起来，默默地微笑着，从头到脚对列文打量了一番。

“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太精明了！”他笑嘻嘻地对奥勃朗斯基说，“你压根儿没有办法买他的东西。我买他的小麦，出了好大的价钱。”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白白送给您呢？我又不是地上捡到的，也不是偷来的。”

“对不起，现在的时势根本不可能偷。现在的时势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要光明正大，哪能再偷哇！我们说话凭良心。那座树林太贵，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微让一点价。”

“你们这笔买卖讲定了没有？要是讲定了，那就不用讨价还价；要是没有讲定，那树林我买。”列文说。

梁比宁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现出老鹰一般残酷贪婪的神气。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迅速地解开礼服，露出没有塞在裤腰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铜纽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只鼓鼓囊囊的旧皮夹来。

“请您收下，树林是我的了。”他说着，急急地画了个十字，伸出一只手。“钱请您收下，树林是我的了。瞧吧，梁比宁做买卖就是这样的，从不斤斤计较。”他皱起眉头，挥挥皮夹，又说。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样性急了。”列文说。

“嗳，算了吧，”奥勃朗斯基诧异地说，“你要知道，我已经答应他了。”

列文走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梁比宁眼睛望着门，笑嘻嘻地摇摇头。

“太年轻了，简直像个孩子。老实说，我买这座树林完全是为了名誉，好让人家说，买进奥勃朗斯基家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我梁比宁。至于赚不赚钱，那只好听天由命了。我可以对上帝起誓。请您在这张地契上签个字……”

一小时以后，这个商人整整齐齐地合拢长袍，扣上外套，口袋里藏着契约，坐上他那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回家去了。

“唉，这些老爷！”他对账房说，“都是一路货。”

“可不是，”账房回答，把缰绳交给他，扣上皮遮篷。“该祝贺您这笔买卖吧，米哈伊尔·伊格拿基奇？”

“嗯，嗯……”

十七

奥勃朗斯基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着商人预付给他的三个月钞票，走上楼去。买卖树林已经成交，钱已到手，打猎成绩又好，奥勃朗斯基兴高采烈，因此特别想驱除列文心头的恶劣情绪。他希望到吃晚饭的时候能高高兴兴地结束这一天，就像早晨开始时一样。

列文确实心绪不佳，尽管竭力想对这位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吉娣没有结婚，这个消息使他有点乐滋滋的。

吉娣没有结婚并且病了，为了一个她所爱的人冷落她而病了。这种冷落仿佛也使列文感到委屈。伏伦斯基冷落她，而她却冷落他列文。这样，伏伦斯基就有权鄙视他，因此是他的敌人。但列文并没想得这么多。他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地方侮辱了他。不过，现在他不是因这件事破坏了他的情绪而恼火，而是对当前的各种事情总是看不顺眼。出卖树林的愚蠢勾当，奥勃朗斯基在这件事上的受骗上当，加上这桩买卖又是在他家里成交的，这样就使他火上加火。

“嗯，完了吗？”他遇见奥勃朗斯基上楼来，说。“你要吃晚饭吗？”

“好的，那我不客气了。我到了乡下，胃口好极了！你为什么不请梁比宁吃饭呢？”

“哼，去他的！”

“你何必这样对待他呢！”奥勃朗斯基说，“你连手都不愿跟他握一握。那又何必呢？”

“因为我从来不同奴才握手，而奴才比他还要好一百倍呢。”

“你这人真是顽固不化！那么，对打破阶级界限你有什么看法？”奥勃朗斯基说。

“谁愿意打破，谁就去打破吧，我可感到恶心。”

“我看你是个十足的顽固派。”

“老实说，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个什么人。我是康斯坦京·列文，这就是了。”

“而且是心情不佳的康斯坦京·列文。”

“是的，我确实心情不好。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恕我直说——你这笔买卖做得太傻了……”

奥勃朗斯基宽宏大量地皱起眉头，仿佛受到人家莫须有的嘲弄和责难。

“哎，别说了！”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卖掉东西，总是立刻会有人说，‘这要值钱得多呢。’是不是？可是当你出卖的时候，谁也不肯出高价钱……是的，我知道你恨那个倒霉的梁比宁。”

“也许是的。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会说我是顽固派，或者用别的什么可怕的名称来称呼我。我看到我们贵族阶级各方面都在衰落，心里感到悲伤、痛苦。再说，不管怎样打破阶级界限，我还是甘心当贵族阶级。破落并不是由于奢侈。要是由于奢侈，那倒无所谓。过阔绰的生活，这原是贵族的习惯，只有贵族才会这样过日子。如今我们周围的农民都在买地，这我倒并不难过。做老爷的无所事事，农民一年忙到头，他们把游手好闲的人挤掉，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替农民们高兴。不过，贵族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天真无知而破落，我瞧着就觉得难受。这里有个波兰佃户用半价向一位住在尼斯的贵夫人买进一块好田产。那里又有人向商人抵押田地，一亩只押到一卢布，其实值十卢布。今天你又无缘无故送给那个骗子三万卢布。”

“照你说应该怎么办？一棵树一棵树地去数吗？”

“一定要数。你没有数过，可是梁比宁数过了。梁比宁的子女就有生活费和教育费，你的孩子恐怕就没有！”

“好了，你别见怪，我说，这样去数未免有点小气。我们有我们的事，他们有他们的事，再说也总要让他们赚点钱。总之，事情已经过去，也就算了。啊，煎蛋可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阿加菲雅还要给我们喝那美味的草浸酒吧……”

奥勃朗斯基在桌旁坐下来，开始同阿加菲雅说笑，再三对她说，他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好的午饭和晚饭了。

“吓，您还夸奖呢，”阿加菲雅说，“可是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呢，你不论给他吃什么，哪怕是一块面包皮，他总是二话不说，吃完就走。”

不论列文怎样克制自己，他还是闷闷不乐。他很想问奥勃朗斯基一件事，可是下不了决心，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什么时候开口。奥勃朗斯基已走到楼下自己房里，脱去衣服，洗了脸，穿上有皱纹的睡衣，上了床，可是列文还在他房里踱来踱去，谈着各种琐事，不敢提出他想问的事。

“这香皂真漂亮！”他看看一块香皂，把它打开来说。这是阿加菲雅为客人预备的，不过奥勃朗斯基没有用过。“你瞧，简直像一件艺术品呢。”

“是的，现在一切都做得十分讲究，”奥勃朗斯基眼睛湿润、怡然自得地打着呵欠，说，“譬如说，剧院也办得很有趣……呵——呵——呵！”他打着呵欠，“到处都是电灯……呵——呵——呵！”

“是的，电灯。”列文说，“是的。那么，伏伦斯基现在在哪儿啊？”他忽然放下肥皂问。

“伏伦斯基吗？”奥勃朗斯基止住呵欠说，“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也走了，就再也没有到莫斯科来过。康斯坦京，我老实告诉你，”他双臂搁在桌上，一只手托住他那红润俊美的脸，那双善良而睡意惺忪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说道，“这该怨你自己不好。你害怕情敌。我还是当时对你说过的那句话，我说不出你们俩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力争呢？我当时就对你说过……”他没有张开嘴，光用牙床打了个呵欠。

“他知不知道我向她求过婚呢？”列文瞧着他想，“嗯，他脸上有一种外交家的调皮神气。”他自己感到脸红了，默默地盯住奥勃朗斯基的眼睛。

“如果说她当初有过什么的话，那也只是被他那漂亮的外表所吸引。”奥勃朗斯基继续说，“你要知道，他那种十足的贵族气派和未来的社会地位，不是对她本人，而是对她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起眉头。他所遭到的被拒绝的屈辱，像新鲜创伤一样在他心里作痛。不过，他在家里，在自己家里是可以得到慰藉的。

“等一等，等一等，”他打断奥勃朗斯基的话说，“你说贵族气派。请问，伏伦斯基之流这样瞧不起我，他们的贵族气派究竟表现在哪里呢？你认为伏伦斯基是个贵族，可我不这样认为。一个人，他的父亲靠钻营拍马起家，母亲天知道同谁没有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我认为我们这些人才是贵族，我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三四代祖宗，他们都很有教养——至于才能和智慧那是另一回事——从来不奉承拍马，从来不依赖谁，就像我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我也知道许多这样的人。你认为我数树林里的树是小气，你却白白送给梁比宁三万卢布。还有，你收收地租和别的什么，可是我没有那种收入，因此我珍重祖上传下来的产业和劳动所得……我们是贵族，可不是那种专靠权贵们的恩典过日子、只要两毛钱就可以收买的人。”

“嗯，你这是在骂谁呀？我是同意你的意见的。”奥勃朗斯基诚恳而快乐地说，虽然觉得列文所说的两毛钱就可以收买的人，也包括他在内。列文的激动确实使他觉得很好玩。“你这是在骂谁呀？你说的关于伏伦斯基的许多话虽然并不正确，但我现在不来谈那个。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一定同我一起到莫斯科去了……”

“不，不论你是不是知道，我要告诉你，我去求过婚，但遭到了拒绝。现在，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只给我留下一个屈辱而痛苦的回忆。”

“为什么呀？真是胡说！”

“好吧，这事我们不再谈了。要是我得罪了你，那就请你原谅。”列文说。现在他说出了心里话，心情又像早晨一样开朗了。“你不生我的气吧，斯基华？请你不要生气。”他含着笑，握住斯基华的手说。

“不，一点也不，也没有理由生气。我们彼此把话都说出来了，我很高兴。你准知道，清早打猎可有意思呢。去不去呀？我情愿不睡觉，打好猎就直接上车站。”

“那太好了。”

十八

伏伦斯基内心虽然充满激情，但他的生活表面上还是沿着原来的社交活动和军伍生活的轨道进行，没有什么变化。团的活动在伏伦斯基的生活里占重要地位，因为他爱团，更因为他在团里受到普遍的爱戴。在团里，大家不仅喜爱伏伦斯基，而且尊敬他，以他为荣，由于他非常有钱，又很有教养，又有才气，前程远大，名誉地位都摆在面前，可他并不把这一切放在眼里，却处处关心全团和同僚们的利益。伏伦斯基知道同僚们都很敬爱他，他也爱这里的生活，并且希望人家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

当然，他没有同任何一个同僚谈过他的恋爱问题，即使在最放纵的酒宴上也没有泄露过秘密（其实他从来没有醉得丧失自制力），还要堵住那些向他暗示他这种关系轻率的同僚的嘴。虽然如此，他的桃色新闻还是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多少猜到他跟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多数青年人所羡慕的，正是他在恋爱中最麻烦的事情——卡列宁的崇高地位，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就格外惹人注目。

多数妒忌安娜的年轻妇女，对于人家说她“清白无辜”，早已非常反感，如今眼看舆论开始变得合乎她们的心意，就十分高兴，巴不得把轻蔑的情绪尽量往她身上发泄。她们已在准备大量泥块，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向她身上扔去。多数上了年纪的人和大人物，对于这种正在酝酿中的社会丑闻，感到不满。

伏伦斯基的母亲知道他和卡列宁夫人的私情，起初感到高兴，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中的风流韵事更能使一个公子哥儿增色的了。她感到高兴，还因为她十分喜爱的卡列宁夫人，一路上同她谈了那么多她自己儿子的事。照伏伦斯基伯爵夫人看来，她也就具有一切美丽而高贵的女人的美德。不过，最近她听说儿子拒绝了一个前程远大的职务，就是为了要留在团里，好经常同卡列宁夫人见面，还听说许多大人物因此对他不满，她这才改变了看法。还有使她不高兴的是，她从各方面听说，他和卡列宁夫人的私情并非她所赞许的那种前途辉煌的风流韵事，而是她听说的那种可能使他遭殃的不顾死活的维特[42]式的狂恋。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以后，她就没有看见过他。于是她派了大儿子去把他找来。

做哥哥的对弟弟也很不满意。他没有分析弟弟谈的是一种怎样的恋爱，是高尚的还是庸俗的，是热烈的还是不热烈的，是规矩的还是不规矩的（他自己虽然已有儿子，却还同一个舞女姘居，因此对这种事是不计较的）；不过，他知道弟弟这种恋爱是他必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

除了军职和社交之外，伏伦斯基还有一个嗜好：玩马。他酷爱赛马。

今年预定要举行一次军官障碍赛马。伏伦斯基报了名，买了一匹英国纯种牝马。他尽管沉湎于恋爱之中，对将要举行的赛马虽有所克制，但还是兴致勃勃，十分向往……

这两种热情并不互相抵触。相反，他正需要一项同恋爱无关的活动和嗜好，使他能时时摆脱过分激动的情感，精神上得到调养和休息。

十九

在红村赛马那一天，伏伦斯基比平时更早来到团的食堂吃牛排。他不需要严格节制饮食，因为体重四普特半，正合标准，但也不能再胖了，因此他不吃淀粉和甜食。他坐在桌旁，解开上装纽扣，露出雪白的背心，双臂搁在桌上，一面等他叫的牛排送来，一面望着一本摊在盘子上的法国小说。他眼睛望着书，只是为了避免同进进出出的军官们打招呼，好想他的心事。

他想到安娜答应在赛马后同他见面。他已经有三天没有看见她了。她丈夫刚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见到她，也不知道怎样去打听消息。他最近一次同她见面是在培特西堂姐的别墅里。他尽可能少到卡列宁家的别墅去。现在他想到那里去，就考虑着怎样去才合适。

“当然，我会说是培特西派我来打听，她去不去看赛马。当然，我要去一下。”他拿定主意，抬起头来不再看书。他生动地想象着看见她的欢乐情景，不由得喜形于色。

“派个人到我家里去，叫他们赶快把三马篷车准备好。”他对那个给他端来一银盘热气腾腾的牛排的跑堂说，接着把盘子拉到面前，吃了起来。

从隔壁弹子房里传来撞球声和谈笑声。门口出现了两个军官：一个年纪轻的，面容清瘦虚弱，是新近从贵胄军官学校毕业来到团里的；另一个是位胖胖的老军官，腕上戴着手镯，生有一双眼皮浮肿的小眼睛。

伏伦斯基对他们瞟了一眼，皱起眉头，装作没有看见，斜眼对住书本，一面吃，一面看书。

“怎么？干活以前加点油吗？”那个胖军官在他旁边坐下来，说。

“是啊！”伏伦斯基皱着眉头，擦擦嘴，也不看他一眼，就回答说。

“你不怕发胖吗？”那个军官又说，同时给年轻的军官拉过一把椅子来。

“什么？”伏伦斯基现出厌恶的神色，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生气地说。

“你不怕发胖吗？”

“来人哪，白葡萄酒！”伏伦斯基不理他，却吩咐跑堂说，接着把书挪到另一边，继续读下去。

那胖军官拿起酒单，对年轻的军官说话。

“我们喝什么酒，你自己挑吧！”他把酒单递给他，眼睛看着他说。

“就来点莱茵葡萄酒吧！”年轻的军官说。他怯生生地斜睨着伏伦斯基，拼命用手指去扯那几乎看不见的唇髭。他看见伏伦斯基没有回过身子，就站起来。

“我们到弹子房去吧！”他说。

那胖军官顺从地站起来。他们向门口走去。

这当儿，体格魁伟的骑兵大尉雅希文走进食堂来，傲慢地对这两个军官把头一抬算打招呼，走到伏伦斯基身边。

“哦，原来在这里！”他用他的大手掌重重地拍拍伏伦斯基的肩章，叫道。伏伦斯基愠怒地回过头来一看，脸上立刻焕发出他所特有的和蔼而镇定的神色。

“真聪明，我的阿历克赛！”骑兵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现在吃一点，再喝上一小杯。”

“其实我并不想吃。”

“瞧，真是形影不离！”雅希文嘲弄地目送那两个军官出去，加上一句。接着他弯拢他那紧裹着马裤的长得出奇的腿，在伏伦斯基旁边坐下来。“你昨天怎么没到克拉斯宁斯基剧院去呀？节目可真不错呢！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特维尔斯卡雅家坐了一阵。”伏伦斯基回答。

“哟！”雅希文叫了一声。

雅希文是个赌棍和酒徒。他放荡不羁，常常做缺德的事。他是伏伦斯基在团里最好的朋友。伏伦斯基喜欢他，因为他有过人的体力，能够狂饮不醉，通宵不眠而毫无倦容，又因为他有坚强的意志，使长官和同僚对他十分敬畏，在赌博上敢于赌上万的输赢，不管喝了多少酒，赌起钱来照样沉着精明，因此在英国俱乐部里被认为是第一号赌徒。伏伦斯基看重他，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觉得雅希文喜欢他并非由于他的名声和财富，而是由于他的为人。在所有的朋友中间，伏伦斯基只愿意同他一人谈谈自己的恋爱问题。他觉得雅希文表面上似乎蔑视一切感情，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能理解他伏伦斯基整个生命里沸腾着的热情。此外，他相信雅希文确实讨厌流言蜚语，而且能正确理解他的感情，也就是说，知道并且相信他这次恋爱不是玩笑，不是儿戏，而是一种正经得多、重要得多的事。

伏伦斯基没有同他谈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他全都明白，全都理解。他从他的眼神里高兴地看出这一层。

“啊，对了！”雅希文说。他听到伏伦斯基说他在培特西家坐了一阵，他的黑眼睛便闪闪发亮。他捋着左边的胡子，按照自己的坏习惯把胡子塞进嘴里。

“嗯，那么你昨天在做什么？赢了吗？”伏伦斯基问。

“赢了八千。但有三千不能算数，不见得肯付。”

“啊，那你即使在我身上输掉也无所谓了。”伏伦斯基笑着说。这次赛马雅希文在伏伦斯基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

“我一定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

于是谈话就转到对今天赛马的猜测上。此刻伏伦斯基只能想到这件事。

“走吧，我吃完了。”伏伦斯基说，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雅希文伸直他的长腿，挺起他的长背，也站起来。

“我吃饭还早，可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喂，来酒！”他用他那喊口令时震得玻璃窗哐哐发响的洪亮声音叫道。“不，不用了。”他立刻又叫道。“你回家去，我同你一起去。”

于是他就同伏伦斯基一起走了。

二十

伏伦斯基住在一所宽大洁净的芬兰式木屋里，木屋用板壁隔成两间。在营地里，彼特利茨基也和他住在一起。伏伦斯基同雅希文走进木屋，彼特利茨基还在睡觉。

“起来，你睡得也够了！”雅希文走到里屋，推推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睡觉的彼特利茨基的肩膀，说。

彼特利茨基一骨碌爬起来，跪在床上，朝四下里打量了一下。

“你哥哥来过了！”他对伏伦斯基说，“他把我弄醒，那该死的家伙，他说还要来。”说完他又拉上毯子，倒在枕头上。“哎，别捣蛋了，雅希文！”他对拉掉他身上毯子的雅希文怒气冲冲地说，“别捣蛋了！”他转过身来，睁开眼睛。“你还是告诉我喝点什么好，我嘴里难过极了……”

“最好喝点伏特加。”雅希文声音低沉地说。“吉列辛科！给老爷拿点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大声叫道，显然是在欣赏自己的好嗓子。

“你说伏特加吗？呃？”彼特利茨基皱起眉头，揉揉眼睛问。“你也喝一点吗？让我们一起来喝！伏伦斯基，你喝吗？”彼特利茨基一面说，一面爬起来，用虎皮毯子裹住身体。

他走到外屋门口，举起双手，用法语唱道：“‘从前屠勒国有个国王’[43]……伏伦斯基，你喝吗？”

“走开！”伏伦斯基已经穿上跟班递给他的礼服，说。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雅希文问他。“瞧，还有一辆三驾马车。”他看见门外有一辆马车驶过来，又说了一句。

“到马房去，我还得为马的事去找一下勃良斯基呢。”伏伦斯基说。

伏伦斯基确实约好要去访问那个住在离彼得高夫十里路的勃良斯基，把买马的钱送去给他。他想赶到那边去一下，但同僚们立刻明白，他不光是要到那里去。

彼特利茨基继续唱着，一只眼睛眨了眨，嘟着嘴，仿佛在说：“吓，我们可知道这是个怎样的勃良斯基。”

“当心别迟到了！”雅希文只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为了改变话题，就说：“我那匹黑鬃栗色马怎么样，跑得好吗？”他望着窗外，问起那匹辕马，那是他卖给伏伦斯基的。

“等一等！”彼特利茨基对走出门去的伏伦斯基叫道，“你哥哥留给你一封信和一张条子。等一等，放在哪里了？”

伏伦斯基站住了。

“啊，放在哪里啦？”

“放在哪里啦？这倒是个问题！”彼特利茨基一本正经地说，食指从鼻子旁边往上一指。

“快说呀，别开玩笑！”伏伦斯基笑着说。

“我没有生过壁炉。总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啊呀，别开玩笑了！信到底在哪里？”

“嗐，我真的忘记了。别是我做梦看见的吧？等一等，等一等！你何必生气呢！你要是昨天像我一样喝了四瓶酒，你也会忘记睡在什么地方的。等一等，让我想一想！”

彼特利茨基走进里屋，在床上躺下来。

“等一等！当时我这样躺着，他那样站着。对了——对了——对了……在这里！”彼特利茨基说着把信从床垫底下掏出来。原来他把信藏在这里。

伏伦斯基拿了信和哥哥的条子。不出他所料：母亲来信责备他为什么不去看她，哥哥的条子说要同他谈一谈。伏伦斯基知道，这都是为了那件事。“这关他们什么事啊！”伏伦斯基想，把信揉成一团，塞在上装纽扣之间，好在路上仔细看看。在木屋门口，他遇见两个军官，一个是他们团的，另一个是别个团的。

伏伦斯基的宿舍一向是军官们聚会的地方。

“上哪儿去？”

“我有事，到彼得高夫去。”

“你的马不是从皇村送来了吗？”

“送来了，但我还没有看到。”

“听说马霍京的那匹角斗士摔坏了脚。”

“胡说！不过，这样的烂泥地怎么赛马呢？”另一个说。

“嘿，我的救星来了！”彼特利茨基看见有人进来，这样叫道。这时勤务兵正端着一个盛有伏特加和酸黄瓜的盘子，站在他面前。“是啊，雅希文叫我喝点酒提提神。”

“咳，您昨天可把我们害苦了，”来人中的一个说，“闹了整整一夜，不让人睡觉。”

“不，我们收场收得可真有意思！”彼特利茨基说，“伏尔科夫爬到屋顶上，说他很伤心。我说：听听音乐吧，来个葬礼进行曲！他在屋顶上听着听着，就在葬礼进行曲的伴奏下睡着了。”

“喝吧，一定得喝点伏特加，再来点矿泉水，还要大量柠檬，”雅希文站在彼特利茨基旁边说，好像母亲管孩子吃药一样，“然后再稍微喝点香槟酒，来这么一小瓶。”

“嗯，这是好办法。等一等，伏伦斯基，我们一起喝吧！”

“不，各位再见。我今天不喝酒。”

“哦，你是不是怕发胖啊？好，那我们就自己来喝。给我们来点矿泉水和柠檬。”

“伏伦斯基！”他走到门口，听见有人叫道。

“什么事！”

“你最好把头发剪一剪，你的头发太长了，特别是额头上秃的地方。”

伏伦斯基的确未老先秃。他快乐地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接着把帽子拉到额头上，走到门外，坐上马车。

“到马房去！”他说，正要掏出信来读，但立刻又改变主意，免得在看马之前分心。他想：“回头再看吧！……”

二十一

临时马房是个木棚，造在跑马场旁边。伏伦斯基的马昨天就该牵到那里了。他还没有见过他的马。最近几天，他自己没有骑马练习，却交给驯马师去训练，因此他一点也不知道他那匹马的情况。他刚下车，他的马童老远就认出他的马车，便把驯马师叫出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英国人，穿着长筒靴和短上装，脸刮得光光的，只有下巴底下留着一撮胡子，迈着骑手的笨拙步伐，张开两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他。

“喂，弗鲁-弗鲁怎样了？”伏伦斯基用英语问。

“很好，阁下！”英国人先用英语再用俄语回答，声音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最好不要进去，”他掀起帽子，继续说，“我刚给马戴上笼头，它有点烦躁。最好不要进去，免得惊动它。”

“不，我要进去。我要去看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起眉头说，说时仍旧没有张开嘴巴。他摆动两肘，步履蹒跚地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房前面的小院。值班的是个身穿干净短上衣的漂亮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走过来迎接他们，然后跟在他们后面。总共有五匹马分别系在单间马房里。伏伦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那匹高大的红棕色角斗士，今天也该送到这里。伏伦斯基很想看到自己那匹马，但更想看看那匹他没有见过的角斗士。但伏伦斯基知道，按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不但不许看，连问一下都是有失体统的。他们顺着走廊走去，小伙子把左面第二个单间马房的门打开，伏伦斯基就看见一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和它的四条雪白的腿。他知道这就是角斗士，但他仿佛避免看到别人拆开的私信那样，扭转身子，走到系着弗鲁-弗鲁的单间马房旁边。

“这匹马是马克……马克……那个名字我总是说不来。”英国人用他那个指甲龌龊的大拇指指指背后的角斗士单间马房说。

“马霍京的吗？对，这是我的一个劲敌。”伏伦斯基说。

“那匹马要是让您骑的话，”英国人说，“我一定买您的票。”

“弗鲁-弗鲁性子比较躁，那一匹强些。”伏伦斯基听到夸奖他的骑术，笑眯眯地说。

“障碍赛马关键在于骑术和胆量。”英国人说。

说到胆量，伏伦斯基不但觉得他是足够的，而且深信天下没有比他更有胆量的人了。

“您真的认为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不用了。”英国人回答，“请不要大声说话。马有点发躁。”他加上说，向对面那个关上的单间马房点点头，里面传出马蹄践踏干草的声音。

他打开门。伏伦斯基走进一个有微弱光线从小窗洞里透进来的单间马房。单间马房里系着一匹戴笼头的深栗色马，在新鲜干草上倒换着马蹄。伏伦斯基向昏暗的马房张望了一下，又情不自禁地瞧了瞧他那匹心爱的马。弗鲁-弗鲁是匹中等身材的马，体格不是没有缺点的。它的骨骼细小，胸骨突出，胸部狭窄。它的臀部有点下垂，前腿弯曲，后腿更加弯曲。前后腿的肌肉都不十分发达，但肋骨部分特别宽阔，由于它的腹部练得消瘦，这一点就格外触目。从正面看上去，膝盖以下的腿骨不比手指粗，但从侧面看去却非常粗大。它的全身，除了肋骨，显得特别瘦长，仿佛从两边被夹过了。但它具有极大的优点，足以弥补各种缺点。这优点就在于它是“纯种”，照英国人的说法，这是“关键”。在那象缎子一般光滑的薄皮肤下，肌肉从血管的网脉下面突出来，看上去像骨头一样坚硬。瘦削的脑袋上长着一双突出的闪闪发亮的快乐眼睛，鼻子部分特别长，张开的鼻孔里露出充血的薄膜。它的全身特别是头部具有一种既刚毅又温柔的神态。它所以不会说话，仿佛只因为嘴的构造不允许它说话罢了。

至少伏伦斯基认为，它是懂得他此刻瞧着它的全部感情的。

伏伦斯基一走到它面前，它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斜着凸出的眼睛，使眼白都充血了。它从对面瞧着进去的人，摆动笼头，富有弹性地倒换着蹄子。

“嘿，您瞧，它多么不安宁啊！”英国人说。

“啊，宝贝！啊！”伏伦斯基走到马旁边，抚慰着它说。

但他越接近它，它就越兴奋。直到他走到它的头旁，它这才安静了，它的肌肉也在又薄又细的毛皮下面抖动起来。伏伦斯基摸摸它结实的脖子，把它撇在一边的一绺鬣毛理理好，把他的脸凑近它那像蝙蝠翅膀一样张开的鼻孔。它打了个哆嗦，用紧张的鼻孔大声地呼吸着空气，竖起尖尖的耳朵，向伏伦斯基伸出厚实的黑嘴唇，仿佛想咬他的袖子。但是它一想起戴着笼头，就抖动了一下，又倒换起它的细腿来。

“安静点儿，宝贝，安静点儿！”他又抚摸了一下它的臀部，说。他看到他的马情况良好，便高兴地走出马房。

马的兴奋也感染了伏伦斯基。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灌进他的心脏，他也像马一样要活动，要咬人。他感到又惊又喜。

“好，那么一切都拜托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场。”

“好的！”英国人说，“您现在到哪儿去呀，阁下？”他忽然用英语“阁下”这种称呼问。这种称呼他以前几乎从来没有用过。

伏伦斯基惊奇地抬起头来，故意不看英国人的眼睛，只望望他的前额，奇怪的是他怎么敢提这样的问题。但他懂得英国人提这问题，并不是把他当作主人，而是当作骑手，就回答说：

“我要到勃良斯基那里去一下，过一个钟头就回家。”

“这问题今天有多少人问过我了！”他想着，脸红了，这在他是难得有的。英国人对他仔细瞧了瞧，仿佛知道伏伦斯基要上哪儿去，又补充说：

“赛马前最要紧的是保持平静，”他说，“不要生气，也不要烦躁。”

“好的！”伏伦斯基含笑用英语回答。他跳上马车，吩咐车夫到彼得高夫去。

他没有走多远，早晨预示要下雨的乌云就聚集在一起，下起倾盆大雨来了。

“糟了！”伏伦斯基拉起车篷，想，“路本来就够泥泞的了，这下子可要变成沼泽了。”他独自坐在拉上篷的马车里，取出母亲的信和哥哥的条子，看了一遍。

是的，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大家，他的母亲，他的哥哥，大家都认为必须干涉他的恋爱。这样的干涉使他感到愤恨——这种情绪在他是难得有的。“这关他们什么事？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有责任来关心我？他们为什么要跟我纠缠不清啊？因为他们觉得无法理解这件事。如果这只是件上流社会一般的庸俗的桃色事件，他们就不会来干涉我了。他们觉得这事有点异乎寻常，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比生命还要宝贵。他们不太理解这一层，因此他们有点担忧。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将来又会变得怎样，这是我们自作自受，决不会埋怨谁。”他自言自语。他用“我们”这个词把自己和安娜联系起来了。“哼，轮不到他们来教训我们该怎样生活。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幸福，他们不知道我们要是没有爱情，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幸福或者不幸，因为根本就活不下去。”他想。

他心里觉得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家的干涉格外生气。他觉得他同安娜的恋爱并非一时的冲动，像上流社会一般风流韵事那样，除了愉快或者不愉快的回忆，在生活中不会留下一点痕迹。他觉得他自己的处境和她的处境都十分痛苦，就他们在上流社会里的显眼地位，隐瞒他们的恋爱，说谎和欺骗都是很困难的；当他们热恋得忘乎所以而沉湎于爱情之中时，还要说谎，欺骗，装假，经常想到别人，这确实是很困难的。

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被迫违反本性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景，特别是她不止一次流露出来的因为不得不欺骗和说谎而产生的羞愧。他还感受到自从他同安娜有了关系以后间或涌上心头的奇怪的心情。这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之感：是对卡列宁呢，还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上流社会，他可说不上来。但他总是竭力排除这种心情。这会儿，他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沉思下去。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是骄傲而平静；如今呢，内心的平静和自尊心都保持不住了，尽管她不动声色。是的，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他暗自下了决心。

他第一次产生一个明确的想法：必须结束这种虚伪的生活，而且越快越好。“抛弃一切，我和她亲亲热热地隐居到什么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语道。

二十二

暴雨没多久就停了。当伏伦斯基驱车前进，辕马带着两侧缰绳松开的骖马在泥泞地上奔驰的时候，太阳又露面了，别墅屋顶和大街两旁花园里的古老菩提树，都湿淋淋地闪着光芒，树枝上快乐地滴着水珠，屋顶上也有水流下来。他不再去想这场雨会怎样损坏跑马场，却高兴地想到，借着这场雨一定能同她单独见面，他知道卡列宁最近才从温泉回来，还没有离开彼得堡。

伏伦斯基希望同她单独见面，照例尽可能避免引起人家的注意，在过桥之前就下了车，步行过去。他不从大门的台阶上进去，而是穿过院子走后门。

“老爷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您走前门吧，那边有仆人会给您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从花园里过去。”

他确信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很想使她大吃一惊，因为他没有答应她今天来，她一定认为他在赛马以前不会来了。他按住军刀，沿着两旁种满花草的铺砂小径，小心翼翼地向通花园的露台走去。这会儿，伏伦斯基完全忘记了一路上想到的自己处境的痛苦和困难。他一心想的是马上可以看见她，不是在想象中，而是真正看见她整个的人。当他蹑手蹑脚地踏着缓斜的台阶走上露台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他时常忘记的他们关系中最痛苦的一样东西：她那个带着疑问的、他认为是敌意的目光看他的儿子。

这孩子是他们来往中最大的障碍。有他在旁边，伏伦斯基也好，安娜也好，不仅避免说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甚至不说孩子听不懂的暗语。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商量过，而是自然形成的默契。他们认为欺骗孩子是可耻的。当着他的面，他们像普通朋友一般谈话。不过，尽管这样留神，伏伦斯基还是常常发现这孩子在用专注和怀疑的目光盯着他，还带有一种古怪的羞怯和变幻莫测的神情，对他忽而亲切，忽而冷淡，忽而腼腆。仿佛这孩子感到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只是他弄不懂那究竟是什么关系。

真的，这孩子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竭力想弄明白，他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人，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凭着孩子的敏感清楚地看到，父亲、家庭教师和保姆不仅不喜欢伏伦斯基，而且怀着厌恶和恐惧望着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但母亲却把他看作最好的朋友。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个什么人？应该怎样爱他？我弄不明白，是我错了，还是我生得太笨，还是我是个坏孩子？”孩子常常这样想。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脸上露出试探、询问、有时还带点敌意的神气，以及那使伏伦斯基感到局促不安的羞怯和变幻莫测的表情。只要有这孩子在场，伏伦斯基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这是他近来常常感觉到的。只要这孩子在场，伏伦斯基和安娜就会像航海者那样，从罗盘上发现他们高速航行的方向远离正确的航线，但又没有力量刹车，因此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偏离方向，但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那就等于承认毁灭。

这孩子好比一个罗盘，带着他对生活的天真看法，指出他们偏离他们明明知道但又不敢正视的正确方向有多远。

这一次，谢辽查不在家，真正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家里。她坐在露台上，等她那个出去散步而遇雨的儿子回来。她派一个男仆和侍女出去找，自己坐在家里等。她穿着一件阔边绣花的白色衣裳，坐在露台一角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她低下黑色鬈发的头，前额紧贴着放在栏杆上的一把冰凉的喷水壶。她那双戴着他很熟悉的戒指的好看的双手抱住喷水壶。她的整个体态、她的头、她的脖子和双手，伏伦斯基每次看见都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倾倒。他站住了，神魂颠倒地望着她。但他刚要迈开步子向她走去，她就发觉他的来临，立即推开喷水壶，转过她那热辣辣的脸去迎接他。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他一面向她走过去，一面用法语说。

他本想向她跑过去，但一想到也许旁边有人，于是向露台门望了一下，涨红了脸，就像他每次觉得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加以提防那样。

“不，我身体很好。”她说着站起来，紧紧地握住他伸出来的手，“我没有想到……你来。”

“天哪！你的手多冷啊！”他说。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辽查，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这里回来的。”

尽管她竭力装作镇定，她的嘴唇还是在不断抖动。

“请你原谅我跑到这里来，但我要是看不到你，那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他继续照例用法语说，有意避免俄语里“您”和“你”这两个词，因为用“您”显得太疏远，用“你”又亲昵得有点危险。

“有什么要原谅的？我太高兴啦！”

“你一定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里有烦恼。”他继续说，没有放掉她的手，同时弯下身去，“你在想什么呀？”

“老是想着一件事。”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实话。不论什么时候问她在想什么，她总是这样回答：想着一件事，想着自己的幸福和不幸。他来的时候她正在想：为什么这种事在别人，譬如培特西（安娜知道她同土施凯维奇的暧昧关系），不算一回事，在她却那样痛苦呢？今天这个想法不知怎的使她特别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她的问题，看见她情绪激动，竭力想排解她的愁闷，便用极平静的语气详细告诉她赛马前的准备工作。

“要不要告诉他？”她望着他那双镇定的亲切的眼睛，想，“他这样快乐，这样一心一意忙着他的赛马，他是不会理解这件事的，不会理解这件事对我们的全部意义的。”

“但你没有告诉我，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不再谈赛马的事，说，“请你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他，却稍稍低下头，皱着眉头，用她那双睫毛很长的亮晶晶的眼睛对他望望。她拿着一张叶子的手在哆嗦。他看到这情景，脸上现出那种使她倾心的唯命是从的奴隶般的忠诚。

“我看出发生什么事了。我知道你心里烦恼，我却不能替你分担，我怎么能有片刻的安宁呢？请你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吧！”他又恳求道。

“是的，他要是不能理解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我就不能原谅他。还是不说的好，何必去试他呢？”她想着，眼睛一直盯住他，拿着叶子的手抖得越发厉害了。

“看在上帝分上！”他拉住她的手，重复说。

“要我说吗？”

“你说，你说，你说……”

“我怀孕了。”她慢慢地低声说。

她手里的叶子抖得更厉害了，但她一直盯住他，看看他听到这话的反应怎样。他脸色发白，想说些什么，但是没有说，只放掉她的手，低下头来。“是的，他懂得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她想了想，感激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不过，她以为他也像女人家那样懂得这个消息的意义，她可错了。一听到这消息，他十倍强烈地感觉到，他心里又充满了对某一个人的异常厌恶的情绪。同时他明白他所盼望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今后再也无法瞒住她的丈夫，这种不自然的局面无论如何得赶快结束了。此外，她的激动在肉体上也感染了他。他用温柔驯顺的目光瞧了她一眼，吻了吻她的手，然后站起身来，默默地在露台上走来走去。

“是的，”他断然走到她面前说，“我也好，你也好，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作儿戏。如今我们的命运已经定了，必须结束……”他一面说，一面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结束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

“结束吗？怎样结束呢，阿历克赛？”她低声说。现在她安心了，她的脸上洋溢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其实已经结合起来了。”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是的，但是要完全结合，完全结合。”

“可是应该怎么办，阿历克赛，你教教我，怎么办？”她悲哀地嘲弄着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说，“难道有什么办法能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吗？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不论怎样困难的处境都有办法摆脱。只要打定主意，”他说，“不管怎样都要比你现在的处境好。我明白，现在一切都使你痛苦：上流社会也罢，儿子也罢，丈夫也罢。”

“嗳，唯独不能把丈夫算在里面，”她冷笑着说，“我才不管他，我也不想他。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我了解你，你也为他痛苦的。”

“嗳，他根本不知道。”她说，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的面颊、前额、脖子全红了，眼睛里涌出羞愧的泪水。“好，我们不谈他吧。”

二十三

伏伦斯基有好几次——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决——试图引她商量她的处境问题，但每次她都像现在回答他的挑战那样，总是说得不着边际，使人不得要领。仿佛这里有着一种她不能或者不愿正视的东西；仿佛一谈到这事，她，真正的安娜，就隐藏起来，出现了一个他所陌生的古怪女人。这个女人他不爱，他害怕，处处地方同他作对。不过，今天他决定把心里话统统告诉她。

“他知道不知道，”伏伦斯基用他素常坚定沉着的语气说，“他知道不知道，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你也不能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您说，该怎么办呢？”她带着微微嘲弄的口吻问。她本来担心他会轻视她怀孕这件事，现在又唯恐他认为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离开他。”

“很好。假定我这么办吧，”她说，“您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可以先讲给您听听。”于是她那双一分钟前还很温柔的眼睛闪出了凶恶的光芒。“‘哦，您爱上了别人，同他发生了罪恶的关系，是吗？（她竭力摹仿丈夫的腔调，像他一样把“罪恶的”三个字说得特别响。）我曾经警告您，要考虑宗教、民法和家庭各方面的后果。您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您败坏我的名誉……（和我儿子的名誉。）’”她原想这样说，但她不能拿儿子开玩笑……“‘败坏我的名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补充说，“总之，他会打官腔，斩钉截铁地明确表示，他不能放过我，他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制止这件丑事。他会冷静地照他所说的办法认真去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不是人，他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时简直是一架凶恶的机器，”她一面说，一面仔细想着卡列宁的外貌、说话的姿势和他的性格，把他身上能找到的缺点全部集中起来，并不因为自己对他犯了大罪而稍稍原谅他。

“不过，安娜，”伏伦斯基用恳切的温和语气说，竭力安慰她，“无论如何得告诉他，然后看他的办法再采取对策。”

“怎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觉得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您很痛苦。”

“哼，逃走，叫我做你的情妇吗？”她恶狠狠地说。

“安娜！”他略带谴责的口吻叫道。

“是啊，”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掉……”

她又想说：“把儿子……”但是她说不出口。

伏伦斯基无法理解，像安娜这样个性很强又很诚实的人，怎么能忍受这种自欺欺人的处境而不愿摆脱。他没有想到主要原因就是她说不出口的“儿子”这个词。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以后将怎样对待她这个抛弃父亲的母亲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害怕，简直无法认真思考，只能像一般女人那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语言来安慰自己，好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并忘记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要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异样的诚恳而温柔的音调说，“以后再也不要同我谈这事了！”

“可是，安娜……”

“再也不要谈了。让我去吧。我处境的屈辱、糟糕，我都知道，但这事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容易解决。让我去吧，照我的话办。再也不要同我谈这事了。你答应我吗？……不，不，你要答应一声。”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但我心里不能平静，特别是在你告诉我这件事以后。你心里不能平静，我心里也不能平静啊……”

“我！”她重复说，“是的，我有时感到痛苦，但这会过去的，只要你永远不再同我谈这事。你一同我谈这事，我就痛苦。”

“我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的话，“你这人天生这样诚实，要你说谎确实是很痛苦的。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为了我毁了自己的一生。”

“我现在想的也是这件事，”他说，“你怎么可以为我而牺牲一切呢？你要是有什么不幸，我可不能原谅自己。”

“我不幸吗？”她挨近他，带着火热的爱恋的微笑瞧着他，说，“我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他也许感到寒冷，他的衣服被撕破了，他感到害臊，但他并不是不幸。我不幸吗？不，这正好是我的幸福哇……”

她听见儿子回来的声音，慌忙向露台望了一眼，霍地站起来。她的眼神里燃起了他所熟悉的火焰，她用戴着戒指的好看的手迅速地捧住他的头，对他望了好一阵，接着把自己的脸凑过去，用微微张开的笑盈盈嘴唇吻了吻他的嘴和眼睛，就把他推开。她要走，但他把她拉住了。

“什么时候？”他神魂颠倒地瞧着她，低声说。

“今晚一点钟。”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接着就迈动轻盈而迅速的步伐去迎接儿子。

谢辽查在大花园里遇雨，就同保姆一起坐在亭子里避了一阵。

“嗯，再见，”她对伏伦斯基说，“马上就要去看赛马了。培特西答应来接我一起去。”

伏伦斯基看了看表，匆匆走了。

二十四

伏伦斯基在卡列宁家的阳台上看了看表，心情十分激动，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以致虽然看了表上的指针，却没有看清究竟是几点钟。他走上大路，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向他的马车走去。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恋之中，根本没有想到时间，也没有想到是否还有时间上勃良斯基家去。他的头脑只有一种简单的本能——这是常有的事——那就是提醒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应该再做哪件事。车夫正坐在驭座上，在浓密的菩提树斜影里打瞌睡。伏伦斯基向他走去，观赏着那像柱子一样麇集在肥壮马匹上的蚋群，唤醒车夫，跳上马车，吩咐他到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七里光景，他才醒悟过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那天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军官两里比赛、军官四里比赛和伏伦斯基参加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是赶得上的，但他要是到勃良斯基家去一下，等他赶到，宫廷里的人都将到齐了。这就不太好。但他答应过勃良斯基，要到他家去一下，就吩咐车夫不要顾惜马，继续赶路。

他赶到勃良斯基家，只待了五分钟，就又跑回来。这样的高速行车使他静下心来。他同安娜关系中一切痛苦的事，他们谈话后所留下的前途茫茫的感觉，都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现在他高兴而激动地想着赛马，想到他一定能赶上比赛。今夜快乐的约会，只偶尔像火花一样在他头脑里闪过。

他追过一辆辆从别墅和彼得堡赶来看赛马的人的马车，赛马的气氛越来越浓，即将投入赛马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

他的宿舍里已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到赛马场去了，跟班在大门口等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跟班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有好几位先生来问过他，马童也从马房里来过两次。

伏伦斯基不慌不忙地换好衣服（他从来不慌张，也不会丧失自制力），吩咐车夫驱车到马房。从马房那里他就看见赛马场上人山人海，各种马车，行人，士兵，以及挤满人群的亭子。第二场比赛正在进行，他走进马房，就听见铃声。当他走近马房的时候，正好遇见马霍京那匹红棕色角斗士，披着蓝边橘黄马衣，竖起两只青色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上去。

“科尔德在哪里？”他问马夫。

“他在马房里备鞍。”

在单间马房里，弗鲁-弗鲁已经备好鞍，正被牵出来。

“我没有迟到吧？”

“行！行！”英国人先用英语又用俄语说，“不用急。”

伏伦斯基又瞧了一眼浑身哆嗦的骏马那副美丽可爱的模样。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它，走出马房。他在最不易引人注目的有利时刻走到亭子旁边。两里比赛快要结束，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跑在前面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和他后面的近卫骠骑兵军官身上。两人都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往终点冲刺。人们从赛马场中间和外围涌向终点，近卫重骑兵队的士兵和军官同声高呼，向他们即将获得胜利的长官和同僚表示庆贺。伏伦斯基悄悄地走到人群中间。几乎就在比赛结束钟响的时候，那取得冠军的高个子近卫重骑兵军官，溅了一身泥浆，伏在马鞍上，正好放松了缰绳，让他那匹浑身大汗、气喘吁吁的灰马放慢步子。

牡马竭力收住脚步，放慢它那庞大身子的迅速运动。这位近卫重骑兵军官仿佛酣睡刚醒，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吃力地笑了笑。朋友和观众把他团团围住了。

伏伦斯基有意避开那批在亭子前面彬彬有礼地走动和交谈的上流社会人士。他知道安娜、培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里，故意不走近她们，免得分心。但是，迎面走来的熟人不断地拦住他，告诉他刚才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还问他为什么迟到。

当骑手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里的时候，伏伦斯基的哥哥阿历山大，佩着上校金边肩章，走到他面前。他像阿历克赛一样，个儿不高，但很结实，而且比阿历克赛更加红润漂亮，生有一个红鼻子和一张开朗的脸，脸上带着酒意。

“你收到我的条子了吗？”他说，“你这人总是找不着的。”

阿历山大·伏伦斯基虽然生活放荡，特别是以酗酒出名，却是一位显要的宫廷官员。

这会儿，他在同弟弟谈一件对弟弟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事，知道会有许多目光集中在他们身上，但他却装出一副笑脸，仿佛在同弟弟笑谈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收到了，说实在的，我可不明白你担心的是什么。”阿历克赛说。

“刚才我发现你不在，还有星期一人家看到你在彼得高夫。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啊。”

“有些事局外人是不必操心的，你担心的那件事就是……”

“嗯，既然这样，你就别再担任军职了……”

“我请求你不要干涉我的私事，就是这样。”

阿历克赛·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的脸刷地发白了，他那突出的下巴抖动了一下。这在他是难得有的。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难得生气，但一旦生气，并且下巴抖动，阿历山大·伏伦斯基就知道他是不好惹的。阿历山大·伏伦斯基快乐地微微一笑。

“我只是把母亲的信转交给你。你写封回信给她，比赛以前可不要闹情绪。祝你成功！”他微笑着用法语加了一句，从他身边走开了。

他走了以后又有朋友来招呼伏伦斯基，把他拦住了。

“你连朋友都不认识啦！你好，老兄！”奥勃朗斯基说，他在彼得堡显贵中间也像在莫斯科一样出众，面色红润，络腮胡子又整齐又滋润。“我是昨天来的，有机会能看到你比赛得胜真是高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你明天到食堂来吧！”伏伦斯基说。他抓住奥勃朗斯基的大衣袖子，道了歉，然后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赛的马正被牵到那边去。

赛跑过的马精疲力竭，浑身汗水，被马夫牵回马房去；参加下一场比赛的马精神抖擞，多半是英国马，戴着风帽，勒紧肚带，仿佛奇异的巨鸟，一匹又一匹地出现了。肌肉发达而身躯瘦小的美人儿弗鲁-弗鲁被牵到右边来，它迈着富于弹性的长腿，好像踩在弹簧上一般。离它不远是双耳下垂的角斗士，它身上的马衣正被取下来。这匹牡马高大匀称的美丽身材，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短得异样的脚胫，吸引了伏伦斯基的注意。他正想走到自己那匹马跟前去，却又被一个熟人拦住了。

“啊，您瞧，卡列宁在那边！”同他交谈的熟人说，“他在找妻子，他妻子在亭子里呢。您没有看到她吗？”

“不，没有看到。”伏伦斯基回答，没有望一眼那人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亭子，一直向他的马走去。

伏伦斯基来不及仔细察看他不满意的马鞍，骑手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来抽签决定他们的号码和出发点。十七个军官，神态庄重严肃，许多人脸色发白，集中到亭子前来抽签。伏伦斯基抽到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口令：“上马！”

伏伦斯基发觉他和其他几个骑手已成为众目之的，不免有点紧张，但他遇到这种情况，动作总是格外沉着。他不慌不忙地向他的马走去。科尔德为了庆祝赛马，穿上最讲究的服装：扣上纽扣的黑礼服，浆得笔挺、夹住双颊的白衬领，黑色的圆礼帽和长皮靴。他像平时一样镇定沉着，亲自拉着两根缰绳，站在马前面，弗鲁-弗鲁像害热病一样继续颤动着。它那双火辣辣的眼睛瞟着走拢来的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把一只手指伸到肚带底下试试松紧。马更留神地瞟了他一下，露出牙齿，竖起一只耳朵。英国人噘起嘴唇，对凡是检查他所装配的马鞍的人，总是露出微笑。

“您一上马，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伏伦斯基最后一次向他的敌手们扫了一眼。他知道，比赛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有两个骑手已经向出发的地方驰去。伽尔青，伏伦斯基的朋友，也是他最危险的敌手之一，正在那匹不让他骑上去的枣红牡马周围打转。个儿矮小的近卫骠骑兵军官，穿着紧身的马裤，摹仿英国人骑马的姿势，像猫一样俯伏在马背的后部。库卓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骑在他那匹格拉波夫养马场买来的纯种牝马上，由一个英国人拉着缰绳。伏伦斯基和他的同僚都知道库卓夫列夫和他那神经“脆弱”、极度虚荣的性格。他们知道他害怕一切，害怕骑战马，但这次正因为比赛危险，可能有人摔断脖子，每道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名医生，停有一辆缀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和护士，他才决定参加比赛。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伏伦斯基亲切而带鼓励意味地对他挤挤眼。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看到，那就是他的劲敌，骑角斗士的马霍京。

“不要性急，”科尔德对伏伦斯基说，“记住一条：遇到障碍物不要控制它，也不要鞭打，要听其自然。”

“好的，好的！”伏伦斯基接过缰绳说。

“尽可能跑在前头，万一落后了，即使到最后一分钟也不要丧失信心。”

马没有来得及动一动身子，伏伦斯基就矫捷地踏上装有钢齿的马镫，稳稳当当地让他那强壮的身子坐到咯吱作响的皮马鞍上。他右脚伸进马镫，两手熟练地分开缰绳。科尔德松了手。弗鲁-弗鲁仿佛不知道用哪一只脚起步，伸长脖子把缰绳绷紧，迈开步子，像踩在弹簧上一般，把驮在柔软脊背上的骑手颠得左右摇摆。科尔德加快步子，跟在他们后面。兴奋的马拉紧缰绳，忽东忽西，拼命摆动，想把骑手摔下来。伏伦斯基竭力用声音和手使它安静，可是没有用。

他们向出发点跑去，已经接近赛马场周围的小河。有许多人骑着马在前面跑，后面也有许多人。伏伦斯基忽然听见背后有匹马在泥地上飞跑，接着他就被骑着双耳下垂的、白腿的角斗士的马霍京赶上了。马霍京露出他的长牙齿，笑了笑，伏伦斯基却怒气冲冲地对他瞅了一眼。他一向不喜欢马霍京，这会儿又把他看作最危险的敌手。马霍京在他旁边飞驰，惊动了他的马，这就使他对马霍京更加恼火了。弗鲁-弗鲁迈开左脚，忽然大跑起来。它跑了两步，对拉紧的缰绳很生气，就转成摇摆不定的碎步，把骑手颠得更加厉害。科尔德也皱起眉头，小跑着跟住伏伦斯基。

二十五

参加这次比赛的军官共有十七名。比赛将在亭子前周围四里的椭圆形大赛马场举行。场里设了九道障碍：一条小河、一个筑在亭子前的四尺高的牢固大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一座“爱尔兰堤坝”（这是最难越过的障碍之一，由树枝堆成一座堤，堤后面还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水沟，因此必须越过两重障碍，否则就有生命危险），然后再是两道水沟和一道干沟，比赛终点就在亭子对面。但比赛并不在场子里开始，而是从离场子两百米开外的地方开始。在这段路上设置了第一道障碍——一条有堤的六尺宽的小河，骑手们可以随意跳越或者涉水而过。

骑手们排成一行起跑了三次，可是每次都有谁的马抢先冲出去，只好重新来过。资格很老的发令员谢斯特林上校有点冒火了，直到他第四次喊“跑！”骑手们才一齐出发。

当骑手们排成一行的时候，一双双眼睛，一副副望远镜都集中在这群五光十色的人身上。

“出发了！起跑了！”过了一阵意料中的沉默以后，四面八方都喊了起来。

观众为了要看得更清楚些，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单独行动，跑来跑去。在最初一瞬间，聚在一起的骑手们就拉开距离，他们三三两两，一个接一个驰近小河。观众似乎觉得他们在一起奔驰，但对骑手们来说，几秒钟的差别关系可就大了。

神经过分亢奋的弗鲁-弗鲁在起跑时慢了一步，有几匹马抢在它前头，但不等跑到小河，伏伦斯基就使劲勒住缰绳，轻易地超过了三匹马。他的前面就只剩下两匹马了，马霍京那匹屁股匀称而轻快地摆动的红棕色角斗士跑在伏伦斯基前面。跑在最前面的是载着那半死不活的库卓夫列夫的狄安娜。

在最初几分钟里，伏伦斯基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和他的马。他在第一道障碍——小河之前还不能完全掌握马的行动。

角斗士和狄安娜同时驰近小河，而且几乎在同一刹那纵身一跃，飞到对岸；弗鲁-弗鲁也像飞一样跟着它们跃过河去，但就在伏伦斯基腾空的瞬间，他忽然看见几乎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卓夫列夫同他的狄安娜一起在河对岸挣扎（库卓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马就同他一起栽了个跟斗）。这些细节伏伦斯基是后来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见弗鲁-弗鲁落脚的地方，可能就在狄安娜的腿上或者头部。但是，弗鲁-弗鲁好像一只从高处跳下来的猫，在跳跃时拼命伸长腿和背，这样就越过了那匹马，向前跑去。

“啊，我的宝贝！”伏伦斯基想。

过了小河以后，伏伦斯基就完全把马控制住了，开始任意驾御它，企图跟在马霍京后面越过大栅栏，然后在以后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平地上超过他。

大栅栏就竖立在皇亭前面。当他和在他前面领先一马身的马霍京接近“魔鬼”（大栅栏的名称）的时候，沙皇、朝廷百官和老百姓都凝视着他们。伏伦斯基感觉到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身上的目光，但除了那匹马的耳朵和脖子，迎面飞来的地面，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拍子、始终保持同样距离的角斗士的白腿和臀部之外，他什么也没看见。角斗士纵身一跃，没有发出撞击什么东西的声音，摇了摇短尾巴，就从伏伦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好哇！”有人叫道。

就在这一刹那，在伏伦斯基的眼前，在他的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他的马在动作上没有丝毫变化就飞越了过去，木板消失了，只听得后面发出砰的一声。他的马被跑在前头的角斗士激怒了，在栅栏前面飞腾得太早，它的后蹄就在栅栏上碰了一下。它的步子并没有变化，伏伦斯基却溅了一脸的泥。他知道他又同角斗士保持原来的距离了。他又看见他前面那匹马的臀部、短尾巴和距离不远的飞驰的白腿。

就在伏伦斯基想着该追过马霍京的一刹那，弗鲁-弗鲁仿佛懂得他的意思，不用任何鼓励，就大大加快速度，开始从最有利的地方，从围绳那一边逼近马霍京。马霍京不放弃靠近围绳的有利地位。伏伦斯基刚想到可以从外边追过去，弗鲁-弗鲁就改变步子，开始这样奔驰。弗鲁-弗鲁由于汗湿而开始发黑的肩膀已同角斗士的臀部平齐了。他们并排跑了几步。但当他们逼近障碍物的时候，伏伦斯基为了避免兜大圈子，拉动缰绳，就在斜坡上很快地追过了马霍京。马霍京溅满泥浆的脸在他眼前掠过。他甚至发现马霍京微微笑了笑。伏伦斯基超过了马霍京，但发觉他就在后面，还不断地听到背后角斗士整齐的蹄声和急促有力的呼吸声。

后面两道障碍，水沟和栅栏，轻易地越过了，但伏伦斯基听见角斗士的鼻息和蹄声越来越近。他给了马一鞭子，高兴地感到它顿时加快速度，角斗士的蹄声又离得像以前一样远了。

伏伦斯基一马当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也是科尔德给他的劝告。现在他确信可以获胜。他的兴奋，他的快乐和对弗鲁-弗鲁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他很想回顾一下，但他不敢这样做，就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不再策马，让它像角斗士那样（他有这样的感觉）留点余力。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了。如果他能抢在别人之先越过它，就可以得到冠军。他向“爱尔兰堤坝”驰去。他同弗鲁-弗鲁一起老远就看见了这道“堤坝”，刹那间他同马都迟疑了一下。他发现马耳朵上表示出来的犹豫，就扬起鞭子，但他立刻感到迟疑是没有必要的：马知道该怎么办。它加快步子，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稳稳当当地腾空一跃，凭着一股冲劲，远远地飞过水沟。于是弗鲁-弗鲁就毫不费力地以原来的节奏、原来的步伐继续奔驰。

“好，伏伦斯基！”他听见人群的欢呼。他知道那是站在障碍旁边他团里的同僚和朋友。他听见雅希文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他。

“嘿，我的宝贝！”他听着背后的动静，想到弗鲁-弗鲁。“它也跳过了！”他听见后面角斗士的蹄声，想。只剩下最后一道四尺宽的水沟了。伏伦斯基连看都没有看它，一心想远远地跑在前头，便一前一后地拉动缰绳，使马头按着奔跑的节奏一起一落。他发觉马已在拼着最后的力气奔驰了；不仅它的脖子和肩膀湿透了，就连它的鬣毛、脑袋和尖耳朵上都汗如雨下，它的呼吸剧烈而短促。但他知道它的余力还是能跑完最后一百五十米的。伏伦斯基觉得自己越来越贴近地面，马奔得更加轻灵了。从这两点上他知道他的马大大加快了速度。马越过水沟，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它像鸟儿一般飞了过去，但就在这一刹那，伏伦斯基大惊失色，发觉他没有跟上马的节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竟一屁股在马鞍上坐下来，因而犯了一个无法饶恕的糟透了的错误。他的位置顿时改变了，他明白出了可怕的事。他还没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眼睛旁边就闪过红棕马的白腿。马霍京从旁边飞驰过去。伏伦斯基的一只脚刚触及地面，他的马就向这只脚上倒下来。他刚好把脚抽出，马就横倒下来，痛苦地喘着气。它摆动汗淋淋的细脖子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好像一只被击落的鸟，在他脚边的地面上挣扎。伏伦斯基的笨拙动作害得它折断了脊梁骨。但这是他好久以后才知道的。此刻他只看见马霍京飞也似的跑远了，他却独自摇摇晃晃地站在泥泞的、静止不动的地面上，弗鲁-弗鲁痛苦地喘着气，躺在他前面，又弯曲着脖子用一只美丽的眼睛望着他。伏伦斯基还是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仍旧拉着缰绳。马又像一条鱼似的全身挣扎起来，把马鞍两翼擦得沙沙发响，又伸出两只前脚，但没有力气抬起后半身，立刻又浑身直打哆嗦，横倒下去。伏伦斯基激动得扭歪了脸，脸色发白，下颚颤动，他踢踢马肚子，又动手拉缰绳。但马没有动，却把鼻子埋进泥里，用它那双好像在说话的眼睛瞪着主人。

“哎呀呀！”伏伦斯基两手抱住头，呻吟起来，“哎呀呀！我做了什么啦！”他叫道，“比赛输啦！这是我自己不好，真丢脸，不可饶恕哇！真倒霉，我这匹心爱的马被我给毁了！哎呀呀！我做了什么啦！”观众、医生和助手、他团里的军官一齐向他跑来。他觉得自己身体完好，没有一点损伤，但心里难过。马的脊梁骨折断了，决定把它枪毙。伏伦斯基不能回答问题，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他转过身去，也不拾起从头上掉下来的帽子，就离开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他觉得自己很不幸，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最痛苦的不幸，无法补救的不幸，而且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雅希文拿着帽子追上他，把他送回家。过了半小时，伏伦斯基才清醒过来。但这次赛马的事故，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痛苦最悲伤的回忆，久久地留在他的心坎里。

二十六

卡列宁同他妻子的关系，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同往年一样，他一开春就到国外温泉去疗养，以恢复由于一年比一年繁重的冬季工作而受到损害的健康，并且同往年一样，在七月份回来，立即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日常工作。同往年一样，他的妻子到别墅去避暑，他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家晚会后做了一次谈话以来，他再也没有向安娜提起他的猜疑和妒忌。他那种惯于摹仿别人说话的腔调，现在最适合于用来对待妻子。他对妻子的态度比以前稍微冷淡一些。他对她有点不满，仿佛只是因为那天夜里她有意回避同他谈话。对她的态度，他只是有几分恼恨罢了。“你不愿向我坦白，”他仿佛在心里这么对她说，“这样对你更糟。如今即使你来求我，我也不愿对你说心里话，这样对你更糟！”他在心里说，好像一个人想去救火，但花了很大力气，却没有救成，因而大为恼怒地说：“那就让你去烧吧！烧个干净吧！”

他这个在公务上如此精明能干的人，竟不懂得这样对待妻子是十分荒唐的。他所以不懂得这一层，因为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实在太糟糕了，索性把他对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他原是一位细心的父亲，但从去年冬末以来，他对儿子的态度特别冷淡，而且对他也像对妻子那样，说话带着嘲弄的口吻。“嘿，年轻人！”他这样招呼儿子。

卡列宁认为，并且逢人就说，他今年公务空前繁忙；但他没有意识到，今年正是他自己给自己想出许多工作来，这是他把他对妻子和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的一种手段；但他没有想到，这种感情保留得越长久就越糟糕。要是有谁问卡列宁，对妻子的行为他有什么想法，那么，忠厚老实的卡列宁是什么也不会回答的，他只会对问这话的人大为生气。因此，当有人问起他妻子的情况时，他的脸上就会现出矜持而严厉的神色。卡列宁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事实上他是从来不想的。

卡列宁的私人别墅在彼得高夫。李迪雅伯爵夫人年年夏天都要到那里去，住在安娜隔壁，同她经常来往。今年夏天，李迪雅伯爵夫人不肯到彼得高夫去住，一次也没有上安娜家，还向卡列宁暗示，安娜不宜同培特西和伏伦斯基太接近。卡列宁表示不该怀疑他的妻子，严厉地制止她说下去。从此以后他就回避李迪雅伯爵夫人。他不愿看到，也没有看到，社交界有许多人都在用白眼看着他的妻子；他不愿了解，也不了解，为什么他的妻子再三坚持要搬到那住着培特西又离伏伦斯基军营不远的皇村去。这一层，他不让自己考虑，也从来不考虑，但他内心深处却清楚地知道——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这一层，也没有任何证据和疑问——他是一个戴绿头巾的丈夫，因此是极其不幸的。

在和妻子一起度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看到别人不贞的妻子和受骗的丈夫，卡列宁不知多少次对自己说：“这叫人怎么容忍哪？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耻的局面？”可是现在，当灾难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仅不考虑怎样结束这种局面，甚至根本不愿意正视它，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可怕，太不体面了。

卡列宁从国外回来后，到别墅来过两次。一次在这里吃午饭，另一次同客人一起消磨黄昏，但像往年一样，一次也没有过夜。

赛马那天，卡列宁正好特别忙碌，但当他安排当天的活动日程时，他决定一吃完早中饭就到别墅里去看望妻子，再从那里到赛马场。由于宫廷里的文武百官都将去看赛马，他当然也非去不可。他要去看望妻子，因为他自己规定一星期去看她一次来保持体面。还有，那天正好是十五日，是他照例给妻子送生活费去的日子。

他想了想有关妻子生活费的问题，就凭着他天生控制思想的能力，不再让自己更多地去想妻子的事。

这天早晨，卡列宁很忙。昨晚李迪雅送给他一本小册子，那是彼得堡一位到过中国的著名旅行家写的。她还附来一封信，要求他接见这位旅行家，说从各方面看来他都是个很有趣和很有用的人。卡列宁昨晚来不及把小册子看完，直到今天早晨才把它看完。接着来了请愿的人，然后又是报告、接见、任免、奖赏、年金、薪俸和书信来往，也就是卡列宁的所谓例行公事。这些公事花去他很多时间。然后又是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占用的时间不多。他只是送来卡列宁所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经济状况，说今年情况不太好，因为出门次数多，开支大，入不敷出。不过，那位医生是彼得堡的名医，他同卡列宁很有交情，花去了他许多时间。卡列宁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来，看到他很惊奇。当医生十分仔细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叩击和触摸他的肝脏时，他就格外惊奇。卡列宁不知道，他的朋友李迪雅发觉他今年健康情况不好，就请医生来给他检查。“为了我的缘故，请您替他检查一下。”李迪雅伯爵夫人这样对医生说。

“为了俄罗斯的缘故，我愿意给他检查，伯爵夫人。”医生回答。“一个极其可贵的人才！”李迪雅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卡列宁的健康状况很不满意。他发觉他肝脏肿大，营养不良，温泉疗养毫无效果。他劝他多做体力活动，精神上不要过于紧张，尤其是要摆脱一切忧虑，但这对卡列宁来说就像叫他不要呼吸一样，是办不到的。医生走后给卡列宁留下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就是他得了什么病，而且是无可救药了。

医生从卡列宁家出来，在台阶上碰见他的老朋友斯留丁。他是卡列宁的秘书。医生同他是大学里的同学，虽然难得见面，彼此却很尊敬，交谊很深。因此医生把他对病人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他，而这样的意见他对任何其他人都不会讲的。

“您来看我，我很高兴。”斯留丁说，“他身体不好，我觉得……嗯，怎么样？”

“我来告诉您。”医生一面说，一面从斯留丁头上向他的车夫招招手，叫他过来。“是这样的，”医生用他白净的手拉住鞣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好了，说，“一根弦，要是不把它拉紧，要弄断它是很困难的；但要是把它绷紧到最大限度，只要用一个手指往弦上一按，它就会断掉。就他对公事那么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说，他的弦早已绷到极限了，何况还有别的压力，相当沉重的压力。”医生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总结说。“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加上说。“是啊，是啊，当然得花许多时间。”斯留丁说了一句，医生没有听清楚，就这样含糊其词地回答。

医生花了卡列宁许多时间之后走了，接着就来了那位著名的旅行家。卡列宁凭着他刚才读完这本小册子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同他谈论这问题，使旅行家对他知识的渊博和见解的高超感到惊奇。

和旅行家同时来访的还有省里的首席贵族。他有事来彼得堡，卡列宁必须同他谈一次话。首席贵族走后，卡列宁要同秘书办完例行公事，还要为一件重要的事去访问一位要人。直到五点钟吃饭的时候，他才回来，同秘书一起吃了饭，又邀请他一起坐车到别墅，然后去看赛马。

卡列宁现在总是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时机同妻子见面，虽然他没有公然承认这一点。

二十七

安娜正站在楼上的镜子前，在安奴施卡的帮助下钉着连衫裙上最后一个花结。她忽然听见大门口有车轮轧过砂砾的声音。

“培特西来还早呢！”她想着，往窗外一望，看见一辆马车，车里露出一顶黑礼帽和她十分熟悉的卡列宁的耳朵。“哎呀，糟了，难道他要来过夜吗？”她想，觉得这情况可能引起十分可怕的后果，就毫不迟疑地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跑下楼去迎接他。她觉得她所熟悉的撒谎欺骗的伎俩又冒头了，就索性破釜沉舟，向他说出些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来。

“啊，太好了！”她一面说，一面同丈夫握手，又笑眯眯地像对亲人那样对斯留丁打了个招呼。“我想你将在这里过夜吧？”——这是欺骗的伎俩向她提示的第一句谎话，“我们现在一起去吧。可惜我已经答应了培特西。她要坐车来接我。”

卡列宁一听到培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

“噢，那我不来拆散你们这两位老搭档了！”他用惯常的戏谑口吻说，“我同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一起去。医生也劝我多走走路。我一路上走过去，就譬如在温泉上散步。”

“你别忙，”安娜说，“你们要喝茶吗？”她打了打铃。

“拿茶来，再告诉谢辽查，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来了……啊，您身体怎么样？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您还没有到我这里来过呢。您瞧瞧，我这里的阳台多好！”她交替着同他们两人谈话。

她说话很自然很大方，但说得太多太快。她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再有，她从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好奇地对她一瞥的眼神里，发现他在观察她。

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立刻走到阳台上。

她在丈夫身边坐下。

“你的脸色不太好。”她说。

“是啊，”他说，“医生今天来看过我，花了我整整一个钟头。我想大概是我的哪一位朋友叫他来的：把我的健康看得太重要了……”

“哦，他说了些什么？”

她问他健康和工作的情况，劝他休息，叫他搬到她那里去住。

这些话她说得很热情，很急促，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辉，但卡列宁现在毫不注意她的姿态。他听见她说的话，只从字面上来领会这些话的意义。他回答她也很简单，虽然带有戏谑的口吻。这次谈话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安娜后来每次想到这次短时间的见面，总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谢辽查由家庭女教师带领着走进来。要是卡列宁留意观察一番的话，他准会发现谢辽查先望望父亲后望望母亲那种胆怯和慌张的眼神。可是他什么也不愿细看，什么也没有看到。

“嘿，年轻人！他可长大了。真的，完全像个大人了。你好，年轻人。”

他说着向吓坏了的谢辽查伸出一只手。

谢辽查以前看到父亲总有点胆怯，现在呢，自从卡列宁开始叫他年轻人，他自己又无法解答伏伦斯基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哑谜以来，他就想躲开父亲。他回头望望母亲，仿佛在寻求保护。他只有同母亲在一起才觉得快乐。这当儿，卡列宁正同家庭教师谈话，同时一只手搂住儿子的肩膀。谢辽查非常尴尬，安娜看到，他简直要哭出来。

儿子一进来，安娜顿时涨红了脸。她一发现谢辽查局促不安的神气，慌忙跳起来，把卡列宁的手从儿子肩上拉开，又吻了吻儿子，领他到阳台上，自己又立刻回到房里。

“时间到了，”她看了看表说，“培特西怎么还不来！……”

“是啊，”卡列宁说，站起来，交叉两手，把手指捏得咯咯发响，“我还给你送钱来了，因为夜莺总也不能光唱歌不吃饭哪，”他说，“我想你也需要钱了吧。”

“不，不需要……哦，需要。”她眼睛不看他，脸红到头发根，说，“我想你看完赛马会弯到这儿来的。”

“当然！”卡列宁回答。“哦，彼得高夫的美人，培特西公爵夫人来了，”他望了望窗外驰来的一辆坐位高得出奇的全副皮马具的精美英国马车，补充说，“多么豪华！多么漂亮！好，那么我们也走吧。”

培特西公爵夫人没有下车，只见她那个穿半筒皮靴、斗篷和戴黑礼帽的跟班跑到大门口。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儿子，又走到卡列宁面前，伸出一只手给他。“你特地跑来，真是太感谢了。”

卡列宁吻了吻她的手。

“好，那么再见。你回来喝茶，那太好了！”她说着，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地走了出去。但是，一等到看不见他了，她就想到她手上被他嘴唇接触过的地方，不禁嫌恶地打了个寒噤。

二十八

卡列宁来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同培特西并肩坐在那个集中了上流社会人士的亭子里了。她老远就看见了丈夫。两个人——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她不需要依靠任何感官，就能觉察他们近在眼前。她老远就发觉丈夫在走过来，不由得注视着他从人潮中挤过来的姿势。她看见他怎样向亭子走来，忽而倨傲地回答谄媚的鞠躬，忽而友好而简慢地同平辈招呼，忽而脱下他那顶压住耳朵的大圆帽，殷勤地等待着权贵们的顾盼。她熟悉他这一套，心里十分嫌恶。“沽名钓誉，飞黄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的全部货色，”她想，“至于高尚的思想啦，热爱教育啦，笃信宗教啦，这一切无非都是往上爬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向妇女们聚集的亭子眺望的眼神（他一直朝她的方向望着，但在薄纱、绸带、羽毛、阳伞和鲜花的海洋中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来），她明白他在找她，但装作没有看见。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培特西公爵夫人叫道，“您一定没有看到您的夫人吧。瞧，她就在这里！”

他冷冷地微微一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缭乱。”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向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一般做丈夫的同妻子刚分开一会儿又相逢那样。接着他又同公爵夫人和其他熟人招呼，对每个人都分别表示恰当的礼节：同太太们说几句笑话，同男人们寒暄一番。在下面，在亭子旁边站着卡列宁所尊敬、以才智和教养出名的侍从武官。卡列宁同他攀谈起来。

在前后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谈话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侍从武官反对赛马。卡列宁不同意他的看法，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均匀的声音，没有漏掉一个字。他所说的每句话，在她听来都是虚伪刺耳的。

当四里障碍赛开始的时候，她探身向前，眼睛盯住伏伦斯基，看他怎样走到马旁边，接着翻身上马，同时听见丈夫讨厌的喋喋不休的说话声。她替伏伦斯基担心，心里很难受，但听见丈夫这种尖细的声音和熟悉的腔调，就觉得更加不舒服。

“我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我不爱撒谎，我也不能容忍谎言，可他（丈夫）撒谎却是家常便饭。他明明知道这一切，明明看见这一切，还要撒谎。既然他能这样若无其事地撒谎，他这人还能有什么感情呢？如果他杀死我，杀死伏伦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可是不，他要的只是谎言和面子。”安娜自言自语，根本没有考虑她要求丈夫怎么样，希望丈夫做个怎样的人。她不了解卡列宁今天这样异乎寻常地饶舌，弄得她恼恨，完全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反映。正像一个受伤的孩子拼命以蹦蹦跳跳来减轻疼痛那样，卡列宁需要用其他脑力活动来排除有关妻子的思想。当她在场，或者伏伦斯基在场，或者有人经常提到伏伦斯基名字的时候，卡列宁总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正像一个孩子惯于蹦蹦跳跳那样，他也惯于说些聪明得体的话。他说：“军人赛马、骑兵赛马具有危险性，但这是比赛中无法避免的。如果说英国在军事史上可以炫耀最显赫的骑兵功勋的话，那是因为它长期来一直在培养马和人的胆量。我认为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我们往往只看到最肤浅的表面现象。”

“不是表面现象，”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听说有个军官折断了两根肋骨。”

卡列宁照例只露出牙齿微微一笑，没有任何别的表情。

“公爵夫人，就说这不是表面现象，”他说，“还有内在的东西。但问题不在这里，”接着他又转身对那位刚才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记参加赛马的都是干这一行的军人，还应该承认，任何职业都有不愉快的一面。赛马原是军人的天职。拳击和西班牙斗牛之类畸形运动是野蛮的特征，但体育运动却是文明的标志。”

“不，下次我再也不来看赛马了，可把我弄得紧张死了，”培特西公爵夫人说。“你说是吗，安娜？”

“紧张是紧张，但我舍不得走开，”另一位太太说，“如果我是个古罗马的女人，一定不会放过一场角斗的。”

安娜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拿着望远镜对准一个地方。

这时候，一位高个子将军穿过亭子。卡列宁住了口，迅速而稳重地站起身来，向这位将军低低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同他开玩笑说。

“叫我赛马可困难啦！”卡列宁毕恭毕敬地回答。

这回答虽然毫无意义，将军却装出一副从聪明人嘴里听到聪明话的神气，仿佛完全能领会这话的俏皮之处。

“这事有两个方面，”卡列宁继续刚才的话，“表演者和观众。就观众来说，爱好这种玩意儿是不文明的铁证，这个我同意，但是……”

“公爵夫人，来打个赌吧！”从下面传来奥勃朗斯基对培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啊？”

“我同安娜赌库卓夫列夫公爵。”培特西回答。

“我赌伏伦斯基。赌一副手套。”

“行！”

“真漂亮，是吗？”

旁边有人谈话，卡列宁沉默了一阵，但立刻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勇敢的比赛……”他刚要说下去。

这时候骑手们出发了，谈话都停止了。卡列宁也不作声。大家都站起来，向小河那边眺望。卡列宁对赛马不感兴趣，因此没有看那些骑手，却心不在焉地用疲倦的眼睛扫视着观众。他的目光停留在安娜身上。

安娜脸色苍白而严厉。除了一个人以外，她显然什么也没有看见，谁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卡列宁对她望了望，连忙扭过身去，望望别人。

“不过，这位太太和另外几位太太也都很紧张，这是很自然的。”卡列宁自言自语。他想不去看她，但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被吸引到她身上。他又打量着她的脸，竭力不去研究这脸上的表情，但终于违反本意，恐怖地看到他所不愿看到的神态。

库卓夫列夫在河边第一个从马上摔下来，弄得人人都很激动，但卡列宁从安娜得意扬扬的苍白脸上看出，她所凝视的那个人没有摔下来。当马霍京和伏伦斯基越过大栅栏的时候，紧接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军官一头栽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观众中发出一片恐怖的惊叫声时，卡列宁看到，安娜甚至没有发觉这事，也弄不懂周围的人们在说些什么。但他越来越执拗地盯住她。安娜全神贯注在奔驰的伏伦斯基身上，却感到丈夫冷冰冰的眼光从侧面盯住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起眉头，又回过头去。

“哼，我才不在乎呢！”她仿佛这样对他说，以后就再也不去看他了。

赛马很不顺利，十七个人倒有半数以上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到比赛快结束时，大家都很激动。由于沙皇很不高兴，大家就更加不安了。

二十九

观众都大声表示不满，都重复一个人说的话：“就差人同狮子搏斗啦！”大家都觉得恐惧，因此伏伦斯基摔下马来，安娜惊叫一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接着安娜脸上起了变化，变得实在不成体统。她惊惶失措，像一只被捕的鸟儿那样扑腾挣扎：忽而站起来走开，忽而对培特西说话。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培特西没有听见她的话。培特西正弯下身子，同一个走到她面前来的将军说话。

卡列宁走到安娜跟前，殷勤地向她伸出一只手臂。

“要是你高兴的话，我们走吧。”他用法语说，但安娜正注意听着那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丈夫。

“听说，腿也摔断了，”将军说，“这真是太不像话啦。”

安娜没有回答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伏伦斯基倒下的地方瞭望，但距离太远，那边又聚集了那么多人，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放下望远镜，正要走，但就在这当儿，一个军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什么事。安娜探身向前，听他说些什么。

“斯基华！斯基华！”她向哥哥叫道。但是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想走。

“我再一次向你伸出我的手臂，要是你愿意走的话，”卡列宁触触她的手，说。

她嫌恶地避开他，不看他的脸，回答说：

“不，不，别来管我，我不走。”

现在她看见伏伦斯基倒下的地方，有个军官穿过赛马场，向亭子跑去。培特西向他挥挥手帕。

军官带来消息说，骑手没有受伤，但马折断了脊梁骨。

安娜一听见这消息，立刻坐下来，用扇子遮住脸。卡列宁看见她哭了，她不仅忍不住眼泪，甚至哭出声来，哭得胸脯不住起伏。卡列宁用身子把她挡住，让她有时间平静下来。

“我第三次向你伸出我的手臂。”他过了一会儿又对她说。安娜对他望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培特西公爵夫人走来解救她。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是我把安娜带来的，我答应送她回去。”培特西插进来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彬彬有礼地笑着说，但严厉地盯住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太好，我想让她同我一起走。”

安娜恐惧地回头看了一眼，顺从地站起来，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打听好了再告诉你。”培特西低声对她说。

在亭子出口处，卡列宁照常同遇见的人寒暄几句。安娜也照常回答人家的招呼，但她精神恍惚，像做梦一样挽住丈夫的手臂走着。

“他有没有摔死？这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今天我能看见他吗？”她想。

她默默地坐上卡列宁的马车，又默默地离开停满马车的地方。这一切卡列宁都看在眼里，但他还是避免想到妻子当前的处境。他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他看到妻子的举动有点乖戾，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她。不过单提这事，不说别的，又觉得很困难。他张开嘴，想对她说她的举动有失体统，但他不由自主，说出来的竟完全是另一回事。

“真是的，我们大家都很爱看这种残酷的场面，”他说，“我注意到……”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恼火了，顿时说出他想说的话来。

“我应该对您说。”他开始说。

“哦，这下子要摊牌了！”她想，心里感到恐惧。

“我应该对您说，您今天的行为有失检点。”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啦？”她一面大声说，一面迅速地向他回过头去，盯住他的眼睛，但已经完全没有原来那种隐蔽的欢乐，而是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恐惧。

“注意！”他指指车夫背后打开的窗子，对她说。

他起身把窗子关上。

“您发现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啦？”她又问。

“刚才有一个骑手从马上摔下来，您没有掩饰您那种大惊失色的神气。”

他等她反驳，可是她眼睛瞪着前方，一言不发。

“我曾经要求您在交际场所注意您的一举一动，免得那些毒舌头说您闲话。我一度谈到内心活动问题，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谈的是公然表现出来的行为。您的行为太不检点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也没有听进去。她有点怕他，但心里一直在想，伏伦斯基是不是真的没有摔死。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有马折断了脊梁骨。他们说的是不是他呀？卡列宁说完时，她只是装出嘲弄的神气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卡列宁开始时说得很大胆，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说些什么时，她的恐惧传染给了他。他看见她这种嘲弄的微笑，心里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迷惘。

“她在嘲笑我的猜疑。对，她马上就会像上次那样对我说，我的猜疑是没有根据的，这太可笑了。”

现在，事情就要全部摊牌，他最希望的是，她还会像上次那样回答他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是没有根据的。他知道的事实在太可怕了，因此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但此刻她脸上那种恐惧而忧郁的神色，却说明她并不想欺骗他。

“也许是我错了，”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

“不，您没有错！”她不顾一切地瞧了一眼他那冷冰冰的脸，慢吞吞地说，“您没有错。我实在是被吓坏了，我克制不住自己。我听着您说话，心里却在想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看见您就受不了，我怕您，我恨您……您高兴怎样对付我就怎样对付我吧。”

她仰靠在马车的一角，双手掩住脸，放声哭了起来。卡列宁一动不动，眼睛仍旧瞪着前方。他整个的脸忽然露出一种死人般僵硬的庄重神色。直到别墅，他这种神态始终没有变。快到家的时候，他带着这个神态向她转过头去。

“好吧！在我采取保全我名誉的措施并把它告诉您以前，”他的声音哆嗦了，“我要求您至少在公开场合保持体面。”

他先下车，然后扶她下来。他当着仆人的面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回彼得堡去了。

他走了不多一会儿，培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给安娜送来一张条子：

“我派人到阿历克赛处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他身体很好，没有受伤，但感到扫兴。”

“这样说，他会来的！”安娜想，“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真痛快。”

她看了看表。还有三个钟头。她一回想到上次见面的细节，热血又沸腾起来。

“啊，我的上帝，多么幸福哇！这事很可怕，可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种奇妙的幸福……丈夫！哼……啊，感谢上帝，我同他什么都完了。”

三十

谢尔巴茨基一家去疗养的那个德国小温泉，也像一切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那样，照例可以看到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的结晶现象。在那里，每个社会成员都被安排在一定的位置。正如一滴水遇到严寒会变成雪花那样，每个人一来到温泉，就会被安排到一定的位置。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和小姐[44]，根据他们所租用的房子、他们的声望和交往的朋友，很快就在这种结晶过程中被固定在一定的地位。

今年，温泉浴场来了一位真正的德国公爵夫人，社会的结晶运动因此就更加快了速度。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要让女儿谒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这个仪式在他们到后的第二天就举行了。吉娣穿着她那件从巴黎定制来的极其朴素，也就是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衫裙，姿态优美地低身行了个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希望这张美丽的小脸上重新出现玫瑰花。”——这样，谢尔巴茨基一家就给定下了一个固定的生活轨道，要离开它是不可能的。谢尔巴茨基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她那个在上次战争中负伤的儿子、一位瑞典学者和康纳特兄妹。不过，同谢尔巴茨基一家交往最多的还是：莫斯科的罗基谢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吉娣不喜欢她，因为她同吉娣一样生的也是相思病），以及莫斯科的一位上校。这位上校吉娣从小就认得，他老是穿着军服，佩着肩章，生着一双小眼睛，敞开的领子上打着花花绿绿的领带，样子十分可笑，还因为他老是对人纠缠不清而惹人讨厌。这种生活方式定型以后，吉娣开始感到无聊，何况公爵又到卡尔斯巴德去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俩。她对她所结识的人不感兴趣，觉得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什么新东西。现在她在温泉浴场，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那些她所不熟识的人。吉娣生性善良，总认为在人们身上可以发现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在素不相识的人身上。吉娣猜测着那些人的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她的想象中，他们都具有极其高尚的品德，她还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加以证实。

在这些人中间，吉娣最感兴趣的是一个俄国姑娘。这个俄国姑娘是同一位叫施塔尔夫人的害病的俄国太太一起来到温泉的。施塔尔夫人是个上流社会里的人，病得很厉害，不能行动，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才难得坐轮椅来到温泉浴场上。但是，施塔尔夫人不同任何俄国人来往。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认为，这与其说是由于疾病，不如说是由于骄傲。这个俄国姑娘除了服侍施塔尔夫人外，吉娣还发现她同每个重病人都很要好——这种人在温泉浴场上是很多的——落落大方地照顾他们。这个俄国姑娘，照吉娣观察，不是施塔尔夫人的亲戚，也不是用人。施塔尔夫人叫她华仑加，别的人都称她“华仑加小姐”。吉娣留神观察这个姑娘同施塔尔夫人和其他不认识的人的关系，对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同情。从她们接触的目光中，吉娣发现华仑加也喜欢她。

这位华仑加小姐不仅青春已过，而且简直就像从来没有过青春：她看上去可以说才十九岁，但也可以说已有三十岁。她的相貌，尽管带有病容，不能说长得难看。要不是她生得太瘦，头同她的中等身材相比显得太大，她原是很美的；不过看样子她对男人并没有吸引力。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花瓣还没有脱落，就已萎靡不振，失去香气了。此外，她对男人没有吸引力，还因为她缺乏吉娣特别充沛的东西——被抑制的生命火焰和对自己魅力的自觉。

她似乎一直在忙于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不关心别的事。她的情况同吉娣正好相反，吉娣对她也就格外感兴趣。吉娣觉得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可以找到她现在苦苦追求的东西，那就是超脱吉娣所十分厌恶的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和生活价值。这种关系，她觉得好像是恬不知耻地陈列着等待买主的商品。吉娣越是仔细观察这位不熟识的朋友，就越相信这位姑娘就是她心目中的完人，越是急切地想同她认识。

这两个姑娘每天都要遇见好几次，每次见面吉娣的眼睛仿佛都在说：“您是谁？您是干什么的？您就是我理想中的完人，是吗？可您千万不要以为我硬要同您认识。我只是欣赏您、喜欢您罢了。”那个不认识的姑娘的眼神回答说：“我也喜欢您。您非常非常可爱。我要是有时间，就会更喜欢您了。”吉娣看见她确实总是很忙碌：一会儿把一个俄国孩子从温泉浴场领回家；一会儿给女病人送毛毯，还替她盖在身上；一会儿抚慰恼怒的病人；一会儿给谁买饼干下咖啡。

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温泉浴场上出现了两个人，人们都厌恶地注意着他们。一个是背有点驼的高个子男人，两只手特别大，身穿一件短得同他身材不相称的短大衣，生有一双天真而可怕的乌黑眼睛；另一个是相貌和善的麻脸女人，衣着简朴，毫无风韵。吉娣认出他们是俄国人，就在头脑里构思着他们美丽动人的恋爱史。不过，公爵夫人从旅客登记簿[45]上查到，他们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她讲给吉娣听，这个尼古拉是个怎样的坏蛋。于是，吉娣对他们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吉娣对他们两人立刻产生了反感，这并不是因为母亲对她讲了这些话，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康斯坦京·列文的哥哥。尼古拉有不断抽动脑袋的习惯，这会儿就更引起吉娣对他难以克制的嫌恶。

她发觉他那双可怕的大眼睛紧盯着她，眼睛里反映出憎恨和嘲弄的情绪，因此她竭力回避同他见面。

三十一

这是个阴雨的日子，一早晨雨就下个不停。病人都拿着伞，聚集在游廊里。

吉娣、她的母亲和那个得意扬扬地穿着在法兰克福买的现成西式礼服的莫斯科上校，三人在一起散步。他们靠着游廊的一边走，竭力避开在另一边走着的尼古拉·列文。华仑加穿一件深色连衫裙，头戴帽边翻下的黑帽子，领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女人，从游廊一头走到另一头。她每次遇见吉娣，总要和她交换友好的目光。

“妈妈，我可以去同她聊聊吗？”吉娣说。她注视着这位不熟悉的朋友，发现她往温泉浴场上走去，认为她们可以在那儿相见。

“啊，既然你那么想认识她，那就让我先去了解一下，让我先去一下。”母亲回答，“你看出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她准是个专门陪伴病人的。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同施塔尔夫人认识一下。我认识她的嫂子。”公爵夫人傲然地昂起头，又说了一句。

吉娣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夫人避不同她认识而生气。吉娣就没有坚持要这样做。

“她这人真好，真可爱！”她望着华仑加说，华仑加正在把一只杯子递给法国女人。“您瞧，她多么朴素，多么亲切。”

“我觉得你的偏爱实在可笑。”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回去吧。”她发现尼古拉·列文同他的女人和德国医生迎面走来，尼古拉·列文仍旧怒气冲冲地同医生大声谈着些什么，又说了一句。

她们刚转身往回走，就听见他们已经不是在大声说话，而是在叫嚷了。尼古拉·列文停住脚步，对医生大叫大嚷。医生也冒火了。人群把他们围住。公爵夫人同吉娣连忙避开，那上校却挤到人群中去探听出了什么事。

几分钟以后，上校又赶上了她们。

“那边出了什么事？”公爵夫人问。

“真是丢脸哪！”上校回答，“在国外遇见俄国人真是倒霉。那位高个子先生同医生吵嘴，对医生说了许多粗话，责备他看病看得不对，还挥动手杖。真是丢脸！”

“吓，真叫人受不了！”公爵夫人说，“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亏得那个……那个戴蘑菇帽子的女人出来调解。大概是个俄国女人吧。”上校说。

“是华仑加小姐吧？”吉娣快乐地问。

“是的，是的，是她第一个出来调解。她挽住那位先生的手臂，把他领开了。”

“啊，妈妈，”吉娣对母亲说，“瞧您还不理解为什么我赞赏她呢。”

从第二天起，吉娣留心观察这位不熟识的朋友，发现她对待尼古拉·列文和他的女人的态度，已同对待她的其他被保护人一样了。她主动去接近他们，同他们交谈，替那个不懂任何外语的女人当翻译。

吉娣更加执意要求母亲让她同华仑加认识。公爵夫人虽然很不愿意同那傲气十足的施塔尔夫人认识，但她还是迈出第一步，打听到华仑加的情况，知道她的底细，得出结论是，同她认识尽管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她就亲自去找华仑加，同她认识。

公爵夫人挑选女儿到温泉口去、华仑加站在面包店旁边的机会，走到她面前。

“对不起，请允许我同您认识认识，”她带着庄重的微笑说，“我的女儿爱上您了，”她说，“您也许不认识我吧！我是……”

“我们大家彼此都有这样的感情，公爵夫人。”华仑加连忙回答。

“您昨天对我们那位可怜的同胞做了好事啦！”公爵夫人说。

华仑加脸红了。

“我不记得了，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事。”她说。

“怎么没有？您使那个列文避免了一场不愉快的争吵。”

“哦，那是他的女伴叫我去的。我竭力劝他安静。他病得很厉害，对医生意见很大。这种病人我可照顾惯了。”

“是的，我听说您同施塔尔夫人，大概是您的姑妈吧，在孟通[46]一起住过。我认识她的嫂子。”

“不，她不是我的姑妈。我叫她妈妈，但我不是她的亲戚。我是她抚养的。”华仑加涨红了脸回答。

她的回答是那么朴实，她脸上诚恳而开朗的神情是那么可爱，使得公爵夫人懂得了为什么吉娣会那样喜欢这个华仑加。

“那么，那个列文怎样了？”公爵夫人问道。

“他要走了。”华仑加回答。

这当儿，吉娣从温泉口回来，看见母亲已经同那位不熟识的朋友认识了，脸上不禁现出高兴的神色。

“嘿，吉娣，你那么想认识这位小姐……”

“华仑加，”华仑加笑眯眯地说，“大家都这样叫我。”

吉娣高兴得飞红了脸，好一阵默默地握住这位新朋友的手。华仑加没有回答她的紧握，却一动不动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里。华仑加小姐的手虽然没有回答她的紧握，但她的脸上现出宁静、快乐而略带忧郁的微笑，露出一排好看的大牙齿。

“我也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她说。

“可您是那么忙……”

“嗳，不，我一点儿也不忙。”华仑加回答，但就在这时候她不得不把两个新朋友丢下，因为有两个俄国小女孩——病人的女儿，向她跑来。

“华仑加，妈妈叫你！”她们嚷道。

华仑加就跟着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公爵夫人探听到了华仑加的身世、她同施塔尔夫人的关系和施塔尔夫人的情况。

施塔尔夫人是个多病的狂热的女人。有人说她一贯折磨丈夫；也有人说她丈夫生活放荡，使她受罪。她同丈夫离婚后不久生下第一个孩子，但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夭折了。施塔尔夫人的家属知道她这人感情脆弱，唯恐这消息会使她受不了，就拿当天夜里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御厨生下的女儿去顶替。这孩子就是华仑加。施塔尔夫人后来知道，华仑加不是她的女儿，但继续抚养她。再说，不久以后，华仑加家里也没有一个亲人了。

施塔尔夫人在南欧已住了十多年，一直卧病在床。有人说，施塔尔夫人是以慈善事业和笃信宗教而获得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她是个品德极其高尚的人，活着就是为了替别人谋福利。谁也不知道她信什么教——天主教，耶稣教，还是正教，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她同各种教会和各种教派的最上层人物都有交情。

华仑加同她长期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施塔尔夫人的，都认识并且喜欢华仑加小姐——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公爵夫人探听到这些底细，觉得女儿同华仑加接近并不会有失体面，何况华仑加的品德和教养又极其出众——法语和英语都讲得十分流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改变了公爵夫人的想法，那就是她替施塔尔夫人传话说，夫人因病不能同公爵夫人认识，感到很遗憾。

吉娣自从同华仑加认识以后，对她越来越迷恋，天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优点。

公爵夫人听说华仑加歌唱得很好，就请她晚上到她们的住处来唱歌。

“吉娣会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琴虽然不好，但您一定会使我们高兴的。”公爵夫人做作地微笑着说。吉娣现在特别不喜欢这种微笑，因为她发现华仑加不喜欢唱歌。但晚上华仑加还是带着琴谱来了。公爵夫人把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也请了来。

华仑加看见有陌生人在场，并不在意，立刻走到钢琴旁边。她自己不会伴奏，但照谱唱得很出色。吉娣弹得一手好琴，就给她伴奏。

“您很有才华。”华仑加美妙地唱完第一首歌，公爵夫人就称赞说。

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母女也道了谢，称赞了她。

“您瞧，”上校望着窗外说，“多少听众围拢来听您唱歌呀！”窗外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大家快乐。”华仑加淳朴地回答。

吉娣得意扬扬地望着她的朋友。她赞赏华仑加的艺术才华、她的嗓子和她的相貌，但最使她叹服的是华仑加的态度。华仑加根本不把她的歌唱当作一回事，对人家的称赞也毫不在意。她仿佛只是问：“还要再唱吗？够了吗？”

“要是换了我，”吉娣暗自想，“我会多么自豪哇！看到窗外这许多听众，我会多么高兴啊！可是她毫不在意。她唯一的动机就是不要拒绝我妈的要求，要使她高兴。她心里有些什么想法呢？是什么给了她这种超凡绝俗、与世无争的力量？我真想知道个中奥妙，向她学习呀！”吉娣凝视着她那平静的脸，想。公爵夫人请华仑加再唱一曲，华仑加就又十分婉转、清脆动听地唱了一支歌。她挺直身子，站在钢琴旁边，用一只黝黑的瘦手打着拍子。

下一页琴谱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吉娣弹完序曲，对华仑加望了一眼。

“这首我们跳过去吧，”华仑加涨红了脸说。

吉娣吃了一惊，疑惑不解地盯住华仑加的脸。

“哦，那就换一首吧！”她立刻懂得这首歌有点蹊跷，就翻着琴谱匆匆地说。

“不，”华仑加一手按住琴谱，笑眯眯地回答，“不，就唱这首吧。”接着她就像原来一样镇定而悦耳地唱了这首歌。

等她唱完了，大家又向她道谢，然后出去喝茶。吉娣同华仑加一起到房子旁边的小花园里去。

“这首歌使您回想到什么往事，是吗？”吉娣说。“您用不着告诉我，”她慌忙加上一句，“您只要说一声，是或者不是。”

“不，为什么？我可以告诉您。”华仑加坦率地说，不等对方回答就讲下去，“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受。我爱过一个人，这首歌我唱给他听过。”

吉娣睁大眼睛，一言不发，感动地望着华仑加。

“我爱他，他也爱我，可是他妈妈不让我们好，他后来就同别人结婚了。他现在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有时也看见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过一段恋爱史吧？”她说着，刹那间在她美丽的脸上闪出了热情的火花。这种火花吉娣觉得在她自己身上也曾经燃烧过。

“怎么会没有想到？我要是个男人，一旦见到您，就不会再爱别人了。我只是不明白，他怎么能迁就母亲而把您给忘了，使您遭到这样的不幸？他太没有情义了。”

“不，他是个很好的人。我并没有什么不幸，我很幸福。嗯，那么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吗？”她说着向房子里走去。

“您这人真好，真好！”吉娣叫道，并拦住她吻了吻，“我要是能有一点儿像您就好了！”

“您为什么要像人家呢？您自己就很好。”华仑加露出温柔而疲倦的微笑，说。

“不，我一点儿也不好。哦，请您告诉我……等一等，让我们坐一下！”吉娣说着，又拉她同自己在长凳上并排坐下来。“告诉我，想到一个人不珍重您的爱情，不愿同您……您不觉得委屈吗？”

“不，他不是不珍重。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但他是个孝子……”

“嗳，但要是他并非因为听从母亲的话，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呢？……”吉娣说，觉得她自己泄露了秘密。事实上，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把秘密暴露了。

“那就是他自己的不是了，我也不会怜惜他的。”华仑加这样回答，显然懂得，现在已不是在谈她的事，而是在谈吉娣的事了。

“那么委屈呢？”吉娣说，“委屈是忘不了的，忘不了的。”她想起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时自己对伏伦斯基的一瞥，说。

“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您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比做错事更糟！做得丢脸哪！”

华仑加摇摇头，把一只手放在吉娣的手上。

“有什么丢脸的？”她说，“您总不能向一个对您冷淡的人说您爱他吧？”

“当然不，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但他是知道的。对，对，从彼此的眼神、举动上看得出来。我就是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是不是爱他。”华仑加开门见山地说。

“我恨他；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那又为什么？”

“丢脸哪，委屈呀！”

“哎，要是大家都像您这样感情脆弱，那还得了！”华仑加说，“这种事没有一个姑娘没有经历过。何况这一切又都是无关紧要的。”

“那什么才是有关紧要的呢？”吉娣惊奇地凝视着她的脸，问。

“嗯，要紧的事多着呢！”华仑加微笑着说。

“到底是什么事啊？”

“啊，有好多事比这更加要紧！”华仑加回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窗外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

“吉娣，天气凉了！你拿条披肩去，或者到屋里来。”

“哦，我得走了！”华仑加站起来说，“我还要到柏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看她。”

吉娣拉住她的手，眼睛里露出十分好奇和恳求的神色，仿佛在问：“到底什么事最要紧？您怎么能这样镇定啊？您要是知道，那就告诉我吧！”但是华仑加根本不懂得吉娣的目光里包含的意思。她只记得今晚她还要去看柏尔特夫人，再要在十二点以前赶回家去给妈妈做茶。她走到屋子里，收拾好琴谱，向大家告了别，就走了。

“让我送您回去吧！”上校说。

“是啊，夜这样深了，怎么可以一个人走路呢？”公爵夫人附和说，“我叫巴拉莎送您去吧。”

吉娣看到，华仑加听说一定要送她回去，忍不住笑了。

“不，我一向一个人走路，从来没有出过事。”她拿起帽子说。接着又吻了吻吉娣，但始终没有说什么事要紧，就夹着琴谱，大踏步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昏暗里，把什么事要紧，是什么力量给予她这种令人羡慕的镇定和自尊的秘密也带走了。

三十三

吉娣同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吉娣同她的认识，再加上她和华仑加的友谊，不仅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她痛苦的时刻安慰了她。这种安慰就是，通过她同她们的交往，在她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同她过去所经历的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崇高而美丽的世界，从它的高处可以冷静地观察往事。在吉娣面前，除了她至今一直沉沦的本能生活之外，又出现了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宗教所开辟的，但这种宗教同吉娣从小熟悉的宗教，同在寡妇院（那里常可以遇到熟人）举行弥撒和通宵礼拜上，在跟牧师一起背诵斯拉夫经文时所表现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崇高、神秘、同美好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仅应该信仰，而且应该热爱。

这一切吉娣不是从语言中领会的。施塔尔夫人同吉娣谈话，就像同一个心爱的孩子谈话一样。吉娣使她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施塔尔夫人只有一次谈到，在人类的苦难中只有爱和信仰是唯一的慰藉，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是无微不至的。接着她就转变话题。不过，吉娣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从她天国般的（吉娣这样形容）每一瞥视中，特别是从她的整个身世（她从华仑加那里知道的）中，总之，从各方面领会了她吉娣以前所不知道的“要紧的事”。

但是，不论施塔尔夫人品德多么高尚，身世多么动人，也不论她的语言多么优雅，吉娣却在她身上发现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她发现只要一问到施塔尔夫人的家庭，她就会轻蔑地微微一笑。这是同基督教的仁爱精神不相符的。她还发现，当施塔尔夫人同天主教神父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竭力把脸藏到灯罩的阴影里，并且露出异样的微笑。这两件虽是小事，却使吉娣感到困惑，对施塔尔夫人发生了疑问。华仑加呢，无亲无故，孤苦伶仃，没有欲望，没有悔恨，对往事只有一点惆怅，倒是吉娣心目中的一个完人。她从华仑加身上领悟到，一个人只要能忘我，热爱别人，就能心安理得，幸福康宁。吉娣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如今她知道了什么事“最要紧”，就不满足于赞叹赞叹，而是立刻献身到展开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按照华仑加所讲的施塔尔夫人等人的行为，吉娣已构思出她未来生活的图景。她将像华仑加多次讲到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那样，每到一地就去找寻受苦的人，尽可能帮助他们，向他们分送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终的人听。像阿琳那样给罪犯读福音书，这念头特别使吉娣神往。但这一切都是吉娣秘密的梦想，她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对华仑加讲过。

不过，吉娣一方面期待着大规模实行自己计划的时机，另一方面，在这病人和苦难人集中的温泉浴场，倒也很容易找到仿效华仑加、实行自己新理想的机会。

公爵夫人起初只发现吉娣受到施塔尔夫人，特别是华仑加那种“狂热”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吉娣不仅摹仿她的行为，而且不自觉地在走路、说话和眨眼上学她的样。后来公爵夫人又发现，除了这种迷恋之外，在女儿身上还发生了一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发现吉娣每天晚上都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在以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公爵夫人还发现她避开社交界熟人，却同受华仑加保护的病人，特别是同害病的画家彼得罗夫一家来往。吉娣显然以在这个家庭里当护士为荣。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也绝不反对，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又是个正派女人。那位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吉娣的行为，也竭力称赞，叫她抚慰的天使。这一切本来都是好事，要不是做得过分的话。公爵夫人看到女儿走极端，就向她指出。

“凡事不宜走极端。”她用法语对她说。

女儿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她只是在心里想，为基督教工作是没有什么过分不过分的。遵奉基督教义，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要做到这样，还有什么过分可言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过分行为，尤其使她不高兴的是，她觉得吉娣不愿把心事向她和盘托出。吉娣确实对母亲隐瞒着自己的新思想和新感情。她隐瞒着，并不是不尊敬或者不爱母亲，而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情愿告诉任何人，却不愿告诉母亲。

“安娜·巴夫洛夫娜怎么这样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谈到彼得罗夫的妻子说。“我请她来，可她似乎有点不高兴。”

“不，我没有感觉到，妈妈。”吉娣涨红了脸说。

“你好久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了吗？”

“明天我们准备去游山。”吉娣回答。

“好，你们去吧！”公爵夫人回答，凝视着女儿羞红的脸，竭力猜想她发窘的原因。

当天，华仑加来吃饭，告诉她们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改变主意，不去游山了。这时，公爵夫人发现吉娣的脸又红了。

“吉娣，你同彼得罗夫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当屋子里只剩下母女俩的时候，公爵夫人说，“为什么彼得罗夫夫人不再送孩子来，自己也不到我们这里来了？”

吉娣回答说她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生她的气。吉娣说的全是实话。她不知道为什么安娜·巴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但是猜到了几分。她所猜到的原因既不能告诉母亲，也不能向自己坦白。那种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说出口，因为万一是误会，就未免太糟糕太丢人了。

她一再仔细回顾她同这一家人的全部关系。她回忆到她们见面时安娜·巴夫洛夫娜和善的圆脸上怎样流露出淳朴的喜悦；回忆到她们怎样秘密商量病人的事，怎样使他抛下医生所禁止的工作，拉他出去散步；回忆到那个叫她“我的吉娣”的最小男孩对她的依恋，她不在旁边，他是不肯睡觉的。这一切都是多美呀！接着她又想到彼得罗夫穿着咖啡色上装的瘦削的身子，他那细长的脖子，稀疏而鬈曲的头发，一双最初使吉娣感到害怕的询问般的蓝眼睛，以及他在她面前勉强振作精神的痛苦模样。她想到最初看到他，她怎样竭力克制着像看到一切痨病患者时的那种不愉快感觉，怎样煞费苦心地想出话来同他攀谈。她想到他望着她时的那种胆怯而感动的目光，想到自己对他的怜悯、自己的困惑和意识到做了好事的奇特心情。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但这一切都是开头的情况。现在呢，几天前事情突然变糟了。安娜·巴夫洛夫娜一面装作殷勤地迎接吉娣，一面却在不断观察她和丈夫。

他看到她走近，就露出衷心的喜悦。难道这就是安娜·巴夫洛夫娜冷淡她的原因吗？

“是的，”她回想着，“前天，安娜·巴夫洛夫娜对我说：‘您瞧，他一直在等您，您不来他就不肯喝咖啡，虽然身体虚弱极了。’她说这话时，样子有点不自然，这同她善良的本性是完全不相称的。”

“也许是吧，那天我把毛毯交给他，她也很不高兴。这事本来很普通，可是他接受时那副模样真尴尬，谢了好半天，弄得我也尴尬起来。还有，他替我画的那幅肖像是多么出色。但主要是他那种惶恐而多情的眼神！对，对，就是这样！”吉娣恐怖地一再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应当的！他太可怜了！”接着她这样对自己说。

这种疑虑损害了她的新生活的魅力。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登和吉兴根[47]去访问了俄国朋友——照他的说法，去呼吸呼吸俄国空气——以后，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生活的看法截然相反。公爵夫人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美的，尽管她在俄国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她在国外竭力想装得像一位欧洲太太，因为本来不像——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贵夫人——就装腔作势，弄得有点不自然。公爵呢，正好相反，觉得外国什么都是丑的，欧洲生活使人讨厌。他处处保持着俄国习惯，在国外故意装得比原来更不像一个欧洲人。

公爵回来时瘦了，面颊松弛下垂，但情绪极好。他看见吉娣身体完全复原，更加高兴。吉娣同施塔尔夫人和华仑加交上朋友，公爵夫人又观察到吉娣身上近来发生了变化。这些消息使公爵心烦意乱，引起他的猜疑和恐惧，唯恐人家引诱他的女儿，使她离开他，跑到他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去。但这些不愉快的消息，终于淹没在他素来就有、而在游了卡尔斯巴德温泉之后更加明显的敦厚乐观的海洋里了。

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特有的皱纹和被浆硬的白领子撑住的微微鼓起的双颊，兴高采烈地同女儿一起到温泉浴场去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座座整洁明亮的小花园楼房，一个个面色红润、胳膊发红、灌饱啤酒、喜气洋洋的德国侍女，以及灿烂的阳光——这一切都使人心旷神怡。不过，他们越走近浴场，遇见的病人就越多，在井井有条的德国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就越发显得可怜。这种强烈的对照已不再使吉娣感到惊奇。灿烂的阳光，蓊郁的草木，音乐的声音，在她看来就是所有这些熟人的天然背景。她发现他们的健康总是在起变化，不是变坏就是变好。但在公爵看来，这六月早晨的明朗和生气，乐队正在演奏的轻松的华尔兹，特别是健壮的德国侍女的模样，同这些从欧洲各地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相对照，就显得怪诞和不协调。

当爱女挽着公爵手臂散步的时候，他虽然感到十分得意，仿佛又回复了青春，但他却为自己雄赳赳的步伐和强壮的四肢感到局促不安，甚至害臊。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赤身露体一样。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那些新朋友吧，”公爵用臂肘夹紧女儿的手臂说，“现在我连这个讨厌的索登温泉也喜欢上了，因为它把你的病治好了。只是你们这里有点儿忧郁，有点儿忧郁。这是谁呀？”

吉娣向他一一介绍他们遇到的熟识和不熟识的人。在花园门口，他们遇见瞎眼的培尔特夫人和她的领路人。公爵发现这位法国妇人一听见吉娣的声音就现出亲切的神气，他感到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特有的出格的殷勤态度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样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吉娣捧上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和抚慰的天使。

“嗬，那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笑着说，“她叫华仑加小姐是第一号天使呢。”

“嗯，华仑加小姐，她确实是一位天使，没说的。”培尔特夫人应和说。

他们在游廊里遇见了华仑加。她手里拿着一只雅致的红色手提包，匆匆地向他们走来。

“你瞧，爸爸回来了！”吉娣对她说。

华仑加照例简单而自然地做了一个介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立刻同公爵落落大方地攀谈起来，就像她同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知道得很清楚。”公爵微笑着对她说，吉娣高兴地看出父亲喜欢她这个新朋友。“您这样急急忙忙到哪儿去呀？”

“妈妈在这儿，”她对吉娣说，“她一夜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去给她拿针线活儿。”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喽！”华仑加走后，公爵说。

吉娣看出，他很想取笑取笑华仑加，但因为太喜欢她了，他不愿这样做。

“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又说，“包括施塔尔夫人在内，如果她肯赏脸见见我的话。”

“难道你认得她吗，爸爸？”吉娣发现公爵一提到施塔尔夫人，眼睛里就闪出嘲笑的火花，不禁恐惧地问。

“我认识她丈夫，同她也有点认识，那还是在她加入虔信派以前呢。”

“爸爸，什么叫虔信派啊？”吉娣问，发现施塔尔夫人身上那种高贵的东西竟然有一个名称，感到惊奇。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她凡事都要感谢上帝，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要感谢上帝，她死了丈夫，也感谢上帝。这实在太可笑了，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

“这是什么人？瞧他的模样多可怜！”他发现长凳上坐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病人，身穿一件咖啡色大衣，白色的裤子由于两腿太瘦而现出异样的褶裥。

这位先生把草帽举到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被帽子扣得发红的高高前额。

“这位是彼得罗夫，是一位画家，”吉娣涨红了脸回答，“那是他的妻子，”她指着安娜·巴夫洛夫娜，补充说。就在他们走近的当儿，安娜·巴夫洛夫娜似乎故意去追赶一个循小路跑开去的孩子。

“唉，他多么可怜，可是脸却长得多么可爱呀！”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过去呀？他说不定有话要对你说呢。”

“好，那我们就去吧。”吉娣说着，断然转过身去。“今天你觉得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支着手杖，怯生生地对公爵望了一眼。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白得耀眼的牙齿。

“我们昨天就在等您了，公爵小姐。”他对吉娣说。

他说这话时身子摇晃了一下，接着又重复这个姿势，竭力想装成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来要来的，可是华仑加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派人来通知说你们不去了。”

“怎么不去了？”彼得罗夫涨红了脸，立刻咳嗽起来，一面说，一面用眼睛找寻妻子。“安娜，安娜！”他喊道，在他那又细又白的脖子上，青筋像绳子一般突出来。

安娜·巴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哑着嗓子，怒气冲冲地低声责问她。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巴夫洛夫娜一反常态，带着假笑说。“我很高兴同您认识，”她对公爵说，“我们老早就在等您了，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画家又一次哑着嗓子低声说，显然更加生气了，因为他的嗓子表达不出他想表达的情绪。

“唉，我的天！我原以为我们不去了呢。”妻子懊丧地回答。

“怎么搞的，几时……”他又咳嗽起来，摆了摆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同女儿一起走开了。

“啊呀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可怜的人！”

“是的，爸爸，”吉娣回答，“你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没有用人，钱简直一点也没有。他从画院领到一点钱。”她情绪激动地讲着，竭力压制着因安娜·巴夫洛夫娜奇怪地改变对她的态度而产生的疑虑。

“喏，这位就是施塔尔夫人。”吉娣指着一辆轮椅说，椅上靠住枕头躺着一个用灰色和蓝色料子包着的东西，上面张着一顶伞。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后面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面色阴沉、身体强壮的德国工人。旁边站着一位淡黄头发的瑞典伯爵，吉娣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旁慢慢走着，像打量什么古怪的东西一样打量着这位夫人。

公爵走到她面前。吉娣立刻在他眼睛里察觉到那种使她窘惑的嘲弄的火花。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用那种现在只有很少人能讲的典雅的法语对她说起话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为了感谢您对小女的盛情，我不能不使您回想到我。”他脱下帽子，没有再戴上，对她说。

“阿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她抬起她那天国般的眼睛望着他，吉娣从她眼睛里看到不高兴的神色，“我看到您，很高兴。我可真喜欢令嫒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啊，我已经习惯了。”施塔尔夫人说着，给公爵同瑞典伯爵做了介绍。

“您的模样倒没有什么变，”公爵对她说，“我有十年或者十一年没有福气见到您了。”

“是啊，上帝给人苦难，也给人承担苦难的力量。我常常想，我拖着这条命干什么……盖那一边！”她恼怒地对华仑加说，因为华仑加替她用毯子盖腿盖得不对。

“大概是为了好继续行善吧。”公爵眼睛含着嘲笑说。

“这事可不该我们来判断。”施塔尔夫人发觉公爵脸上微妙的神情，说，“那么，这本书是您给我们送来的吗，亲爱的伯爵？太感谢了！”她对那个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莫斯科上校，叫了一声。他向施塔尔夫人鞠了一躬，带着女儿同莫斯科上校一起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莫斯科上校有意显出嘲弄的神气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同他打招呼而生着气。

“她还是老样子。”公爵回答。

“那您还是在她生病以前，也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就认识她了吗，公爵？”

“是的，我看着她躺倒的。”公爵说。

“听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起不来了，因为她的腿短了一截。她的整个身子难看极了……”

“爸爸，不会吧！”吉娣叫起来。

“爱说闲话的人都这么说，我的宝贝。你那位华仑加真是够受的了！”他继续说，“唉，这些有病的太太！”

“啊，不，爸爸！”吉娣激动地说，“华仑加崇拜她。再说，她做了多少善事啊！你问随便什么人都行！她和阿琳是人人都知道的。”

“也许是这样，”他用手臂夹紧女儿的手臂说，“但做了好事，问谁，谁也不知道，那就更好了。”

吉娣没有回答，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即使在父亲面前也不愿公开她内心的秘密。不过，说也奇怪，不论她怎样避免受父亲的影响，不让他踏进她心中的圣地，她却觉得她整整一个月来保存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象，从此消逝了，就像一具由旧衣服装扮成的木头模特儿，一旦剥去衣服，就原形毕露了。施塔尔夫人如今只剩下一个短了一截腿的躯体，因为模样太丑了，就长年躺在那里，可她还要折磨任劳任怨的华仑加，就为了给她盖毯子盖得不合她的意。吉娣不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恢复施塔尔夫人原来在她心中的形象了。

三十五

公爵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家人和朋友，甚至也感染了他们的德国房东。

公爵同吉娣一起从浴场回来，邀请上校、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和华仑加一起喝咖啡。他吩咐仆人把桌椅搬到花园里的栗树底下，在那里摆早餐。房东和仆人受他快乐心情的影响，也变得活泼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半小时以后，楼上那位患病的汉堡医生，从窗口羡慕地望着栗树下这群快乐健康的俄国人。在一圈圈摇曳不停的树枝阴影下，在铺着雪白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黄油、干酪、野味的桌子旁，公爵夫人头戴缀有紫色缎带的帽子，坐着给大家分发咖啡和面包。桌子的另一头坐着公爵，他吃得津津有味，快乐地大声谈着话。公爵把买来的东西摆在身边，有雕花木盒、木雕小玩意儿、各种各样的裁纸刀。他在各地温泉都要买一批小玩意儿，分赠给大家，包括女佣丽斯星和房东。他用蹩脚得可笑的德语同房东说笑话，坚决认为治好吉娣的病的不是温泉，而是他那出色的伙食，特别是他的黑李子汤。公爵夫人嘲笑丈夫的俄国习气，但非常高兴，十分活跃。这是她来到温泉以后不曾有过的。上校听公爵讲笑话，照例面带笑容，但在他用心研究的欧洲问题上，他支持公爵夫人的观点。心地善良的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听公爵说笑话，咯咯地笑个不停。连华仑加也被公爵的笑话逗得发窘，不禁发出轻微而有传染性的笑声。这是吉娣从没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吉娣高兴，可她总不能摆脱心事。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她所喜爱的生活流露出有趣的看法，等于向她提出一个她无法解答的问题。这问题又加上了彼得罗夫一家对她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今天表现得特别清楚和不愉快。人人都很快活，但吉娣快活不起来。这样她就更痛苦。她的心情就像小时候被罚关在房间里，却听见姐姐们在外面快乐地谈笑一样。

“嗳，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递给丈夫一杯咖啡。

“我出去散步，嗯，有时经过小铺子，他们就用德语‘大人，阁下，殿下’地乱叫，要求你进去买一点什么。嗯，只要他们一叫‘殿下’，我就忍不住了，十个塔勒[48]就这样送掉了。”

“原来你是因为无聊才买的。”公爵夫人说。

“当然是因为无聊。在那里过得实在无聊，妈妈，真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才好。”

“怎么会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马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说。

“有趣的东西我全知道：黑李子汤也好，豌豆灌肠也好，我统统知道。”

“不，公爵，不管您怎么说，他们的制度总是挺有趣的，”上校说。

“有什么有趣的？他们都像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铜币，扬扬自得，似乎他们德国人把谁都征服了。哼，可我有什么事好得意的呢？我没有征服什么人，我不得不自己脱靴子，还得自己把它放到门外去。早晨一起来，就得立刻穿好衣服，走到餐厅里去喝那难喝得要命的早茶。在家里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从容不迫地醒过来，耍耍脾气，发发牢骚，然后定定神，好好考虑考虑各种事情，用不着性急。”

“时间就是金钱，您忘记了这一点。”上校说。

“什么时间！有时候你为半卢布可以牺牲一个月，可有时候你不论出多少钱也换不到半个小时啊。你说是吗，吉娣？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呀？”

“没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呀？再坐一会儿。”他对华仑加说。

“我要回家了。”华仑加说着站起来，又哧哧地笑了。

她收起笑容，告了别，走进屋里去拿帽子。吉娣跟着她进去。她觉得如今连华仑加也变了。她没有变坏，但变得同她原来所想象的不同了。

“嗬，我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华仑加收拾起伞和提包说，“您爸爸真好！”

吉娣不作声。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哪？”华仑加问。

“妈妈想去看看彼得罗夫他们。您不去吗？”吉娣试探着华仑加的态度，说。

“我去的。”华仑加回答，“他们准备回去，我答应去帮助他们收拾行李。”

“好，那我也去。”

“不，您去做什么？”

“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吉娣抓住华仑加的伞，不让她走，睁大眼睛说，“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去？”

“没什么。您爸爸回来了，再说他们看到您去会拘束的。”

“不，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不愿让我常常到彼得罗夫家去？您不是不愿意吗？为什么不愿意？”

“我没有这样说过。”华仑加镇定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

“全都告诉您吗？”华仑加问。

“全都告诉我，全都告诉我！”吉娣接口说。

“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历克赛维奇（指画家）本想早些走，现在却不想走了。”华仑加微笑着说。

“说下去！说下去！”吉娣阴郁地望着华仑加，催促道。

“嗯，不知怎的，安娜·巴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儿。这当然不成理由，但他们的争吵是为了这事，是为您而引起的。说实在的，这些病人的脾气都很暴躁。”

吉娣越来越皱紧眉头，一言不发。华仑加竭力安慰她，想使她平静，因为看到吉娣马上要爆发了，但不知道究竟会怎样：是放声痛哭还是倾吐冤屈。

“所以您还是不去的好……您要明白，您不要生气……”

“我这是活该！我这是活该！”吉娣急急地说，从华仑加手里夺过伞来，避开朋友的眼睛。

华仑加看到朋友孩子气的愤怒，忍不住要笑，但又怕冒犯她。

“怎么是您活该？我不明白。”她说。

“是我活该，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不是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同我有什么相干？到头来弄得我成了争吵的原因，仿佛我做了人家没叫我做的傻事。因此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

“可为什么要装假呀？”华仑加低声说。

“哎，多么愚蠢，多么可恶！我完全不需要……一切都是假的！”她说，把伞打开又收拢。

“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面前、自己面前、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了欺骗大家。不，这样的事今后我再也不干了！宁可当傻瓜，也不说假话，不骗人！”

“到底谁在骗人哪？”华仑加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仿佛……”

吉娣按捺不住，大发脾气。她不让她把话说完。“我不是说您，根本不是说您。您是完美无缺的。对，对，我知道您是完美无缺的，但我是个傻瓜，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不是傻瓜，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是个怎样的人，就让我怎样好了，我可不愿装假。安娜·巴夫洛夫娜同我有什么相干！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能改变本性……这一切都不对头，不对头！……”

“什么事不对头哇？”华仑加困惑地说。

“一切都不对头。我只能凭良心过日子，可您的生活循规蹈矩。我喜欢您就是喜欢您，而您喜欢我恐怕只是为了要挽救我，开导我！”

“您这话不公平。”华仑加说。

“我又没有说别人，我只是说我自己。”

“吉娣！”传来母亲的声音，“到这儿来，把你的项链拿来给爸爸看看。”

吉娣没有同朋友和解，却露出傲慢的神气，拿起桌上的项链盒子，到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这样红？”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问。

“没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来。”说着她又往回跑。

“她还没有走！”她想，“叫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老天爷！我做了什么啦，我说了什么啦！我为什么要对她发脾气呀？叫我怎么办？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吉娣想，在门口站住了。

华仑加戴上帽子，拿着伞，坐在桌旁，察看着被吉娣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华仑加，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吉娣走到她面前，喃喃地说，“我记不起来我刚才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想使您难过。”华仑加含笑说。

吉娣同华仑加和解了。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吉娣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她不放弃她所学到的一切，但明白她想照她的愿望生活，那只是自我欺骗。她仿佛猛醒过来，觉得要不装假，不说假话，维持她理想的精神境界，那是多么困难哪。她感觉到，她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悲伤、疾病和垂死的人，又是多么叫人难堪。她为了爱这个世界而作的努力，确实使她很痛苦。她想赶快回俄国，回叶尔古沙伏，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她从信里知道陶丽姐姐已带着孩子到了叶尔古沙伏。

但她对华仑加的爱并没有淡薄。吉娣在同她告别时，要求她到俄国去看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会去的。”华仑加说。

“我永远不结婚。”

“嗳，那我就永远不去看你们了。”

“好吧，那我就为这个缘故去结婚。您可千万要记住您的诺言哪！”吉娣说。

医生的预言证实了。吉娣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以前那样快活，那样无忧无虑，但很平静。她在莫斯科的不幸遭遇已经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