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了有关神经症人格及其含义方面的知识，我们对精神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但是，对于必须要从事工作的阶段，还是有必要弄清楚的。我们要用一种杂乱无章的方式处理问题呢？还是，我们要从这里或那里一点儿一点儿地获得些零碎的自我认知，直到最终收集齐全所有的碎片，拼成一副可以理解的图画？又或者，是否存在一些行为准则，可以指导我们走出材料的迷宫——这迷宫是材料自主形成的？
对这个问题，弗洛伊德给出的答案看上去相当简单。弗洛伊德认为，病人在分析过程中，首先呈现的形象跟他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面相同，接着，他那些遭到压抑的追求，会按照受抑制程度从弱到强的顺序逐渐显露出来。如果我们鸟瞰整个分析过程，这个答案仍然没有问题。而且，如果考察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一条直线，而我们又必须沿着这条线蜿蜒前行、继续深入，那么，即使是作为行动指南，弗洛伊德提供的这一总原则也是足够优秀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情况果真如此，假设只要继续分析显露出来的任何材料，我们就能一步一步深入到那个受抑制的区域，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混乱的状态——这种状态确实很常见。
上一章阐述的神经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明确的线索，让我们有理由认为，神经症人格是由神经症人格倾向以及神经症人格倾向的结构造成的——该结构是围绕每一个神经症人格建立起来的，而神经症人格又存在数个中心点。简单地说，因此推导出来的治疗阶段是：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神经症人格，而且宽容相待。更具体地说，每一种神经症人格的种种含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那些受抑制较浅的含义，较早为我们所提及，而那些受抑制较深的含义，则暴露得较晚。关于自我分析更全面的病例会呈现在第八章，届时我们再详细说明这一点。
同一原则也适用于解决诸多神经症人格之间的顺序问题。以三名病人为例，第一名病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他对无条件独立自主和高人一等的需求，只有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会理解她的顺从需求或情感需求的迹象，才可能着手处理。第二名病人将从公开展现自己渴望爱和赞美的需求开始，如果他有控制别人的倾向。那么他最初就会表现出神经症人格倾向。而第三名病人则从最初就显示出了一种高度发展的驱力。首先出现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它相对重要或不重要，一开始就显露出来的神经症人格不一定就是最强烈的，也不一定就是对人格影响最大的。确切地说，最符合病人意识或半意识的自我形象的，才是首先具体化、明朗化的趋势。如果种种二级防御——自我辩解的手段——高度发展，那么，它们可能在一开始就完全控制了整个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神经症人格才能明显可见、才能为我们所触及。
我想用病人克莱尔——在上一章，我们已经对这个病人儿童时代的经历进行了简略地概述——的病例，来说明精神分析的认识阶段。既然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那么自然就要对整个精神分析的过程，进行大刀阔斧的简化和系统化整理。我不仅必须省略诸多细节以及衍生问题，还必须要忽略掉分析工作期间遭遇的所有困难。而且，总而言之，我还要让各个阶段看起来比它们的实际情形更清晰、轮廓更鲜明：例如，在报告中属于第一阶段的因素，在当时，实际上仅仅隐约显现，只是随着分析的推进才渐渐清晰起来。然而，我认为，从本质上说，这些不精确之处不会减损报告所呈现的原则是正确的。
三十岁时，克莱尔才因种种原因来寻求精神分析。她说自己很容易就为一种疲劳所击倒，进而发现全身乏力，这让她的工作和社会生活都受到了干扰。同时，她还抱怨说自己的自信心少得可怜。克莱尔是一家杂志的编辑，尽管她的职业生涯和目前的职位都很令人满意，但她想要进行剧本创作和故事创作的渴望，总是受到无法克服的抑制的压制。她可以从事日常工作，却无法进行创作思维的工作，尽管这个病人趋向于用自己能力不足来为后者的不利找理由，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二十三岁的时候，克莱尔结过一次婚，仅仅过了三年，丈夫就去世了。那次婚姻之后，克莱尔又结交了另一名男子，这段关系在精神分析阶段仍在继续。根据她一开始的陈述，这两段关系无论在性生活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很美满。
克莱尔的精神分析很长，达四年半之久。她先是接受了一年半的专业精神分析，之后的两年，她停止了专业治疗，转而进行了大量的精神分析，随后的一年，她又接受了不定期的专业治疗。
克莱尔的精神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发现其强迫性谦卑；阶段二，发现其对伙伴的强迫性依赖；阶段三，发现其另一种强迫性需求，即这个病人对迫使他人承认自己高人一等的强迫性需求。这些趋势，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对别人而言，都不是清晰可见的。
我把在第一阶段中能让人联想到强迫性因素的材料列举如下：首先，克莱尔往往极度轻视自我价值和能力。她不仅不认可自身的优点和长处，而且固执地否认自己具有这些优点，她坚持认为自己缺乏才智、没有魅力或天赋，趋向于舍弃自己拥有这些资质的证据。其次，她认为别人比自己优秀。如果遇到意见不合的情况，克莱尔不自觉地就认为别人是正确的。她回忆道，在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发生了婚外情的时候，她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表示抗议，尽管这段经历带给她极大的痛苦；相反，她想办法为丈夫辩护：那名女子更有吸引力、更可爱，所以丈夫才会更喜欢那个人。此外，想要让克莱尔为自己花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和别人结伴旅行时，即使要自己支付费用，她也愿意入住昂贵的酒店，但是，只要是自己一个人，她就不会把钱花在旅行、服装、娱乐、书籍等方面。最后，她尽管身居管理岗位，却几乎无法发布命令。如果不得不下达命令，她就用一种表达歉意的方式提出。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克莱尔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强迫性谦卑，她认为把生活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是理所当然的，她习惯于始终退居次要位置。只有在这种趋势为我们所察觉，而它那可追溯到童年的根源也为我们所发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系统地开始探索它的临床表现和结果。那么，这一倾向在克莱尔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任何情况下，克莱尔都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进行讨论的时候，她轻易就为他人的观点所影响。尽管她很擅长评判别人，却无法对任何人或事采取批判性的态度，除非是编辑工作需要。例如，她曾因为没有意识到一位同事暗中使坏、损害她的地位，而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在其他人都清楚地看穿了这一情况的时候，她还把那位同事当朋友看待。这个病人那甘居次要地位的强迫性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打网球的时候，她常常会受到太大的抑制而打得很差劲。有时，她也会打得很好，而这时，一旦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赢，她就开始打得糟糕起来。她认为别人的意愿比自己的重要得多，因此，她满足于把假期安排在别人最不需要自己的时候，如果别人对工作量不满，她很乐意承担起比所需工作更多的任务。
最重要的是，她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意愿。她对有关扩张性计划的抑制——她视之为特别的“现实主义”——表明她从未要求过无法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她的不讲究“现实主义”，跟一个对生活期望过高的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她把自己的意愿降到了可实现的程度之下。在社交、经济、职业、精神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她都不切实际地处于应有水平的下方。而正如她以后的生活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对她而言，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个病人有能力得到很多人的喜欢，有能力让自己魅力十足，有能力创作出有价值、有独创性的东西。
这种倾向影响的后果是：克莱尔的自信心不断减弱，对生活也产生了弥漫性的不满。对于后者，克莱尔毫无察觉，而且对她而言，只要一切“足够好”，她就察觉不到任何问题，此外，她也无法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怀有一些意愿，也察觉不到这些没有实现的意愿。克莱尔应对生活中这种弥漫性不满唯一的发泄口在琐碎小事上，她不时就突然哭泣叫喊，只是她本人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这种行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克莱尔只是零碎地意识到这些现象所隐含的真相；对于那些重要的问题，她则保持沉默，要么认为我高估了她的能力，要么认为我把鼓励她当成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最后，通过一种十分戏剧性的方式，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谦卑的外表之下，潜藏着真实而强烈的焦虑。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她准备向杂志社提出改进建议的时候。克莱尔知道自己的方案很优秀，不会遇到太多的抗拒意见，最终会得到每个人的赏识。但是，在提出方案前夕，她却陷入了一种完全无法解释的强烈的恐慌中。讨论已经开始了，她仍觉得惶惶不安，甚至因为突然腹泻而不得不暂时离开会议室。但是，随着讨论对她越来越有利，恐慌也逐渐减弱、消退。方案最终被采纳，克莱尔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她才觉得心安。当克莱尔解开自己的心结后，她开始变得豁达淳朴。
我对这个病人说，这是颇为可取的，她的心中具有坚定的信念。当然，克莱尔为自己能得到他人的认可而高兴，但这种认可又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此后，足足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克莱尔才可以着手处理这段经历中所涉及的其他因素，类似于抱负、畏惧失败、成功等因素。那时，她的全部情感——正如她的自由联想所表达的那样——都集中在了强迫性谦卑这个问题上。她认为，提出一项新方案供大家讨论，这是自以为是。她告诫自己：你要接受并记住真实的自己！但是，渐渐地，这个病人认为这种态度是基于如下事实：对她而言，提出一种不同的方案，就意味着要冒险走出那段狭窄的人为的界限，而这一界限是她一直以来小心翼翼守护着的。只有在她看到这一观察所得的真实情况之后，她才会真的以为，自己的谦卑只是为了安全起见而维持的一种假象。自我分析的第一阶段工作的成果是认知自我，她有勇气发现并坚守自己的意愿和主张。
在精神分析的第二个治疗阶段，有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摆脱克莱尔对“同伴”的心理依赖。这其中涉及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克莱尔独立解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详细叙述。克莱尔的这种依赖性尽管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但它受到的抑制却比之前的倾向更严重。克莱尔从未想过他们的关系存在问题。相反，她认为自己的两性关系特别融洽。只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到这种强迫性依赖的暗示。首先是当一段关系结束，或跟一个对这个病人来说很重要的人暂时分开时，克莱尔就感到极度彷徨迷茫，就像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小孩。她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是在二十岁离开家的时候。那时，克莱尔以为自己就像一片在空中飘浮的羽毛，在天地间飘荡无依，她竭尽全力地给母亲写信，认为如果没有母亲，自己就活不下去。直到她参加工作、结婚，步入日常生活，她的疾病才痊愈。她喜欢上了一位成功的作家，那个人关心克莱尔的工作，还帮助过她。当然，考虑到她青年时期的个人经历，克莱尔在首次经历这种独处时，产生的怅然若失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从本质上说，后来她在再次独处时的种种反应也都与第一次相同，这就跟克莱尔在事业上非凡的成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因为她取得成就的时候，也遇到了前面提到的种种困难。
其次，是在这些关系中，克莱尔关心的只有自己依赖的人。此外，周围世界的一切她都视若无睹。
克莱尔的全部思想和情感都围着他的来电、来信或来访打转。没有他在身边，她就空虚无聊，一心只期盼着他的到来，在此期间，她反复琢磨他对自己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于两个人之间发生的小摩擦，她感到痛苦万分，发现自己完全被忽略了，或受到了羞辱性的拒绝。这时，对她而言，其他的人际关系、工作以及其他的兴趣爱好，就全部失去了意义。
第三是她对某位男性的幻想。克莱尔认为自己的意志完全受其控制，而反过来，这位男性也会给予她想要的一切。不仅有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有足够的精神需求。甚至这个男人还帮助她成为一名一流作家。
随着这些方面的含义逐渐为我们所认识，依赖“伙伴”的强迫性需求显露出来了，它的特性和后果也清晰了。这种需求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彻底受抑制的寄生心态，一种依赖伙伴的潜意识意愿，认为伙伴能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为自己负责，解决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并且能让自己不需付出努力就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这种倾向不仅会让他人疏远她，而且还会让克莱尔的伙伴也疏远她。因为，如果她对伙伴的期望持续得不到满足——这几乎是必然的——她就会感到失望。这种失望累积起来就在心底发展成一种很深的恼怒，这些恼怒的大部分都因为畏惧失去伙伴而压制了下来，但是有一些也会在偶尔的情绪爆发中显露出来。如此一来，她的期望就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令自己失望，另一方面伤害了伙伴。对伙伴的强迫性需求的另一个后果是，任何事情如果无法与自己的伙伴共享，她就感受不到丝毫乐趣。而这种倾向影响最深远的后果在于，克莱尔对伙伴的心理依赖只会让她感到更不安，让她更加被动，而且会导致自卑的产生。
这一倾向与前一种倾向的相互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克莱尔的强迫性需求是导致她对伙伴需求的原因之一。由于她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自己的意愿，所以不得不求助于他人；由于她不知如何保护自己，所以需要寻求他人的庇护；因为她看不到自我价值，所以需要得到他人的肯定。另一方面，克莱尔的强迫性谦卑和对伙伴的高度期待之间存在意识冲突。它使得她在每次期望落空、感到失望的时候，都不得不曲解这一情况。在这些情境中，她认为自己是遭受了极度严酷虐待的受害者，因此感觉无比痛苦且充满仇恨。因为害怕遭到抛弃，所以这些敌意大部分都为她所压制，但它们却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在暗中蚕食着她和伙伴的关系，最终把她的期望变成了报复性的要求。因此导致的心烦意乱，跟她的疲乏感以及创作思维工作受到抑制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阶段分析工作的成果是，克莱尔克服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无助，能够进行较大的自主性活动。她的疲乏感不再是持续性的，只是偶尔才会出现。尽管仍然必须面对种种强大的阻碍，但她已经能够从事创作。尽管远非出于自发性，但她跟周围人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尽管实际上她仍感觉十分自卑，但她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高傲骄矜的。有一个梦体现了克莱尔身上的这种全面改变，在梦中，她和朋友在一个异国开车兜风，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自己也要申请驾照。实际上，克莱尔不但有驾照，而且驾驶技术和她朋友的一样好。这个梦代表克莱尔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她意识到无论自己是否享有正常人的权利，她都可以为社会做贡献。
自我分析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受压抑的雄心壮志。克莱尔的人生中曾有过一段时期，被自己激昂的抱负困扰得心神不安。这种困扰从她初级中学的后期一直延续到大学二年级，而这之后，似乎就消失了。我们只能推测，它仍在潜意识里发挥作用。以下事实可以提供佐证：任何褒奖都能让她兴奋不已，任何失败都会让她心生畏惧，独立尝试任何工作都会让她焦虑不安。
其实，这一倾向比另外两种更加复杂。跟前两种倾向相反，这种倾向试图主动掌控人生、积极抗拒负面力量。下面这个事实是该倾向持续存在的一个理由：克莱尔发现自己的雄心里包含着一种积极力量，屡次祈愿觉得能够重新找回这种力量。克莱尔培养该雄心的另一个理由，在于重建自己失去的自尊的必要性。而第三个理由则是出于报复心：成功意味着打败所有那些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而失败则意味着丢脸出丑、名誉扫地。想要理解这种雄心的特性，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从克莱尔的经历中将它发生过的种种变化一一找出。
这一倾向所包含的意志，在克莱尔年幼的时期就显露出来了。实际上，它比另外两种倾向发生得都要早。在这一分析阶段，克莱尔想起了童年时期的恶作剧，那些敌视、反叛、好斗的根源。正如我们所知，在争取对自己有利境遇的斗争中，因为双方强弱相差悬殊，克莱尔失败了。接着，克莱尔经历了一系列不愉快的遭遇，在十一岁那年，她的这种意志以力争最优成绩的形式再次苏醒。然而，现在，这种精神却为受抑制的敌意所充斥，它全神贯注于那堆积如山的恨意，那些因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以及自尊受到蹂躏而引起的恨意。至此，克莱尔的这种意志已经具备了上面提到的三种理由中的两个：通过取得成功，她可以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自信；通过击败他人，她可以为自己所受的伤害复仇。不过，克莱尔在初级中学的这种雄心，尽管也含有种种强迫性以及破坏性要素，但跟后来的种种发展相比，却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凭借真实的成绩来超越别人的。在高中期间，克莱尔仍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毫无疑问地占据榜首。但是进入大学以后，克莱尔遇到了更强大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继续保持领先，她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与此相反，克莱尔出人意料地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雄心。为什么克莱尔不愿意鼓起勇气作出努力，我认为主要有三种原因：其一，因为她的强迫性谦卑，她不得不持续地跟那种对自己才智的顽固怀疑做斗争。其二，因为判断力受到压抑，克莱尔自如运用自己才智的能力，受到了实际性的损伤。最后，因为超越他人的强迫性需求十分强大，克莱尔无法承受失败的风险。
然而，克莱尔虽然放弃了明显的雄心，但她战胜他人的欲望却并没有减弱，为此，她必须找到一种折中之法。新找到的方法跟以前的雄心壮志相反，并改变了克莱尔的性格。总之，克莱尔想不付出任何努力就战胜他人。她试图通过三种方法实现这一不可能的壮举，而这三种方法都是完全不受意识控制的。一种方法是，克莱尔将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任何一种好运都视为对他人的一次胜利。这个范围可以从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好天气去远足，延伸到潜意识得知一个“敌人”生病或死亡。相反，坏运气在克莱尔眼中也不单纯是运气不佳，而是成了一种不光彩的挫败。克莱尔的这种态度意味着她对不可控因素的依赖，因而会进一步增强她对生活的畏惧。第二种方法是，将对胜利的需求转变为爱情关系。克莱尔认为，拥有一位丈夫或情人就是胜利，而单身则是一种可耻的失败。第三种无须努力就能成功的方法是，克莱尔要求别人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并且不需要她付出任何努力。这一点也许可以通过给予她机会，让她分享对方所取得的成功来实现。克莱尔把希望寄托在伙伴的肩上，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因此她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同时，也加强了她对伙伴的需求。
如果克莱尔认为自己对生活、工作、他人以及本身的态度都受到这一倾向的影响，她就能够着手解决，将克服这一倾向导致的阻碍。这一阶段分析的显著成果是，克莱尔对工作的抑制减弱了。
接下来，我们要明白这一倾向和另两种倾向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它们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互相强化，因此，克莱尔的神经症人格倾向结构非常复杂难解。矛盾既存在于强迫性地表现出谦卑态度和强迫性战胜他人之间，也存在于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寄生式的依赖之间，这两类驱使力必然会发生冲突，其结果要么引起焦虑，要么令双方都无法发挥作用。而后一种影响，正是克莱尔发现疲乏以及工作受到抑制最深层的根源之一。然而，这些倾向相互强化的方式也同样重要。保持谦虚、将自己置于卑下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这同样也是成功需求的一种掩饰。伙伴——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更是至关重要，因为他还要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满足克莱尔对胜利的需求。此外，克莱尔因为情感和心理能力受到压抑、因为对伙伴的依赖而产生的耻辱的感觉，会持续唤起新的恶毒情感，因而也会让获得成功的需求一直存在并不断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工作的重点就在于，一步一步消解正在运作的恶性循环。克莱尔的强迫性谦卑已经为某种程度的自我主张所替代，这一事实对我们的分析工作帮助很大，因为，这一进展还潜意识地减少了对成功的需求。同样，部分解决了心理依赖，让克莱尔的心性更加坚定，也消除了诸多耻辱感，使其对成功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了。因此，最终，在克莱尔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仇恨情绪——这让她受到了极大冲击——时，她就可以用增强了的潜意识，来应对已经不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果在一开始就处理这个问题，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那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尚不了解，其次，克莱尔那时的心理能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承受此问题的程度。
最后这个阶段让克莱尔突破自己。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克莱尔回归自我。而且，现在，她没有严重的强迫性和破坏性倾向，它强调的重点，从对成功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主旨的关注。克莱尔的人际关系在第二阶段之后就已经得到了改善，现在，那种由虚伪的谦逊和自我防御性的傲慢混合作用而产生的紧张，也消失了。
前面已经提过，为了更好地解读自我分析的各阶段，我们对分析过程进行了简化，并在所有适当保留的基础上，对克莱尔的治疗进行了汇报。依据我的经验，这份报告阐明了一例自我分析的典型过程，或者，更慎重地说，是一例自我分析的理想过程。克莱尔的分析疗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一情况只是偶然的；其他病例也可能分成了两个阶段或五个阶段。不过，克莱尔的分析阶段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一点却是与众不同的。这三步为：一、了解神经症人格倾向；二、探索其起因、临床症状以及神经症病人的行为；三、探索它和人格的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和其他神经症人格的关系。克莱尔的分析中涉及的每一种神经症人格都必须经历这三步。每完成一个阶段，神经症结构的一部分就变得清晰，如此坚持，直到最后，整个神经症结构才会变得完全透明。这三个阶段不必完全遵循上述顺序进行，更精确地说，在一种倾向为我们所诊断出来之前，对它的临床表现进行一些了解，是很有必要的。关于这一点，在克莱尔的自我分析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们将在第八章再进行说明。克莱尔在意识到自己有依赖性这一事实，意识到存在强大的推动力将自己逼入一种依赖关系中之前，已经诊断出了自己身上许多重要的心理依赖的暗示。
上述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治疗价值。首要阶段，即诊断出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意味着理解神经症人格倾向的驱使力。而这种识别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价值。以前，在诸多隐性因素的支配下，病人会觉得有心无力。而现在，即使只诊断出其中的一种，就不仅意味着自我认知方面的综合获益，而且消除了一些令人不知所措的无助感。基于某种明确困扰的了解，我们认为，面对这些困扰我们并非束手无策，而是有机会对此做些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言明。一位农民想种果树，但他的果树长势堪忧，他精心照料，用尽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方法来挽救，却还是无济于事。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心灰意冷了。最终，他却发现这些树得了一种特殊的病，或土壤里缺少一种特殊的元素。一旦知道了真正的原因，即使此刻这些果树还没有任何改善，他对此事的态度以及他对此的心情，却立刻就改变了。然而，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可以帮助神经症病人重塑人格。也就是说，这可以让他有更明确的目标，在复杂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行为。
有的时候，精神分析师仅仅是诊断出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就足以治愈一例精神分裂症。例如，一名才能出众的管理人员，近来因为自己下属不合作的态度，深受困扰。这些员工原本一直很有奉献精神，现在却因为某些不可控的原因而发生了改变。员工们没有用一种友善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反而提出种种带有挑衅意味的、过分的要求。尽管处理大多数问题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足智多谋、随机应变的人，但是现在，他完全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一新情况，他在愤恨、不满，绝望之下，甚至考虑过辞职。在这个病例中，这名管理人员只要认识到自己存在很严重的、要求下属奉献的强迫性需求，就足以挽救当前的局面。
然而，通常情况下，仅仅诊断出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并不能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原因有二，首先，由这种倾向的发现而产生的改变意愿是模棱两可的，因而也缺乏足够强大的力量。其次，改变的意愿，即使实际上算得上是一种明确、清晰的意愿，也还不是改变的能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能力才可能发展起来。
尽管神经症人格的最初往往呈现出某些狂躁的倾向，但一般而言，它只是一种宣泄负面情绪的方式。这种神经症人格具有一种主观的价值，而该价值又是病人本人不愿意放弃的。当克服一种特定强迫性需求的认知出现时，那些想要保持该需求的力量同时也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在克服神经症人格的首要效果发生作用不久，病人就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他既想改变，又想保持原样。这种矛盾通常处于潜意识状态，因为病人不愿承认自己想要固守一些违背理性、有损自身利益的东西。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而选择维持原状。那么，发现神经症人格倾向也就成了一种稍纵即逝的安慰，随后他会感到更难过。以前面那位农民为例，如果他知道自己得不到想要的治疗，那么人格改变就不会持续很久。
幸好，这些消极反应并不太常见。更普遍的情况是，改变的意愿和维持现状的意愿达成妥协。病人坚定了要改变的决心，却认为改变得越少越好。他可能认为，自己只要做到下面这些就足够了：比如，发现了该倾向在童年的根源，或他仅仅下定了要改变的决心。或者，也有可能他会产生某种错觉：只要了解这种倾向，所有都会立刻改变。
然而，在精神分析第二个阶段，随着对神经症人格倾向含义了解的加深，病人也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它的不幸后果，意识到它对自己生活方方面面的阻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例如，假定一个人患有神经症的绝对独立需求，在了解这一倾向的根源之后，他将不得不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明白：为什么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让自己恢复信心，以及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是如何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证明的。他必须仔细观察，这种需求是如何通过他对周围环境的态度表现出来的，也有可能，它会采取一些形式展露自己，例如讨厌视野受到遮挡，或坐在一排座位的中间位置会感到焦虑。他必须知道，它是如何影响自己对着装的态度，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腰带、鞋子、领带或其他任何可能令人发现束缚的东西的敏感态度中得到证实。他必须理解这一倾向对工作的影响，这一点可能表现在对例行公事、义务职责、期望建议等的抗拒中，表现在对规定时限的挑战、对上级的不服从中。他必须了解它对爱情生活的影响，并观察这样一些因素：自己无法接受任何亲密的关系，或趋向于认为，对另一个人产生任何一点好感都意味着受到奴役。因此，一项对各种因素的评估渐渐成形：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引起了强迫性情感，迫使病人提高警惕。仅仅认为自己具有寻求独立的强烈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病人意识到神经症人格无所不包的强制力和抗拒性，他才会产生想要改变的严肃动机。
因此，第二个阶段的治疗价值首先就在于，它能够增强病人的意愿，帮助其克服干扰驱使力。因此，病人开始意识到，改变是完全必要的，而他那相当模棱两可的克服干扰的意愿，也转变成了清晰明确的与之进行严肃斗争的决心。
这一决心一定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富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没有能力坚持到底，即使拥有最坚定的决心，也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这种能力，是随着种种神经症人格倾向一一显现出来、清晰可见，才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在病人致力于探求神经症人格倾向所隐含的意义时，他的错觉、畏惧、弱点以及抑制都会逐渐从其防御体系中挣脱出来。这样一来，他不再那么缺乏安全感、不再那么孤独、不再那么满怀敌意，而他和别人、和自我的关系也必然会有所改善，这反过来又会减弱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强迫性，增强病人应对该问题的能力。
这个阶段的治疗还有一个作用，即它能成为一种诱因，刺激病人正视那些阻碍自己进行更深入、更彻底改变的因素。因此，迄今为止调动起来的所有力量都有助于消解特定倾向的驱使力，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改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倾向本身及其诸种含义，是与其他驱使力紧密联系的，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对立的。因此，如果病人只围绕、依靠各特定倾向发展起来的子结构进行分析工作，那么，他是不可能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以克莱尔为例，通过对这个病人的强迫性谦卑倾向的分析，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病人此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当时，该倾向的某些含义我们并没有触及，原因是，这些含义跟克莱尔的过度依赖倾向交织在一起，只有精神分析师理清思路，才能彻底治愈克莱尔的强迫性谦卑。
在精神分析的第三个阶段，即认识并了解不同神经症人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让我们掌控这些倾向最深层的冲突。这意味着，病人将理解为寻求解决之法所做的诸多努力，理解这些努力是想要让我们的分析工作推进得越来越深入。在开始这部分工作之前，病人可能已经对一种冲突的组成部分有了深入的自我认知，但仍暗自坚持这种观点：它们有可能达成和解。例如，他可能已经深深认为，自己具有专制性驱使力的本性，也具有强迫性需求他人赞美自己优秀智慧的本性。但是，他偶尔会承认专制性驱力的存在，却毫无改变它的意图，并试图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让这些趋势和平共处。他暗自期望，只要承认专制趋势的存在，自己就能得到允许，继续保留该趋势，同时，又能赢得他人对自己表现出来的自我认知的认可。另外一名病人，他追求远超常人的平静，但同时又为恶意的冲动所驱使，他想象着，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自己可以宁静地度过，但又可以分出一段“休假”时间，让他可以纵情沉溺于自身的负面情绪中。显然，只要病人仍在偷偷坚持这种解决之道，那么他的困境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第三阶段分析工作的逐渐推进完成，我们就能让病人认识到这些解决方法的临时性了。
这一阶段的治疗价值也就在于如下事实：通过该阶段，我们就有可能解除在各种神经症人格之间运作的恶性循环。它增强了各种神经症人格之间的联系，这就意味着，病人终将了解所谓的症状，说得更精确些，病人最终会认清自己身上严重的病理学临床表现，例如焦虑、恐惧、抑制以及所有强迫倾向的侵袭。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心理治疗中真正重要的是看到冲突。此类说法跟下面这种论点具有同样的价值：真正重要的是认清神经症的弱点，或心理定式，或对自身优越感的追求等。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准确地看清神经症的整体结构。有时候，当前的冲突可能在精神分析早期就已经为我们所识别。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彻底了解这些冲突的种种构成要素，没有有效减弱其强度，那么这是没有效用的。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了解其组成、减弱其强度，我们才能触及这些冲突本身。
下面，让我们探寻一下本章及上一章知识的实际价值，并以此结束我们的讨论。在进行精神分析的道路上，这些知识为我们指明了确切的、详尽的方向吗？答案是：即使再多的知识也无法实现这样的期望。原因之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大到想要找到任何一条可供参照的既定分析路线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可以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神经症人格倾向是数量有限的、可以识别的，比如十五种，这些倾向之间可能的排列方式也几乎是无穷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倾向与另一种倾向截然分开，而是所有的神经症人格倾向都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灵活的、富有创作思维的技巧，才能逐渐揭开真理的帷幔。第三个原因在于：普遍地说，各种神经症人格倾向所显现出来的结果，都是受到抑制的，并非其真实状态，这就给我们的神经症人格识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最后，精神分析描绘的既是一种人际关系，也是一次共同的探索。有人认为，精神分析是一次探索之旅，这一旅行吸引了两名同事或朋友，这两个人都对观察和认识感兴趣，也都对整合观察资料和推导结论感兴趣，我们必须说，这种观点只是一种片面的比较。在分析工作中，病人的独特性和神经症——更不用说精神分析师的了——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病人对情感的需求、他的自豪感、他的脆弱点，都会随着具体情境的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不同的作用，此外，精神分析工作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焦虑、敌意以及对自我认知的抵抗——这些自我认知会威胁到病人的安全系统，或威胁到他已经发展起来的自豪感。虽然所有这些反应都是有益的——假如我们了解它们，然而，它们也会让分析过程变得更复杂、让类化更难。
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例精神分析都必然会产生其独有的处理问题的次序，这一断言可能会吓退那些忧虑的灵魂，尤其是那些需要得到下面这样保证的人：自己做的永远都是对的。然而，为了让自己安心，他们应该牢记这一点：这种次序不是由精神分析师的人为操纵，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它是由问题的本性决定的，即，只有在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们才可能接触到另一个问题。换言之，通常情况下，一名病人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只能遵循素材呈现出来的规律，采取上面描述的阶段。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病人提及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当时是无法得到答案的。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会意识到，这一特别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病人的理解范围，因此，最好是将其暂且搁置。例如，让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况：一名病人在仍深深沉浸于自己绝对优越于他人的信念中的时候，突然面临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暗示他害怕自己不为他人所接受。这时，精神分析师会认为，现在就治疗病人的恐惧症还为时过早，因为病人认为，对自己这样一个出众的人而言，具有这种恐惧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很多时候，精神分析师只有在回顾以往病例的时候，才会诊断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一个问题是不可触及的，也只有在回想的时候才会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也就是说，在进行自我分析工作的时候，精神分析师也只能摸索前行，也难免会犯错误。
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甚至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病人会本能地逃避一个他当时尚且没有能力应对的问题。因此，过早地处理一个因素，对他而言，并没有多少诱惑。但是，如果他确实注意到了，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仍丝毫没有进展，那么，他就应该明白，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好是将其暂且搁置。如果进行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变化，病人也不需要沮丧，因为一次不成熟的解决问题的经历，为进一步工作提供有意义的线索的情况，非常常见。然而，我们几乎不需要强调，一种解决方法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还有很多，病人不应急着得出该方法不够成熟的结论。
我提供的这类资料对自我分析工作是很有裨益的，它不仅可以帮助病人预防那些不必要的令人沮丧的事情的发生，而且还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完善、理解神经症人格各部分的特点，否则，这些特点就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观察资料。例如，一名病人可能意识到，自己很难开口向别人提出任何要求，从驾车旅行时询问正确的路线到向医生咨询疾病皆是如此。然而，他认为自己应该有能力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将寻求精神分析看作是一种不光彩的、可鄙的行径，所以会选择隐瞒此事。如果有人对他表示同情或提出建议，他就会恼怒生气；如果他不得不接受帮助，他就会为此感到羞耻。如果他具备一定的神经症人格倾向方面的知识，他就有可能意识到，所有这些反应都来源于强迫性自信倾向。当然，我们无法保证这一推测是正确的。普遍地说，该病人对人类充满了厌倦情绪，这一假设也许可以解释他的一些反应，不过却无法解释他在一些时候产生的那种自尊心受伤的感觉。病人所做的任何推测，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它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将其暂时搁置。即使如此，他还是必须反复求证、再三确认，自己所做的假设是否真的彻底弄清了一个问题，还是只有一部分有效。既然他绝不能指望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就能解释所有的问题，那么他就必须记住，逆流始终存在。他唯一能够合理期望的是，自己所推测的那种趋势，代表的是他生活中强迫性力量的一种，因此，它必定会以一种跟所推测的反应方式一致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诊断出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之后，病人的知识仍会提供实际的帮助。如果病人明白，发现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的种种临床表现及其后果，具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那么，他就会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上，而不会倾注在对神经症人格倾向驱使力产生原因的疯狂探寻中，后者大部分只有在分析的后期，我们才能够理解。这种认识，对于引导病人的思想逐渐认可探索神经症人格倾向所要付出的代价，尤为宝贵。
就种种冲突而言，心理学知识的实际价值存在于这一事实：它能解决个体的犹豫不决，阻止其只是在毫无联系的态度之间摇摆不定。例如，克莱尔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就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还是都归咎到自己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踌躇不决，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她也因此而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她本来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两种倾向中她到底具有的是哪一种，或至少要弄清楚哪一种倾向是占主导地位的。实际上，这两种倾向在她身上都存在，而且它们也源自两种相互矛盾的神经症人格倾向。归咎于己和畏避归咎于人的倾向，都是克莱尔强迫性谦卑倾向导致的结果。归咎于人的倾向则是由她的强迫性高人一等的需求引发的，这种强迫性倾向让她无法容忍自己身上存在任何缺点。如果在这时，克莱尔就能想到可能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而这两种倾向又具有相互冲突的根源，那么，她对分析过程的了解可能就提前很多。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神经症人格倾向的结构进行了简要的考察，也对处理潜意识的一般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求逐步了解神经症人格倾向的整体结构。只是，探索这些潜意识的具体方法，我们还没有谈到。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为了治疗神经症病人的精神疾病，精神分析师和病人必须要承担何种任务。